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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织品、木材、茶药等商货运往荆湖、江淮等地,甚至途经杭州、扬州、润州出海,远销海外藩国。

    徐怀以司空府掌控朝政之后,并没有大幅提高江东、江西、荆南、荆北以及浙东的税赋,五路度支使司每年所纳租赋钱粮,大体保持在第二次淮南会战期间的水平上。

    一旦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大越立朝以来以文御武、以文治武所形成的心理惯性,也必然会再度抬头。

    司空府此时对这三路也是鞭长莫及,徐怀也没有想着去开拓这三路的税源。

    一方面将卒总的军饷规模没有提升,甚至还拿授田取代以往耗资极巨的军功赏赐。

    当然了,收复汴梁之后,朝中立即就有很多还都的声音。

    现在又收复河洛以及郑汴等地,这一块的开销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节减。

    迄止绍隆七年,南阳、襄阳及荆州四县,外加南蔡,清除征没,加上荆北等地大规模修建垸堤垸寨,六七年间总计新得官田八百万亩。

    除了江东、江西等五路之外,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以及福建路地处荒僻,人丁稀少,每年所纳钱粮有限,天宣年间以前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

    襄阳城东有一大片泥沙冲积形成的滩地,鱼梁洲与之隔江相望,乃是鱼梁坪。

    此时进入修造阶段的泌襄大道,乃是徐怀构想中南北主干道的一部分,未来需要继续往北、往南延伸。

    唐白河作为云阳、泌阳南下襄阳的主要航道,不想中断航运,又要保障陆路通畅,就必须建造大型铁桥,而其他相对次要的河道,短时间内则可以架设浮桥,节省建造成本。

    不过,为了避免过度消耗民力,徐怀推动大规模工造上马,从来都是采用征募相结合的方式,从来都没有以强征徭役的方式,强行驱使民众做无偿的重体力劳役——对战俘的奴役除外,即便是战俘,在完成一定年限的苦役劳作之后,也会恢复庶民的身份。

    到时候司空府还想继续以行营屯驻区的名义,直接掌控河淮乃至河东、关陕、河北等地的屯垦建设,与士臣士绅的矛盾极可能会再度激化。

    对骁胜、宣武、靖胜三军近十万将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将卒家小现在基本上都能保证粮食等基础生活物资的自产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军饷去购买飞涨的高价粮——将卒家小种植的粮食、棉花以及养殖桑蚕甚至还有一些富余,由司空府出资征购。

    同时还会在鹿门山以北建造选锋军第三镇驻营及训练地,先将汉水以东、鹿门山以北十数里方圆的建设土地都圈占过来。

    增涨最快的,主要还是营舍以及各种军塞防垒的建设投入。

    中枢目前每年从南部诸路征纳三千两百万贯钱粮,要比汴梁失陷之前高得多。

    第四阶段就是第二次淮南会战过后,徐怀实际拆散淮南西路,一方面将庐州、舒州、和州等淮西南部诸州县并入江南东路,一方面将淮西北部的寿州、光州、濠州等地纳入行营战区管辖,大举迁入靖胜、宣武、骁胜三军将卒眷属进行安置。

    西蜀路的赋税,主要供应东川路、西秦路的战事;浙西路此时基本为葛氏割据,而淮东路的租赋钱粮,目前也是由韩时良其部自征自支。

    绍隆帝登基,徐怀以南蔡招讨司的名义,在剿灭洞荆匪乱时招抚上百万流民,又迫使绍隆帝同意将荆江以北的地域划入京襄路,同步开启在南阳、襄阳、荆州大规模清田、屯垦工作。

    除了作为屯兵参与操练,会发放少量的补助外,一旦征募为工辎兵,所发放的饷钱也会保证略高于耕种所得——对于早前生计没有着落、四处颠沛流离的流民来说,以及接受一定苦役惩戒的战俘来说,已经是极好的待遇了。

    就整体而言,军资开销相比较绍隆六年以前并没有多大幅度的增涨。

    自北而南的唐白河在流经整个南阳盆地之后,也差不多是在这个直角大拐弯的顶角处流入汉水。

    除了避免过度使用兵马、有可能会出现重大伤亡外,最主要的还是消化这新增的百万辎兵,需要时间跟过程。

    不过,即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赤扈人驱逐出中原,形势也未必会往有利于司空府的一面发展。

    后续还会将司空府、襄阳学舍以及平凉郡王府等建在东岸。

    这些预备兵员,农时作为屯兵参与各屯寨的耕种劳作,由屯寨乡吏组织基本操练;闲时作为工辎兵进行集结,参与各项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或保障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需求。

    扣除中枢每年八百万贯的度支,诸路每年上缴中枢还有两千四百万贯租赋钱粮可以开销,则直接掌握在以史轸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手里,也基本上能覆盖掉靖胜、宣武、天雄、骁胜、选锋五军总计十五万战兵、五万诸路州府轮戍兵马以及各条防线上总计十五万守兵的军饷、兵甲装备、营舍防垒军寨建设等军资开销。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垦体系日益庞大起来。

    绍隆八年,司空府所管辖的官田佃租及田税收入,在扣除地方屯垦、水利道路修缮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开销后,还额外向司空府上缴包括两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在内的大量物资——这还不包括司空府额外出资,从各屯寨民众手里低价征购的四五百万石粮食。

    现在也不可能直接上手就建新城,除了鱼梁洲铁桥以及泌襄大道南延线等大型工造外,前期会在汉水以东建造京襄最大规模的商货中转码头及储运地。

    也迫使朝廷在兵饷外,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赏赐,才能保障将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在绍隆六年以前,仅内廷养着五六千名内侍宫女,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开销,一年就要花掉七八百万贯;虽说这相比较天宣年间的内廷开销,已经是大为节省了。

    司空府此时未必就没有能力杀入关陕、河东,或兵锋直指濮魏,迫使平燕宗王府的兵马进一步往北退却,继而收复京东东路(今山东)等地。

    不过,随着洞荆匪事的剿灭,南方诸州县的治安状况日益得到改善。

    自徐怀崛起于楚山以来,所有征没强豪、新开垦或收复的田地一律收为官有,然后由行营或制司出面组织人手大规模建造屯寨,并委任乡吏主持。

    倘若现在就急着对赤扈人进一步用兵,军事行动受挫,司空府与徐怀个人的威信受损,则是必然的。

    赤扈人被驱出中原,朝野很快就会丧失继续对赤扈人用兵的强烈意愿,朝堂的重心就需要从征战转移到建设上来——此时襄阳已经有一些还都汴梁的声音,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

    襄阳老城位于砚山(荆山余脉)与汉水之间,地形狭仄;文横岳主政期间,又在旧城以西,于隆中山北麓与汉水之间拓建新城。

    这不仅使地方所能截留的税收开始有所恢复;各地民生相比前些年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目前靖胜、天雄、骁胜、宣武诸军又收复包括河洛在内的京西北路北部、西部地区以及京东西路南部地区六个州府,目前初步估算再次收容降附汉军军户及驱口总计约一百八十余万口。

    不过,全军兵甲装备却出现质的提升,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战械的制造。

    鱼梁洲东面,迫近汉水东岸的鹿门山,乃大洪山余脉,亦是汉水东岸郢州北上南阳的门户之地——鱼梁州南侧的石滩地,因为地脉与鹿门山相接,又名鹿门滩。

    各地的主政官员或主动或被动,近年来也采取诸多清田平赋、打压豪强、开垦荒地、安置流民、扩大税源等措施。

    在这一系列的工程完成之后,除了汉水东西两岸有固定桥梁连接外,舟船又可以从铁桥拱洞间通过,不会中断航运,才可以说是初步打通襄阳的水陆交通瓶颈。

    不过,绍隆八年年底,除了襄阳城西卧龙集渡口照旧例架设起一座浮桥外,襄阳府衙又征募辎兵民夫在城东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架设了一座浮桥。

    泌襄大道南延线,则是经鹿门山往南,沿着汉水东岸,往郢州、复州、鄂州境内延伸,直抵长江之滨。

    襄阳每年秋冬都会在城西架设浮桥,方便与北岸樊城(邓城)的车马陆路往来,汛季汉水大涨时或者有大宗物资需要直接运往上游的金州、汉水等地,浮桥就都会拆除掉。

    三年时间里,这些地区复耕、开垦的荒熟田高达六百万亩。

    不过,最终以史轸、韩圭、刘师望、陈子箫等人为首的司空府众人,此时还是坚决反对激进的用兵策略。

    然而就算如此,中枢岁入也差不多能覆盖全部的军资开销了。

    先秦时有人在沙洲的边缘用土石横截水流,留下几道缺口,以竹木所制的鱼篓放置在缺口后捕捞鱼获——古时这种捕鱼方式名为鱼梁,于是这座沙洲千百年来被人们称之为鱼梁洲。

    司空府对三大行营驻防区收容民众初步进行统计,两百八十万口,十五岁到五十岁的青壮男丁总计约占到一百二十万。

    当时除了兵甲战械制造、军粮输纳存在大量的贪腐现象,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将卒没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随着流民大规模涌入,农耗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粮价暴涨不休,吞噬掉将卒们看似可观的兵饷收入。

    不过,此举除了不过度消耗民力,滋惹民怨外,除了确保充足的预备兵员外,还能同时使得新的工造项目及新的屯垦、防线建设,能持续不断的滚动下去。

    泌襄大道北延线,经方城延伸至叶县的砂石路已经同时开工建造,后续还将贯接襄城、许昌、长葛、新郑,延伸到郑州治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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