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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包括刘衍、王番在江东、浙东两路的清田成果，也不包括颍州大捷之后，防线推进颍水沿线新增的辖域，更不包括收复河洛、郑汴等地可供开发的耕地。
这时候世人才恍惚大悟，襄阳府衙这是要在渔梁洲与鹿门山之间建造大铁桥。
在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的东水道之上架设浮桥，虽然说没有完全将汉水水道完全封闭起来，航船还可以通过西水道前往唐白河水道，但对日益繁盛的船运也有所妨碍。
现在赤扈人还没有完全从中原退走，司空府又接连斩获大捷，收复失地，因此江淮、荆湖的地方官员、士绅，都表现得极其温顺、配合。
汴梁失陷以来，中枢岁入也主要依赖于这五路所上缴的钱粮租赋。
即便将汉军军户里的青壮撇除掉——这些人不值得信任，还沾染同袍的鲜血——以往被当成驱口奴役的青壮男丁也有将近百万。
之所以将襄阳大桥建在汉水转折南下的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除了借助江心鱼梁洲大幅缩减铁桥的建造体量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原因，就是鱼梁洲东西两侧的水道，汛季时东水道受水流冲击最弱。
千百年来，汉水及唐白河上游数以亿计的泥沙冲积而下，在这处大湾里沉积形成一座南北绵延近二十里、东西宽十一二里的江心大沙洲。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缴四百万贯赋税。
除非徐怀到时候愿意以更激烈、严厉的手段，对朝野士吏进行血腥清洗，要不然史轸、韩圭等人都主张对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的军事行动，还是放缓三五年或七八年为好。
而这是司空府执掌天下不应该去省的步骤。
这些年来，在扣除逾三百万亩军功授田，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辖的官田总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亩。
修建渔梁洲大铁桥，就需要先在渔梁洲与鹿门山之间的水道上下游修筑大堤，将水排空后在河床上建造三十组超大型桥墩，然后将一段段拱形桥梁架设到这些桥墩之上，连接渔梁洲与东岸鹿门山的陆地。
而襄阳城南面受阻于砚山、隆中山、柳子山，北面受阻于汉水，没有拓展的空间，同时襄阳城与更为广阔的南阳盆地以及荆湖北路的随郢安黄等州，被汉水阻隔——哪怕鱼梁洲大铁桥建成之后，也是远远不能满足作为帝都的陆路交通需求。
颍州大捷后，防线推进到颍水沿线，接管陈许颍等州县二十余座城池，新建上百座军事驻塞。二十多万兵马要进驻新的驻地，营舍垒塞等方向的建设，半年多时间就投入了近五百万贯钱粮。
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的东水道宽一百五十丈，此时京襄工造再强，也绝没有能力直接建造横跨一百五十丈的超级铁桥。
并非说心里想着还都汴梁的那些人，就已经站到司空府的对立面去了，而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帝国重心往建设方面转移，必然导致更擅长政务的士臣、文臣重新变得活跃起来——不管是主动的，还是无意识的。
建继帝登基襄阳之前，徐怀带着楚山众人，吃尽辛苦才在桐柏山南北岭开垦五六万亩坡地，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不计成本在溪涧里修筑堰坝，但这也是为楚山后续的水力工造发展奠下基础。
当然了，推动一系列超大型工造建设，朝野也有很多劳民伤财的批评。
司空府也可以名正言顺的高举“驱逐胡虏、收复中原”的大旗，要求朝野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用于军事行动上来，确保帝国的重心都是为了保障一次接一次的军事胜利。
整个工造体系发展到今日，除了维持自身正常的发展及扩张外，每年还能为司空府上缴逾八百万贯的税利。
这就保证原骁胜、宣武、靖胜三军十万将卒及数十眷属的生活水平，相比绍隆六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建继年间，除了开垦出四五十万亩坡地山田外，也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有能力控制箕山与伏牛山之间的汝州槽形盆地以及汝水、明溪河与桐柏山北岭、大复山、灯台架等山围合的平川地区，楚山在平原地区直接控制的耕田，也一下子激增到三百万亩以上。
放缓到司空府初步消化河洛、汴郑及徐宿地区之后；放缓到司空府总规模扩编到二百万的屯辎兵经过多轮规训，初步形成对司空府的向心力；放缓到江淮、荆湖士绅敢跳反，司空府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毫无顾忌将他们掐灭……
然而这一切，都依赖于司空府日益强力的财政收入进行支撑。
兵甲军械等装备总的开销，也非但没有大幅提升，还有所减少。
司空府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将未来帝都的新城，建在汉水、唐白河以东、鹿门山以北的开阔地带，这样除了泌襄大道作为贯穿帝国南北的主干道能尽可能拉直外，还能节省在唐白河下游建造一座超大型铁桥的巨量投入。
等到那个时候，司空府再出兵收复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不仅更轻而易举，之后很多事情，包括禅让，也都会变得真正顺理成章起来……
整个襄阳城加起来，东西长逾九里，南北约有四里纵深，放在以往可以说是一座大城，作为帝都所在，显然还是太狭仄了。
这主要也是战线推进太快了。
又由于宿卫禁军裁撤之后没有新设，再加上内廷开销大幅缩减，目前中枢度支主要用于朝堂上诸部院司数千文武官吏的俸禄及各种公帑钱，每年总的开销缩减到八百万贯。
至少要铺垫三五年，等东岸建设稍微有些规模之后，又或者说司空府进一步掌握朝野局势，等满朝文武都在襄阳扎根安定下来之后，再正式抛出帝都新城的建设方案不迟。
汴梁失陷后，建继帝在襄阳登基，这三路每年所纳钱粮也仅有两百余万贯。
唯有立下战功的将卒，才会得到直接的授田，不需要额外上缴佃租，还可以减免一部分赋税。
鱼梁洲大铁桥，乃是泌襄大道衔接襄阳城的要冲，择址于此，也方便泌襄大道将来沿着汉水东岸往南延伸。
唯有做到这一步，这条大道才算是初步将帝国的南北部贯接起来。
以往将中路防御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两千万贯钱粮，却未必能覆盖淮河防线的巨大开支，甚至十数将卒及眷属的生存环境还极为恶劣、困苦。
专门征募从事工造的工辎兵，哪怕发放的饷钱再微薄，也会保证略高于同期的耕种收入。
虽说战争令河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但幸存下来的人口里，青壮男丁占比又极高。
鱼梁洲将转折南下的汉水一分为二，东水道乃是通往唐白河口的主航道，西道乃是通往襄阳城北津渡的主航道。
此时除了襄城、召陵、确山等地恢复县治，许昌、宛丘、项城、沈丘、汝阴、淮川、焦陂等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屯寨屯垦建设，容纳颍州大捷之后收俘、收容的降附汉军军户及附庸于汉军军户的驱口，总计约九十余万人。
又由于鱼梁洲与鱼梁坪之间的水道更为开阔，宽逾四百丈，同时还承接汛季猛烈的洪水冲击，短期内不适宜建造超大型铁桥，到时候会用固定的浮桥连接鱼梁洲与鱼梁坪两岸。
现在要在汉水东岸，为帝都建造一座新城，很显然消息走漏出去，注定会引起一片哗然。
既然屯寨、屋舍，以及开垦耕地所需的种种农具，乃至耕牛、种子，以及赖以生存的口粮，都是行营或制司供给，最终的官田收成，耕者自得一部分，但也要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税赋、佃租上缴官仓。
因此，徐怀与史轸、韩圭等人商议，决定新城的事目前只做不说。
世人正疑惑间，等绍隆九年的年节过后，府衙又征募上万辎兵、民夫在鱼梁洲浮桥南北两侧筑起大堤——从鱼梁坪东滩开采卵石，用竹编大篓承之，沉入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的水道之中截断水流。
即便是取了一些巧，鱼梁洲大铁桥不要说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放在当下也是超乎绝大多数世人想象的超级大工程——虽说京襄这些年也积累了不少铁铸修造的经验，但以往所造铁桥，最宽也不足鱼梁洲大铁桥的三分之一。
汉水自西往东流入襄阳府境内，但在襄阳城的东北，近乎是拐了一个直角大弯，流向折转南下，往郢州、复州境内而去。
司空府规划襄阳新城时，主要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将北岸的樊城并入襄阳，一是在汉水东岸、鹿门山以北的枣阳县南部地区择地建城。
屯垦体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年额外上缴大量的物资，也不仅仅是快速恢复地方上的农耕生产，更不仅仅方便新的工造技术优先在屯垦体系内部进行大规模推广，更为重要的是为司空府成功锁住近百万规模的预备兵员。
这也就意味着，将这些人丁都纳入司空府的屯垦体系中来，预备兵员规模将再激增一倍。
除了归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属以及收俘后经过一定惩戒的战俘，都统统编入各屯寨参与垦荒耕种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坝等公共工程的开凿、修造。
包括铁盐茶布等商货的榷税在内，五路一年差不多每年能为中枢提供近三千万贯的岁入。
看似司空府在诸多巨量的工造开支之外，还为此承担额外的成本，令司空府需要适度扩大借债才能维持度支。
现在除了每年三千多万贯钱粮的中枢岁入，由五路度支使司与户部共同执掌外，司空府还直接管辖京襄路、四大行营驻防区以及新收复的州县。
京襄工造日益繁盛，鱼梁洲东水道也是越发的舟楫如林，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艘商船途经于此，将云阳、泌阳等地所产的铁器、棉纱、棉毛织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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