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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和教育学两科有三四位女教授。每一部门除教授外，都还有一位助教。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在西欧各国，尤其是英法两国，有非常丰富的图书馆供你作充分检讨的参考，原不必到苏联去听讲；但是这次暑校各科的讲演内容都注重当前的事实或实际情形，作较有系统的研究，并非仅是抽象的原则上或理论上的讨论，这却很有助于我们实际考察时的参考。可惜我因时间及经济的关系，只选听了社会学一科。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这班学生听讲的时候，尤其在讨论的时候，那种聚精会神的态度和质疑问难的精神，那种真是出于求知欲的不怕麻烦不知什么是麻烦的精神。教授也同样地有不怕麻烦不知什么是麻烦的精神。社会学一科里有一位勒费特教授（Prof
Levit）尤其得到我们的信仰和敬爱。他在上午上了两小时的课，学生听了还觉不够，他便答应在几个晚上七点后再聚拢来开讨论会，由学生发问，由他解释，尽量作无顾忌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会本来只打算一小时，但是每次一讨论就讨论到四小时之久；如果没有人偶然看看表，简直把时间都忘却了！他的演讲和解释，不但学识丰富，判断敏捷，而且充满着诚恳的精神，热烈的情绪，不但使你明白，并能使你感动。我国形容良师所谓“诲人不倦”，我觉得他真做到一百分！我们离开莫斯科，最舍不得的是这位我们所无量敬爱的好教授。他的课，无论是演讲或讨论，我没有一次漏过。我们每次上他的课，可以说没有一秒钟的注意力分散过。
我们上午上课，下午全用来参观。关于参观的事情是由暑校和苏联旅行社合作的，大概选择接洽所参观的各机关，是由学校当局办理，预备车辆及派定招待员（每车上一个）同往，是由旅行社办理；有许多时候，助教或教授也陪着同去，以便指示一切。每天参观的机关，总有三四个之多，有的同时出发，有时略有先后，但每机关欲作较详的观察，总须三四小时，或多至五六小时，所以我每天往往只能参观一处，有时因时间可较短的，可参观两处，但大多数只能一处，颇有顾此失彼之憾，只得就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看。关于所看到的情形，让我慢慢儿逐渐地撮要报告。
到了晚上，有时有公开的演讲会（全体学生可自由来听），有时有讨论会，有时有跳舞会（不但本校男女学生参加，还有许多苏联的男女学生参加，是我们请来的），有时我们三五成群地到校外各处去做“巡阅使”，或到充满着人群的公园里去凑热闹，所以夜里总到十二点左右才肯钻到床铺上去。我们这四星期的暑校生活可算是很紧张的了。
在这暑校里还有一件事使我很愉快的，是藉此机会认识了不少苏联的男女学生。苏联已废除了各国所通行的星期日，每月一般的休息日（Rest
Day）在六日（即第六日，下类推），十二日，十八日，廿四日，和三十日：每月共有五天的休息（遇着短月的二月，则该月末个休息日在廿四日，其次在三月一日和六日，以后照推）。遇着这样的休息日，苏联学生就请我们结队到乡间去作终日游，在河上游船的游船，在草原上跳舞的跳舞，以及各类的运动游戏，这也是一种集团的生活；他们即在平日也常到我们学校里来和我们谈话，或参加我们夜里的跳舞会。莫斯科大学设有英文科，所以他们有不少能说英语。我在这里面也交得不少男女好友，其中有一位女友简直好像做了我的临时女书记，帮我不少的忙，这对于我的考察或询问，当然不无裨益。所以我觉得无意中得到参加这个暑期大学的机会，在我也可算是一件幸事。
一九三四，十二，廿九，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