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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于三月二日上午十点廿七分钟离开荷兰的商业首都安斯特丹姆，当夜九点三刻到柏林。
一连坐着十一小时左右的火车，这在欧洲旅行中算是比较地长久的旅程了。一个车厢里的座位可容八个人，进门分左右座，每旁四人，门的对方是个窗口，窗下有可升降的小桌子两个，这是欧洲各国火车大同小异的布置。这天我所乘的这个车厢，最初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近窗的一个位置，后来陆续进来了三四个，都是男子，不久车过洛特丹姆时，有个女子上车进来，坐在和我的座位适成对角的近门的那个座位上。这女子很有健康美，两个晶莹的蓝眼睛，两颊桃红色的白润面孔，一头蓬松的黄金发，都颇动人，就是稍稍肥胖了一些。我和其他几个男子都在看书，独有这个女子眼珠滚转着东张西望，瞧这个，瞧那个，但全车厢里都没有人谈话，静寂沉默笼罩着全部的空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其他男子都逐渐下车去了，所余下的只是坐在车厢里两对角的我和那个青年女子。我看书也看得倦了，便把书放下，向窗外纵览车外的野景，不一会儿，那个女子移到我对面的那个也近窗口的座位坐下。旅行的人最喜欢和各地人民有谈话的机会，我看她的态度很倜傥，便问她懂不懂英语，她欢然笑着说懂，于是才开始谈话。原来德国的中学和法国一样，除读本国文外，在法还要学习英德两国的语言文字，在德还要学习英法两国的语言文字。
他们学习这两种外国语的重要目的都偏于养成阅看书报及翻译的能力，对于会话不见得都很高明，但因此一般中学毕业过的男女都大概能说几句。我所遇着的这个德籍女子，后来由谈话里知道她是中学毕业过的，所以除她的本国语外，法语和英语都能说几句，在她的意思，她的英语比法语好，我听起来虽觉得还有不少牵强处，但至少是可以传达她的心意了。她说从来未曾和中国人晤谈过，初看见我的时候，以为我是日本人。我们两人把彼此的话匣开放了之后，一谈就谈了几点钟，她的谈天的劲儿，比我还要好。我们起先谈些荷兰的景物，后来她把身世以及个人的婚事等等，都和盘托出地，全都告诉了我。德国女子的坦白豪爽，确为他国女子所不及，虽则她在谈话若干时间后，对我表示特别的好感和信任，她说从来未曾和中国人晤谈过，不料一接谈即觉中国人是好朋友。
这个德女年龄廿五岁了，父早死，母再嫁，她中学毕业已八年了，这八年来就在柏林一个化妆品公司里任事，已升到一部的主任，常被公司派到国外去开展览会，替公司推销货品，最近是被公司派到荷兰洛特丹姆去干这同样的职务，才结束遄回柏林的。听她所谈，对于她公司的事务布置得有条不紊，看去她似乎是一个很有干材的女子。她说她已定婚了，未婚夫的年龄比她大得多，三十八岁了，我乘这机会说：“那你年青多了！”这句话探出她自己的年龄，说是廿五岁（西俗对初交女子不应直问年龄的）。她也乘这机会问我的年龄，我说“你猜猜看！”她仔细对我相了一下，说大概廿六岁。她自以为猜得很准，不待我承认或是否认，便又很柔婉地谈说她自己的事实，我只凝眸微笑着静听她的话语。
这位E女士定婚已四年了，她的未婚夫S君原是一个无线电公司的经理，每月有五百马克经常的收入，自备了一辆汽车，在四年前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几个女友在某跳舞场的时候（这种跳舞场里的女子都有母亲陪伴着，算是正当交际的一种地方，和“狂蜂浪蝶”的跳舞场又不同），桌子都没有空的了，S君刚巧也和一个朋友同到这里来，因她的桌旁还空着两个位置，便得到她母亲的许可，加入共谈。S君对E女士一见倾心，第二天就到她家里来（当时也就是在她的母亲的家里）访她，第三天就提议定婚。她说婚事那有这样快，不许，后来做了两个月的朋友，她的母亲和后父都极力纵恿，便定了婚。不料S君在定婚之后，正是世界经济恐慌的狂潮开始的时候，各业大概都受着影响，他的公司也在这“狂潮”中倒闭了，他便失了业，一失业就失了四年，迄今虽千方百计，仍是不免失业，因此定了四年的婚，直至如今还未能结婚。
她说不但她一个人遭此厄运，她有女同学九个都已定了婚，都因为她们的未婚夫陷入了失业的队伍，大家都未能结婚。她的那个笑靥迎人的面部忽而装作苦脸，说照现在的情形看去，恐怕十年八年无法恢复经济的原状。我说你们新结婚，只须实行节制生育，生活也可比较地简单，结婚似乎也不妨实行。她说不然，依希特勒新颁的法律，男女结了婚，只许男子就业，女的便须做“家子婆”（英文的Housewife，用上海话的“家子婆”译意，似很确切），倘若她就结婚，S君既未能得到职业，她还须随着失业，如何得了！这是经济问题，我却无法代为解决了。
她说她近来对于自己的事情，愈想愈烦闷，因为她屡次被公司派到国外去推广货品，她的未婚夫很不高兴，疑心她有别的男朋友在外国，常常和她吵嘴，最近她在荷兰写了几张风景明信片寄给他，一个复信都没有。我说这是你在职务上不得不做的事情，尽可解释给他听。她说因为他疑心重，无论如何解释，他都不能释然。我说幸福的婚姻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男女两方均彼此真能爱，真觉得彼此可爱，你对他的爱怎样？她说他爱她比她爱他多得多，时常怕她解约；他曾对她说，如果她要解约，他要用手枪打她；而且她的父母也不赞成她解约，如她解约，他们便要和她断绝关系，我听了她这些话，知道她对于自己的婚事是很勉强的；她虽然在经济上已全能自立，但仍受着社会环境的束缚，时时在矛盾的心理中感到无法解脱的苦痛。还有一点也很可以注意的，希特勒的国社党的重要政策之一，是极力提倡人民多多结婚，多多生子，而在实际却是反而减少了结婚，也减少了孩子的生产。
后来我们谈到学习德文的事情，我说在欧洲旅行，只懂英语，随处碰壁，很不舒服，所以我颇想在德的时候，分一些工夫出来学习一些德语。她听了自告奋勇，说她在晚间可腾出工夫教我。我说你有了那样多疑的未婚夫，此事不很妥当罢。她说不要紧。我说倘你能实践两个条件，我可到你那里学些德语。她很焦急似地问什么，我说第一须征求S君同意，倘若他觉得有一些勉强，即作罢论；第二是每次教我的时候，最好须请她的未婚夫也来陪伴着。关于第二点，我说并不是我们自己不信任自己，实因为多疑的人往往无理可讲，我不愿增加他们的纠纷，所以要这样做。她都答应了。
火车进柏林第一个车站时，她移过来和我并排坐，时时握着我的手，叮嘱我到柏林后一定要去找她。我说我要来探问你的未婚夫许不许你教我德文，一定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女性这样热烈殷厚的友谊，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我们两人在车里那样畅谈了大半天，别个车厢的外国客人偶尔走过我们车厢门口的时候，都很加以特别的注意，尤其是有两三个女旅客。E女士笑着对我说，他们以为我们是夫妇哩，所以那样注意。她说后颇有洋洋得意之色，我心里暗笑，这有什么得意！不过看她那样坦白豪爽，丝毫不避什么嫌疑的天真态度，却感到浓厚的兴趣。
车到了Charlottenburg一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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