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想史上的革新。孔子，也是一位革新家。
不过，这一说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书经》《诗经》等书知晓孔子之前的思想和信仰。然而，这一前提是确切的吗？如我们在前面几次表示过担忧的一个问题，倘若这些书都是成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的作品的话，那又该怎么处理这一问题呢？这样一来的话，思想史的顺序就完全颠倒了过来，孔子作为革新家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这绝不是一个大胆得过了头的观念。即便暂且放下《书经》《诗经》在孔子之后这样的想法，至少《礼记》一书成书于汉代，恐怕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对意见吧。从这本书来看，那些所谓孔子之前的思想信仰，事实上显著地存在《礼记》之中。我们可以以《礼记》为材料，抽取出非常原始的信仰和祭祀仪式。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汉代的易和道教均非常盛行这一点，再考虑到孔子以人伦为中心，彻底地贯彻了理性，可以说，汉代的思想反倒是更接近论者所谓的“孔子以前的思想”。将这些情况合往一处来看，很难直接同意上述论者的说法。
不过，我们也不能直接断言，孔子就绝非一个革新家。这当然也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孔子最古老的传记之中，孔子完全没有被描绘为一个革新家，这一点才是值得注意的。孔门众弟子从来没有说孔子提出了任何新东西，甚至可以说，弟子们强调的是，孔子复兴了很多古老的东西，使其死而复生，或者想要将其重新确立起来。这当然也有可能并非孔子本人的倾向，而是孔子弟子们的倾向。然而，无论如何，《论语》中越是偏后的部分，越是能清晰地看到，有一种倾向是，将过去视为黄金时代，将过去作为一种理想，作用于现在与未来。孔子正是这一思想运动的起点，这样的一个孔子，无论如何都很难被视为一个革新家。
本来，对孔子的复古主义而言，是需要严密限定的。相当于《论语》中最古老部分的《学而》《乡党》这两篇中，对夏殷周的文化也好，尧舜的故事也好，一句也未曾提及。然而，到了相当于其后七篇总论的《为政篇》里，已经提及夏殷周之礼了。而后，到了以礼为主题的《八佾篇》中，这一点已经以一些不同的形态展现出来了。如果将这些部分并排起来，就如下所示：
（一）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二十三》）
（二）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九》）
（三）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十四》）
这三者一致的地方在于，均是对周的文化和风俗进行赞美，然而其差异点在于，夏殷之礼，虽然据其损益，应当可以知晓，但是并无证据可以将其明明白白地呈现出来。恐怕在（一）当中，孔子想要说的是，周的文化，保存了夏殷文化中的优点，虽然因为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动，但其恒久的价值却始终保存了下来。这样来看的话，就和（三）是一样的意思了。不过，如果要说能够知晓夏和殷的文化的话，在文献方面存在不足。（二）中所说的意思，十分值得注意。孔子明确说自己知晓周的文化，并且说“吾从周”，然而夏和殷的详情，则无法明了了。正是因为不能将其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所以孔子即便想谈夏殷两代，却还是什么都没说。孔子明明连夏殷都不谈，却要去谈一个更遥远的尧舜，这一点能够得讲得通吗？果真，在河间七篇中，除了《雍也篇》的末尾部分出来了一个尧舜的名字之外，尧舜从未出现过。不过在这一章中，其实即便将包含尧舜之名的那句话删掉，对该章整体的意义也没有任何损害。甚至可以说，把那句话删掉，全章的意思反而能够更明白一些。这一倾向实则不仅仅局限于河间七篇而已，《论语》下论十篇当中，没有涉及尧舜故事的总共达到了八篇。整本《论语》，涉及尧舜的篇章，除了上述《雍也篇》之外，也只有《泰伯》《颜渊》《尧曰》三篇罢了。而这当中，《颜渊篇》的尧舜故事，在子夏的话里面，《尧曰篇》和《泰伯篇》，则无法判断究竟是谁讲的话，实在有些暧昧。孔子本人讲出来的尧舜故事，只存在于《泰伯篇》中的两章而已。这样来看的话，《泰伯篇》和《尧曰篇》属于《论语》当中最新出现的一个历史断层，已经一目了然了。《论语》本身所存在的这一事实，再加上尧舜的故事越是在孔子传的晚近部分，越是以浓墨重彩的形象出现，以上两点合而观之，则基本上可以肯定，孔子本人根本就没有说过尧舜的故事。
从以上结果来看，孔子所代表的，就是他眼中的周文化。尧舜、三代之初的故事，只不过是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产物而已。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周文化也汲取和保存了许多先前的文化，但对孔子而言，这部分均是文献不足征的内容。这一点更是可以证明，孔子所理解的前代文化，并非那些在日后才产生出来的尧舜和三代的故事。此外，孔子所尊重、所强调的周文化，其相关文献，最古的也不过就到《论语》这里为止了。这样的话，对我们这样的后来人而言，孔子直接就站在了中国思想史的起点上了。正是因为诞生了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故而我们可以推想，在孔子之前，或者与他同时代的时候，也肯定会有很多的思想家出现。但这终究只能是单纯的推测罢了，我们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当然，我们也没有证据说，除了孔子以外，这样的思想家就一个都没有了。《论语》当中也有几次问及孔子的老师是谁这一问题，但其回答基本上都是持否定的态度。这一事实，多少也可以算作证据吧。
孔子虽然代表了周的文化，并且持有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但依旧是一位原初型的思想家，这就体现了孔子在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其他三位人类的教师，均没有这样的特点。不过，在孔子之后，不仅孔子学派出现，诸子百家也纷纷现身了。简直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对于人生，各种各样的思考都被穷尽了。站在这样一种思想史的成熟期的潮头的、原初型的思想家，自然通过这样一种思想上的关联，而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活成了永远的思想家，这便是孔子。
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究竟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我自己完全没有兴趣来一一“叙述”他的思想。对于那些想要接近孔子思想的人而言，还是反反复复熟读《论语》为好。整部《论语》，相较于现在我所写的这本书，分量还要更少。此外，对于阅读《论语》的方法，我还想讲一点可能会起到参考价值的东西。《论语》中藏有无数的珍宝，而且是不能用其他的语言来重新讲述一遍的。而且，这些孔子的话都凝结成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句子，唯其如此，原初型的思想家孔子才会成为一位永远的思想家。那么，我想要在这里就孔子的语录这一特殊形式好好讲几句，作为这本小书的结尾。
毫无疑问，《论语》中孔子的话，都是为了传递孔子的思想，然而，这并不是单纯地将一些具备客观意思的内容，以一种符合逻辑的方式讲述出来。孔子本人，在向弟子说教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将他的思考建立在一种缜密的秩序之上加以论述，但就《论语》而言，书中所收录的均是那种短小的、格言式的命题。这当中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记录的是孔子和弟子之间的问答，还有一种则是完全独立的命题。问答，是和孔子的言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问答，不是用语言将一种定义确切、毫无歧义的思想表现出来，而是以孔子和弟子从人格层面的交流为背景，展现一种活生生的对话关系。由此，在对话之中，孔门弟子们的人物和性格，其问答进行时的境遇等等，均可以被掌握到。这就成为这些对话的一个背景，并为这些对话的命题带来了更多意蕴和话外之音。然而，孔子的对话，并不像是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对问题进行一种理论上的展开，而是以弟子问、老师答这样的形式就能完结的对话。也即是说，这些对话都是一个回合即决定胜负。因此，这些对话只针对关键之处展开。孔子的回答，以一种非常简洁、锐利甚或是一种立意新奇的形式被刻画了下来。有关这一点，我们其实已经三番五次地举例加以说明了。我们在阅读、玩味这类问答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思想的运动，而是能感觉到，我们和那些孕育了这些思想的人，有了活生生的接触。
孔子的话语中，即便不是这种以问答为核心的命题，而是那种完全独立命题，也有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让人直接感受到其相关背景的力量。例如：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二十六》）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不在其位的人，往往也就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他们在批判或操纵政治时，往往是因为反感在位者，或者是受到名利的蛊惑。出于这类主观动机，他们的言语、行动大多没有什么责任感可言。这样一种情形，无论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常常可以在自己身边见到。又或者是：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二十八》）
这一句话乃是基于大众喜好附和、喜好趋同这样一种痛苦的现实。这样一种现实，对任何时代的人而言，都是一样的。这一类的例子，可以举出太多太多。不过，无论是大众喜好附和趋同也好，还是站在无责任的立场上的人往往只会说出一些空疏的政论也好，如果想从正面入手，加以详细论述，肯定都会变成非常长的长篇议论。如果是苏格拉底的话，就会进入这一议题，然后一骑绝尘地议论下去吧。然而，孔子的话里，常常是将这些问题藏入背景之中。就这样，孔子往往将详细考察后得出来的结果，悄悄地置入前提，至于面对这一问题，最应该采取的对策，他往往只干净利落地选出最简要的一点，将其展现出来。
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便是所谓的格言，也即是说，在漫长的时间，无数的人都做过同样的事情，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过去，寺田寅彦[8]氏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国的国土之内，一家住宅的建设方式，一个村落的选址方法，往往藏有许多同地震、暴风、湿气等相关的深刻智慧。这都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国民经过种种经验，自己得来的智慧，往往比单个学者的理论意识更好。所谓格言，就和这种东西一样，是关于人生诸事的智慧。这些格言并不会讲述得到这些结论的过程，也不会展现出其考察的原理。然而，格言之中并不失智慧。
孔子所讲的话当中，凡独立的命题，均像是这种格言般的东西。稍有不同的，恐怕是孔子的这些格言，都是基于一定的思想立场、伦理原则之上吧。格言一般是在民间，经过长期的淘汰之后留下来的东西，与之相对应，孔子所讲的话也经过了后代学者的反复锤炼。由此，孔子的这些话都成为一种讲述人生深刻智慧的语言，留存了下来。
孔子语录的这一特征，倘若和其他人类的教师的语录比较一番，就能有更鲜明的体现。前面列举过的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对问题自身的发展，不会在一问一答之后就完结。因此，孔子的问答均为非常简洁的形式，而与之相对的苏格拉底对话，如《柏拉图对话录》所示，完全成为一种堪比戏曲的庞大文艺形式。而耶稣的语录，则是一种镶嵌着众多优美譬喻的美丽说教，如今都凝聚在《福音书》中近乎戏曲一般的故事里。耶稣的语录当然也有一种断片式的格言效果，但就其形式而言，可以说更接近故事。释迦牟尼的语录则从很早开始就是作为法的纲要而形成的，主要是用来展现释迦牟尼说法的梗概要领，这种形式和释迦牟尼的哲学根本命题是吻合的。后世有一些镶嵌了法的纲要的故事也被创作出来，得到了更大程度发展，演变为了一些具备庞大戏剧结构的经典。如上所述，《柏拉图对话录》、《四福音书》、佛教经典等等，均超越了语录这一形式，而演变为一种巨大的、统一的作品。而《论语》说到底仍只是语录而已。简短的一个个句子、一个个问答，作为一种作品，都保持了统一。无论是《论语》各篇的编纂，还是《论语》整体的编纂，都只是真正意义上的“编纂”而已，并无在此之上的意图。也即是说，孔子的语录，具有一种真正符合语录这一形式的特征。
这样一种语录的传统在中国一直强劲地延续了下来。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值得关注的一节————禅宗，就始终用这样一种语录的形式。杰出的禅师当中，致力于将其思想以某种秩序的方式加以陈述的，恐怕当属日本的道元[9]。读着孔子的语录，头脑里头却会浮现出禅宗的语录，这在诸多意义上也是颇为有益的一点吧。
[1]这里的“一百一十二页”是就日文原版而言。所引两章为：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
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三十五》）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十二》）
[2] 《论语·八佾·十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3] 《论语·八佾·六》：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4]《论语·八佾·十》：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论语·八佾·十一》：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5] 《论语·八佾·十七》：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6] 《论语·八佾·二十一》：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7] “代蒙”（daemon），古希腊人认为存在于人和神之间的、兼有善恶的超自然存在。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曾说自己受到过代蒙的告诫。
[8] 寺田寅彦（1878——1935），日本物理学家，俳句诗人。
[9] 道元（1200——1253），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开山祖师，著有《正法眼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