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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之为伪书与否，从前已经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所以有些人以为《诗经》在秦火之后，经汉儒的窜改，添损，其本来面目，已失却不少。现在我们若详加考证起来，万不可依赖流行的本子去牵强附会的加以解释，这是无庸说的。自来治《诗经》者，大抵皆以毛诗为蓝本，不过据汉书艺文志上说：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而齐辕固，燕韩生者，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兴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据艺文志所说，现在望文生义想来，大概当时治诗经的是以申公、辕固、韩生三家为指归，而尤以鲁申公的诗说为最可靠。可见毛公的诗派，在那时并不甚著名；且不甚为一般经生所信任。辕固在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源流志中，仅仅提到“又有毛公之学”，视作附带之笔，其在汉时不甚为人注重，概可想见。何以知道当时治诗者多，以鲁申公为指归？按史记儒林传曰：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疑，疑则阙不传。”
汉书楚元王传曰：
“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又鲁国先贤传曰：
“汉文帝时，闻申公修诗最精，以为博士。申公为诗传，号为鲁诗。”
由这几条的文义看来，可知申公是汉时治诗的第一人；而且为许多人所景仰佩服。至于辕固，韩生的佳说，亦曾屡见之于汉时著作的文章里，又有专书，依我想，这三位先生的名字，在当时必高出于毛公之上。
但何以毛诗独普遍于后世呢？这大约是凭藉了训诂的力量。申公，韩生，所为的诗说，都是传而非训诂，传与训，不但字义上不同；而且是工具的应用上也不同。所谓“……至于传则释名，训为传示之传。正义以传通其义，盖古训第就经文所无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解颇为妥当。如申公，如韩生等，其为诗说，大率以历史的事实，加以考据，证明其所指，与释其意理，不甚屑屑论及名物的细微处。如现在流行的韩诗外传取来与毛诗相比，意境与所用的功力的着眼处，自不相同。因为汉时虽去春秋不远，但以征战的流徙，人民的丧乱，更因印刷术未曾发明书籍流传不易，况秦火之后，损失更多，则意揣所及，春秋时的平民诗歌，在汉时，非人人容易阅读。况诗中所用的典故名物，更杂以方言，惯语，其有待以注解处甚多。三家————申公、辕固、韩生之诗说，在一时固足以阐明旧藉中的意理，或者还可为一般人了解。不过他们只是说明大意的多，到了后来的读诗者，去春秋的时代愈远，则求知愈难。所以毛公的训诂诗说，自易为人所欢迎。这也是种自然的趋势。不过说到这里，都从根本上发生了一个问题。即毛公是否果有其人？他的诗说是否可靠？但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想并不是十困难的。
我们要知道汉时所出的伪书最多，如今所流行的经书、子书等，秦以前的古籍，若详加考证起来，大部分是不真实与曾经改窜添减过的。从来治旧学的经生，对此问题，下的答案最多，独于诗经比较上还少有疑惑之点。毛公的诗说，据艺文志上说是出自子夏，所以现在通行本的《诗经》上的大序为卜商所作，而诗谱曰：“齐人关雎释文，引沈重云：‘按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公足成’”我以为此实过于附会。孔门弟子必学诗，这是他们一定的功课。如：“不学诗，无以言”；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都是孔氏的学派的治学与实践上的一种功课。但《诗经》上的大序，却绝不是子夏所作。如今看来，不但文字不似，而且也少有证据。不过当时以一二人的传记，数千年来遂以子夏作的诗序为铁案不移。徐整诗谱畅，今亦不传。释文叙录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未列学官。”这段文字极奇怪。徐整作的诗谱畅，今早已无可考。他竟能述明子夏与大毛公受授的源流，如此熟悉，不知依据何书考得？况且薛仓子，帛妙子在古书中，愧我疏漏，不知这两位先生大名的出处。所以敢断定，是不足凭信的。毛诗周南正义书：“郑谱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则毛公的出处非一，传闻异词，已可见了。而汉书儒林传文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如此则毛公几乎成了三个人。至于大毛公，小毛公，见于汉时书籍者比比无真名，则尤为迷离惝恍。况且汉书的体裁，与在汉武帝以前的纪事，几乎全仿自《史记》。何以《史记》上会没见过毛公二字的名字？独有申公，辕固……诸人。总之毛公其人，不必有不必没有，其所传的毛诗，不可尽信亦不可全不信。至于传自子夏一说，尤属毫无证实。即朱熹后来亦为此说所骗。我们如今去叙论，只要考查用毛诗的著作的时代，及其解诗的利弊正误处，正不必斤斤去计较其人了。
汉时所窜改添减的春秋战国时的著作，大概刘歆父子，当负责不少。他们父子作汉时的太常博士，校书天禄阁，所有那时发现的古书，其考订与参阅的责任，全归其担任。况刘歆逢迎王莽，其人格亦甚卑鄙。所以经他一后改订之书，多少总有损于本来面目。或者当时亦曾有毛公其人，至其书之得流传于世，不止是刘歆的功力；恐怕他还自己添加了许多。平心论去毛诗，在后来自有其些微的价值，不过古人的著作，惟恐怕用自己的名字，所以必多方掩饰，借重他人。刘歆也许是因此心理，所以有毛诗出现。至其年代，依我臆断，当然是在三家诗说发布之后。
毛诗不尽可凭，但后来研究《诗经》的，除了根据毛诗本还可多掠取一点，更不能自己用力。所以郑玄便作毛诗笺，毛诗谱，直到以后研究《诗经》的经学家，多半逃不出毛郑的范围。但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轲已经明白示告我们以读书与批评的方法。而中国以前的读书人，只知规规于字句训诂之内，再不会撷得书中的真精神所在，遂致“扣槃扪烛”愈出愈奇；而愈不得其正解，则不能说古人的著作误人，反是后人不善读解误了古书了。
我们既知毛诗已不可尽信，则后人附会毛诗，妄加注解引证者，其为纰缪，必不能免。不过果使是仅属小谬，还不至遗误他人，而以谬传谬，遂至其用力甚勤，而误点甚多的，我们不厚评昔人；然而也不能不指数出他的大谬的特点来。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今日批评旧书与加以整理之功的最合适的方法。
毛诗既已不尽对，而又有毛诗的复古的著作，望文生义，已可令人疑惑。况且愈说复古，则曲文强解，愈将真义晦塞，这真是劳而无功的事。
毛诗复古录这部书，想来还没有好多人见过，因为作者虽生于清乾嘉时代，————正是清汉学的初盛时代，而因他不是显宦，又不是声名喧传的老先生，所以也没有当时那些经学家的大名。但据他的传看来，自然也是个躬行笃践孳孳用力的朴学者。我所见的版本，是光绪甲午年的刻本，据仁和徐琪的序上说：
“余按试高州，得吴生锡畴……询其家世，始知其曾大父回溪先生，以经术著闻。……及乡试时，锡畴来会垣之时余将往试雷琼，因先取所著毛诗复古录，捐篇授梓。……”
可知这本书虽成在乾嘉时代，而以僻邑穷士的缘故，过了一百多年方得镂板印行，可见文字的幸与不幸。使作者也与当时的浙江学者互相标榜，拔引，则此书以其宗旨所归，必久已著名于世了。
此书的作者吴懋清，字澄观，是广东高州吴川人。据陈乔森为他用的家传上说：
“……先生年十二，然诵十三经，稍长，益肆力于笺注义疏，汉唐以来作者，皆搜剔篡录，以为生古人后读书始得如是。三十四中副榜。越三年中式举人。辛未会试不第，馆京师。于是连平颜公伯寿，……皆推重之，名藉都下。先生容质朴伟，其学巨储而约举，喜深湛之思。其为人抉经源道，汇于古人之法，其沛乎独得，则又置身今人之上，而不苟随，故平无所透。癸未再报罢，遂浩然归，著书自娱。……其教人以敦行为本，稽古为先，言动必遵绳墨，时出所著诱后进，学者以列弟子籍为荣。……”
又苏州黄云鹄为他作的碣铭上也说是：
“……自十三经诸子史，国语，离骚，及形家言，皆有篡录。一书辄四五易稿。合所为诗，赋，杂文，为卷凡二百一十有四。晚得目疾，尤矻矻不止。其讲学务以身教，时出所自著诱掖后进所成就多笃学通经士。……”
这些话固然不无夸大之辞，但那时为人传的夸诞，必不如现在之甚。大抵吴懋清确是个笃行力学的汉学派的士人。在那时也正是讲学风气下的人。其人品学行，不能不使我们相当的佩服其精神。据其子孙宣崇说：
“……府君于毛诗四易稿，其泛释大意者曰‘测’，凡九养。专折一义者曰‘解’，凡五卷。罗列诸家辩核得失者曰‘订’，凡七卷。及后乃举前三种；删除冗说，精摘古义，汇为是编，曰复古录时隼盖七十矣……”
以七十老翁，尚这等热心著述不能不令人景仰。但我们却又不能因为景仰其人的精神，便迷信其著作。所以我阅过此书之后，既佩服他的用力，又惜其用力的方向的错误。
《毛诗复古录》共十二卷。在第一卷上面，例言很长。大意是他自己的见解，以毛诗为本，而以“言其不合雅训，不可不改正者，”加以改正。有些地方，却又独抒己见，对毛诗加以驳正。————但此等处较少————而又以毛诗解说男女之诗为不合，如其例言中云：
“毛序于变风，言及男女之际，多斥为淫奔。朱子集传，更加甚焉。今专据冠，昏礼释之，已去其十八九。又据左传之歌风见志；与离骚借男女之相求，比君臣之遇合，然后知郑声淫，郑诗不尽淫。……”
这是吴懋清说诗的最大要义。大抵他作这部书，确乎是在《左传》及礼书上用过工夫。他的全书的重要关键，就是一个“礼”字。如例言中谓：
“…毛序南陔以下六篇，皆为有声无辞，楚茨以下十篇，以为刺幽王伤今思古。以悉考之：即豳雅及笙诗，豳雅用南乐吹之，笙诗用笙管吹之，故编列一处。证之仪礼周礼篇章，及《左传》，悉有确据，可以订毛公之误。”
取此一条，与以下所引的一条，可以见出他对于以“礼”证时，为最富有趣味。其次则以变证诗，如其书中云：
“诗本乐章，然据周礼大司乐，推得……此一定之法。升歌三终，与笙人三终，分作间歌三终。与间吹三终造作，像春秋之散舒于外。合乐三终。堂上堂下并作，像秋冬之收敛于内。所谓旋相为宫方指此。雎鲁诗红尚传其髣髴。关元遗声谱庶几近之。因知鹿鸣之三；南陔之三；鱼鹿之三；由庚之三；关雎之三；鹊巢之三；以及文王之三；采蘋之三；出东之三；莫不皆然。是编诗之次节，本如此，因知毛公以什编诗，其例非古也。”
此等议论，不免牵强。诗经上的诗，不必皆可合于乐歌，况且仅笙歌三终，笙歌三终古音律相合，殊不足见鹿鸣南陔诸诗亦必如此。诚然诗可入乐，在古时是这样的。考墨子上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上也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大戴礼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云云，但我想孔子删诗，不独是要订采那些已经在庙堂之上定为东章的诗歌，其私家纪载，民间流行的民歌，Folk song 也必同时采入。那末，则以诗的本质言，无不可歌，因为都是发自心声，为言志志永当的，但独不是皆已列入乐章，谱成宫谱的。而吴之以来解诗，言凡诗必合于一定的乐谱，则殊为武断。
再则据例言后，他的长孙吴贡崇则注言谓：“……国风语及男女之际，则据冠礼，昏礼，及离骚托喻之说以通之。笙诗则办其未亡，豳雅，豳颂，则明其尚存。诗为乐章，则以仪礼周礼为据。歌用大吕，吹用六律，阳顺阴逆，隔八相生，则依京房排爻神法定之。……盖知人论世，则就三礼及左氏内外传以意推测，明著诸篇。……”由此益可证明他的解释，全以“礼”为根据，而辅以乐为解音的工具。自来研究旧籍的，是当会合群书，互相参证，但有时强为考证，反多妄为附会处此等例证，在毛诗复古录中最多。（说见后段）
不过吴氏的一重要可注意处，即其对于音韵的考正是。本来春秋时间作品，在现在看去，不但是文法及用字上，以后代的文法相绳，诸不相合；即字音也辗转舛误。况韵文比散文的音韵，尤难考定。《诗经》除掉几篇的清庙明堂之作以外，几乎全是平民的文学，向方言的借用，语尾的字音，必非后人所能领会。据言语学上的考证，言语不同，不独是因于地方天然的分定而声音不同；而以民族的迁徙，与时代相隔的遥远，其发音与惯语，当然有异。如英国在 Aoglo——Saxon时代的诗，其去英国近代也不过几百年的工夫，然而那时英诗及诗人，如Baowaif，Widsith，Chanoer，他们诗中用的音韵，与现在已大不相同。况且如中国自来方言的庞杂，与字义的多歧，于是《诗经》内的音韵的问题，便成了极难解答的。据吴懋清的自序说，他的音韵的参证以顾炎武为主。参江氏戴氏段氏各说，以古读及双声通之。然他于此点以得力于尔雅者为多。如载驰篇：“许人尤之，众穉且终。”吴氏注谓：“众终二字古通”，寻其意证，参以说文的音释，则颇有新解。又如羊裘篇内：“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吴注解居音据，与倨通，是解释此句，谓自我人倨倨非不相亲之意。又如楚茨章第二节内“跻跻跄跄，絜尔牛羊。……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吴自注，谓明，关章芒。本来此明字，是叶谟郎反，但类如此等细处，吴氏参考韵书，加以订正，可见其用力之细。此皆他的不可泯没处。
大概用总括的批评说起来：吴氏的注解，对于音韵及地理上的考证，尚有十之六七的可凭信。而其最大的误点，即在意理上的误解。（说见下）吴氏是中了“信而好古”的一句话的毒，他这部书虽是以毛本为根据，但他还以为毛诗原本，复古的不信，所以更证之《左传》，证之礼，乐，以明三百篇的范经，全是按定鉤绳，由礼，乐中作出的。即此一大误点，已经将全书的价值失掉。虽是用力甚动，其结果不过落得一个树新领奇，曲文强解的八个字。然而这等误点的根源，完全归罪于吴氏也，未免太冤枉了。因为孔丘有一句“诗三百篇思无邪。”其后礼致曰严，关于个人抒情的作品，皆力加粉饰。所以经过若干人的强解，遂将一部代表一个大时代的文学书，处处看作教训，与征求典章，考核礼乐的蓝本。据吴懋清的自序上，明明说“懋清晚年，酷爱毛诗，……及闻小序可去，大序不可去，岂汉唐诸儒，绝无发见，仍株守前说乎？若国风之斥为淫奔，圣人何苦存此，以示后人？近得（原稿不清————编者注）阮文达所刻皇清经解闻见渐夷”……这明明是叙述他自己治毛诗的得力处，由于见过皇清经解。在当时皇清经解这部大书，自是不容易得到的。且以流传的鲜少，其中搜集的书本，有许多为陋乡穷儒布所难得的。我们看在皇清经解中，毛诗正义序上说：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调，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这可知吴氏处处以“礼”释诗，应有所本，虽不必是纯在歌功颂德上注意，而止僻防邪的苦心，吴氏却始终未敢忘却。所以难以以前郑笺，孔疏的力量，斥国风诸诗为淫奔，而吴氏尚以为非古；尚以为圣人不能有此淫诗，必据各种“礼”去解释，于是明明是一首讽刺诗，Satiritze Poem而吴氏则讲为“魏之世家巨室。皆行男冠女婚礼，以节俭为尚，令贫者亦易于举行，恐有以俭为耻者，作是诗以箴之”。（见本书解葛屦篇）明明是夫妇夜谈不忘国政的诗，而他偏说“齐之命卿，有金石之乐者，撰为归戒，其夫为晨戒之乐章”。（见本书解鸡鸣章）如此说诗，一看便知是先有了题目而后强附诗义，本就自己的主见。由此这处，具见此书的注意之点，又可见吴氏的止僻防邪的苦心，但为一“礼”字所误，遂致如此。所以著书非难，而思想蔽于所囿，则勤苦无功，不能不令人叹惋了！
还有一层，足征吴氏熟于旧礼。他的凭生著作，共百一十有四卷，连诗，赋杂文在内。而仪礼测占了八卷；大戴礼记测占去了十三卷；朱文公仪礼通解弗一卷，外此即诗经解五卷；诗经测九卷；毛诗订本七卷；毛诗复古录六卷。这几种合算起来，已经知其著作三分之一还多了。其实再据其长孙的注言，（见上）则诗经解诗经测，及毛诗订本，等到后来将此三种，删除冗说，精摘古义，已是汇成这部复古录了。可见吴氏平生的工力，全用在诗，礼的上面。再加以拘守古人之言，不加思索，遂致处处以“礼”释诗，力求古之是复，遂铸成此大错了。
以上所说，是其书中最大的谬误。其他小节的舛解，不能一一指数。但可举出几个最明显的例证来。如关雎一篇，虽说是解经者意见不一，但大致尚以周文王求偶之诗者为多。无非各人有各人的见地，如毛诗原文谓为：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马瑞辰亦谓：“……正谓诗所称淑女为后，非谓后妃求贤也。”
戴东原则论：“……周家历世有贤妃之助，故周南首关雎，召南首鹊巢，所以正内德，慎婚姻之际。……”
总之此诗据我们现在的眼光参以古事的考证看去，则此诗明明为文王求妃之作，必可无疑。而昔也以迂拘之说，转相牵说，至可发笑。如崔铣云“太姒未至，文王不应先畜妾媵，谁与探其寤寐间事而形容之？”又有人谓：“意必文王续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颂之。”此等解说，愈趋愈歧。此诗之为文王自己所作；或为文王宫人所作；或为后来的民间所歌诵者，我以为已难断定。而他们过于信古，以为周文王也如同后来讲究理学的老先生，如见女子勃然变色的程明道，如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陈卧子，又以为周时也如后代的礼法一样，遂至说太姒未至，文王不应先畜妾媵等话。其眼光短浅，令人可嗤。又谓：“而得太姒不妒之德，”其实大姒妒否，与此诗何曾有一丝毫的关系。即为文王所作，或宫人所作，亦无非叙明文王当初求婚的热切，与结婚后的友爱。何至穿凿到好多不相干的事上去呢。我们须知论及三千年以上的社会，及其礼法，阶级，制度等，万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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