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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是东方文化很独特的产物，就其实修层面而言，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有体系的修心工夫，在起疑情的时候，可以做好开悟的准备。禅可以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形式，但是无论在体系、修行或究竟成就上面，都迥异于其他形式的神秘主义。我所指的修行，主要是就“参公案”和“坐禅”而言。
禅的修行主要是参公案和坐禅
“坐禅”，梵语谓“禅那”，意思是于闲静处，结跏趺坐，系心观想。这个法门源自印度，传遍整个东方世界。数百年来都是如此，现代习禅者仍然信守奉行它。就此而论，坐禅是东方世界最盛行的灵修方法，但如果说是和公案一起使用的话，则非禅学莫属。
本章并不想解释“坐禅”或“禅那”是什么，而是要探讨“公案”，它是现在东亚最基本的禅学特质。“禅那”原本在佛教里是“三学”之一：戒、定、慧。正信的佛教徒应该信守佛陀留下来的道德戒律，娴熟调伏其心的各种方法，并且增长智慧[1]，穷究佛教的形而上学，以认识逻辑的种种复杂关系。如果一个人无法具足这些条件，就不能说是好的佛陀弟子。但是随着佛教的开枝散叶，有些佛教徒会强调“三学”里的某一个面向。有些人着重道德面向，有些人在禅定上面下功夫，有些人则是深入经藏。禅门弟子或许会被认为是修习禅那者，但是在禅学里，禅那已经不再是它原来的意思了。因为在这种印度特有的灵修形式里，禅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根据天台宗智者大师《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所引的《释摩诃衍论》，修习禅那（禅波罗蜜）的大意是要发菩提心，也就是每个佛教徒都要重视的四弘誓愿[2]：
禅为利智藏，功德之福田。
禅如清净水，能洗诸欲尘。
禅为金刚铠，能遮烦恼箭。
虽未得无为，涅槃分已得。
得金刚三昧，摧碎结使山。
得六神通力，能度无量人。
嚣尘蔽天日，大雨能淹之。
觉观风动之，禅定能灭之。[3]
禅那（Dhyana）的字根是“dhi”，意为“觉知”“思惟”“心住于一处”，不过“dhi”在字源上又和“dha”有关，意为“持”“守”“受持”。因此，禅那意为寂静审虑，摄心不乱，系心于一个念头。因此，在习禅或修禅那时，要息诸外缘，身心安顿，舍却种种根尘烦恼。例如，饮食必须调节得宜，也不能贪睡，让身体保持轻松舒适的姿势，正身端坐；其次，要调息，我们知道印度人尤擅此道。而闲居静处以修习禅那，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应尽量避免市集、工厂和办公地区。关于调身和调心，还有许多规定和建议，详见智者大师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4]。
正如以上关于“禅那”的简述，禅门弟子坐禅的目的和一般佛教徒有所不同。在禅里头，禅那或坐禅是用来参公案的手段。禅不以禅那为究竟目的，因为除了公案以外，坐禅只是次要的考虑。然而对禅师而言，它无疑是必要的资粮，如果习禅者的坐禅功夫不彻底，那么即使他明白了公案，也无法悟道。公案和坐禅是禅的两个不可偏废的功夫，前者是禅的眼睛，后者是禅的脚。
以坐禅作为参公案和开悟的工具
在中国早期佛教里，精进的佛教徒们最早注意到的是各种哲学讨论，而诸如《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和《涅槃经》等经部，也都很早就有了汉译本。佛经里深邃的形而上学思想吸引了中国学者，远胜于经里的其他东西，或许主要是受到不世出的鸠摩罗什的影响，中国佛教徒皆热衷于看经说教，其次才是佛教的伦理学研究。当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于公元6世纪到达中国时，他甚至被怀疑是异端。佛教学者既不了解他，也不喜欢他。甚至当六祖惠能以默默无闻的岭南獦獠传承禅宗衣钵时，其他禅人并不很注意他。根据中国早期佛教的传记作品，以及当时关于禅那的汉译佛典，我们知道彼时的禅那或坐禅主要是根据小乘的传统，直到惠能下两代，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禅宗才真正诞生，并且迅速开展，使中国其他诸宗相形见绌。现在中国的佛教寺院莫不属于禅宗，而大部分是临济宗[5]。禅宗的压倒性胜利，部分的原因就在于以坐禅作为参公案和开悟的工具。
公案原指官府的判例、公府的案牍，唐代以后开始流行。现在则是指古德的逸闻，或是师父和弟子们的对话，或是师父上堂开示或提问，它们都是用来明心见性的。当然，起初并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公案，那是后来谆谆教诲的禅师们用来评唱拈弄的工具，以烛照情识昏暗的弟子们。
即使放任自然，心灵也会自己成长，但是人们不能这么枯坐等候，而总要多管闲事。他们没有耐心，只要有机会插手，他们一定会干预。这个干预有时候很有帮助，有时候则适得其反。若是利多于弊，我们会欢迎人为的干预，称之为增长或进步；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会说那是退步。文明是人为造作的，有些人不满意，会想要回归自然。呃，所谓现代的进步，绝非是全然幸福的，但是就整体而言，至少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似乎过得比以前好，也看到有改善的空间。因此，我们的抱怨一般来说不会很激烈。
同样的，在纯粹、自然且简单的禅里头加入“公案”的体系，既是退堕也是增长。但是公案既然存在了，就很难舍却。当然，禅师难免会认为他的弟子们根器不如他锐利，也比较不容易悟道。他很想告诉他们自己在悟道时的妙乐。慈母般的禅师亟思令禅众开廓本有，透脱牢关，务使他们看到悟境的未知美丽，那是流浪生死无明的弟子们几乎不能体会的。禅师们知道公案也是人为造作，画蛇添足，因为除非一个人澈见自心，否则禅的真理既无法洞然分明，也不会有创造性的生命力。但是如果说究竟真实难以觅得，那么拟似也无妨，如果任由弟子们手忙脚乱无讨头处，那么它恐怕永远无法被领会到。拟似并不一定只是权宜之计而已，里头也有它的道理，而且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因为如果合宜使用公案和坐禅的体系，的确是可以让人悟道见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它呢？
起初，禅师们有点像是自己在摸索，他们没有什么柔性的教育，不曾到大学里研究学问，但是他们心里决心勘破人生大事因缘，于是孜孜矻矻地接近一切善知识。他们向上一路，踽踽独行。当然，他们有师父，但是他们的师父不像现在学校里的老师那样处处提携，甚至有些揠苗助长。古代的禅师缺少谆谆教诲，却也让他们更坚韧雄劲。此即为什么唐代早期禅宗鼎盛，机器不凡。到了宋代，公案开始流行，禅宗的黄金时代也差不多告终，逐渐显露出衰败之相。
初心用功的下手处
以下是后代弟子们流传的第一则公案。惠明（道明禅师）请六祖惠能为他说法，惠能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6]（给我看“这个面目”，你就得见禅的奥秘。在亚伯拉罕出生前的你是谁？在你和这个家伙面对面交谈以后，你会更明白你是谁、上帝是谁，六祖要惠明和这个原初的人握手，用形而上学的话来说，那就是他的内在自我。）
六祖在问惠明时，惠明其实已经有了悟道的准备。问句只是个表相，它其实是用来打开闻法者心眼的肯定句。六祖看到惠明就快要省悟了，惠明在黑暗里辛苦摸索很久，而今他因缘具足，犹如瓜熟蒂落，只需要师父最后的提点。“本来面目”的诘问是最后必要的机下透脱，于此惠明顿时大悟。但是对功夫下得不够透彻的初学者如此诘问“本来面目”，则经常是要他们明白：他们以前视为理所当然或是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东西，其实并不必然如此，他们以前的知见也于见性无益。了解了这一点以后，弟子们可以专注于这句话，穷究其中的道理。公案的目的，就是让弟子们认真去参究。弟子们必须以此态度抖擞精神，奋发勇猛，决定要勘它个水落石出，如转石万仞，直堕深崖。唯有破除生死心，才能够如六祖的话，澈照“本来面目”。如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使用公案的方式和以前颇为不同。如前所说，惠明自心的功夫做得透彻，到了最后的关头。六祖的诘问不是作为参禅的开端，而是竞赛的终点。但是现在的公案却被视为第一道菜，也就是初心用功的下手处。尽管如此的下手处多少有点机械式，却为参禅观心赋予了一个基调。公案的作用就像杠杆一样。当各种因缘成熟时，心灵就会豁然省悟。于是，利用公案让心灵窥见自身的秘密，便成了现代禅学的一个特质。
白隐禅师曾经举一只手，要弟子们听听它的声音。通常是两只手拍击才会有声音，因此一只手是不会有声音的。但是白隐就是要颠覆以所谓科学或逻辑为基础的日常生活经验。如果要以禅的体验建立新的事物秩序，这个根本的颠覆是必要的。因此，白隐才会问弟子们这个看似不自然并因而不合逻辑的问题。第一个公案是关于“面目”，和观看有关，而第二个则是关于“声音”，和听觉有关，但是两者的意旨则无二致。它们都要开启心灵的密室，弟子们可以看到里头有无尽的宝藏。视觉或听觉和公案的本质意义无关，有一位禅师说，公案只是“敲门瓦子”“标月指”[7]。它只是要综合或超越（随你怎么说）感官的二元论。只要心识无法自由地知觉一只手发出的声音，它就是受限的、有分别的。心识不仅无法把握世界的奥秘，反而沉沦在事物的相对性以及它们的表象里。唯有舍却诸系缚，心识才可能喜悦地观照整个世界。一只手的声音其实盖天盖地，正如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也看遍三千大千世界，甚至直到时间的终点。白隐和六祖携手站在同一个平台上。
我再举另一个例子。有僧人问赵州：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赵州）曰：“庭前柏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曰：“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8]
初学者也拿它当作一则公案。
抽象而论，这些公案即使就常识的观点而言也不能说完全不合常理，如果我们要论究它们，或许仍然有足够的空间。例如说，有些人会认为白隐的一只手是在象征宇宙或无限者，而赵州的柏树子则是至道的具体开显，于其中或许可以看到佛教的泛神论倾向。但是以知见去理解公案，那就不是禅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也不是形而上学的符号体系。禅无论如何都不能和哲学混为一谈；禅有自成一格的理由，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否则禅的整个结构将会支离破碎。“柏树子”永远是柏树子，和泛神论或任何“主义”无关。即使是在最普泛或大众化的意义下，赵州都不是哲学家，他是彻头彻尾的禅师，而从他的两片唇说出来的，都直接源自他的内证经验。因此，如果没有这个很像“主体主义”的东西（尽管在禅里头并没有主体和客体、思维和世界的二元对立），“柏树子”就完全失去其意义。如果它是知性或概念的述句，我们或许可以经由其中观念的推论程序去理解其意义，或许也会以为我们终于解决了难题。但是禅师会告诉你，即使如此，禅仍在三千里外，而赵州的灵魂会在你终究无法揭开的帘子后面嘲笑你。公案是要在那逻辑分析无法企及的心灵深处去涵养的。当心识因缘具足而和赵州的境界莫逆于心，那么“柏树子”的意义便会自己开显，而你不需要更多的诘问，就已经了然于胸。
赵州圆寂以后，法眼禅师曾问赵州的弟子慧觉禅师（觉铁嘴）：“承闻赵州有‘庭前柏树子’话，是否？”慧觉说：“无。”但是那显然违反事实，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赵州说过那句话，法眼禅师也知道。他的问题只是要看看赵州的弟子对于“庭前柏树子”的故事有什么看法，于是他又问：“往来皆谓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曰：‘庭前柏树子。’上座何得言无？”慧觉说：“先师实无此语，和尚莫谤先师好。”此话真是蛮横无理。但是悟道的人都明白，这个断然的否认证明了慧觉完全理解他的师父的禅法。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否悟道。但是从我们常识的观点，却无法以知性去解释他的断然否认如何和事实相符。因此，对于那些认为“庭前柏树子”的故事意味着大乘佛教有泛神论倾向的评论者，禅是完全不假辞色的。
于是，公案一般就是如此阻断通往理性化的一切可能道路。你在参禅时才说几句你的看法，就知道你已经捉襟见肘，如此逼拶（zā，逼迫）到山穷水尽之处，正是参禅的起点。无此经验就无法入道。到此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公案的目的就完成一半了。
以约定俗成的观点来说（我认为如此一般读者会比较容易理解禅是什么），在结构比较完整的意识阀域以外，有一些未知的心灵深处，把它们称为“潜意识”或“超意识”都不对。我们用“超越”一词，只是因为它方便说明其去向。但是在我们的意识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超越”，也没有“下面”或“上面”。心识是一个看不见的整体，不能被撕裂。所谓的“未知领域”，只是禅对我们日常语言的让步，因为无论哪个已知的意识领域，都充斥着概念的暴力，舍弃它们，绝对是悟道的必要条件，于是，禅的心理学家有时候会指出我们心灵里某个难以接近的领域。尽管除了我们日常的意识以外，并没有这样的领域，我们还是会这么说，以方便去理解。当公案把通往究竟真理的一切障碍摧陷廓清以后，我们终究会知道并没什么“心灵秘境”，也没有什么总是显得幽冥昏默的禅的真理。
公案既不是谜语也不是什么诙谐的话。它有个极为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起疑情并且勘它个水落石出。以逻辑为基础的句子，可以根据其合理性去评断它，只要追溯观念的本源，任何怀疑或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有河流都会流入大海，但是公案是一堵铁墙，任何知见都无法穿越过去。当赵州说“庭前柏树子”或是白隐举一只手时，我们无法以任何逻辑的方法去解答它。你觉得你的思考理路突然被打断了。你感到犹豫、怀疑、困惑且恼怒，不知道如何突破那堵看似完全无法穿越的墙。如此到了极致，如临大壑，你的整个人格、内在意志、深层的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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