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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论之，整庵与阳明，同在武宗之时，天下多故，身为大臣，离事自全而已。能抗刘瑾乎？能诛宸濠乎？能靖粤西之乱乎？此实学与虚说之辨。初稿卷十八心性说
又曰：
阳明先生勋业塞穹壤，名声贯古今，世岂知有所谓大兴张者？人虽自绝，何伤日月？初稿卷四十五书王学质疑后
[躬行与功业]盖陆王之学，既以躬行实践为主，而躬行实践，必归鹄于功业济世，乃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足以证其践行之圆满而庶几于无憾。此与从事章句训诂，即于文字讲论争是非者绝不同。故穆堂盛推阳明，以其功业之发见，征学说之虚实，此正陆王言本心、言良知最精最高之诣，决非陷溺功利，偏心杂霸，空为此畔援之势论也。[穆堂与颜李]余尝谓颜、李讲学，深斥程朱，谓书生纸笔讲诵之无益于天地，而力唱「六艺、六德、六行」之说，以实用为本，其意趣路径实近陆王，以穆堂证之，可益信矣。惟颜、李尚有习恭存心之学，而穆堂无之，是颜、李犹守旧规，而穆堂已入新趋也。厥后章实斋论学颇采穆堂，故亦与颜、李近，而自谓推本于阳明。此为清学一伏流，要之与尚训诂考订书本之学判然不同，而清初程、朱正学，转与干嘉吴、皖攻朱者同为以读书训说为学也。然躬行实践，固以功业济世为归，而不必展功业济世之效，则时命限之，虽穷而在下，不得尽其意，而无害乎性分之全量。此又非陷溺于功利、偏心于杂霸者之所与知；而内省不疚，实为真血脉所关，又非章句训诂之所能争也。相传：
有中州一巨公，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一日谓公穆堂曰：「陆氏之学，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公曰：「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羡余，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陆门，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全祖望阁学临川李公绂神道碑铭
此即发明本心致良知之实例，穆堂所谓陆王之躬行实践，所由与章句训诂讲诵虚说者不同也。故穆堂又言之，曰：
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实行不修，于阳明子无能为役，而高言心性者也。初稿卷十八心体无善恶说
[穆堂论学之背景及动机]此真穆堂论学真背景，亦穆堂论学真动机矣。故扩之为功业，约之为践履，穆堂之所谓躬行实践，所以修之己而责之人者，惟问实事，不争虚辨。此固陆王讲学精神之一端，而穆堂则特以为当时之箴砭也。故穆堂所以评骘朱陆之异同者，其事是非当别论；而穆堂为人之俊伟，以博闻强记之学为陆王本心良知作发明，以考史论世为心性义理作裁判，学术、经济、文章冶于一炉，其在当时，虽意有所激，语有所偏，然磊落俊伟，光明简切，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媿矣。
[穆堂学说与时代之冲突]虽然，当穆堂世而言践履功业，谈何容易！[谢石霖]先是，雍正四年，谢济世石霖以翰林改御史，露章面奏河南巡抚田文镜不法状，雍正掷还其疏，石霖伏地不肯起，争益力。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讯之，并加刑，问：「指使何人？」曰：「孔孟。」问：「何故？」曰：「读孔孟书，自当忠谏；见奸勿击，非忠也。」奏上，议大辟。得旨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边臣希旨搜其书，得古本大学注，劾以毁谤程朱，廷议坐讽刺朝政，复下狱。将刑，缚至市曹，诸受学者皆哭送，且受祭邸舍中。已而宣旨得赦，归舍，炷香末烬，酒尚温也。在戍九年，及乾隆朝始召复原官。而穆堂亦以论奏田文镜坐朋党获罪，谕旨煌煌，屡受显斥，钩党排陷，钻营行私，穆堂固不免为圣朝负恩一小人。以雍正四年诏使只身往广西，捕前署巡抚时安插罪苗后在逃者，不得携广中一吏卒，并降旨「若不能拏获，即将李绂在广西正法」。穆堂至，叛苗束身自归，曰：「吾不可以负李公。」事幸解。旨令「李绂在广西无可办理，着令来京，现在应行质问案件甚多」。[穆堂二十一大罪]遂下刑部听讯，廷臣议穆堂大罪二十一款，律应斩决，两缚往西市，手反接，刀置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曰：「臣愚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卒以天子圣明，宣旨赦还，仍置请室。[学问尚好免死]嗣奉特旨：「李绂学问尚好，着免死。」时在雍正五年越年，雍正七年冬或追供前穆堂参田文镜事，又大集廷臣召穆堂，亲诘责，色甚厉。穆堂不吐乞怜语，惟言「臣罪当诛，乞即正法，以为人臣不忠者戒」。廷臣遵旨讯，请交刑部治罪，又以天子圣明得宽免。然则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剥落，菁华亦渐耗。」[血肉之躯]又曰：「公有万夫之禀，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嗟乎！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何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之所以然]圣天子在上，惟有尊圣旨，守圣法，努力报称，尚何纷纷辨朱陆异同为！
附：万孺庐
[万孺庐]穆堂着陆子学谱，有共相考证上下其议论者一人，曰万宇光，号孺庐，江西南昌人，学谱附录所称「本朝翰林院编修万子承苍」者也。李集有墓志，谢山集有墓碑铭。其答顺德陈守论陆子文集书，议论与穆堂一辙。[孺庐论陈建]自谓：「尝客东莞，其邑人言陈建素无行，为其乡先生所不齿。乡先生故多宗陈、王之学，建乃窃为此书以媚上官，而阴谤其乡先生。」全谢山鲒埼集外编卷五十端溪讲堂策问一，亦谓：「东莞陈清澜，则俗儒也，巧徇政府之意而攻阳明，并隐讥白沙以自附于河汾之统。盖有窥见其底里，直斥为小人者。」其后有吴鼎易堂着东莞学案一书畅论之。[孺庐论朱陆]又谓：「朱子平日议论太多，自孔、颜、曾、思而外，皆若其所不满，不独陆子而已。于孟子则谓其粗，谓其露才，谓其英气害事，谓学之无可依据。于二程子之言多所抵牾，谓伊川未能无我，节目尚疎，每事三说，决有两说不是。程门弟子则概目以禅学，尝云：『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又云：『诸公虽亲见伊川，皆不得其师之说。』龟山尤传道所自，谓其做人苟且，谓其随众鹘突，谓其说道理无收煞，谓其气质弱。延平语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虽亲受业，亦皆断之为禅。同时如张宣公，则所与往书，诋斥甚切，其后南轩集多删改以就己之说。吕成公则谓其杜撰，谓其看文字粗，谓其不理会经，谓其弊在于巧。今观朱子文集疑陆子为禅学者凡数条，不过如论上蔡、广平、龟山之意。而其推尊陆子，则不在二程子下，尝曰：『陆子静表里不二。』又曰：『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而已。』又曰：『南轩、伯恭之学皆疎略，南轩疎略从高处去，伯恭疎略从卑处去。』又曰：『子静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观此则其位置陆子于张、吕二公之上，章章如矣。今读朱子之书者，推崇张、吕无异辞，即上蔡、游、杨诸公，亦不因朱子目为禅学而尽摈之，独于陆子哓哓不已，岂朱子之心哉？」又曰：
考亭朱子似伊川，象山陆子似明道。元世陆子之教，仅行东南。赵江汉闇记朱子所为传注以授北方学者，后遂用以取士，明代因之不改，由是言圣人之道独归朱子。然士子特用其说弋取科第而已，即或高谈性命，博考礼乐制度，亦不过法朱子之解经，未尝期其身之必行之。一旦试之以事，非回惶失措，则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反不若任意直行者之足以有济。于是圣人之道，常无用于天下，而儒者之为世所诟厉，不足怪矣。独阳明先生负卓绝之姿，兼承朱子、陆子之学，磨砻浸润以完其德性；故其平大寇，定大难，不动声色，而勋德成于反掌，可不谓儒者之明效欤？孺庐集卷十一王阳明先生画像记
观此，知孺庐议论，实与穆堂一致。既激于当时是朱非陆之徒门户之见操之过甚，而又有志于事功践履，不甘徒资科举利禄为借径。此则李、万所以特提陆、王以箴世之意也。
王白田与朱止泉
[王白田]然当时治朱子学者，亦非尽持门户之见，如穆堂所讥，未读陆王书，亦未细读朱子书，徒以骂陆尊朱为风气也。亦有笃学谨行，实细心读朱子书而求为之发明者，其人则如王白田，讳懋竑，字予中，宝应人，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六年，1668－1741年七十四。以精治朱子学名。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正李光地卒岁。雍正元年，以安庆府儒学教授特旨召见，改官翰林，称一时知遇，其颁朱子书谢恩呈看详云：
我皇上钦崇正学，表章真儒。溯道统之源流，爰升从祀，汇羣言之条贯，俾纂全书。学惟定于一尊，理同归于皆是。黜德性、问学调停之私说，敢云朱陆之并称？斥冰炭辅车谬悠之狂言，谁曰中、晚之异论？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白田治学态度]白田盖值朝廷襃崇正学之时，而笃信谨守，心欲有以为之宣扬发明者也。焦里堂有言：「他人讲程朱理学，皆浮游剿袭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于朱子之书，考订精核，乃真考亭功臣。」见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其为后世通人见重如此。其论朱子为学次第曰：
[白田论朱子为学次第]朱子早年从屏山、籍溪二公，出入于老、释者十余年。自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时，往同安归，此以前所谓出入于老、释者也。及见延平，始悟老、释之非，而受求中未发、默坐体认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没而往问之南轩。已而自悟心之动静皆为已发，而未发为性体，自以为无疑矣。「人自有生」四书，向以为在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罗参议两书，则在乙酉、丙戌间，盖未至潭州前也。比至潭州，与南轩论不合，朱子谨守师说，而南轩以求中未发、默坐澄心为不然，见南轩书廖子晦录至未发、已发则无以异。朱子酬南轩诗可考其后又卒从南轩受胡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答程允叔、何叔京戊子诸书皆主此论。乙丑春，乃悟已发、未发之各有界地时节，于是改从程子，而于未发复寻延平之说。又至庚寅，乃极言敬字用功亲切之妙，与林择之书拈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自是指归一定，终身守之不易。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答宋宗洛书，「及见延平」以上一节采其子箴听等所为行状。
[朱子年谱]而白田生平用力，则在朱子年谱一书，盖积二十余岁四易稿而后定。见其子箴听所为行状其书大意亦承陈建、孙承泽之绪，而考订精详，远非陈、孙之比。议论与穆堂适相反，而编纂亦一本朱子手笔之书为主，谓文集、语录多有不可据，语见行状与穆堂晚年全论专录论学书札，不载语录及他杂文之意相似。惜年谱所收朱子五十以后论学书，不过五、六十首，删汰既多，即无以定朱子晚年思想全部之真态，此盖为年谱体例所限。后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虽并选书札、语录，又编年写录，似更足以推见朱子思想先后大体，而书未竟稿，尚有缺失，且亦与穆堂全论通体俱钞、一札不逸者异意。故自五十以后所收论学书亦不过百十余首，较之穆堂全论所录仅亦三之一耳。其取舍之间，仍不能无主观之偏。[年谱剪裁处未脱主观]四库提要谓其书「于朱子生平著述，皆一一缕述年月，独于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两书，不载其名，似有意讳之」。提要又举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年谱置之不言。而如穆堂所举早年会僧妙喜、筑室修炼读道书，及捐馆前以香茶奠黄蘗僧诸端，亦均削不载，并无一字致辨。盖其书列于孙承泽、张烈之流，则卓出远甚，若以示穆堂、孺庐诸人，恐仍不足以悦其心，且亦不足以服其口也。又其书谓：「文集、语录中，多谦己诲人之辞，大率因人说法，应病与药，又间或有为而发，不可泥看。如与象山书『无复向来支离之病』，此因象山讥其支离故云尔。」见年谱考异卷一而推此类言之，颇多勉强。[年谱解释处颇多回护]如朱子丙午五十七岁答刘子澄云：
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进德修业地头，不必编缀异同，乃为修业也。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
白田说之云：
此云「方别寻得头绪，似差简约端的」，此为子证言之，子澄好编类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书所云「大学近再看过，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即所谓「简约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语工夫也。见年谱附录卷一
此以朱子自道谓专为子澄言之，其属牵强，不辨可见。且前书云：
大学近再看过，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前日看得诚是不切，乱道误人也。
岂得谓此处「前日看得不切，乱道误人」亦为子澄言乎？且白田谓「非另有不言不语工夫」，语气特讥指象山。不知象山讲学，正如朱子此书所谓「圣门德业，初不在日用之外」，故曰「文字语言外别有用心处」，正是用心于日用伦常，并非以不言不语为用心处也。然则白田此等处，仍蹈穆堂所讥「未读陆子书，亦未细读朱子书」矣。又同年朱子有答潘恭叔书云：
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义，然于缓急先后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学者之弊，苦其说之太高与太多耳。如上只见意绪丛杂，都无玩味工夫，不惟失却圣贤本意，亦分却日用实功，不可不戒也！
白田说之云：
[因人说法应病与药]此所云「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此为恭叔言，欲其向里着实用功，所谓「因人说法，应病与药」者，非向来先后缓急果有倒置处也。其下即云「病其说之太高与太多」，其意可见也。亦见附录卷一
然朱子若向来并不先后缓急果有倒置，尽可云「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某向来不以为先急」，此与「因人说法，应病与药」之义何害？何以并不有倒置之病而必自诬为向来倒置，又诈自恨其误人不少，今方自悔，乃为「应病与药」乎？其属牵强，又甚易见。是则王氏此书，仍守孙承泽考正定论，朱子四十五岁后绝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之意。用力虽勤，成见未祛，虽免嫚骂之习，仍未出乎门户之锢也。陈兰甫谓：「王白田朱子切要语专为排陆、王而作。」真一语破的。陈语见岭南学报四卷一期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故其谱虽颇重李果斋原编，而又曰：
果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而自得之」，盖指玉山讲义、答陈器之、林德久诸书而言。以今考之，皆发明性善之指，说出地头名目，如韩子原性……之例，非有「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阳明晚年定论之作，朱门久自开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者，岂不信哉？见年谱考异卷四
不悟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自得，自孟子已然；发明性善之指，岂仅在说出地头名目，不必令人深思自得乎？若只是说出地头名目，至多不过「察识」一边，更何与乎「涵养」？朱子四十以后对于中和旧说之悔悟，岂晚年复背之乎？今既谓「阳明晚年定论之作，朱门久自开之」，又何以证其必乖于大义？王谱于绍熙五年甲寅仅书「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讲学于县庠」，并不详录玉山讲义，加以疏说，惟于文集有详辨。存稿卷六玉山讲义考然讲义临了有云：
就日用间便着实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纔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两事也。……故君子之学，既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有阙处矣。
今以合之朱子答项平父书，谓：「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则朱子明明说象山所说是尊德性事，而晚年乃云学者固当以尊德性为主，朱子之意，决不斥象山为异类，显矣。白田于此不能别为分说，而仅曰「可谓明白而无疑矣」。其恳恳致辨者则在「回头转脑向自己心中识认」之说，不悟讲义固不主徒向心中识认，亦并不谓只须从外面求。朱子明分尊德性、道问学两边说之，不能抹去「尊德性」一语不理，又不能抹摋象山功夫全不是尊德性，则讲义临了一节，其语固是「明白无疑」，而必欲以抑陆为尊朱者，终不免为劳而难安之事也。又按：顾泾阳学蔀通辨序，谓：「学为圣贤，必自无我入。无我而后能虚，虚而后能知过，知过而后能日新，日新而后能大。是故君子以去我心为首务。尝读朱子之书，其于所谓支离，辄认为己过，悔艾刻责，时见乎辞；尝读陆子之书，其于所谓禅，藐然如不闻，夷然而安之。在朱子岂必尽非，而常自见其非；在陆子岂必尽是，而常自见其是。此无我、有我之证也。朱子又曰：『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盖情语，亦逊语也。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将朱子于此果有所不知欤？抑亦陆子之长处、短处，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吃紧处，陆子未之知欤？朱子歧德性、问学为二，象山合德性、问学为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则失者未始不为得，而得者未始不为失，此无我、有我之别也。」今按：清儒辨朱陆异同，绝无如泾阳此序之深剧者，即此见清儒言义理，逊于前人者多矣。
[朱止泉]白田同时学侣有朱泽澐，字湘淘，别号止泉，亦宝应人，生康熙五年，卒雍正十年，1666－1732年六十七。为学亦专治朱子，笃谨之风，近于白田。与无锡顾畇滋交好，又亲至共学山居，盖有得于东林遗风者。其议论与白田颇有出入。[止泉朱子未发涵养辨]其朱子未发涵养辨云：
自程子发明平日涵养之旨，传之龟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圣学大明。朱子之涵养，虽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统性情、贯动静之奥……实发龟山、豫章、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书具在，可考而知也。……然朱子未发涵养一段工夫，原极用功，后儒为之讳者，其防微杜渐之意，自有所在。[朱子涵养工夫为后儒讳言]特以阳明晚年定论一书，取朱子言收放心存养者，不分早晚，概指为晚年，以明朱陆合一……若更言涵养，是羽翼阳明，无以分朱陆之界，故概不置词，可谓用意深远矣。然朱子涵养原与陆王两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显明指示，不惟无以阐朱子涵养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义之讥，而自为道问学之分途矣……朱子从事延平十余年，相见不过三次，后来追叙当年授受之旨，屡见于答何叔京、林择之及中和旧说序，答林、中和旧说序在己丑后，提叙于此。其中词旨井然可见。当见延平时，用力于格物致知之学，延平虽授以未发之旨，而朱子不以为然。十余年而延平没，未达其旨，故与叔京辈叙说，以为「孤负此翁」。及与张南轩往还，以未发之旨再三质证，所以有人自有生四书，皆自窃究此旨而未达之时所谆谆问辨者也。是朱子不以体验未发为然者，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己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诸书，无日不以此旨未达为念。而其考程子书，及前辈名言，只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无时不是已发，而未发在其中，因以察识端倪为用功之要……迨己丑春而恍然。……于季通辨论之余，疑而悔，悔而悟，反复于程子诸说，而自觉其缺涵养一段工夫……始悟心兼体用，而有涵养于未发，贯通乎已发之功。……答吕伯恭、周叔谨辈，往往从涵养中自见支离之失而不讳，固所以教友朋，箴来学，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浅而深，亦层进而有验。盖涵养而略于理者易，涵养而精于理者难；涵养而处事不尽当者易，涵养而事理合一者难；涵养而偏于静者易，涵养而动静合一者难。朱子自四十后，用许多工夫……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语，至庚戌有「方理会得恁地」之语……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旨也……或曰……彼援朱入陆者，方为晚同之论，以混于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所欲言？……曰：不然。……朱子如答度周卿、暖亚夫、潘子善、孙敬甫诸书，皆六十以后笔，皆以涵养、致知为训，曷尝单指本体……与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单指本性，不惟理不能穷，中无所得，即所养者亦无理之虚灵知觉，正朱子所云「一场大脱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朱子未发涵养辨一，见文集卷七。文成于康熙庚子，是年初识顾畇滋。又按：彭尺木南畇先生遗书后序，谓：「朱子未尝离德性道问学也，而后之道问学者，讳言德性矣。朱子未尝不以虚灵不昧为心也，而后之言心者，且以虚灵为大戒矣。夫不虚不灵，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学问之务，以是名朱子之学，岂不陋哉！曾大父南畇先生，生平服膺高子攀龙之学，由高子上溯朱、王，得宗会桎。病世之托朱攻王者，踵陆子陇其之说，日出不休也，于是着阳明释毁录。」此与止泉持论略似。惟止泉仍辨来、陆之异，则为彭氏所不取。要之二人皆渊源东林高、顾遗绪则一也。
[止泉论朱子语类]止泉论朱学，既着眼于涵养未发，又极重语类，谓：
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是安可不细心审思，而……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耶？文集卷四答乔星渚，作于辛亥，在卒前之一年
止泉于语类别有选读之本，其宗旨亦专在阐明朱子尊德性之教。其选读语类目录后序云：
朱子之学，原是尊、道齐头用功，虽有「道问学工夫多了」之语，实从德性上着力，且明以训诂词章无益于情之病深戒学者。后儒吴草庐辈遂从而分之，以尊德性属陆氏，以道问学属朱子，历今五百余年未有定论。正、嘉间，阳明倡为格物徇外之说，以议朱子……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为吾徒者……于此等切要精透处，亦不力加发明，阐明其蕴，且以心学为讳，是无异于藉寇兵而赍盗粮也。文集卷八
故止泉谓：
朱子圣学，主敬、穷理、力行三者齐头用功，未尝缺一。而尤以主敬、涵养为先，以为知行之主。与王予中。文集卷四，辛亥
[王朱两家之异见]而止泉论朱子涵养工夫，则据玉山讲义、答陈器之书诸篇，以主静为归，其议论盖受无钖共学山居一派影响。集中有与王予中书五通，卷四，自庚戌以至辛亥极论其事，白田未以为是，覆书论难，见存稿卷十一止泉既殁，白田尚有追答之书。见存稿卷十二。所答止泉原书，今止泉集未载，盖已失之。又有答止泉子宗洛书存稿卷十三力辨此事，归其极则曰：
自以为宗朱子之学，反堕入陆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为陆王所笑者几希。存稿卷十二重答朱湘淘书
盖止泉论朱学，既重未发涵养，则与穆堂所谓朱子晚年并以尊德性、求放心为主者，意无大殊，故白田议其「堕入陆王窠窟中」也。然白田自言：「愚于学问全无知晓，钻空文义，略有所窥，岂特少涵养一段工夫，即求放心工夫是初下手事，自度当从此入手而苦未能。」亦见重答朱湘淘书则白田用力，自偏于读书考索，自止泉言之，正所谓「藉寇兵赍盗粮」，不免以章句文字见讥于陆王者。今平心论之，止泉所谓涵养未发事，苟舍其文字义解之纠纷，依宋儒工夫，实下体验，则主敬、主静，所争盖微。[异同与是非]朱陆在当时，实同有此一段工夫，而后人必欲分门别户，说成天悬地隔，以朱子为集圣学之大成，以陆王为极斯文之奸邪，遂多纷纷之辨。白田于朱陆异同，虽脱嫚骂之习，仍守门户之障，年谱用力甚勤，而识解终未豁。止泉整密不如白田，然谓朱子仍守尊德性为主，实非无见；而穆堂以躬行实践推陆，谓其未废道问学，两家之说，善学者会合观之，本可无争。惟象山实自有「完养精神，收拾在内，不使放散」之说，参看学蔀通辨卷四穆堂仅谓象山不废读书，注意人伦日用，而于此不加阐述，是未得象山之全也。朱子亦自有居敬、穷理两路，又曰「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白田阐述朱学，若将统居敬于穷理，于「静」字一边，深讳不肯着一语，亦未得朱子之全也。朱陆当时虽有异同，然同有涵养未发一层工夫，而清儒争朱陆者，则大率书本文字之考索为主耳。此则穆堂、白田自为其同，而与朱陆转为异。夫知人必论世，学者同时并出，纵极相异，亦自有无逃于同者。今谓朱异于陆，不必即为贬陆；谓朱同于陆，亦不必即为贬朱。学问本于性情，各有面貌，各有涂辙，亦何必如黄茅白苇，一望皆是？异同是非各有辨，朱陆互异，可以各有其是；朱陆相同，可以俱陷于非，意气门户，皆无所用。惟穆堂所争躬行实践与章句训诂之辨，则此意郑重，学者所当明切自反尔！后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乃谓程朱详于论敬，略于论学，朱子乃与象山同讥。故后人批评点之转移，祇足以见其时学风之倾向，不必尽当于昔人之真际也。[夏炘述朱质疑]道光末，当涂夏炘心伯为述朱质疑十六卷，于白田年谱颇多纠正，今附其说于此。夏氏谓：
[朱学三变]朱子之学凡三转：十五、六岁后，颇出入二氏，及见延平而释然，此朱子之第一转也。受中和未发之旨于延平，未达而延平没，乙酉、丙戌之间，自悟中和旧说，又从张敬夫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此朱子学之第二转也。己丑，更定中和旧说，并辨敬夫先察识之非，一以「涵养用敬，进学致知」二语为学者指南，此朱子学之第三转也。与胡琡卿茂才论学蔀通辨及三鱼堂集答秦定叟书书，质疑卷五
[白田误说朱学层次各点]王氏深于朱子之学，然……如知答江元适书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通辨不当遗而不载，是矣；却又不信年谱二十四岁受学于延平之说，必三分辅汉卿之所录，谓庚辰为受学之始，回头看释氏之书渐渐破绽，实无左证。朱子明明自云「从游十年」，又云「十载笑徒劳」，以庚辰计之不过三年，与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语类所谓「后年岁间始觉其非」者亦大相反……「十余年」者，谓十年之外而又有余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释学，则自十五岁数起已十七年，「余」字所该，不应若是之久，而年谱所谓顿悟释、老之非者，相悬至七、八年之远。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界限不清，是一大轇轕也。原注：王氏又谓：『朱子悟释、老之非，在戊寅再见延平后。』比庚辰又早三年，其无定见如此。初注文集，知答薛士龙书之「二十余年」，「二」字为羡文，可谓能具只眼矣，却于杂着中又改答薛书为壬辰，原注：『文集注以为辛卯。』以迁就「二」字之不为羡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实仅满二十年，无二十余年，况士龙卒于辛卯九月，何得有书？通辨列之庚寅，不为无据。要之此书之羡文，不仅「二十余年」之「二」字，即「先生君子」之「生」字亦系羡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称「先君子之余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余教」。答江、薛二书相为表里，必如王氏之说，则两书纠缠不清，是又一轇轕也。知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为朱子定论，其见卓矣；却又谓己丑仍守旧见，至庚寅以后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实悟于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实游移于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答张敬夫书、与湖南诸公论学书及已发未发说、记程门论学同异诸篇，皆极言敬字之妙，又皆己丑一时之言。必如王氏之说，则中和旧说与更定旧说，主脑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延平之求未发，不免少偏，是矣；却又谓朱子悟已发、未发之旨，仍用延平涵养之说，后十余年至甲辰与吕士瞻书，乃有疑于延平求中之说，谓当以程朱之言为正，至戊申与方宾王书，始断然言之。不知悟已发、未发之旨，即悟延平之偏，杨方庚寅录所谓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后之甲辰哉？朱子己丑与林择之书，所谓「遂成蹉过，辜负此翁」者，指从张敬夫先察识言也；所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恨已不能尽记其曲折」者，指静中看未发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词，以为不能尽记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说，则所谓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轇轕也。与胡琡卿论白田草堂杂著书
又曰：
……王编修懋竑所辑年谱，世称善本，然……于大节目可商者尚多……朱子幼孤，禀学于籍溪、屏山、白水之门，三先生之学皆杂禅，故朱子十五六岁即出入于二氏。年二十四，见延平而受学，又年余，尽弃其旧，朱子答江元适书所谓「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岁」是也。年谱绍兴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岁，始受业于延平先生之门。又云：「初先生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者几十年。年二十四，见李延平，洞明道要，顿悟异学之非。」明简确凿，非果斋亲炙朱子之深，不能为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谓朱子癸酉初见延平，未尝受学，直至庚辰岁始受学，而悟释、老之非。于是改癸酉为初见，而移「受学」二字于庚辰之冬，将「先生学无常师」云云，尽行删去。不思从游十年，诱掖谆至，实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诬乎？此于朱子之学问大有关系，当考订一也。朱子家礼一书，易篑后始出，虽为未成之书，然纲举目张，斟酌司马、程氏之说而折衷不苟；黄勉斋、杨信斋、黄子耕、陈安卿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即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为是，其序载于文集……乃王氏忽援元应氏之说，以为断非朱子之作，遂于干道六年下删年谱「家礼成」一条。此与朱子之著述大有关系，当考订二也。王氏疑朱子家礼，顾访溪悔过斋续集曾引北溪文集辨之，郭筠仙养知书屋文集卷六校订朱子家礼序亦有辨。朱子同时之学，湖湘则张宣公，浙则吕成公，江西则陆文安公。宣公之学，最心折朱子，末乃同归而一致。成公殁后，吕子约、潘叔昌诸公，颇为永康议论所震。朱子提举浙东一年，与浙人往来，深知浙学之弊，故年谱于淳熙十一年下，大书「力辨浙学之非」六字，浙学不仅子约、叔昌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内，此亦必是果斋之原也。至于江西陆氏之学，自淳熙二年与朱子会于鹅湖后，朱子与朋友讲习，屡言其所学之偏，非浙学比也。乃王氏忽于淳熙十二年书曰：「辨陆学之非」，又书曰：「辨陈学之非」，无论辨陆学不始于十二年，即以为白鹿会后，由曹立之墓表起衅，亦在十年癸卯，与十二年何涉？且陈学即浙学也，浙学之坏，实由于同甫，乃必出同甫于浙学之外，诚不识王意之所在。此于朱子之议论大有关系，当考订三也……此于朱子之孝思大有关系，当考订四也。按：此处辨朱子庐墓一节，删李文愍名默为姚江之学，年谱序中，以旧谱尊朱诋陆为私家言，则于旧谱之议陆学者或有删节，诚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严嵩，以致死于狱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学与朱子殊，至其立身大节，卓然天壤，凡学于姚江之门者，往往有大贤君子出乎其间，不得因其学而肆为排诋。沈继祖劾朱子一疏，闽本、吴本俱载于年谱中，虽非果斋之旧，亦未必出于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见宋史，乃是阳明后人伪造以诋朱子，而载入年谱，为后人之无识。不知宋李秀岩道命录中早已全载，何王氏竟未之考也？嗟乎，人至伪造文字以诋先贤，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学姚江之学者，何至奸诈无良若是？不惟无以服姚江后人之心，且恐重为吾道之累，当考订者五也……与朱福堂博士论年谱书，质疑卷五
其所诤纠，与穆堂、止泉之意复不同，然可知白田一谱，颇有可商，正亦未足尽据也。
全谢山
与穆堂同时，年辈稍次而相知者，鄞县有全祖望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十一。穆堂为陆子学谱，谢山颇有献替，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有奉临川先生帖子五首，均论其事。其弟子董秉纯编谢山先生年谱，谓「癸丑雍正十一年，谢山年二十九，居京师紫藤轩，与临川先生论陆氏学案，凡四上书」是也。书中盛推学谱，谓「其中搜罗潜逸，较姚江黄征君学案，数倍过之，后世追原道脉者可以无憾」。奉临川先生帖子二而凡所献替，穆堂未能采其说，其告谢山曰：「足下天资高，倘能务为远大之业，则为益于天下后世甚大；补亡订误，识其小者，虽不无小补于世，其为益亦仅矣。」别稿卷三十七答全贡士绍衣书盖穆堂治学，本重文章、经济、气节，不屑屑为考据。其后十许年，[宋儒学案之增修]据董编年谱，在乾隆十一年丙寅谢山修梨洲宋儒学案，自称「予续南雷此书，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鲒埼亭集卷三十蕺山相韩旧塾记其事亦始启于穆堂。谢山自谓自雍正癸丑之冬，穆堂招同居，万学士孺庐亦寓焉。紫藤轩下，无日不奉明诲。时人至称为「具体而微之李詹事」。具见谢山李公神道碑铭而二人相约同钞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之传钞]据董谱，在乾隆元年丙辰。事详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钞永乐大典记。又穆堂初稿卷四十三有答方阁学问三礼书目，已有请朝廷设官钞写之议；徐健庵高詹事刻编珠序，亦有请命儒臣讨论刊录之说，则又闻之穆堂者也又开以后清廷纂辑四库全书之远源。盖四库馆之设立，其议起于朱筠条奏搜辑遗书，而开局阅校永乐大典，实为朱筠奏中要点，时邵二云、章实斋等在朱幕，朱奏盖出二云诸人，亦闻其绪论于谢山耳。穆堂、谢山则首辟此途也。谢山人品学术，均与穆堂为近。其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四极论朱陆学术之异于癸轫而同于究竟，谓：
[谢山论朱陆异同]予尝观朱子之学，出于龟山，其教人以穷理为始事，积集义理，久当自然有得；至其以所闻所知，必能见诸施行，乃不为玩物丧志，是即陆子践履之说也。陆子之学，近于上蔡，原注：此语本之黄氏日钞其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至其戒束书不观，谈游无根，是即朱子讲明之说也。斯盖其从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学之全，则未尝得其一而遗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献之传，聚于金华，而博杂之病，朱子尝以之戒大愚，则诋穷理为支离之末学者陋矣。以读书为充塞仁义之阶，陆子辄咎显道之失言，则诋发明本心为顿悟之禅宗者过矣。夫读书穷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后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滥为事；故陆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经则本于孟子扩充四端之教，同时则正与南轩察端倪之说相合。原注：此语见朱子语录。心明则本立，而涵养、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顿悟者所云「百斤担子一齐落地」者也。本节又摘入宋元学案卷十八象山学案。谢山此论，颇似穆堂，而稍持平；然二人所谓践覆，似均不注重静坐养完精神等事；则与白田论朱学不重涵养一辙矣。
谢山又谓四明之学，「会通于朱子、张子、吕子，而归宿于陆子」。详碑文其推论乡邦文献，溯极象山，意向居可知。[谢山学术路径]故谢山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以历史文献为用。原本性灵，重尚情感，拳拳于乡邦乔木之思，以易一时门户水火之相伐。盖真伪之辨，虚实之不同，自与奉程朱、托道学者异趣。世第谓谢山上承南雷、二万，下启二云、实斋，为浙东史学大柱，然言其渊源切磋之所自，其与穆堂关系，实至深切。江西陆学之复兴，与浙东姚江之绍述，其意境极相似，而尤相关，此亦言浙东史学流衍者所不可不知也。
蔡元凤
较谢山生稍晚，犹得闻穆堂绪论者，金溪有蔡上翔元凤。生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卒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年九十四。蔡氏王荆公年谱考略自序称『嘉庆九年，年八十八』。光绪抚州志文苑传称其九十四卒，上推生年，较谢山后十二年也。[王荆公年谱]着王荆公年谱考略二十六卷，其书经始乾隆辛丑以后，据考略附录王交三墓志铭时元凤已年近七十，至嘉庆八年书成，据王交三墓铭后附志元凤年已八十七，前后经营踰二十年矣。老当益壮，元凤有之。又自谓：「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中间有力为表襮者，在宋则吾邑陆象山所作荆公祠堂记，元吴澄、虞集，明临川邑人章衮，而近者李侍郎穆堂诸稿所辨证诬罔尤切。」据考略附录再与金式似郎中书今考略于穆堂集辨及荆公诸篇，均加钞录，穆堂集辨荆公诸端，皆有关政治心术，此于辨朱、陆是非亦有系。盖朱子于荆公，始终议论不一，或不免以爱憎徇俗见。『证论详新城杨希闵年谱推论，杨书亦继蔡氏而作。』而象山在当时则持平恕之论也。则元凤此书受影响于穆堂者当甚大矣。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然余观穆堂、谢山学问蹊径，并重文章、经济、气节，植本于躬行，发皇于文献，而归极于事业功名，要之以性灵之真，情感之不可已者为之基；其学由我以达之外，与博雅尚考证者异途，不得谓非清学一大支，然固不可以外袭而骤企也。当此靡风竞扇，颓波争流，超世拔俗之士，有闻穆堂、谢山之风而起者，予日企而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