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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生雍正元年十二月，卒乾隆四十二年五月，1723－1777年五十五。十岁就傅读书，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即问：「朱子何时人也？」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周去宋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读诗经至秦风小戎篇，即自绘小戎图，观者咸讶其详核。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之，意每不释；因授以许氏说文解字，大好之，学三年，尽得其节目。性强记，十三经注，能举其辞无遗；尝语弟子段玉裁曰：「余于疏不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时年十六、七矣。家贫，无以为业，年十八，随父客南丰，设塾于邵武，课童蒙自给。越二年乃归。时婺源江永慎修，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先生与其县人郑牧、歙人汪肇龙、方矩、汪梧凤、程瑶田、金榜师事之。学日进，而遇日益穷。年二十九，补休宁县学生。翌年，休地大旱，斗米千钱，家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屑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同学金榜称其坚强，困穷时能日行二百里，先生自言乖于时而寿似可必，亦自以精力之盛也。三十二岁，避仇入都，行李衣服皆无有，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一日，携所著书过嘉定钱大昕辛楣斋，谈论竟日，既去，辛楣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蕙田方纂五礼通考，以辛楣言，遂延先生主其邸；高邮王安国亦延课其子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昀、嘉定王鸣盛、青浦王昶、大兴朱筠，先后与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三十五岁，南还，居扬州，识惠栋定宇。四十岁，始获乡荐，会试屡不第。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又游山西，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南游浙，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及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以举人特召充纂修官至京师。四十年，会试又不第，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馆五年，以积劳卒。
戴学大要
戴学与江永
戴氏之学，其先来自[江永]。永字慎修，婺源人，生康熙二十年七月，卒乾隆三十七年三月，1681－1762年八十二。为诸生数十年。其学尤深于三礼，其先自周礼入，尝见明邱氏大学衍义补，征引周礼，爱之，求得其书，钞写正文，朝夕讽诵。自是旁通十三经，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黄氏干、杨氏复相继纂续，亦非完书，乃广摭博讨，大纲细目，一从周礼大宗伯「吉、凶、宾、军、嘉」五礼旧次，名曰礼书纲目，凡八十八卷，书成，年四十一岁，为江氏著述之最大者，自谓：「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僭妄有不辞也。」[江氏之著书及其宗旨]六十二岁，又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其自序盛推宋学。谓：
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朱子尝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绿，四子之阶梯。」……晚学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儒先之志。
盖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风未歇，学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时清廷崇正学，纂修三礼，欲补南宋以来朱义之未备。方望溪苞拟定纂修三礼条例剳子『外集卷二』亦以宋儒「有志未逮，未经垦辟」为说。慎修曾至京晤方氏，未合而归。其它著书，如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春秋地名考实、乡党图考、四书典林、羣经补义，大率归于礼数名物。而又精于天官星历，其书有历学补论、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于乐有律吕阐微。于音韵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于步算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其学所涉极博，要不出礼乐名物之范围者近是。又有阐述宋五子书数十卷，则世皆未之见，据李氏先正事略可见者惟近思录集注而已。大抵江氏学风，远承朱子格物遗教则断可识也。姚鼐极推江氏，谓：「婺源自宋笃生朱子，传至元明，儒者继起。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讲论经义，精核贯通，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惜抱轩文后集吴石湖家传』
与江氏同时并称者有[汪绂]，字灿人，号双池，亦婺源人。生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卒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年六十八其学亦以宋五子为归。朱筠督学安徽，上其遗书，并为立木主，与江永同祀紫阳书院。著书有周易尚书四书诠义、春秋集传、礼记章句、或问、乐经律吕通解、理学逢源。[汪氏著书及其宗旨]多尚义解，不主考订，与江氏异，而所治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朱筠汪先生墓表则门路与江氏相似。其发挥朱子致知格物之意曰：
有志格物，无物无理，随处目覩耳闻，手持足践，皆吾穷理之学。
又曰：
吾心之知虚，而在物之理实，故欲推极吾心之知，必须实靠事物上逐件印证过来，此心之知方实在信认得定。如人家有田地万顷，契墨册税，承祖以来，本皆在家，然亦须逐亩逐段，亲身历过，四至分明，与契税符合，方始信得此亩此段是自家田地。
此亦确遵朱子格物遗训，主从事物实地下工夫。其变而为考征，则重名物数度，其学风亦视江浙间辨易圆，辨尚书古文，辨大学，高谈朱陆道释异同，心性家国本末者，别有一段淳朴意味，自见其异也。尚考徽歙间讲学渊源，远自无锡之东林。[徽学渊源与东林]有汪知默、陈二典、胡｛渊－氵｝、汪佑、吴慎、朱璜讲朱子之学于紫阳书院，又因汪学圣以问学于东林之高世泰，详见钱林文献征存录，及江藩宋学渊源记实为徽州朱学正流，江永、汪绂皆汲其余波。故江、浙之间学者多从姚江出，而皖南则一遵旧统，以述朱为正。[江汪两家歧趋]惟汪尚义解，其后少传人；江尚考核，而其学遂大，则有清一代尚实之风，羣流所趋，莫能独外耳。汪双池年谱有与江慎修书三通，及江覆书两首，可证两家治学之歧趋。又徽人居羣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徽学之一种背景]汪绂家贫困，佣于江西景德镇，为画盌之役，其学自星历、地志、乐律、兵制、阴阳、医卜以至弹琴、篆刻、书画诸艺皆通晓。江氏亦孤起草泽中，其旁治天官、星历、律吕、音韵、步算，即朱子格物之旨，而亦当时徽学风尚所同也。[宣城梅氏]又自明末欧洲历算学输入，迄于清初，宣城梅氏兄弟，文鼎、文鼐、文鼏以历学震烁一时，文鼎生崇祯六年1633，卒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十九所诣尤深博，著书八十余种，盛行于世。歙人有杨光先，生明万历间，卒清康熙初论历斥汤若望，力排西法，并驳西教士利玛窦等地圆诸说，著书称不得已，专攻西学，自命孟子，嗣以闰月失推论死，亦为守旧者所推。孙星衍五松园文集为杨氏作传，尚力称之是当时徽、宣之间，好治天算格致之学，其来已旧。江氏覆汪双池书，自称「早年探讨西学，晚乃私淑宣城梅勿庵先生，近着翼梅八卷，写本归之梅氏令孙」云云，此证江学与梅之渊源矣。
有[黄生]扶孟，亦歙人，明诸生，入清不仕，着字诂、义府两书，阐明文字声义之相因，是徽人治声音小学之先启也。江、汪之学，盖皆有闻于乡先生之风而起者。[东原早岁学术路径]东原早岁治学，亦此一路。二十二岁，成筹算一卷。后经增改名策算二十三岁，成六书论三卷。已佚二十四岁，成考工记图。后附注成二卷二十五岁，成转语二十章。已佚二十七岁，成尔雅文字考十卷。未刊三十岁，成屈原赋注。三十一岁，为诗补传，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未成书。叶德辉云：其家藏有东原诗经补注原稿，采宋人说最多，遗书及学海堂皆删去。此均在东原三十二岁入都前，其学尚名物、字义、声音、算数，全是徽人朴学矩矱也。与东原同问学于江氏者，有郑牧、汪肇笼、程瑶田、方矩、金榜诸人，而玉成其事者则为汪梧凤。[汪梧凤不疎园及同学诸人]梧凤，歙西溪人，家雄于财，有不疎园，江、戴
皆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从得书；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汪中故贡生汪君墓志铭
梧凤年不永，所著有诗学女为一种，人称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韵、鸟兽、草木、虫鱼之类，援据该洽，考核精审，可自成一书。郑虎文汪梧凤行状则学风亦与江氏近，其书体例，盖亦江氏四书典林、乡党图考之类也。居梧凤不疎园最久者为[汪肇龙]，字稚川，少孤贫，力食以供饘粥。长习贾，叹曰：「是非甚巧伪，不得称善贾。」弃而归，习篆刻，资铁笔以活者久之，稍稍通六书。后游江门，专力治经，于尔雅、说文诸小学书，以及水经、地理、步算、钟律、音韵、器数、名物之学，无不博综羣籍，考据精审，而于三礼功尤深。郑虎文汪肇龙家传是稚川之学，虽无成书，其不失为江氏规模，亦可见也。最称江氏高第弟子者为[金榜]，字辅之，生雍正十三年1735，卒嘉庆六年1801，年六十七其学专治三礼，有礼笺十卷，详稽制度，后人推为卓然可补江、戴之缺者。吴定金榜墓志铭又[程瑶田]，别有传详后着通艺录，有宗法小记一卷，又仪礼丧服足征记十卷、释宫小记一卷、考工创物小记一卷、磬折古义一卷、沟洫疆理小记一卷、禹贡三江考三卷、水地小记一卷、解字小记一卷、声律小记一卷、九谷考四卷、释草小记一卷、释虫小记一卷，其学亦在名物、度数间，此又承衍江氏学风之可考者也。
东原论学之第一期
东原早岁之学同于江氏，其说可征之于与[是仲明]论学书。按：是仲明名镜，阳湖人。与顾畇滋、朱止泉同讲学于无锡之共学山居。据是仲明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仲明年五十七』春游徽州，翌年庚午五月之徽州，游黄山。而东原书云：「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昨遇名贤枉驾，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肃，不待加以诲语也。又欲观末学所事得失，仆敢以诗补传序并『辨郑卫之音』一条检出呈览。今程某奉其师命，来取诗补傅，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请进一二言，惟名贤教之。」又云：「羣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惰，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名贤幸谅」云云。相其语气，疑是己巳、庚午两年是、戴相晤于徽州时事也。段氏戴先生年谱，谓：「与是仲明论学书当在丁丑，时东原在扬州。仲明江阴人，客游于扬者，欲索先生诗补传观之，先生答此书，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见于此，亦以讽仲明之学非所学也。仲明筑室江阴舜过山讲学，其人不为先生所重，故讽之。」段氏此说，纯出推想，以仲明为江阴人，故疑东原游扬始晤。查是仲明年谱，丁丑已年六十五，并无客游扬州事。且戴书引辞撝谦，明为东原未达时语。段氏为戴谱，年已八十，谱中谓「携方言分写本至玉屏，今四十余年」，又谓「丁小疋终于宁波官舍，又将十年」诸条可证，故谱中颇有误忆误排者。又段编戴集与是书题注癸酉，亦与年谱违异，可证年赞不足尽据。惟段编戴集，年五十八岁，去东原之卒亦已十六年，癸酉之注，亦非有确据，特因书中有「出示诗补传序」一语，而诗补传序成于癸酉仲夏故也。癸酉尚在东原入都前，于书中语气较似。然是岁仲明在舜过山，仍无缘与东原相遇。窃疑今东原集诗补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其后丙戌，东原又改注二南，名曰杲溪诗经补注，段氏曰：「今二南著录，而诗补传已成者不著录」，然考东原诗比义述序，谓「昔壬申、癸酉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成一袟」，则癸酉诗补传明明未成书。段氏戴谱：「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此亦只据序文年月推定尔。又考东原尔雅文字考序，谓「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袟，亦聊以自课」，语意与是书「戒其颓惰，特惧忘失」云云相似，段定此书亦在戊辰、己巳、庚午间。大抵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诸书，皆先后略同时。则与是书虽不能确定其年月，谓在癸酉东原未入都前，谅无大误。谓：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一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覩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羣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东原始从江慎修游，当在其庚午至紫阳书院时，此书云「家贫不获亲师」，则在庚午未识慎修时语也。惟段谱谓壬戌东原自邵武归，即就正于慎修，则背师之诮，又不俟于他日「婺源老儒」之称矣。未知段谱果何据也。
此为东原主从字义明经义之理论。又曰：
[经学难明者若干事]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然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二二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前云「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此云「为之又十年」，则此书年岁亦约略可推矣。
此为东原主从名物、度数通经义之理论。又曰：
[经学之三难]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仆诚不足与于其间，其私自持，暨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此乃朱、王之辨，非汉、宋之辨
此为东原主从「道问学」一边以达大道之理论。统观全书，所论为学门径及其趣解，全是江氏一派。然东原自述为学全出冥搜暗索，则江、戴乃规模闇合，非东原之必有待于江氏之启迪矣。此征徽学之自成风尚
东原毕生治学，其最大计划，厥为[七经小记]。段玉裁记之云：
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诂训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戴东原先生年谱
又曰：
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绖带、记缫藉、记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
水地记，亦七经小记之一，使经之言地理者，于此稽焉。按：水地记未成书
诂训篇，亦先生七经小记之一。经学非诂训不明，先生欲作此书而未及为；转语二十章，亦未卒业；然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犹存，亦可稍窥涯略矣。
原象凡八篇，一、二、三、四四篇，即先生之释天也；五、六、七三篇，即句股割圜记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则为矩以准望之详也。迎日推策记亦旧时所为。成书皆在壬午东原四十岁以前，至晚年合九篇为原象，以为七经小记之一。天体、算法全具于此。
始先生作原善三篇，继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贤圣之言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所以阐明此恉也，为七经小记之一。先生之学上承孔、孟，于此可见。均见东原先生年谱
此为东原计划七经小记之大概。金榜尝言：「东原发愿成七经小记，余语之曰：『岁不我与，一人有几多精神？』东原答曰：『当世岂无助我者？』亦见年谱盖东原毕生尽瘁于是，而其意则备见于与是仲明书中。惟较之朱子格物补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一旦豁然贯通」者，则方法门径固近似，而对象意趣实不侔。[戴学与朱子异同]朱子格物，在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今则只求即凡六经之名物训诂而格耳。清儒自阎百诗以下，始终不脱读书人面目，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然亦只格得六经书本上名物，仍是汉学家精神也。
[东原入都]东原以乾隆甲戌入都，时东原年三十二岁。据钱竹汀自编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移寓横街。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同车出亲访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按：竹汀年谱，始编在五十七岁，上距甲戌仅三十年，事属亲历，不致遽误。又王昶述庵为东原墓志铭，谓：「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此亦亲历之事，不容误也。而洪榜为东原行述，误谓东原以乙亥岁北上，实不足据。懋堂为戴谱，则距其事已逾六十年，又非亲历，更不能得其详，亦定入都在乙亥，而云「盖是年入都。冬，纪文达公刻考工记图注成」，下一「盖」字，正见其无碓据。因是年戴馆纪家，又纪刻戴书，故疑在是年，而上年甲戌，段谱不能着一字，不知东原正以是年入都也。初见钱竹汀，竹汀叹其学精博，荐之秦蕙田。蕙田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据年谱翌年夏，纪晓岚初识东原，见其考工记图而奇之，因为付梓。见考工记图纪序是年，东原又成句股割圜记三篇，秦蕙田全载于通考。据年谱一时学者，推服东原，本在名物数度。而东原与[方希原]书，即方矩，同居汪氏不疎园者。其为学自汉注、唐疏以洎宋五子之书，皆博涉徧观。尝谓：「孔门而后，言绝义乖，儒流灭裂，然人道不终为鬼魅者，程、朱之力也。」语见耆献类征四百三十九胡赓善所为权厝志。希原之学，盖犹是慎修矩矱也。亦谓：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巨观，目不全收，其可哉！
是时东原固犹以义理推宋，以制数尊汉。同年与姚姬传书，谓「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亦汉宋并举，无所轩轾。而其所欲为之七经小记，则实偏于制数一边也。
东原既为时贤所知，而江先生之名，亦随东原而显。东原为江先生事略状，称：
戴震尝入都，秦尚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尚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书纲目也。戴震与太仓王光禄鸣盛言先生之学，后光禄与戴震书启通问，必称敬候先生。
王昶为江永墓志铭，亦称：
余友休宁戴君，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尝自述其学术，实本之江慎修先生。
钱大昕与东原书，亦谓：「前遇足下于晓岚所，足下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又曰：「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是东原初入都，其学尚与江氏沆瀣一气，并时学者同推江、戴，亦以二人所治相近似也。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谓：「江、戴师弟，谈天异辙。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此乃据其后东原校四库诸古算书而言之。窃考东原论学之变盖在丁丑乾隆二十二年，东原三十五岁。游扬州识惠氏松崖之后。
戴学与惠栋
[苏州惠氏之学]惠、戴为当时汉学两大师，后世分言吴、皖，即推溯之东原、定宇两人也。惠氏籍吴县，三世传经，惠周惕字符龙为其祖，士奇字天牧为其父，定宇名栋，学者称松崖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卒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十二。其学尊古而信汉，最深者在易。天牧有易说六卷，谓：「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其议论如此。[惠氏言易]松崖守其意而为说益坚，着易汉学七卷，又为周易述二十卷，专宗汉说，历三十年，四、五易稿，犹未卒业。陈黄中所为墓志铭学者推为汉学之绝者千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见王昶所为墓志铭。又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谓：「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父子异方。」盖确然以汉易标宗名家者，自定宇始。
盖江、浙学者言易，自黄梨洲兄弟、毛西河、胡东樵，皆致力于辨易圆，诸家之说出，而自宋以来易说之图象纷纷榛莽塞路者尽辟，惠氏父子踵其后，惠士奇生康熙十年，胡渭卒康熙五十三年，士奇年四十四，惠栋年十八。遂弃宋易而治汉，亦一时风气趋会之所宜有也。惠氏治他经，亦率如其治易，大意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惠氏治学态度]其意见于天牧之论周礼，谓：「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逮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见汉学师承记故其弟子杨超曾称之，谓：「其学大抵以经为纲领，以传为条目，以周、秦诸子为左证，以两汉诸儒为羽翼，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疑则阙之。」见杨超曾惠公墓志铭，收碑传集
此天牧治经主从古训，故一依汉儒，并旁求之于周、秦诸子，而不肯下取晚世唐、宋之说也。先是吴江朱鹤龄长孺，号愚庵，始专力词赋，顾亭林勖以本原之学，乃研思经义，所著有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诗经通义诸书。[朱鹤龄与陈启源]其友陈启源长发为毛诗稽古编，训诂准尔雅，篇义准小序，诠释大义准毛传，力主释经惟求合古之旨。书成康熙丁卯，时天牧尚在幼年。亦是吴人治经尊古崇汉一来历也。及松崖守父意益坚，遂着九经古义，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着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述首。又朱鹤龄书尚有易广义略、春秋集说、左传日钞。日钞著录四库，其书多采亭林杜解补正。定宇左传补注，即承是书而起，为九经古义之一部。此所谓守古训，尊师傅，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其弟子同县余萧客、江声诸人先后羽翼之，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发之，王昶惠定宇墓志铭而于是有「苏州学派」之称。[吴皖学渊源之不同]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顾亭林已言「理学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而通经则先识字，识字则先考音，亭林为音学五书，大意在据唐以正宋，据古经以正唐，即以复古者为反宋，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而浙东姚江旧乡，阳明之精神尚在，如梨洲兄弟驳易图，陈干初疑大学，毛西河盛推大学古本，力辨朱子，其动机在争程朱、陆王之旧案，而结果所得，则与亭林有殊途同归之巧，使学者晓然于古经籍之与宋学，未必为一物。其次如阎百诗辨古文尚书，其意固犹专朱，而结果所得，亦使人知通经端在溯古，晋、唐以下已可疑，更无论宋、明也。江、浙人物荟萃，典册流播，声气易传，考核易广，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工夫转向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江艮庭与王西庄]又江声字尗澐，号艮庭，生康熙六十年，卒嘉庆四年，年七十九。自称：「年三十五师事同郡惠松崖先生，见所著古文尚书考，始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妄人伪作，于是搜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以足成之，为尚书集注音疏。」而同时王鸣盛凤喈，生康熙六十一年，卒嘉庆二年，年七十六。亦为尚书后案，自谓郑氏康成一家之学。谓：「秦火后伏生传今文三十四篇，汉注犹在，予遍观羣书，搜罗郑注，惜已残阙，聊取马、王、傅、疏益之，至二十五篇，则别为后辨附焉。」书成于乾隆己亥，又称「就正于有道江声，乃克成编」，其书乃在江氏师事定宇后二十四年也。江氏集注创始乾隆辛巳，成于丁亥；又六年而成疏，则为癸巳。王氏后案成于己亥，尚在江书成后六年。然王氏自谓草创远始乙丑，王氏年二十四，尚在江氏师事定宇前十年，而江书则起始于师事定宇后之六年也。窃疑王书颇受江书影响，吴德旋闻见录谓王鸣盛撰尚书后案，廷艮庭于家，商订疑义。故曰「就正有道，乃克成编」也。其自述草创之年，可置勿论耳。又二书皆自注而自疏之，亦师定宇周易述体例。二书动机，皆由知东晋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乃进而为汉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讨，其意向取径，正犹惠氏父子知宋后言易图不可信，乃进而为汉易之搜讨也。此又苏州汉学，其渊源在辨晋、宋以来伪说，乃转而反向上求之一证。
[吴皖两派之诋宋]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阐宋，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故定宇之评毛诗注疏也，曰：「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见李集敬堂鹤征录其激昂如是。而江藩宋学渊源记乃谓：
近今汉学昌明，徧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此记，实本师说。
又曰：
藩少长吴门，习闻硕德耆彦谈论。……耆英雕谢，文献无征，甚惧斯道之将坠，耻躬行之不逮也。汉学师承记亦云：「宋儒率履有余，考镜不足。」
据此言之，当时吴学后起，转不以诋宋过甚为然矣。汪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孟慈为汪氏学行记乃谓是凌次仲之诬谰，子干父蛊，亦物极必反也。盖干、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起而愈甚，[汉学家诋宋始自东原]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时纪晓岚主馆事，纪固好诋宋者，东原疏证，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东原论学之第二期
东原于乾隆丁丑二十二年，东原年三十五南游扬州，识松崖于盐运使卢雅雨见曾署，自是客扬州者四年。[东原游扬洲后论学态度之转变]东原论学宗旨，其时以后盖始变，此可以集中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篇证之。其文大意谓：
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明年，闻先生殁于家。今徒拜观遗像，……自愧学无所就……莫能窥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輙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义理明]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东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三十年，东原年四十三，见年谱而议论与前举已大异。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其后四年，己丑，乾隆三十四年，东原年四十七东原为松崖弟子余萧客序古经解钩沉，年谱谓：
后之论汉儒者，輙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今仲林余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
据是观之，东原此数年论学，其深契乎惠氏故训之说无疑矣。东原卒后，凌廷堪为作事略状，谓「东原于扬州见元和惠栋，论学有合」，决非虚语。王昶为东原墓志铭，亦谓「惠、戴见于扬州，交相推重」。王鸣盛亦言：「方今学者，断推惠、戴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见洪榜东原行状谓「舍古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趋]江藩汉学师承记洪榜传，称榜为卫道儒，又全缘其与朱笥河发明东原论学一书，可证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
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王氏所谓「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
东原言义理三书
东原言义理者有三书：一、原善，二、绪言，三、孟子字义疏证。今据段玉裁所为东原年谱，约略考定其成书之年代如次：
年谱云：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书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东原年四十一以前，癸酉、甲戌以后十年内作也。玉裁于癸未皆尝抄誊。先生尝言：「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
此定东原原善三篇皆癸未以前作者，由懋堂于癸未皆尝抄誊也。至的在何年，则不可知。懋堂谓是癸酉、甲戌以后十年内者，此亦约略之辞，并无确据。[原善三篇初成在丁丑后]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约在丁丑游扬州识松崖以后，以东原论学至是始变也。[戴氏原善与惠氏易微言之关系]松崖治易，既主还复于汉儒，而汉易率主象数占筮，少言义理，故松崖又为易微言，会纳先秦、两汉诸家与易辞相通者，依次列举，间出己见。其目为：
元、体元、无、潜、隐、爱、微、三微、知微之显、几、虚、独、蜀独同义、始、素、深、初、本、至、要、约、极、一、致一、贯、一贯、忠恕之义、一贯之道、子、藏、心、养心。以上为上卷
道、远、玄、神、幽赞、幽明、妙、诚、仁、中、善、纯、辨精字义、易简、易简缺性命、性反之辨、三才、才、情、积、天地尚积、圣学尚积、王者尚积、孟子言积善、三五、干元用九天下治义、大、理、人心道心、诚独之辨、生安之辨、精一之辨。以上为下卷
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所谓义理存乎故训，故训当本汉儒，而周、秦诸子可以为之旁证也。当时吴派学者实欲以此夺宋儒讲义理之传统，松崖粗发其绪而未竟。松崖卒年六十二，其弟子江藩谓：「先生年五十后，始专心经术，早年颇研文词、有渔洋山人菁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史籍，有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旁及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其精力所注，尤在周易述一书，为之三十年，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传二篇。」汉学师承记学者精力有限，松崖已靡精耗神于此，不得复深探潜索于彼，故虽抽其绪而未究厥奥也。而东原原善三篇，则其文颇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响。张皋文评东原勾股割圜记，谓：「其书务为简奥，变易旧名，恒不易了。」此东原早年作风如此，即原善三篇，亦有故为简奥之病，而其即故训中求义理之意，则固明明与松崖出一辙也。
年谱云：乾隆丙戌，三十一年，东原年四十四岁玉裁入都会试，见先生，云：「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谓孟子字义疏证也。玉裁未能遽请读，先生没后，孔户部广森付刻，乃得见，近日始窥其阃奥。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懋堂此年但闻东原自称「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而实未见，及后读孔刻遗书有孟子字义疏证，姑推以为即今年之所著耳，其实亦无确据。余考东原字义疏证成书尚晚，证详下此年所著，盖非其书也。
年谱又云：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户部所刊戴氏遗书第九合为一册。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见于户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抄写熟读矣。至丙戌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圣贤之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所以阐明此恉也。
今按：东原有原善自序，谓：
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趋也，后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而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以今之去古圣哲既远，治经之士莫能综贯，习所见闻，积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兹坠绪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
今文集段氏经韵楼本所收，即始为之三章，遗书本则修改之上、中、下三卷也。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而每卷首章即文集本之三篇，惟语有改省。又文集有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两篇，又即为遗书本原善卷上、卷中之二章，盖以篇幅较长，可以分别成文，故又收之文集耳。或东原当时，既成原善三篇，又成读易系辞、孟子论性两篇，遂增扩而为原善三卷也。丙戌，懋堂入都，亲见东原本原善三篇旧稿，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则东原所告懋堂「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者，实即原善三篇之扩大本，懋堂不察，未经面质，后遂误认为东原所告乃指字义疏证也。[原善三卷之扩大本在丙戌]今定原善三卷本成于丙戌东原四十四岁之年，则上推原善三篇，其初成亦决距此不甚远，至迟在癸未，因是年懋堂已抄誊及之至早在丁丑，遇松崖之年先后不出十年也。乙酉，东原过苏州，题松崖授经图。原善扩大成书，即在其翌年。东原深推松崖，谓舍故训无以明理义，原善三卷，即本此精神而成书。故曰：「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则东原论学著书，其受松崖之影响，居可见矣。
[绪言草创在己丑]年谱云：孟子字义疏证原稿名绪言，有壬辰乾隆三十七年，东原年五十菊月写本，程氏易田于丙申四十一年，东原年五十四影抄。
按：绪言一书，孔刊遗书未收，钱竹汀大昕、王述庵昶、洪蕊登榜、孔巽轩广森述东原著书亦未及，惟粤雅堂丛书有之。程易田以孟子字义疏证非定本，定本改名绪言，又言于丙申影抄是书，戴本首页有「壬辰菊月写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尝改窜。懋堂则以疏证为定本，而绪言是其初稿，语详经韵楼集卷七答程易田丈书盖懋堂之辨是也。惟谓疏证成于东原四十四岁时则亦误，其时所成者乃原善三卷本，已详前论。至绪言成书年月，据程易田与段懋堂札，谓：「壬辰东原馆京师朱文正珪家，自言曩在山西方伯署中，伪病者十数日，起而语方伯：『我非真病，乃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耳。』」段氏谓：「伪病十余日，正是造绪言。窃揣此书剙始于乙酉、丙戌，成于己丑朱方伯署中。」以上俱详经韵楼集卷七答程易田丈书今考东原四十六岁戊子，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二卷，二十四册。适方氏卒，其书未竣，以卷帙之重大，故孔氏刊遗书亦未及。其后书为吴江王履泰所窃，易名畿辅安澜志，语详经韵楼集卷七与方葆岩『观承子』两书，又有赵戴直隶河渠书辨。盖东原此书，亦自袭赵东潜原本也。此后五年，仆仆道途，往来燕、晋间，精力全耗于方志。己丑，会试不第，朱石君珪招游山西，以是年五月往，而秋后又自藩署至汾州，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乃竣。是年又还都待辛卯会试，又不第。复游晋，修汾阳县志。翌年壬辰，自汾阳入京会试不第，而赴浙江，主金华书院。据程易田转述其伪病之说，绪言草创，应在己丑秋前客山西藩署时无疑。懋堂谓剏始乙酉、丙戌必误。辨详前惟易田影抄是书，首页有「壬辰菊月写本」字样，则殆东原是年到浙，又将己丑旧稿写定一番也。[绪言完成在壬辰]据此则绪言一书，应是创始于己丑秋前，而完成于壬辰之菊月，又考钱大昕孝廉胡君墓志铭，谓：「胡亦常同谦既下第南归，与休宁戴东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别。舟中尽钞东原所著书携归，特刊之东粤」云云。东原绪言惟刊于粤雅堂丛书，而不识所自来，若即系胡氏传钞本，则绪言成于游浙前，又得一证。惟程易田影抄本，与今粤雅堂考刊本，是否有异同，今仍无从详论。至丙申易田影抄时未尝改窜，而疏证尚在后，否则东原何弗示易田以疏证，而顾出其已废之初稿耶？
[孟子字义疏证最晚成在丁酉]年谱又云：先生丁酉乾隆四十二年，东原五十五岁，东原即卒是年。正月十四日，作书与玉裁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庄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谓『彼节者有间』也。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此犹舍字义、制度、名物，去语言、训诂，而欲得圣人之道于遗经也。」
又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与玉裁云：「仆足疾已踰一载，不能出户，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又丁酉四月有答彭进士绍升书，洪榜作先生行状，云：「此先生没前一月手书也。」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示彭君。彭君有书与先生，刻其文集内先生答此书。
今按：东原特提「理、欲」之辨以驳宋儒，其说惟见于疏证，原善、绪言皆无之。丁酉与懋堂两书，郑重道及，正是初成书后语也。疏证之作，定在丙申易田抄绪言之后，而即成于是年。至翌年丁酉正月与段懋堂书，正为「理」字义解，乃疏证最后新得，故属草既竟，即以函告。及四月一札，乃云「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则其新着初成踌躇满志之情也。段懋堂谓「绪言改定于丙申冬后，丁酉春前，是为孟子字义疏证」，亦答程书语其说最是。若疏证早成在前，东原极自得意，以易田与东原之交情，不应影抄其绪言而不获见其俊定之疏证，故使易田亦疑疏证之非定本，而东原若非预知今年五月将不起，亦何以疏证早成在前，久默不告懋堂，至是乃连续及之乎？文集卷八『经韵楼本』孟子字义疏证序题下附注「丙申」二字，是懋堂亦知疏证成于丙申，惜乎编年谱时，未能据之为定论。其与彭允初书，由允初在京师，以二林居制义示东原，并索观东原原善，是允初亦不知东原尚有疏证，东原乃并出新着疏证示之，允初贻书讨论，东原答书谓：「南旋定于何日？」是其时允初在京师也。又吴江陆朗夫耀有复戴东原言理欲书，切问斋文钞谓：
春杪接书，久未裁复。……足下究心典籍，高出群儒，修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归之语？……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谬，可谓切中俗儒之病。
细按此书，盖在丁酉夏东原卒前。东原于春杪致书，谓秋令假归者，即是与懋堂书所云「足疾已踰一载，定于秋初乞假南旋」也。时朗夫在济南，东原疏证新成，不克邮示，而特写疏证新得理欲一辨大意告之。盖东原言义理三书，惟理欲之辨，得之最后，在丙申、丁酉之交。今集中有与某书，经韵楼本卷九不知某是谁人，及答彭允初书，又两与段懋堂书，及此与陆朗夫书，可指数者已五通，大率尽在丁酉。东原固自深喜其说，故一时屡屡道之，此又足证疏证成书定在丙申也。今考与某书有云：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则东原自字义明义理之说，至此仍未变，[治经先考字义之理论始终不变]惟谓「汉儒故训亦有时傅会」，此在序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已微发其意，谓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谓释复各持异解是也。此东原早年亦言之，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其识自远超乎依傍汉儒故训者。故洪榜与朱筠书见汉学师承记谓：
[字义疏证即训诂]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其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
固不得谓无当于东原论学宗旨也。按：戴集九乙亥与姚姬传书，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疏证前稿取名绪言，即谓是圣人绪言耳，与字义疏证涵旨正同，惟不如字义疏证之显豁，非有别解也。又集八原善序谓：「余言恐未足以振兹坠绪」，「绪言」之「绪」，即「振兹坠绪」之「绪」。又按：东原同时交游有[钱大昕]晓征，号竹汀。『1728－1804，年七十七』经史淹雅，一时无两。东原知名当世，亦由竹汀推挹。然东原谓「并世学人必以竹汀为第二」，盖以第一人自居也。竹汀之学，所涉甚广，而识力不高，持论惟循惠、戴藩篱。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诂训必自汉儒，以其去古未远。」『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琳经义杂识序』又云：「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文集二十四经籍篡诂序』此二文皆成于嘉庆己未，时竹汀年七十二矣。此等议论，不过为惠、戴诂训、义理之辨推波助澜，无足深论。据竹汀年谱，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已在乾隆庚寅，竹汀年四十三，上距惠、戴扬州缔交亦十三年矣。则竹汀治声音、训诂之学，实闻惠、戴而起者，宜东原之以第二人处之也。其后如方植之汉学商兑、夏卯生仲子集，诋病汉学，竹汀亦不免。而并时侪偶如周春松蔼、『参读清文汇卷二十五周春答同年钱竹汀少詹序』章学诚实斋，『参读下章』皆贻书竹汀，期其于汉学偏弊，有所救正。良以惠、戴而外，学足以拔赵立汉，别树一帜者，端推竹汀也。惜其识不足以及此，轻为随逐，虽得一时风尚之朋，亦受后世门户之诮焉。然观竹汀所言，固可证一时学人意气议论之所同凑在是矣。
惟时人所以推重东原者，则并不在此。东原自癸巳乾隆三十八年，东原年五十一被召入都充四库纂修官，所校官书，如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仪礼识误、仪礼释宫、仪礼集释、大戴礼、方言诸书。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一类，即东原初入京时所由见知于时贤者，至是而时贤仍以此推东原。所谓「汉儒得其度数，宋儒得其义理」，并世自以度数推东原，不以义理也。故洪初堂榜撰东原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朱笥河见之，曰：「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汉学师承记洪传可见当时学者见解矣。此在东原亦自知之，故曰：
[东原不甘为轿夫]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东原不欲以六书、九数自限，在初入都时已然，而昌言排击程朱，则实始晚年。[东原攻击朱子在晚年]章实斋说之云：
古人着于竹帛，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则不然……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文史通义朱陆篇
乾隆三十八年章、戴相遇宁波道署时，东原议论已变，渐诋程朱，而为绪言犹不尔，故实斋讥其笔舌分用，又斥之为黠也。余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章氏遗书钞本，有答邵二云书一首，畅论其事，谓：「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化，权欺术御，何必言之由中？戴讥躬行实践，释、老所同，非儒者所以自异，『按：此疑章氏见东原集与某书言之，东原字义疏证，实斋似未见。』然则戴之践履，远逊宋人，乃其所以求异于释、老耶？是则辟释、老者，固便于言是行非者也。此则戴之症结，不可为讳。戴氏笔之于书，多精深谨严，至腾之于口，则丑詈程、朱，诋侮董、韩，自许孟子后之一人，可谓无忌惮矣。其身既死，诵戴遗书而得其解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益其疾者，方兴未已。以仆所闻，一时通人，表表人望者，有谓『异日戴氏学昌，斥朱子如拉朽』者矣；有著书辟宋理学，谓六经、语、孟无『理』字，以易传『穷理尽性』为后儒之言，而忘『义理悦心』已见孟子者矣。汉儒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盖言经典存文，不如口耳之授受。今尊戴而过者，亦以其法求之，不知其笔金玉，而言多粪土，学者宜知所抉择也。」然实斋又云：
戴君……一代巨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累。……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着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按：绪言、疏证两书，东原卒后十许年，实斋犹未见，故所举论如是。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又北大所藏章氏遗书钞本，有与史余村一书，谓：「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闇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以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誉者既非其真，毁者亦失其实。仆言戴氏学识虽未通方，而成家实出诸人之上。所惜心术不正，学者要须慎别择耳。」今按：实斋屡斥东原心术，今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行世，东原攘窃赵书一案坐实，大可为实斋说添有力之左证矣。
是深知东原之为轿中人而非轿夫者，当时亦惟实斋。惟东原晚年之矜心胜气，诋弹逾量，实斋深不满。然此亦可证东原议论思想前后不同，及其言义理三书完成之先后，传播之广狭，与夫心术学术之隐微，所不尽传于后者，以及当时学者对东原评价之一斑也。
东原哲学之大体
东原言义理三书之年代既定，而东原哲学之大体可继是而求。盖东原三书思想，虽大体一贯，而其间亦有议论详略，意向轻重，可以征东原学说之与年俱变者。最先为原善。
原善
原善先成三篇，既乃扩为三卷。三篇文极简奥；三卷始详，而意解无大变。今据遗书三卷本观之，其言天道，主乎阴阳气化，故曰：
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道即阴阳气化]卷上
其言性本乎形质能才，故曰：
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品物者也。[性即道之分化]限于所分曰命；成其气类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质，而秀发于心，征于貌、色、声曰才。卷上
故「欲」与「觉」皆性也，曰：
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欲与觉为性之能事]卷上
[欲与觉得其正即仁智]善用其欲与觉则为仁、智，故曰：
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卷上
性言乎其自然之本，仁、智要乎其必然之则，故曰：
[自然与必然之辨]言乎自然之谓顺，言乎必然之谓常，言乎本然之谓德。天下之道尽于顺，天下之教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于德。卷上
又曰：
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征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性之征于巧智，美恶是非而好恶分。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尽美恶之极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权由斯而出；尽是非之极致，存乎智者也，贤圣之德由斯而备。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于必然，天下之能举矣。[情欲本乎自然智巧达于必然]卷上
又曰：
[欲为自然德为必然]由天道而语于无憾，是谓天德；由性之欲而语于无失，是谓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卷上
其循自然而达乎必然者则贵智，故曰：
怀生畏死，血气之伦尽然，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择善]也。卷中耳能辨天下之声，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义，人之才质得于天，若是其全也。……惟据才质为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无节于内，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践乎中正，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其必然则协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语于此。卷中
明智之所得为理义，故曰：
[理义由明智得]心之明之所止，于事情区以别焉，无几微爽失，则理义以名。卷中
故人性之所贵，在乎动而能得夫理义，不在无欲与静也，曰：
虽犬之性，当其气无乖乱，莫不冲虚自然也，动则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于是恶外物之惑己而强御之，可谓之「所以异」乎？是以[老聃、庄周之言尚无欲，君子尚无蔽]。尚无欲者，主静以为至；君子动静一于仁。卷中
仁智之反面为私蔽，故曰：
[私与蔽为二大患]人之不尽其才，患二：曰私，曰蔽……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得乎条理者智。卷下
是故去生养之道者，贼道者也。细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卷下
故其言格物致知也，则曰：
「格」之云者，于物情有得而无失，思之贯通，不遗毫末，夫然后在己则不惑，施及天下国家则无憾，此之谓「致其知」。卷下
此东原原善三卷之大旨也。而东原自道其所以得此者则曰故训，故曰：
[征诸古训明之心]征之古训，协于时中，充然明诸心而后得所止。卷下
东原此等见解，颇与同时惠氏易微言相近。微言据易系，亦主以阴阳气化言宇宙，故曰：
孟子论性而及才，才者天之所降，故曰「降才」……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孟子论为不善云「非才之罪」，因举仁义礼智而云「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继而言「天之降才」，继又言存乎人者有仁义，而云牿亡之后「未尝有才」，知才为天之所降明矣。[原善与易微言思想之同点]
是松崖亦据孟子，主性即在形质才能之中也。又曰：
「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曰性命之理。
乐记言「天理」，谓好与恶也。好近仁，恶近义，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好恶失其正谓之「灭天理」，大学谓之「拂人性」。天命之谓性，性有阴阳、刚柔、仁义，故曰「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
是松崖解乐记亦谓天理即人性好恶之正也。又曰：
道家论「一贯」与宋儒同，与孔子异。道家以一为终，故庄子曰：「得其一而万事毕」；圣人以一为始，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此儒与道之别也。
「贯」皆有积义……论语「吾道一以贯之」，释诂云：「贯，习也。」习者重习，亦有积意，荀子曰：「服习积贯」，又曰：「贯日而治详之。」
东原曰：「君子慎习而贵学」，原善卷下所谓以必然全其自然者，亦与松崖辨儒、道「一贯」之论相似也。松崖又曰：
忠，一也，以忠行恕，即「一以贯之」也。
此东原以人之有欲通天下之欲为仁，以人之有觉通天下之觉为智之说也。惠氏易微言多列故训，而少发挥，其书固不如东原原善之精洁而明畅，然据易系，申孟子，合才性，通理欲，泯天人，洽终始，重积学，而反虚无，则大体不能谓不近。今以东原交游行迹先后，合之其著述议论之异同，而谓原善一书，或颇受松崖易微言影响，虽无明据，亦非尽渺茫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谓：「见翁覃溪手批戴氏遗集，其评论性诸篇，谓此等文字与惠定宇易述后编言性相似。」覃溪识力纵不足知戴，然此语颇非无见。当时实知惠、戴两家言义理亦相通，不如近人乃盛尊东原而抑惠也。又阮元揅经室集国史儒林传序，亦谓「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尤证当时谓惠、戴言义理，同从古训出发也。
绪言
[绪言始排宋儒]东原原善绝不排诋宋儒，而绪言则颇排宋。据上记「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之说可证其最要者则为「理、气」之辨，曰：
[宋儒始分理气]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分，而宋儒创言之，又以道属之理，实失道之名义也。大致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
程朱……盖见于阴阳气化，无非有迹可寻，遂以与品物流形同归之粗，而别求诸无迹象以为其精……恍然觉悟理气之分如是。
而不知
[阴阳气化为自然理为必然乃要其后非原其先]阴阳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期于无憾，所谓理也。理非他，盖其必然也。阴阳之期于无憾也，犹人之期于无失也。……期于无憾无失之为必然，乃要其后，非原其先，乃就一物而语其不可讥议，奈何以虚语夫不可讥议指为一物，与气浑沦而成，主宰枢纽其中也？
故
[理乃事为不易之则]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以归于必然，理至明显也。谓「理气浑沦，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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