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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凯旋之歌中,是否夹杂着源自法伦斯泰尔歌剧中的童声合唱。尽管这样去设想显得很有诱惑力,但这种做法实在极不可靠。

    约赫曼并非想要用空想主义者们的绚烂色彩来点缀未来社会。他更多的是想要像菲拉克曼(Flaxman)[17]刻画诸神轮廓那样,用实事求是的古典主义笔锋去描画未来社会。同样是描画未来,马克思则采用了一个严格排除式的表述:“无阶级的”社会。看起来,这一表述的先锋并非在那些空想主义者的文字中,而是在约赫曼的文本中。而在“古老世界的歌咏”(„Gesänge der alten Welt“)这一概念中,一种历史性的交叠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了。因为这一概念的缘故,作为“原初的心灵能力”的想象力出现了,它鲜明地衬托出了人后天习得的理性思考禀赋。因此说,诗歌是古老世界的自然语言,而更适于用来进行理性思考的散文则后来才出现。“诗歌构成了第一种语言的要素。”这是我们在维柯(Vico)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第一章第59个论点中读到的内容。[18]

    约赫曼的理论将诗歌视为远古世界的原初语言能力,这种理论正源于维柯。在维柯看来,一种图像语言在富含暗示的象形文字或讽喻中默默地展现它自身,这便是首个远古年代————神的年代————的语言。之后到来的便是诗歌的语言,即英雄的语言,维柯认为它有着双重源泉:一方面源自“语言的贫乏”,另一方面源自“一种必要性,即[虽然语言贫乏却]仍必须力求一种易于理解的表达”。英雄语言的表达力的根基在于,它虽然还远非理智的言辞,但却打破了沉默。理智的言说决定了后来那些时期的语言,即第三种语言。这是维柯最重要的构想,它在约赫曼那里结出了累累硕果。事实上,约赫曼正是从维柯这里,而不是从其他人那里继承了上述构想,关于这一点,维柯的第58个论点给出了明证。该论点表现出一种独特且完美的紧凑性,约赫曼曾将这种紧凑性运用于其杂文中一处极为优美的套叠句中。这个论点是这样说的:“那些沉默者发出一些含混的声音,它们带着歌咏的某些特点。在歌咏中,那些口吃者找到了锻炼其口舌灵活度的方法和手段。”

    在维柯和约赫曼看来,诸神和英雄们的图像曾充斥于先人们脑中,这些图像并非神甫般狡黠的欺骗者在人们头脑中催生的畸形产物,也不是任何权欲熏心的侵略者们随口乱编的故事传说;凭借这些图像,人类首次模糊地道出了自己的天性,也正是从这些图像中,人类汲取了自己踏上漫漫旅途之前必须集聚的力量。用约赫曼的话来说,“[古时候]人们所有的想法和认识都更富有诗意特性”,这种特性曾一度是诗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种看法不亚于维柯的观点,即带领歌咏找到其语言的,正是那些最早期语言的贫瘠与笨拙特性。维柯说:“诗意的知识是异教时期最先出现的知识形式,它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种形而上学富含感性,由想象力所统治。这与最早期的人类特性相符,他们所拥有的并非深思能力,而是强烈的直观能力和原初的想象力。这决定了其独特诗歌的诞生。这种诗歌源自他们的本性与无知。”

    约赫曼继承了维柯提出的对远古时代的看法,这便决定了,他势必与启蒙格格不入,正如他因提出了未来概念而与浪漫主义者们格格不入。只有明晰了他的这种双重境遇,我们才能丈量出其孤寂的深度,接下来的那些文字正是在这种深不可测的孤寂中才得以记录下来的。这种双重境遇也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他的文字遭到了遗忘:它们仿佛与任何传统事物都无瓜葛;没人能拾得起那根贯穿它们的红线。我们希望,它们在当下的复兴与它们至今所遭到的遗忘一样,都不只是偶然。

    瓦尔特·本雅明

    《来自佩尔瑙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遗稿节选》(„Carl Gustav Jochmann's,von Pernau,Reliquien. Ausseinen nachgelassenen Papieren“),海因里希·乔克收集出版,第1卷,贺兴根,F.X.里布勒宫廷书店出版社,1863。

    [III][19]前言。此处公之于众的是一个已故高贵德国人的遗物;这都是些残留的遗物,这位颇有见地与修为的人考察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多事之秋,并将其最终研究成果保留了下来。在临终遗嘱中,他将这些手稿托付于自己的朋友,这么做不是想让朋友继承它们,而是想让其作为一个仲裁者去判定,这些文稿中是否有些内容值得公之于众。也就是说,对眼前这部文集内容的每一种责难————不论它有理还是无理————都只针对文稿出版人。迄今为止,在德语阅读圈中,称道或熟知约赫曼的名字的人极少。因为就像有些人在追求名誉时可能会极为小心谨慎那样,谦逊之人或老于世故者也都谨小慎微地尽量去避免碰触这个名字;这或许也不无道理。如果一旦有人被说服而愿出版此人的这部或那部作品,他就必须接受一个主要条件,即严格保守其作者姓名这个秘密。[20][IV]文学遗稿中的大部分是作者辛勤编撰的大量资料,它们都是对那些已刊印出版的作品————如关于新教历史,语言和顺势疗法等————的深入或扩展;另外一些则是多部日记;单独的,完整的或只完成了一半的文章,一些为将来的深入研究所做的草稿和准备工作,而他将来想要研究的内容则包括:法国大革命,耶稣会会士,耶稣会会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宗教和历史,还有一部贵族的自然史。至于那些只是原材料的文献,眼前这部集子的出版人并未将其收纳,其中的原因并不难想见。出版人只满足于将约赫曼本人对世界、科学和生活进行的零散观察和评论挑选出来,或者将那些单独的、完整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后者当中,有一些被当作试验性展出内容送给了一个[sic!原文如此!]杂志[21],但合理的做法是,为了保持完整性,这些[被赠送的内容]也被收录到了这部集子中,尤其考虑到杂志极少受重视,或不值得保留……[V]约赫曼的精神与其品性同样高贵,他不受偏见和激情的桎梏;他极为博学多才,掌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同时却简朴而无欲无求;他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他的朋友都是些杰出人物,都是他辗转生活或停留于俄国、英国、德国或法国、瑞士、意大利时结交的,在世界大舞台上的所有角色中,他最好与那些具有哲学头脑的观察者结交……他言谈时,大都带着一种轻松自由的社交口吻,也常常会显得光芒闪耀、口若悬河;他总是怀揣着大量紧凑且有分量的想法,喜欢字斟句酌地考量和权衡每一句话。在这一系列严谨的语句中,一些真理之光会像闪电那般出其不意地击中读者的心灵。约赫曼可谓我们时代中鲜见的作家之一,他们寻求放飞自己的精神,因为他们一心只想消除精神上的疲惫,他们会突然感到内心的悸动,只因发现了自己的观察更为生动、锐利,发现[VI]自己变得更具创造性了。他们更多的是在唤醒内心的光明,而并非让外界的光照进内心……

    阿劳,1835年12月12日,海因里希·乔克。

    [1]来自佩尔瑙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出版人撰写的传记)[22]……佩尔瑙是位于巨大海湾边的利弗兰地区的一个小城。1790年2月10日,约赫曼便出生在这里。早在他13岁时,家乡的学校给这个求知若渴的男孩提供的知识天地便已显得颇为狭隘。于是,父亲将他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即里加的国务委员克罗伊青(Kreutzing),好让他去那里的教会学校就读。4年后,这个17岁的年轻人去了莱比锡大学;之后还就读于哥廷根、海德堡大学,[2]为了学习法语,他还去了[瑞士的]洛桑(Lausanne)。回到里加后,他以律师的身份步入了商界。他工作上很顺利。然而,不知是因为他年纪太轻而偶或招致非议,还是因为他后悔自己过早地与生活缔结了一种四平八稳的关系,总之,他于1812年去了英国,好让自己能流利地掌握英语。他去了牛津(Oxford)和爱丁堡(Ediburg);之后又在英国待了一年,有时在伦敦停留,有时住在乡下的一个牧师那里……回到里加后,身为法律顾问的他在工作上虽然得到了认可,但这却并未使他感到快乐。不论是工作带来的物质收益,还是工作为他赢得的尊重,这些都无法使他安于这样一份有违自己旨趣的工作。他渴望过一种独立的生活,活在云淡风轻的蓝天下,与有较高修为的人们为伴……在挣得了一份足以保证他独立无忧地继续生活的财产后,他最终于1819年4月挣脱了那些僵化保守的朋友们的怀抱……[3]……当他踏上德意志土地时,当他再次享受到与同时代的智者和艺术家们谈天说地的欢愉时,当他能无拘无束地沉浸在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文学世界中时,他感到自己的呼吸更自由、更欢快了。然而,他很快便发现,对于他这种性情而言,那时的德国也颇有些不如他意、让他颇感陌生之处。身处神圣同盟的昏暗羽翼庇护下,呼吸的空气使他感到憋闷、阴郁。他所到之处,遇到的人都因派别精神而躁动不安。那时正值桑德用匕首刺杀了诗人科策比(Kotzebue)。[23]这使他不愿再在德国人中间多待片刻了。

    [摘自乔克于1820年9月12日撰写的他与约赫曼初识的报道][24][35]当我俩……坐在花园中闲聊时,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种种游历及未来构想,而我却陷入了对这个人的观察中。他身材匀称,个子甚至算不上中等,精瘦得几乎弱不禁风,那原本使人感到愉快的脸上透出一丝病色,这说明他的健康已经受损。他的眼神虽然友好而温和,但即便这目光因欣喜或[36]愉快而活泼闪烁,都仿佛在倾诉着隐隐的痛楚。渐渐地,他的身形在我面前变得模糊起来,就仿佛披上了一层迷雾;我当然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却并未注意他说话的内容。就在这一刻,他迄今的生活之歌,乃至他隐秘的内心故事都顿时在我心中清晰起来,历历在目。他终于沉默了一阵儿,可能是在等待我做出某种答复,我方才陡然清醒,平静且清楚地注意到了身边的事物。我没有把谈话进行下去,而是请他让我直言我心中油然而生的一些想法,因为对于我来说极为重要的是,想要从他口中得知,我是否被自己的想象给愚弄了。我讲起了他的过去,谈到了他的一些特殊生活境遇,谈到了一次使他的性情蒙上痛苦色彩的恋爱,如此种种。他惊讶地盯着我;他坦率地承认了这种种经历,甚至认为我所说的那些小事的细枝末节也都准确无误。我俩对此都颇感诧异,于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畅所欲言,提出了种种猜想来试图揭开这一心灵之谜。

    [其他生平数据以及乔克过世之后][36]从那时起,我们之间便萌生了一种友谊,我们一生都在不断呵护着它。他曾动身去法国南部,好让健康状况能在那云淡风轻的蓝天下有所好转。大约一年后,并未心满意足的他回到了我身边,而后在瑞士的不同地区度过了(1821年)部分的夏日时光;[37]然后,他(于1821年秋)去了巴黎,在那里与厄尔斯内、施拉布伦多夫、施塔普费尔(Stapfer)以及其他智者贤人和商界人士度过了些美好时光,之后又再次返回巴登-巴登进行矿泉疗养。这些矿泉似乎颇益于他的健康;他最终在那里定居下来,间或也去卡尔斯鲁尔,甚至会在那里待上一段较长的时间……[77]他热爱生命,就像热爱一个“甜美的习惯”那般;但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生命会长久;[78]他甚至不希望它长久,若这只意味着他将逐渐枯萎凋零的话……[80]他遗嘱中的第八句话这样写道:“除我的书信往来和商业文书外,收集编撰资料的所有手稿、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都赠予我可亲可敬的朋友,来自阿劳的海因里希·乔克先生,它们都将免费寄送给他。我颇为怀疑,他是否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不管怎样,他应该会念及我们多年的友谊而费心替我将它们销毁。”

    [约赫曼写给森布施(E.H.v.Sengbusch)的一封书信的选段,1819年6月11日,塔兰德(Tharand)。][4]英国人现在拥有了历史学家;意大利人尚处于自由和光辉的时代之中时,他们也曾拥有诸如此类的人。现在的法国人至少拥有关于某段历史的诸多文集,即那些回忆录,它们因其隐秘性才摆脱了那些同时代权威的荼毒,并且,它们要在后世才能重见天日。只有德国,拜那些盲目顺从的低等人和那些狂妄无知的高等人所赐,只有德国几乎一无所有,它所拥有的,不过是些家族谱系和一大堆毫无意义的王公贵族家族史,人民的历史就这样被消耗于这些谱系和家族史中。[这些家族谱系和家族史只是]一个植物标本,而并非对多种多样风景的远眺和展望!……[18]此外,这些德意志政府或许意识到了其地位并不稳固,但他们的种种行径却绝非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助长那最荒谬可笑的嫉妒心去针对本国人的功绩,他们让每一位杰出的德国人都养成了一个恶习,去期待异乡政府认可自身的功绩,去追求异乡人的赞许或本该由本国政府提供的庇护。

    [141]费希特的封闭式商业国。多么奇怪啊,一个极有哲学头脑的费希特居然会举荐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因为它显然就像我们只在动物王国里才能见到的那样,将把人类带入发展停滞中。这种反自然的尝试在中国和日本早已有之。所幸的是,要建成这样一种体系,这样一个要割断与外部世界一切纽带的体系,还必须有一种新式金钱做前提,它即便不是纸币,也得只能对一个、而不对任何其他民族有价值。费希特宣称自己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但他却把这个秘密带入了坟墓。大自然中并不存在任何封闭式商业国。即便各个星球和太阳系,它们的存在也有赖于交换其各自的光芒、重力及其他力量。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为关联而生的。海洋是世界各部分最好的黏合剂。各种语言的差异也只是在必要情况下才将人们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只是为了使那些并存的社会去解决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但这些语言处处都在产生交叠,并[142]汇合成同样的语言法则,如音节法则(das Sylbengesetz);同样的要素最终又构建出了普遍关联。正由于不论是在个体中,还是在整体中,隔离和分化的理念都在不断地被践行,这才导致了无数的反常、苦难与无助,这也证明了,这种理念本应是手段,永远也不该成为目的。各个民族、等级、行业和各种文学当中都存在着种种派别与协定,它们都只是我们在被迫的环境中心生的不安感的永恒见证人。我们伸展四肢,我们辗转反侧,尝试着成千上万种睡姿;但在这样一张床榻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找到安宁!

    《来自佩尔瑙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遗稿节选》,海因里希·乔克收集出版,第二卷。贺兴根:F.X.里布勒宫廷书店出版社,1837年。

    [93][约赫曼论机械制造业][25]机械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使那些原本只于个体有益的享受传遍了整个民族的每家每户,它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在生产财富时萌生了过大热情。然而,为了不让财富因日益不均的分配而造成多数人的不幸,人们必须再次改造社会结构形式。找到合理的社会结构形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

    注释

    [1] 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1789——1830),来自德属波罗的海地区的时事评论家。其撰写的众多杂文、讽刺性短评、箴言和书信主要探讨的是当时各德语诸侯国里的政治和社会境况,它们将其中的弊端与具有革命性的法国和英国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并严厉批判了这些弊端。————译者注

    [2] 这里的“引言”是本雅明为收录约赫曼杂文《诗歌的退化》的文集所撰写的。本译书最后译出的《诗歌的退化》才是约赫曼该杂文的节选,特此说明,以避免该“引言”前的副标题“————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著]”引起歧义。

    [3] 约翰·J·A·瓦尔哈根(Johann Jakob Andreas Varnhagen,1756——1799),德国库尔普法尔茨地区的医务顾问,曾在杜塞尔杜夫建立了专属于穷人的医院,他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译者注

    [4] 埃玛纽埃尔·约瑟夫·西埃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1748——1836),法国的天主教神父、政治家,最重要的法国大革命理论家之一。————译者注

    [5] 卡尔·古茨科(Karl Gutzkow,1811——1878),德国作家、戏剧家、记者,1830——1835年德国“前三月”文学时期“青年德国”(„Junges Deutschland“)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德国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译者注

    [6] 路易-奥古斯特·布兰奎(Louis-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国革命家、革命理论家,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员,曾在推翻查理十世统治的法国七月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7] 指的是安德里亚斯·封·勒维斯·奥弗·梅纳尔(Andreas von Löwis of Menar,1777——1839),波罗的海骑士等级,作家、铜版雕刻家、画家,是最为著名的德属波罗的海地区的艺术家。————译者注

    [8] 拿破仑之鹰(Napoleons Adler)指的是拿破仑大军(Grande Armée)各军团行军作战时除军旗以外随身携带的一种鹰形部队标志。此处跟随拿破仑之鹰意为参军进行革命。————译者注

    [9] 这是德国浪漫派作家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于1804年根据中世纪末流行的民间话本而创作的一出喜剧。————译者注

    [10] 这是德国海德堡浪漫派代表作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在其重新皈依天主教后创作的一部史诗,共包含20首诗,讲述的是一个曾拒绝接待神圣家庭的意大利家族后裔赎罪的故事,并最终阐明了十字架念珠(共五十九颗)的由来。如今,手捻十字架念珠而进行的念珠祷告是天主教最广为流传的民间祷告形式。————译者注

    [11] 这是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发表于1800年的一部组诗,也是奠定该作家在德国浪漫派文学中重要地位的一部作品。————译者注

    [12] 洛伦茨·奥肯(Lorenz Oken,1779——1851),德国自然研究者、自然哲学家,是德国浪漫派思辨自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之一,其学说带有谢林哲学的色彩。他的13卷巨著《写给所有等级的自然通史》(„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为推动自然科学在其所处时期的流行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译者注

    [13] 指的是亨利·范·德·费尔德(Henry van der Velde,1863——1957),比利时——弗兰德的著名的建筑家、设计师,1900年左右成为比利时、法国、德国的青年艺术风格中多才多艺的领军人物,擅长绘画、手工艺品和建筑设计等。他提出的艺术理论中“整体艺术品”(„Gesamtkunstwerk“)这一概念成为青年艺术风格派艺术生产和创作的基本原则。————译者注

    [14] 新客观派是20世纪20年代欧洲出现的一种针对表现主义风格的文学、艺术和建筑风格,简单地说,它试图重新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从建筑设计方面来说,新客观派风格的建筑主要指的是后来被称为包豪斯风格的那些建筑。————译者注

    [15] 阿道尔夫·洛斯(Adolf Loos,1870——1933),奥地利著名的建筑师,建筑和文艺评论家,是现代派建筑风格的开路先锋。————译者注

    [16] 这是罗马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贺拉斯(Horaz,65 v. Chr.-8 v. Chr.)的一句箴言,字面意思为:美德在金钱之后到来。(Die Tugend kommt nach Geld)————译者注

    [17] 约翰·菲拉克曼(John Flaxman,1755——1826),英国雕塑家、奖章制模师、插图画家,曾为德国浪漫派作家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1792——1850)收集整理出版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传说》(„Sagen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绘制了精美的插图,其中包括诸神的画像。————译者注

    [18] 吉雅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法学家、美学家,主要研究人类文明进程的兴衰起落。《新科学》(„Scienza nuova prima“,1725)是其重要代表作。————译者注

    [19] 以下文字由德语原著《本雅明作品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Walter Benjamin“)摘选自《来自佩尔瑙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遗稿节选》,第1卷,“前言”。其中[Ⅲ]等罗马数字为德语原著中标注出的所选内容的原始页码。————译者注

    [20] 他匿名写下了(由卡尔斯鲁尔的C.F.温特尔出版社)出版的那些“关于语言”的颇有见地的评论,以及(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新教历史论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Protestantismus“);还有《等级制及其同盟者》(„die Hie[IV]rarchie und ihrer Bundesgenossen“)(阿劳的H·R·绍尔兰德尔出版社)(Aarau bei H. R. Sauerländer),以及那些《顺势疗法书信》(„Homöopathische Briefe“)。

    [21] 送给了杂志《关于我们时代历史的传统》(„berlieferungen zur Geschichte unserer Zeit“)和《争取光明和权利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für Licht und Recht“)。

    [22] 以下文字由德语原著《本雅明作品全集》摘选自乔克在《来自偑尔瑙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遗稿节选》(第1卷)中撰写的约赫曼生平,其中[1]等阿拉伯数字为德语原著中标出的所选内容的原始页码。————译者注

    [23] 1819年3月23日,德国作家、戏剧家、出版人奥古斯特·冯·科策比(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在其曼海姆的家中被激进自由主义的学生社团成员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1795——1820)用匕首刺杀,罪名是“投敌叛国”。科策比生前曾极力反抗拿破仑战争以及浪漫派,在1806年拿破仑攻占德国的耶拿和奥尔施德特后流亡俄国,并在那里辗转获得信任,于1817年以俄国驻德国总领事的身份回到德国。————译者注

    [24] 此段及下一段开头的[ ]里的内容均为《本雅明作品全集》之德语原著所加,用以概括这两段的主要内容。这两段中的[35]等阿拉伯数字亦为德语原著中标出的所选内容的原始页码。————译者注

    [25] 此处[ ]里的内容是《本雅明作品全集》之德语原著所加,用加概括这段的主要内容。这段及以下文章《诗歌的退化》中的[93]等阿拉伯数字亦为德语原著中标出的所选内容的原始页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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