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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二句暗点上青霄。五句至八句，力写上字，九句至十二句，正写上青霄。题无深意，故虚写两句，借此君亭结之。此种是细雕生活，用不得大刀阔斧。然细雕工夫，不始于细雕。大抵欲学纵横，先学谨严。欲学虚浑，先学切实。欲学刻画，先学清楚，方有把鼻。”
这段“说明”和这首诗合起来看，可看出对题目的针对性如何强，如何逐层细入毫发地来写明题目。谨严、切实、清楚三个步骤作到了，才能明确“上”字如何表现，是“上”而不单纯是“高”，不是“顶端”等等。这样思维才能准确无误地认识题目的中心。像打靶一样，靶靶打中红心，不但能中红心，而且能中活靶猎物。纪晓岚所说先谨严、切实、清楚，后纵横、虚浑、刻画的辩证关系，正是大运动量限制思维的严格锻炼，最后达到思维自由王国的必然途径。
在近人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也有两则试帖诗例子，转录于下，供参看研究。其一：
“《赋得‘一树百获’》，得年字。（题目出于《管子》：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树人同树木，百倍得英贤。当此吟其获，何须计以年。无双桢干出，拔十栋梁全。妇子欢迎室，文章富纳川。疆宜勤迺亩，禄自受于天。得谷车堪载，还金镒早捐。本支培孔厚，朝暮取应先。圣代师师庆，重赓朴棫篇。’
此题题面说树获，题情是树人。又切‘一’字‘百’字，须要照应‘树，字、‘获’字而关合‘人’字，否则失题首矣。题得‘年’字，是题外得字，兹分释之，一二联题解了然，点题清楚，并出官韵年字。三联‘无双’切合‘一’字，而国土无双，桢干栋梁语意，仍绾合到‘人’字。四五联用百室、百川、百亩、百禄意，切定‘百’字，实作‘树’、‘获’正面。六七联用《说苑》淳于髡得谷百车，《韩诗外传》田子相齐，得金百镒，《诗经》本支百世，韩愈《送温处士序》：‘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从‘百’字‘一’字收清全题，不脱‘人’字。八联颂扬双抬，用‘百僚师师’切百字、人字，朴棫切‘人’不脱‘树’字，全首局格，若不将其用典说明之，当不知其语意之所在。
其二：《赋得‘万户擣衣声’》，得‘声’字。（题目出于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东西深不辨，空外但闻声。共擣三更月，谁知万户情。寒衣新澣出，密线旧缝成。远近惊秋早，光阴入夜争。力微拼用尽，辛苦说分明。凉意生双杵，繁音满一城。深闺今日寄，绝塞几人征。露布频闻捷，饶歌报太平。’
此题题情，须从闻此声者落想，若就擣衣着笔，不惟万户字不能照管，即声字亦隔膜矣。凡有情之题，宜以不沾之笔写之，不沾而切，题情乃真，与一树百获作法迥乎不同。题得‘声’字，是题中得字，分释如下。
一联空际着笔，确是擣衣声，随出官韵声字，二联点题浑成。三联意在题前。四联不沾万户字，却是万户捣衣之神，五六联摹写题情虽空而切。七联收到题首。八联颂单抬，将题翻转推开，措语得体，全首不用擣衣万户典故。一片空灵。
举此两首，一虚一实，首联、末联可以不对，中间各联须工对……”
商衍鎏先生是清末科举制度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探花，即一甲第三名。是科第一名状元刘春霖，第二名榜眼朱汝珍。商字藻亭，报籍汉军正白旗人。是广州驻防旗。最后一科会试，改试策论，出的都是有关历史的题目，如第一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等等。实际当时写策论，也还是写八股的思维方式和笔法。而商是甲午科举人，其乡试中举还是考八股文、试帖诗的。所以于八股、试帖功力深厚，学问渊博。对两首试帖诗说明，一虚一实，虚者全用典故、典故一一注明。实者全摹神情，章句分析明确。均可见写试帖诗其思维多么细入毫发；其用语又多么渊博典雅。有此文字学识和功力，写任何体裁文字，都会准确明畅，游刃有余了。商老写《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成书于一九五六年，其年已八十三岁。现在又近四十年过去了，观其书而想像其人，对培养这样人的科举制度、八股文、试帖诗能不三思乎？
写八股文、试帖诗，其思维锻炼，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能达到如此缜密的程度，以此思维、以此文字，加以真情激动之时，去写诗写词，自然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说，要诗是诗，要词是词了。这就叫过得硬的功夫。清初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某布衣，有诗名，而诗多格格不达处，问汪钝翁为什么。汪说：这是因为没有理解写时文的原因，时文虽不像诗、古文那样，但是不解八股，“理路终不分明”，所以诗也写不好，多不通处。这则笔记前面引过，在此不再赘引，但这“理路”二字提的最好，“理路”即思维条理，是否通畅，这不只是天生的，而更多是靠后天锻炼的。八股文、试帖诗，主要起到训练理路的最大作用。清嘉道间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一则记云：
“不从制义入手者，诗多不工，前辈多论之者。而工制义者，又往往不工诗，盖鱼、熊本难兼美，且一如妙索环中，一则神游象外，其间固微有区别也。袁简斋曰：老子曰：仁义者，道德之蘧庐也。可一蹴而不可久处也。其制义之谓乎？”
卷八又一则云：
“从来工制艺者，未必工诗，以心无二用也。然余谓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诗者。且文人之诗，方能入细。有明至今，骚坛之卓卓者，非即台阁之铮铮乎？”
粱章钜《制义丛话》中于引用王士祯《池北偶谈》记汪钝翁论制艺与诗之关系话后又加按语云：
“此论实墒不可易，今之作八律诗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人长于作官牍文书，亦未有不从八股格结束，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
这几则笔记均可作为八股与古文、与公文、与诗的关系的说明。所说“骚坛之卓卓”者，均“台阁之铮铮者”，这也是历史事实。清初大诗人如吴梅村、王渔洋、后来的如袁枚、清末的王湘绮、陈散原等无一不是少年科第，八股出身。连短命诗人黄仲则，也是秀才出身。梁绍壬所说的“真文人”，也就是说一通百通，真正的大家，如今天说的“多面手”，尤其文史哲不分家，这三者本都是相通的。不妨举一则诗人的八股供读者欣赏：《制义丛话》卷九载：
“新城王文简公士祯为本朝诗家领袖，不以时文名，余仅读其会墨两首，则名贵与其诗同。如《诗可以兴》七句文，后结二比云：
‘盖人惟不知诗之益系乎此耳。诚知诗之益系乎此，而深固可念，浅亦可思。即由庚华黍，或等于鲁鼓、薛鼓之无文。而咏叹流连，皆可通元音于六艺。
抑唯不知益之备存乎此耳。诚知益之备存乎此，而正直者宜风，宽柔恭俭者宜雅颂。即列国名卿，时亦赋蟋蚌草虫以见志。而节情饬性，更无殊在垌之四章。’
又《考诸三王而缪》二句起讲云：
‘力能创古今之奇，而必以前王为定；才足通气数之变，而必以两大为归。’
后结二比云：
‘夫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古之人垂以为训焉。而君子之不缪顾如此，则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后，合三统以成三重。而知谟诰不必相袭，统以治人之学问而适见其同。
乾道资始，地道代终，古之人效以为则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则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为其隐，君子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坛圻所以极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为僭。’
安闲古雅如此，非湛探经学，又精于时文之法者不能。时人以公之诗为爱好，然则公之文何尝不爱好乎？”
王渔洋诗讲“神韵”，是清初四大诗家之首，顺治初进士。这里引他两则八股文例子，以见其风格。梁章钜在按语中以“安闲古雅”四字评之，今天读者虽不能充分领会，也可略作参考，加深八股与诗的关系的理解。
清代中叶乾、嘉之际，诗名最盛的是袁枚、字子才，一字简斋，号随园。名气最大的是他南京的随园，他自己说是《红楼梦》的大观园。他讲诗主性灵。领袖诗坛数十年，人称随园老人。制艺也十分出名。梁章钜《制艺丛话》说他“袁简斋、枚雄于诗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时文尤健。”又说：“袁简斋以文名天下，操觚家得其鳞爪者，率芥检科甲以去。先生……盖泛滥百家，洞烛古今，固所以酝酿发挥，为政绩之原本者也。有《学而优则仕》题文，末二比云：‘岂无豪傑之流，不学而亦多事业。不知有才不学，则仓猝立功，纯杂与古人分半。无才不学，则奉行故事，功名与胥吏争长。君子以为不学而仕，与不仕同；学而不优，与不学同。故辞僚友而不疑，当大任而不动。其一仕也，上以报国家养士之恩，下以雪处士虚声之耻。
岂无迂阔之士，信学而反多拘执，不知误以为优，则得于野者，必失于朝。不待其优，则贫于身者，岂富于国。君子以为吾甚爱学，尝愿不优以留其学。吾尤爱仕，尝愿不优以重其仕。故郑重以赴功名，即酝酿以成功雷雨。其一仕也，大则竹帛表生平之经济，小则文章抒黼黻之英华。’”
人们在读《随园诗话》的同时，于玩味“性灵”说之余，再读读他的八股文，不是就又可以了解一个全面的在八股文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袁随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