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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八股文与戏剧、小说、通俗作品的关系，现在读者很难想像到“临川四梦”的作者汤显祖，是著名的八股文专家。明代制义八大家，他和唐顺之、归有光一样，也是其中的一家。他文宗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诗宗香山（白居易）、眉山（苏轼），又精于词曲韵律，既能写出缠绵的《紫钗》、《还魂》、《南柯》、《邯郸》“玉茗堂四梦”，又能写出独成一家的八股文《玉茗堂稿》。对一般读者说来，这二者相提并论，是很难想像，也很难理解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语言文字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完全相通的。逻辑思维越敏锐、越缜密，形象思维也就越逼真、越生动。这或者就是人们常说的“一通百通”。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韵鹤轩杂著》一则故事，并加按语道：
“有一秀才日喜看盲词，适届岁考，场中命题系《子曰赤之适齐也……》至‘与之粟九百，辞’。遂援笔立就，其文曰：
‘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为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再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坚辞不要半毫分。’
案出，以不遵功令，遂置劣等，然就文而论，题中纤悉俱到矣。故知文无精义，而惟以平铺直叙见长者，其源皆出于盲词也。”
粱章钜对这个故事最后的按语，说“以平铺直叙见长”，“就文而论”，“纤悉俱到”等等。这正是写小说、写鼓子词也需要的手法。而写八股文也需要作到“纤悉俱到”，可见在文字表现上，八股文和小说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说来也不奇怪，用文字表现人的思维，或是叙述事物经历过程、说明事物关系结构，论证道理屈直是非，抒发感情喜怒哀乐，描绘江山风物人情世态……不管是文言文、白话文、八股文、小说戏剧，应该说都有相通之处，准确、细致、全面、生动……要求都是一样的，受过八股文严格训练的人，以写八股文的“纤悉俱到”的手法，写小说、写鼓子词，自然也是无往而不利的。前几年写《红楼风俗谭》一书，曾写过一篇《曹雪芹、八股文》的文章，曾细述曹与八股的关系。其实不只《红楼梦》的作者与八股文的关系密切，其他清代任何个人创作的小说，都不能说和八股文没有关系。有的而且关系很密切。按时代顺叙，首先应提到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生于明祟祯十三年（一六四０年），逝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在他五岁时，明朝就亡了。因此从他启蒙读书、到他长大成人，都是在清朝了，《淄川县志》他的小传道：
“淄川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辛卯岁贡，以文章风节着一时。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文名藉甚。乃决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悲愤感慨，自成一家言。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与同邑李希梅、张历友诸名士结为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切劘。新城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家所藏著述颇富，而《聊斋志异》一书，尤脍炙人口云。”
“辛卯岁贡”，辛卯是康熙五十年，他自施润章（字愚山）康熙初提学山东学政时，就应童子试，进学成了秀才，而且“文名藉甚”，就是八股文写的好，十分出名，但未中举，应乡试几十次都落第而归，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补了贡。虽然八股文写的好，而在科举试场中却是大大失败者，结果以《聊斋志异》脍炙人口，直到今天，《聊斋志异》还是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压卷之作。如果蒲松龄考中举人、进士作了官，那恐怕也就不会写《聊斋志异》，如果作一般官吏，今天恐怕也不会知道有个蒲松龄了。不过他的“八股笔法”，却与《聊斋志异》是分不开的。不信，且看第一篇《考城隍》。先不说故事内容，只看考什么、什么题目。原文云：
“……俄题纸臣下，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
这题目虽然不是出自《四书》，但其文章警句，却完全是八股名句。即题目设想，也还不外《四书》章法。《论语》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也。”这就是题目“一人二人”的出处。“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这又是朱注中的话。题目显而易见是从这种思维规迹设想出来的。在八股文写作中，类似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路破题、分析是很常见的。《制义丛话》载有人写《小人闲居为不善》题之起讲云：
“今夫君子之面一而已矣，而小人有二，有尔室之面目焉，有大廷之面目焉。以大廷之面目为尔室之面目，小人不能；以尔室之面目，为大廷之面目，小人不敢。”
试看这种分析方法，与《考城隍》分析“有心为善……无心为恶……”的思路是一致的。
蒲松龄虽未考中举人，但是大家，古文、骈文均佳，制艺自不用说了。《聊斋志异》的序言是用骈文写的，书中的故事，都是用唐人传奇：如《会真记》、《李娃传》等笔法写的。但他毕竟是受严格八股教育出身，而又长期从事塾师职业，又以八股教育教别人，自己又几十年中不断参加举人考试，因此他所受八股文的影响必然是很深的。他一开始就是一篇《考城隍》，而且把八股警句写在故事中，目的何在呢？他在《序》的最后说：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弔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杜甫《梦李白诗》：“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蒲松龄把《考城隍》放在第一篇，似乎是感到有生之年，未能中举、成进士，作个临民的官；希望死了能作城隍乎？历来评《聊斋》的人很多，而很少人注意到这点。《聊斋志异》中写到科举制度、八股文的篇章很多，如《于去恶》、《素秋》、《郭安》、《续黄粱》、《王子安》等篇，都充分写了科学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他集中在一点上，主要是写试官、嘲笑试官不长眼睛，没有学问、昏庸无知等等，而对科举制度本身及八股文并未予以丑化描绘。不过是写试官不用眼去看文章，而只用鼻子闻，那试官就变成狗了。读文章不去读，而是用笔抄好，烧了灰吞下去。甚至想世间的试官很坏，作了鬼阴间的试官也要营私，一定要等张桓侯（张飞）来巡视才能昭雪，如《于去恶》篇中所描绘。在此篇后面“异史氏曰”中说道：
“宁知文昌事繁，须侯固多哉？呜呼！三十五年，来何暮也。”
感慨张飞巡期太长了。王渔洋评此篇云：“数科来关节公行，非噉名即垄断，脱有桓侯，亦无如何矣，悲哉。”亦可见当时科举试场情况了。《聊斋志异》的版本很多，序言也很多。康熙己未紫阳道人高珩的序，一开头也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写法。如：
“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
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其义广矣，大矣。
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义之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
这样排列引在上面，八股形式就看的很清楚了。因为当时知识分子，从小受此训练，对这种表达形式，大多熟悉了，只要不是有意避开，那一落笔便是八股腔了。这是不足奇怪的。
清代与八股文关系特殊的小说，第二部要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生于康熙四十年（一七０一年），逝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他曾祖父是科第出身的显宦，他父亲是熟读群经的老儒。他先是秀才，中年谢绝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说明他学问虽好，是八股教育训练出身，但也是没有中过举、会过进士的。书中写周进中举会试、范进中举等等老童生得发的描绘，不能不说有他自己的影子和希望在内。《儒林外史》是全面写科举制度、八股文，以及种种儒林丑态的。书中有许多讽刺的地方，但也有不少严肃的地方。如第三回写周进到了贡院痛哭，众人帮他捐了个监生进场，人逢喜事精神爽，文章做的花团锦绣一般，居然中了举人，第二年春进士会试，又中进士，荏苒三年，作了广东学政。却自己心里想：“我在这里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屈了真才。”及至看到五十四岁还是童生的范进的卷子，书中写道：
“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在一边不看了……何不把范进卷子再看一遍……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又取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人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这段描绘，写了两个晚发的人，一个周进，一个范进，先是引子，重在描写范进。但写周进阅卷过程，心里变化及感慨，不能不说是严肃的，是从正面骂糊涂试官的。这自然有吴敬梓自己的历经在其中，也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数见不鲜的。从中也可看出八股文的深度。
《儒林外史》中对儒林的讽刺对象，也还是考不中的假名士为多，如两个很典型的严贡生、匡超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形同骗子的儒林丑态，但对八股文本身，却未有半点否定之意，反而在第十一回中，写了鲁编修没有儿子，如何教女儿读《四书》、五经，讲书开笔作八股文。极概括地介绍了八股文作法过程及明代各家。又通过鲁编修的话，正面肯定八股道：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
这同前引王渔洋《池北偶谈》转述汪钝翁的话完全一样。只因它是通俗小说中的话，所以在学术著述中很少引用，实际这正是理解八股文作用的人的看法。吴敬梓借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二语，是朱熹语录中的话，重在说明语言的准确、锐利。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对语言文字的最高理想水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等等，儒家历来是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有利的工具的。八股文教育的严格训练和讲求，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朱熹这“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说法，又被吴敬梓通过鲁编修的口说出来，今天看来，还有十分利害的。
《儒林外史》又创造了直朴的专门选乡、会试阐墨的马二先生，用大量笔墨描写这一可爱的人物，也是同八股文有密切关系的。可是这位可爱的马二先生，进学成了秀才之后，考过六七个案首（秀才岁考时的第一名），却始终没有考中过举人。只不过补了廪，即成绩好的秀才，每月国家发给一二两银子膏火银，谓之“廪生”，意思就是由国家仓廪发给生活费的诸生（秀才总名，即各种学生。因为府考叫进学，秀才自称：学生’，在本县学中有名额）。而这位不曾中举的马二先生，对八股文却是深信不疑，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如十三回中所讲：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
又说批文章道：
“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的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按即黎清德所编《朱子语类》及朱熹著《四书或问》二书，前者是编朱熹语录，后面是朱熹自著，八股文《四书》题解释发挥，以“朱注”为标准，故批语亦以此二书为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几十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最后说到“举业”道：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作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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