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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与科举考试是分不开的，而说到科举考试，除前文所说一些考试程序，及府、乡、会试这三级考试制度而外，尚有三点，必须注意到：即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的衡估；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艰苦性；考试弊端及科场狱。在大体介绍完考试程序、制度，照现在说法：地区级、省级、国家级考试情况之后，再大体介绍一下这三方的概况，在全面理解清代八股文和考试制度上是有帮助的。
先说第一点：我国历史上国家遴选人材，任用官吏，在汉代用的是乡举里选，九品中正的办法；六朝时南朝因南渡偏安，家族势力影响政权，遴选人材，一时讲求士族门第，所谓王谢门第，高不可攀。到了唐代立国，国势强盛，政治稳定，便以诗、赋开科取士，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样给年青才俊之士，以一个公平合理的进身竞争机会。其后宋、元、明、清一直采用这一科举考试制度，尽管考试文体不一样，公平竞争的机会还是一致的。清代继承明代办法和考试内容，后来在乾隆时除八股文而外，又加了试帖诗。作通八股文、试帖诗，已经是很难了；作好那自然就更难。正因为其有相当难度，所以对各级考试说来，才能有所区分，有所遴选。从国家的角度讲，才能真正遴选出聪明才智、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从个人的角度讲，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奔竞的目标。纵使寒家子弟，一旦金榜题名，便能致身高贵。不然，纵使富贵之家，子弟不肖，便也日渐没落。在客观上，也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给千百年来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知识分子”吧，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这种竞争是和平的，不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这样反过来又对社会、国家都起到一种重要的稳定作用，和平作用。但是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机会也不是平等的。有竞争，便有胜利者、失败者、幸运者、倒霉者……而竞争者本身，条件也各不相同，有聪明、有平庸、有愚鲁、有努力、有懒惰、有健康、有疾病、有遇到名师的、有求教无门的、有富贵的、有贫穷的……在几百年中八股文科举考试的竞争中情况多种多样，说也说不完。而其间最重要也最现实的，就是有的人少年科第，十分顺利，很快在二十来岁就考中进士，甚至得中三鼎甲。有的人就十分困难，进学成了秀才之后，经过好几年，才艰难考中举人，又过许多年，才考中进士，等到这时，人也老了。更有一些人，努力了几十年，却根本考不进，考不中，不仅进士、举人考不中，甚至连个学也进不了，岁数很大了，还是一个童生。戏剧、小说中这样的角色太多了，且不说，就是真实历史人物，这样的情况也很多。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
清初大诗人王渔洋：顺治七年十七岁，童子试进学成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连登中第六名举人；顺治九年十九岁，会试报罢落第归。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中试，因故未殿试。顺治十五年，补殿试，二甲成进士。
清中叶林则徐：嘉庆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岁进学成秀才，嘉庆九年，二十岁，中二十九名举人，嘉庆十年、十四年两次会试落第，嘉庆十六年二十七岁，会试、殿试二甲第五名成进士。
再如清代后期的近代人：张之洞二十六岁一甲二名进士及第。著名的洪状元洪钧，同治七年二十九岁时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光绪十五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时成进士。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举考试中比较顺利的，所谓少年科第。清代二十岁以前会试中进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记载了许多人，大多十八九岁就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些同现在名牌大学的少年班一样，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届的会试、殿试，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现在的话说，也还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特别年青、特别年老的在少数，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间的年龄。这是正常的科举年龄，但是也有八股科举考试不十分顺利的。如清代后期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道光三十年二十一岁时入学成秀才，考了十一次举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经过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又经过五次会试，至光绪六年，即又过了十年才成进士，前后经过三十年，成进士时已经六十一足岁了。他有一枚藏书章，上刻朱文：
“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这自然是他晚年的图章，从中也可见他在八股文科名考试途径上的坎坷与执著，以及重视科名的欣慰。他为了凑四个“庚”字，把他咸丰末到北京入资为郎，捐户部郎中衔的年分说成“明经”，其实明经是汉、唐的科甲名称，清代是无这一官方名称的。只能说“老秀才”为明经，他十年秀才仍未中举，因而自称明经了。
近人南通张謇十六岁进学为秀才，到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已三十三岁，光绪二十年中状元，已四十二岁。由秀才到举人，用了十七年；由举人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用了九年。前后也二十六年。这中间也是经过十次以上乡、会试落第的经历，最后才得中状元的。比起那些连中的（即春天进学作了秀才，当年秋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到北京会试、殿试中进士点翰林），或经过一两次乡、会试落第接着便考中的人就艰难多了。
不过像李慈铭、张謇这一类的人，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总算还中了进士、状元。而有的人则更不走运，进了学，成了秀才，却考不中举人，甚至考几十次也考不上。最著名的人物如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据《淄川县志》记载：“弱冠应童子试，即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按即施闰章，顺治己丑进士，曾提督山东学政。康熙己未，又举博学宏词，是清初大家。），文名藉甚。”说来年青时八股文写的一定很好的了。可是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考了一辈子举人，也未考中。直到七十岁时才援例补了贡生。另一位著名诗人黄仲则，《两当轩诗集》的作者，乾隆三十年十七岁时进学成为秀才，常州府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在三千人当中，以第一名进学。可是以后在江宁乡试三次，在顺天乡试三次，直到卅二岁时，尚未考中举人，卅五岁时就短命死了。他的好朋友洪亮吉十五岁时学写八股文全篇，十六岁开始考秀才，考了四次才进学；二十五岁开始考举人，也考了四次，到卅五岁时才中举。卅九岁才首次参加会试考进士，也考了四次，到四十五岁，才会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也是十分艰苦的。
书读的不好，八股文真正写不通的，考不中，自然无话可说。问题是有些人不但学问好，而且八股文写的也好，甚至是八股名家，却也在科举考试途中，坎坷终生，有的老来勉强一第，有的到老还是一个诸生（即秀才，写履历出身均写诸生），甚至是个白丁，一点功名也没有。这种人自然是极少数，但也使社会上同情，所谓“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到老仍不能搏得一第，这样便将其原因都归罪到八股上去了。简单地说：八股文科举考试，就是以八股文得人，又以八股文失人，这自然也是实际情况。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如用现在的高考来作比较，那科举考试的命中率比现在高考要困难的多。也不妨简单介绍之。先说考秀才。清代全国各府县都有秀才名额，而且这名额是法定固定的。如陕西延安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浙江绍兴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等等，都有定额。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准不一、读书人多少不一样，因考试难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时应考童生少时上千人，多则数千人，如黄仲则在常州府考秀才时就有三千童生参加，这样竞争就十分剧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写的好，能考中一名秀才，也很不易。相对在西北边远省份，有的府文化十分落后，读书人极少，参加考试的人，有时不足法定人数名额，这就极易成为秀才，有时文章不足完篇，甚至只作个破题就可进学了。但名义上也是秀才，可以维持住边远地区的文化结构，形成读书影响。有利于行政管理，社会安定。这种形式维持着，间或也会涌现出特殊人材，中举、中进士，反过来又影响其本乡文化，促使别人学习上进。所以清代纵使极边府县，在各个时期，总有一些读书人。会试各科，也总有边远省份的人被取中。
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如《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万五百五十二人。闱号万八百余间。而浙江取中名额原定只百零七人，后减至九十四人，咸丰、同治间输饷增额，又增十人，则百零四名。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陕、甘原在一起，光绪元年分闱），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所以纵使八股文写的很好，临场发挥正常，而大家都好，突出出来被取中，也很难。再有北京派往各省的主考官只正副二名，临时调来阅卷官大省不足十七八名，小省十来名，头场制艺一万多份卷子，每份卷子三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每个阅卷官在十来天中平均要看六七百份卷子，近两千篇八股文，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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