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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人类的生命，都是不足以当一回事的心理错觉。
范·达因以费洛·凡斯的角色如此说明这种心理：“数学家以光年这种巨大的单位来测量无限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以微米的百万分之一这种极度微小的单位，来衡量电子的大小。他们所见的眼界是这种超绝的眺望，在这种眼界中，几乎忘却了地球与其上居民的存在。譬如某种恒星的大小是我们整个太阳系的数倍，这个巨大的世界对数学家而言，不过仅是分秒之间的琐事。银河的直径据沙普利所言，有三十万光年。而说到宇宙的直径，必然是银河的一万倍。
“然而，这些不过是入门的小问题而已，是在天文观测时司空见惯的事。高等数学家的问题又更广得多了。以人类角度来说，现代数学的概念经常让人脱离现实世界，以至于只生活在纯粹思考的世界产生病态性格。譬如席柏斯坦论述五次元、六次元空间的可能，推算在某事件发生前就有能够预见的能力。埋头于‘无限’这种概念的人，头脑会变得古怪也是理所当然……如此这般。”
地球上的人类陷于极微小的存在时，科学接近虚无主义。可是，如此的虚无主义产生罪恶时，可笑的是肯定会混入与这种超绝思想相反的想法。迪拉特教授就是这种道德障碍者，他直接被个人名声这种地球上极微小的执着所拘束，以犯下杀害众多人的罪行作为维持他名声的手段。他仿照《鹅妈妈童谣》的剧本，接连不断杀害无辜的人们。
侦探作家中，除了精心设计巧妙的谜题以外，还有人与众不同，擅长描写恶人。黑岩泪香就是描绘恶人的天才，他的各翻案作品描绘的恶人比原作更加绝妙；而西方作家则有英国艾登·菲力尔帕茨的侦探小说能够给人这种感觉。他的《红发的雷德梅茵家族》即为此典型的作品。主角也一样是道德障碍者，但他不像拉狄克与迪拉特教授那样，打从犯罪的一开始就是因为半自暴自弃的心理作用，他极端踏实又功利，坚决避免被发现犯罪。因此他的诡计更加细致，伴随着认真积极的邪恶热情。
《红发的雷德梅茵家族》并非以暴露真凶作结，其后还附了一段长篇的自白文。那是凶手迈克尔·潘丁在狱中书写的传记，当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有良心的、会后悔的、因一时激情而犯案杀人的人，他们不管怎样巧妙地隐瞒罪行，最终明显都是失败。被发现的第一步正是罪犯心中潜藏的后悔。世上的愚蠢者都无法避免这种失败。可是像我自己这样，确信会成功，不为丝毫的不安所扰，没有任何感情介入的余地，深谋远虑地策划后行动，这种犯罪就一点危险也没有。这种人在犯罪后，可以品尝庄严的心理喜悦感，如此的喜悦本身就是他们的报酬，更是一种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
“这世上的所有体验中，哪里还有如杀人般惊奇的体验呢？任何科学、哲学、宗教的魅力，都无法与拥有这种罪大恶行的神秘、危险，以及胜利感相比。在这个严肃的罪行面前，一切都等同儿戏。”
可是，尽管如此，这名天生的杀人者终究败给了大侦探甘斯的睿智，落得一场空。
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罪犯必定是喜爱尼采的读者。虽然作者对拉狄克并未附以上述的说明，但关于迪拉特教授与潘丁，作品中则清楚地把尼采引以为例。潘丁的故事甚至可以感受到德昆西的“基于艺术杀人”的影响。他是一名明显拥有这种艺术家热情，把一辈子贡献给犯罪的男子。
更进一步来说，不管拉狄克或迪拉特教授，或是潘丁也好，都无法忽略他们内在拥有的实验性杀人心理。这是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想在某处做实验，以实现这种犯罪能力的心绪发生作用所致。他们把犯罪放进试管，尝试各种化学反应。自古以来所谓的心理小说，很多就是将人生放入试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司汤达也是，还有保罗·布尔热的《弟子》也是其中最具体的典型之一。这部小说的主角如字面所述的，把恋爱放进试管，因此发生了一桩杀人嫌疑事件。布尔热的这部作品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等小说作家的密切关注。侦探作家也是让这种罪犯实验他们的犯罪，再把罪犯、犯罪、杀人投入试管中。
《文化人的科学》昭和二十二年（1947）
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