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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时包含了为了作恶而犯罪、挑战禁忌的不可思议心态，以及犯罪后只要招供就会毁灭，因而令人忍不住想招供的不可抗心理。这就是站在头昏眼花的悬崖上，因为害怕而想跳下来的那股冲动。
侦探小说本来的目的，就在于运用逻辑解开复杂谜题的乐趣，作者几乎不会从正面描写罪犯的心理。“罪犯的意外性”简直等同一个满足条件，因此罪犯直到小说最后都不会露出真面目。也就是，作者不会进一步细描写罪犯的心理或性格，一旦罪犯暴露了，侦探小说就结束了，这是侦探小说一般的形式。换句话说，侦探小说就是从侦查犯罪事件的角度来描述的小说，虽然会详细描写侦探的性格，但罪犯方面就只能以间接方法来描述。所能描述的并非罪犯这个人，而是巧妙的犯罪手法。尽管如此，优秀的侦探小说还是经常出现罪犯的心理与性格。虽然不是从正面描写，但还是会显现令人深受触动的罪犯人性。
长篇侦探小说中描述精心设计犯罪的罪犯，经常是一种虚无主义者。他们是不信仰宗教及道德的人，不怕神，也无惧良心，他们怕的唯有刑罚而已。不，甚至屡屡有不怕刑罚者登场。也因为侦探小说是一种谜题文学，这种罪犯的设定最为方便。把机械式的冷血当作条件，精心设计的犯罪就不会落入情感上的错误。这种冷血罪犯最适合代入虚无主义者了。
说到把罪犯的心理描绘得活灵活现的侦探小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法国作家西默农的《人头》（La tête d'un homme，日译本名为《蒙帕纳斯之夜》），这部心理侦探小说的主角青年拉狄克是天才型的，而且是名极度贫穷的遗传性脊髓病患者，对于在社会飞黄腾达已感到失望。梅格雷侦探对此罪犯的评论是：“如果在二十年前，他会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斗士，可能会去某处的首府投掷炸弹吧！”
比起《罪与罚》的主角拉斯柯尼科夫，拉狄克是该性格更极端类型的人物。他看穿某个富翁浪子想杀妻的心理，替这名男子犯下杀人罪，向他勒索巨额的封口费。而且他还巧妙地把这个罪名嫁祸给一个毫无关系的愚蠢男子，自己则泰然处之。接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就是侦探梅格雷与罪犯的心理斗争。
这名罪犯对神和道德既否定又轻蔑。他认为神与道德的本质之所以会因时因地而异，说穿了不过就是一个社会性功利的证据。譬如像是一夫一妻主义与多妻主义、拿破仑的大量杀人与个人的杀人犯，他看透了同样的行为在某时代某地方就是善；在某时代某地方就是恶。于是他轻蔑道德上禁忌的严肃性。
可是，这名罪犯就和拉斯柯尼科夫一样，虽然否定良心，却又受良心谴责。而且更大的矛盾是，这些罪犯是虚无主义者，却又无法舍弃自尊心（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应该连自尊心都抛弃了才对），让他们犯罪的正好就是扭曲的自尊心。这来自一种我是天才、是超人的傲慢，瞧不起社会，警察也算不了什么的超绝心理。这种自尊心堕落后，就成为所谓罪犯的虚荣心。犯罪后的拉斯柯尼科夫在咖啡厅遇见检察官，向他炫耀纸钞捆，这种心理在拉狄克身上成了更夸张的挑战；而且，许多更幼稚的罪犯寄送挑战书给警察署的心理，也是与此相关。
不过，这些挑战心理除了表面上的虚荣心以外，背后还隐含了另一个心理，也就是招供冲动的心理。这个招供冲动的极端形式，我们可以在爱伦·坡的短篇作品《悖理的恶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看到。这部短篇作品是一般状况下不该做的事，正因如此他说明了一种跃跃欲试的不可抗冲动。这同时包含了为了作恶而犯罪、挑战禁忌的不可思议心态，以及犯罪后只要招供就会毁灭，因而令人忍不住想招供的不可抗心理。这就是站在让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上，因为害怕而想跳下来的那股冲动。《悖理的恶魔》的主角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大声喊出自己的杀人罪，是他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的冲动。
由范·达因所著的《主教杀人事件》的迪拉特教授，虽然不是一般定义下的虚无主义者，但仍算是蔑视道德者的显著例子。因身为学者而有道德障碍，在犯罪史上的实际例子也不少；而早期出现的侦探小说则以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劲敌莫里亚蒂教授等人为例子。《主教杀人事件》的迪拉特教授心理把这点逼到极限，他超凡的性格根基来自从数学和物理学以及天文学，宏观来看，像是地球上的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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