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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可怕，真叫人不寒而栗！我要不要反过来给康多尔打个电话呢？别打，现在是深夜，别再给他打了！要不然他太太会心惊肉跳的。大概他也嫌时间太晚了，宁可明天一早再打电话来。
这一夜，我简直无法形容。一幅幅杂乱无章的图像在我眼前急速闪过，一个个荒谬绝伦的念头从我脑海里掠过，我自己既疲惫不堪，又分外清醒，总是全部神经都紧张地等待着，谛听着楼梯上、走廊里传来的每一个脚步声，大街上传来的每一阵丁零当啷的声音，每一个动静，每一个声息，同时又累得摇摇晃晃，真是心力交瘁，精疲力竭，然后终于被瞌睡压倒，睡得太沉，时间太长，简直像死了一样不知终始，犹如一片虚无，深邃无底。
等我一觉醒来，已是晴日临窗。一看表：十点半。我的天，我得马上去报到，这可是上校的命令！我还来不及开始思考个人的事，部队的事、公事又在我心里自动地发生作用了。我披上制服，穿戴整齐，急步跑下楼梯。门房想拦住我。不行————别的事情一律回头再说！首先去报到，这是我以人格担保，答应上校的。
我按照规定，身上系着武装带，走进办公室。可是屋里只坐着一个小个子红头发的军曹，他看见我进来，吓了一跳，抬起眼睛望我。
“少尉先生，请您遵命快下楼去吧。中校先生明确命令，整个驻地全体官兵必须在十一点整到齐。请您赶快下去吧。”
我飞快地跑下楼梯。果然，我们大家————整个驻地的全体官兵————都已经在院子里集合。我刚好来得及走到随军神父的旁边，师长已经出来。他的步子迈得出奇的缓慢庄严。他打开一张纸，开始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声音传得很远：
“一件可怕的犯罪行为业已铸成，奥匈帝国和整个文明世界对此深恶痛绝。”————（我惊慌失措地想道，什么犯罪行为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哆嗦起来，就仿佛是我犯了这个罪似的。）————“卑鄙地谋杀了……”（什么谋杀？）“我们衷心爱戴的皇储殿下，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及大公夫人。”————（什么？有人谋杀了皇储？什么时候？对了，在布律恩不是有那么多人站在布告前面吗————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使我们尊贵的皇室陷入深沉的悲哀和惊愕之中。但是奥匈帝国的军队首先……”
下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犯罪”和“谋杀”这几个字像铁锤似的砸在我的心上。倘若我自己就是那个凶手，我也不会吓得更加厉害。一件犯罪行为，一次谋杀————这不是康多尔说的吗。猛然间，这位身穿蓝色军装，胸前缀着勋章，头戴羽毛头盔的人在那里放大嗓门、喋喋不休地嚷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了。我一下子想起了昨天夜里打来的电话。为什么康多尔早上不给我消息？莫非临了真的出了什么事了？我利用宣读命令后全场混乱的局面，没向中校报到就赶快跑回旅馆，说不定在这段时间里又来了个电话。
门房递给我一份电报。他告诉我，这份电报今天一早就寄来了，可是因为我急急忙忙地从他身边冲了过去，他没能把电报交给我。我一下撕开电报的封套。一眼看去，不明白电报里写的什么。连个签名也没有！一份完全莫名其妙的电文！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邮局的通知，我自己在下午三点五十八分从布律恩发出的电报无法投递。
无法投递？我直瞪着这几个字。给艾迪特·封·开克斯法尔伐的一份电报会无法投递？在那里这么一个小地方可是每个人都认识她的呀。现在我再也承受不了内心的紧张情绪。我立刻叫门房给我向维也纳挂个电话，找康多尔大夫。“是急事吗？”门房问道。“是的，急事。”
二十分钟以后电话接通了————不祥的奇迹！————康多尔居然在家，立刻自己来接电话。三分钟之内我就知道了一切————打长途电话可没有多少时间让你把话说得委婉动听。鬼使神差，阴差阳错把一切全都毁了，那不幸的姑娘对我的悔恨，对我内心真诚的决心一点也不知道。上校想掩饰这件事情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全都是白费力气。费伦茨和伙伴们从咖啡馆出来，没有回家，又进了一家酒店。不幸的是，他们在那儿遇见药剂师正好和许多人在一起。费伦茨这个好心的笨蛋纯粹出于对我的友爱，马上就向药剂师发起猛烈攻击。他当着众人的面责问药剂师，怪罪他对我散布了这样卑鄙无耻的谎言。这可是耸人听闻极为轰动的大丑闻，第二天就传遍了全城。因为药剂师感到自己的名誉深受伤害，一大清早就跑到军营去强迫我为他作证，听到我已经不见了这个消息，觉得里面有鬼，就驱车到城外去找开克斯法尔伐一家。到了那里，他就在老人的办公室里向他大吵大闹，吼得窗玻璃都震得叮当直响。他说，开克斯法尔伐家的人用那个“愚蠢的电话”耍弄了他，他作为世世代代居住本地的市民不能让这帮放肆的军官对他这样无礼。他已经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胆怯地溜之大吉，别说这不过是开个玩笑，他不会受骗上当的，这后面掩盖着我的极端卑劣的无赖行为————即使官司一直得打到部里去，他也要把这事搞个水落石出，绝不允许这帮小流氓在公开的酒店里辱骂自己。
开克斯法尔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使这暴跳如雷的药剂师消了气，把他送走。惊慌之中，他只希望，艾迪特一点也没听见药剂师的那些粗鲁不堪的猜疑。然而不幸的是，办公室的窗户洞开，这些话越过天井清晰可闻地一直传入客厅的窗口，而艾迪特就坐在那里。大概她当时立刻就下定了计划已久的决心。可她还是善于作假，她再一次叫人把新衣服拿来给她看，和伊罗娜一起扬声大笑，对父亲态度亲切，七问八问，问了好多琐碎的小事，什么这个、那个有没有准备好，装进箱子。可是暗地里，她悄悄地委托约瑟夫给军营里打个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留下句话。军营里值勤的传令兵如实地告诉他，我是因公调离，时间未定，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什么消息。这番话起了决定作用。她为心灵的焦灼所折磨，一天也不愿等，一小时也不愿等。我使她极端失望，使她受到致命的打击，她再也不愿继续信任我，我的软弱竟不幸地使她坚强起来。
吃完饭她叫人把她送到露台上去，伊罗娜似乎有一种朦胧的预感，对她这种异乎寻常的欢快情绪惴惴不安。她一步也不离她的左右。可是到四点半————正好是我平时到她们家里来的时间，也正好是我的电报和康多尔几乎同时到达的一刻钟之前，艾迪特请求她那忠心耿耿的表姐去给她取一本书。不幸的是，伊罗娜接受了这个表面看来毫无杂念的请求。这个焦躁不耐的姑娘，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就利用这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实践了她的决心————就像她在这个露台上向我预言的那样，就像我在噩梦中看见的那样，她干了那件可怕的事情。
康多尔发现她还活着。不可理解的是，她那轻柔的身躯并没有显出什么重大的外伤，他们用一辆救护车把这失去知觉的姑娘送到维也纳去。直到深夜，大夫们还希望能把她救活过来，所以康多尔在晚上八点从疗养院给我挂了个加急电话。可是六月二十九日那一夜，恰好是皇储遇害的那一夜，帝国各个官厅都骚动不宁，所有的电话线都被民政部门和军事部门占用，公事电话接连不断。康多尔白白等了四个钟头，线路一直不通。一直到午夜以后，大夫们一致诊断，不复存在希望，他才把电话退了。半小时以后，她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