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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错误的一句话了。实际上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才对啊。我要说，要做医生，恰好要做身患不治之症者的医生，甚至更进一步；一个医生，只有在所谓的身患不治之症者的身上才能得到考验。一个医生如果一开头就接受了‘无法治愈’这个概念，他就抛弃了自己的使命，当了逃兵，临战之前已经缴械投降。不消说，我也知道，在某些情况下干脆说声‘无法治愈’，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揣上出诊的酬金，转身走去，要简单得多，方便得多————是的是的，最最方便，最有收益的乃是只跟业经证明、保证药到病除的病例打交道。碰到这种病例，只消打开医典多少多少页就能找到全部现成的治疗方法。好吧，谁高兴这样就让他这样治病吧。而我本人却觉得这样做实在太可怜，就仿佛一个诗人不去尝试把前人从未说过，甚至难以言传的意境用语言表达出来，而是只想把别人说絮了的东西再说一遍；一个哲学家不去思考前人从未认识、被人认为难以认识的真理，而只是把别人早已认识的道理作第九十九遍解释。‘无法治愈’————这毕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非绝对的概念。医学是一种日益进步的认识，对于医学来说，无法医治的病例只存在于眼前，只存在于我们时代、我们科学的限度之内，也就是说，只存在于我们狭窄的、愚昧的、井底之蛙的视野之中！然而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眼前。有成百种病例我们今天看不见治愈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的科学是在飞速前进，明天、大后天就会找到，就会发明一种治愈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点请您务必注意，”————他说这话，样子很生气，好像我得罪了他似的————“对我来说，不存在任何不治之症，我原则上什么也不放弃，任何人也不放弃，谁也别想让我嘴里说出‘无法治愈’这几个字。哪怕是在最绝望的情况下我会说出口来的最极端的话，乃是：这种疾病‘目前还不能治愈’————意思是说：我们当代的科学还无法把它治愈。”
康多尔的步子迈得很急，我费了好大劲才能跟上。他突然放慢了速度。
“也许我把话说得太复杂，太抽象了。这种事情的确很难在从酒店到车站的途中阐述清楚。可是说不定举个例子可以让您更容易了解我的意思————话说回来，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对我来说，是个非常痛苦的例子。二十二年前，我是个年轻的医科大学生，大概就跟您今天年岁相仿，刚好在上第四学期。这时我父亲得病，他一向身强体壮，非常健康，事业心强，不知疲倦，我非常爱他，尊敬他。医生诊断，他得的是糖尿病。您大概也听说过这种疾病，这是人可能遭到侵袭的最残忍、最阴险的疾病中的一种。人的有机体无缘无故地停止继续加工养料，不再输送脂肪和糖，于是人就日益憔悴，最后实际上是活活饿死————我不想用细节来折磨您，这些细节整整毁了我青年时代的三年光阴。
“现在请您听下去，当时所谓的科学对于治疗糖尿病毫无办法。大夫用一种特别的限制饮食的方法来折磨病人。每一克食物都得称一称，每一口饮料都得量一量，但是医生心里明白————我是学医的自然也心里有数————这样做只是拖延死期，这两三年等于可怕的毁灭，不啻是在一个饮食丰足的世界里悲惨地饿死。您可以想象，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未来的医生，拜见了一个权威，又跑去拜见另一个权威，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和专著。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给我的口头的和书面的回答总是那句话：‘无法治愈，无法治愈。’从此之后，我听见这句话就受不了。从那天起，我就憎恨这句话，因为我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竟比一头感觉迟钝的牲口更加悲惨地一天天垮下去，而我却只能袖手旁观，在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之前三个月，我父亲去世了。
“现在请您仔细听着，几天前我们在医学协会听一位第一流的化学医学家作了一个报告，他告诉我们，在美国和另外几个国家的实验室里，从内分泌提炼一种物质的试验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宣称，不出十年，糖尿病将是一种业已‘解决了’的病症，这点是肯定的。现在，您可以想象，有个念头是多么激动我：我想，要是当时就有几百克这样的物质该有多好，这样，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亲人就不会受折磨，就不会死去，或者，我们至少可以希望，能治好他，救活他。您懂吗？当时，‘无法治愈’这个判决是多么使我愤怒————我可是白天黑夜地梦想着，一定会找到，会发明一种特效药，应该并且必须找到并发明一种特效药，总有一个人会取得成功，说不定就是我。在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梅毒被描写成‘不治之症’，并且还特意用一张传单来警告我们大学生，可是现在梅毒不也可以治愈了吗？所以说尼采、舒曼和舒伯特————我不知道梅毒的可悲的受害者中还有谁————绝不是死于一种‘不治之症’，而是死于一种在当时‘还不能治愈’的疾病————是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说，他们从两重意义上讲是过早地去世了。每过一天，给我们这些当大夫的带来多少新鲜的、意想不到的、奇妙无比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在昨天还难以想象！因此每逢我遇到一个大夫耸耸肩膀表示爱莫能助的时候，我的心总愤怒得抽缩起来，因为我还不知道明天、后天可能发明出来的特效药，同时我的心也满怀希望地颤动不已：说不定你会找到这种特效药，说不定有人及时地、在最后的瞬间为这个病人发明了特效药。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连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科学碰了钉子，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往往出乎意料地从后面已经打开了另一扇门。我们的方法失败了，那就想办法去发明一种新的方法。科学无能为力了；那么总会有别的奇迹————是的，即使在今天，在医学方面也还在发生真正的奇迹，在无比璀璨的电灯光照耀下发生的奇迹，违反一切逻辑和经验，有时候甚至可以逼出个奇迹来。您以为，如果我不抱最后能使她的病情大大好转、使她霍然痊愈的希望，我会去折磨这个姑娘，并且让我自己也备受折磨？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病例，非常难以制伏，几年来我没能像我预想的那样，迅速取得进展。可是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对她撒手不管。”
我心情紧张地听他说这番话。他说的，我全都明白。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那个老人的固执劲、他的担忧也传到了我的身上。我还想再多知道一些，知道一些更加肯定、更加确切的消息。所以我又追问了一句：
“这么说，您是相信病情会好转的————这就是说……您已经使得病情有了一定的好转，是吗？”
康多尔大夫不作一声。我的话似乎惹恼了他。他迈着两条短腿，步子走得越来越急。
“您怎么能说，我已经使得病情有了一定的好转了呢？您难道证实这点了吗？您对整个病情究竟了解些什么？您认识病人不是才几星期吗，而我给她治病已经有五年之久了。”
突然他停住脚步。“我干脆把实话说给您听吧————我根本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问题的关键不就是在这儿吗！我在她身上来回试验，来回折腾，活像个澡堂里的按摩师，漫无目的，徒劳无功。到现在为止，我毫无进展。”
他的火气吓了我一跳，显然我伤了他做医生的自尊心。于是我设法安慰他。
“可是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向我描述过，电疗使得艾迪特的精神大大振奋，特别在注射了……”
然而康多尔猛的一下站住了脚步，把我说了一半的话硬给打断了。
“胡说！纯粹是胡说！这老傻瓜说的话，您一句也别相信！您真的相信，这样一种麻痹症用电疗一类的玩意可以消除吗？您难道不了解我们大夫惯用的老策略？如果我们自己已经山穷水尽，那我们就设法去赢得时间，用各式各样的荒唐花招去折腾病人，不让他看出我们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的天性也跟着我们一起撒谎，成为我们的同谋犯。她当然觉得好多了！每一种治疗方法，无论您是吃柠檬还是喝牛奶，洗冷水还是洗热水，首先总会引起身上有机体的变化，产生一种新的刺激，永远乐观的病人便把这种刺激当作病情好转。这类自我联想是我们最好的帮手，它甚至对最最愚蠢的庸医都帮了大忙。但是这事有个麻烦的地方————只要这个新招的刺激一旦消退，立刻就有反应。这时候就得尽快改变花样，假装再采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我们这号人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就用这种骇人的把戏巧妙地七拖八拖，直到哪一天也许碰巧有人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有效的方法。千万别说奉承话，我自己最清楚，我在艾迪特身上原来希望收到的效果，真正取得的是多么微小！到目前为止，我试过的一切办法————这点请您不要弄错————诸如电疗、按摩之类的骗人把戏并没有真正帮助她霍然痊愈。”
康多尔这样气势汹汹地攻击自己，连我都感到需要为他辩护几句，以解脱他自己良心的谴责。所以我怯生生地补了一句：
“不过……我可是亲自看见，她能靠身上的机械走路了————那个伸屈机……”
可是现在康多尔不再是说话，而是干脆对我大吼大叫了。他嚷得那样怒气冲冲，毫无顾忌，以致在空旷的胡同里两个夤夜还在街上走路的夜行人都好奇地扭过头来。
“骗人的把戏，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是骗人的把戏！这是给我造的助行器，不是给她造的！这种机械是瞎忙乎的玩意儿，纯粹是瞎忙乎的玩意儿，您明白吗？……不是那姑娘需要这机械，而是我需要它，因为开克斯法尔伐一家再也不愿意忍耐下去了。只是因为我顶不住他们的催逼，我才不得不给这老人又打一针强心剂，增强他的信心。我除了给这焦躁不耐的姑娘加上一百磅重负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就像给拼命挣扎的俘虏套上脚铐一样……这就是说，也许这机械多少可以增强一点脚上的劲……我当时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我不是得争取时间吗……可是我对这些花招、这些骗人的玩意儿一点也不感到羞愧，您已经亲自看见了它的成效————艾迪特说服自己，说她自从戴上机械以后，走起路来利索多了。做父亲的洋洋得意，说我帮了他女儿的大忙，大家都对这个了不起的、天才的奇迹创造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您自己也把我当作万能博士来请教！”
他停住口，摘下帽子，用手拭擦一下湿漉漉的额头，然后不怀好意地从旁边瞅着我。
“我怕，这番话您不怎么爱听！您过去把医生看做救星，看做真理的化身，这个幻想这下破灭了！您青春年少，热情洋溢，把医学道德完全设想成另外一个样子，而现在……我已经看见……有点冷静下来，甚至对这类行医之道大倒胃口！但是，遗憾的是————医学和道德是毫不沾边的：每一种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是对大自然的叛乱，所以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对待它，什么手段都行。不，千万不要同情病人————病人已经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他破坏了秩序；而为了恢复秩序，也就是为了使病人康复，就必须像对付每次叛乱一样，不顾一切地采取果断的行动————手头正好抓着什么就使用什么，因为单凭善心和真理，从来没有把人类治愈过，也从来没有把某一个人治愈过。如果一个骗人的把戏把病治好了，那它就不再是可鄙的骗人把戏，而是第一流的特效药了。碰到一个病例，只要我在医学上已经无能为力，我就必须设法帮助病人拖延时间。一连五年之久，老要想出一个新的招数来，特别是他对自己的绝招也并不怎么信服，少尉先生，单单这一点也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反正一切恭维奉承，我都敬谢不敏！”
这个矮胖子无比激动地站在我对面，仿佛我只要稍加反驳，他就打算对我诉诸武力似的。这一刹那在黑云密布的天空闪现出一道蓝色的闪电，宛如人身上的一根血管，接着轰隆隆响起一阵沉重的闷雷。康多尔突然哈哈大笑。
“您瞧瞧————天公的怒气作了回答。喏，您这个可怜的人啊————您今天真是倒霉透顶，幻想一个接着一个被解剖刀割去，首先是关于匈牙利显赫贵族的幻想，然后是关于关心体贴、万无一失的医生和救星的幻想。不过，您必须理解，这个老傻瓜的赞歌是多么叫人恼火！恰好在艾迪特这个病例上，这种温情脉脉的无谓之举特别使我反感，因为进展如此缓慢，我在她的病例上还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还没有发明出决定性的特效药，这使我的内心一直十分痛苦。”
他默默地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脸来看我，脸色变得和蔼了一些：
“话说回来，我不愿意您认为我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一病例，这是我们医生用的一种漂亮的说法。相反，恰好这个病例，我绝不撒手，哪怕还得再拖一年或者五年。再说，事情也真叫奇怪————我刚才跟您提到过那次报告会，就在我听了那次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在巴黎的医学杂志上找到一篇文章，描写的是一个瘫痪病例的治疗法，非常古怪的病例：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已经足足两年，全身瘫痪，卧病在床，四肢全都不能动弹，维埃诺教授对他治疗了四个月，病人又能生龙活虎地爬六层楼了。请您想想看：四个月工夫就取得这样的效果，和我碰到的这个病例完全相似，而我在这里瞎忙了五年，白费力气————我读到这条消息，简直喜出望外！当然，这个病例的病原学，以及治疗的方法，我都不十分清楚，维埃诺教授似乎独树一帜，把一系列治疗方法都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在坎纳进行一种日光浴，装上一套机械，再做某种体操。病历写得十分简单，我当然无法想象他的这种新方法是否有一部分适用于我们这个病例，究竟适用到什么程度。可是我立刻亲自给维埃诺教授去了封信。希望得到更详尽的数据。就是为了取得我们自己的数据，我今天才对艾迪特这样仔细地又检查了一遍。我总得要有互相比较的可能性啊。所以您瞧，我并没有挂上白旗宣布投降，相反，正在抓紧每一根救命草。也许在这种新方法里的确有一种可能性————我只说也许，我并没有说更多的，其实我已经胡说八道讲得太多了。现在别再谈我这该死的职业了！”
这时，我们已经离火车站很近了。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我急急地问道：
“这么说，您认为……”
可是这一瞬间这个矮胖子一下子站住了。
“我什么也不认为，”他粗暴地对我吼道，“也根本没有什么‘这么说’！你们大伙到底要我怎么样？我跟天主又没有电话联系。我什么也没说。什么确定的话也没说。我什么也不认为，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许诺。我本来就已经胡言乱语说得太多了。现在该结束了！谢谢您送了我一程。您最好还是赶快往回走，要不然您这身军装会给雨浇得湿透。”
也不伸手跟我握别，他显然十分生气地（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生气）迈着他的两条短腿向车站跑去，我觉得，他有点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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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尼教在公元四、五世纪广为流传，从波斯、印度传到高卢、西班牙及其他地区，宣传极端禁欲主义。摩尼教徒指极端禁欲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