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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宁》(Sanine)的出版,使阿尔志跋绥夫(Michael Artzibashef)在世界文坛上得到了不朽的地位。菲尔普斯(W. L. Phelps)说:“在最近五年所出版的俄国小说中,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虽不是最伟大的,却是最‘刺激的’。虽然在《沙宁》中,有两个男人自杀了,两个女子被毁坏了,然而它的刺激,却不在于事实方面,而在于它的思想。……自革命失败以来,俄国便有一种显著的反动,反对那在不同的时间占据于俄国文学中的三种伟大的思想:屠格涅夫的宁静的悲观主义,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的无抵抗的宗教及最普通的俄国式的无意志的哲学。在革命之前,高尔基即已表白出那反抗的精神;……而实远在于阿尔志跋绥夫之后,阿尔志跋绥夫……在创造他的英雄沙宁上,已经到达了道德的虚无主义的极边。”阿尔志跋绥夫的这种极边的道德的虚无主义,在俄国立刻引起了可惊怕的喧声,一部分的批评家觉得他的思想的危险,都极力地攻击他。然而因了这种喧声,却引起了俄国以外的不少人的注意。最初是德国的读者热烈地欢迎了它,最后,是法国、意大利、丹麦、匈牙利以至日本都有了《沙宁》的译本了,然后,连最守旧的最中庸的英国人也在谈着它了。因为《沙宁》的读者的众多,于是它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的生平便有许多人渴欲知道。这是实在的,一个读者对于一种作品发生兴趣时,未有不欲明白作者的生平的,尤其是《沙宁》的读者。当其读完了此书时,未有不掩卷想道:“这种无畏的道德的虚无主义怎么会发生的呢?作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一个人的生平,最好是让他自己说出来,因为这是最翔实的记载。阿尔志跋绥夫曾应了他的一个朋友的要求,写了一封叙述他自己的生平的信:

    我于一八七八年生于南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中。在我的名字和我的世系上我是一个鞑靼人,但不是纯种,因为在我的血管里是流俄国人、法国人、佐治亚人及波兰人的血液。我的祖先中,有一个人是我所引为骄傲的,就是著名的波兰革命领袖加赛斯哥(Koseinsko),我的外曾祖。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一个退职的官吏;我的母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因肺病死去,遗留给我以一个肺结核病的遗产。在一九〇七年之前,我的病还不深,但即在那个时候,这肺结核病也并不让我平安,因为它滋变了各种的疾病。

    我进了省里的一个中学校,但因我从童年就对于图画有极深锐的兴趣,在十六岁的时候,便离了这个学校,进一个艺术学校。我是非常贫穷的。我住在龌龊的顶阁上,没有充足的食物,尤其不好的,是我没有充足的金钱去买我的主要的用品————颜料与油布。所以我便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不得不去画些讽刺画,写些短论和滑稽故事给各种廉价的报纸以求生活。

    在一九〇一年的时候,我偶然地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巴沙·杜麦拿夫》,一件实事和我自己的对于腐败的学校的憎恶,贡献了那个题材。大家简直想象不出一个俄国的中学校是什么样子。无数的学生的自杀(到现在,此种现状仍旧继续着),可以作为它的对于俄国青年的教育价值的一个证据。一本最著名的俄文杂志,答应刊登《巴沙·杜麦拿夫》,但它却竟不得出现,因为那时的检阅官绝对地禁止有表示学校生活非快乐的文字的披露。因此,这篇小说便不能在恰当的时期刊布出来,直到几年以后,它才在小说集中发表出来。我以后所写的许多东西都更遇到那种的运命。然而这篇小说对于我却有很好的结果:它引起了编辑者的注意,同时激励了我更去做别的东西。我放弃了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梦,换取了我的对于文学的皈依。这是很痛苦的。就在现在,我每看见图画还不能不动情。我爱彩色实甚于文字。

    继着《巴沙·杜麦拿夫》之后,我又写了两三篇小说,这些小说引起了一个小杂志的编辑者米洛留薄夫(Mirolubov)的兴趣。我的最初介绍入文学的团体,是应感谢他的。在那以前,我不曾到编辑室里过,但常常由邮局寄出我的小说。这是因为我想象它们是我所崇敬的、奉祀文学的寺宇。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俄国也有了不同的风俗,广告与势力占据了文学的世界。然而米洛留薄夫他自己虽然不写什么文字,他的名字却将它的符记留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旧的理想的,自己牺牲派的文学的最后的莫希干,这一派的文学在这里现在已被商业的兴趣所推倒,正如在西欧一样。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对于他的工作的感受与一国感人的人格的奇异的天才使他的小杂志(订阅一年,仅需一个卢布)成为一本最著名的出版物之一,而从文学的一点看来,它实超出所有别的大本的高价的杂志之上。我们的近代文学的最伟大的代表者————高尔基、安特列夫、科卜林以及其他————都投稿在它里面。这个杂志现在已停刊,因为米洛留薄夫即在革命的最黑暗的时期,也不愿如所有别的人所做的,把它的标准弄低。米洛留薄夫他自己也因政府的追捕不得不逃避于国外。

    我和他认识,在我个人是莫大的重要。我之成为一个著作家,所应感谢于他者极多。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人知道,而且很年轻,他却任我为他的杂志的副编辑,使我生活较易。米洛留薄夫是一个生来的编辑者,他教导我也喜爱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我在他的杂志停刊以后还在从事,时而编辑这个杂志,时而编辑那个杂志。我曾帮助了许多青年作家,他们现在正成为知名的,我视此为我的功绩之一。

    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我写作《沙宁》。……在写了《沙宁》之后,但却在它发表之前,那就是说在一九〇四年的时候,我写了好几篇的小说,如《旗手哥洛洛薄夫》《狂人》《妻》《伊凡兰特的死》等。最后的一篇小说使我有名。

    在一九〇五年里,血的革命开始,长久困恼我从我所以为“我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宣传,我写了许多篇小说叙写革命的心理与模式。在这些小说中,我所喜欢的是《朝影》与《血痕》二篇。

    我必须说的是,在这些革命的故事里,我写出我所信的,而因此竟受了各方面的攻击。在黑党方面把我算进革命的思想的发源者之中,他们之一,竟判决我死刑。至于急进派的报纸呢,却又在攻击我,因为我不承认党派的界限,不敬重革命的政治家,继续发生的事件证明我在许多地方是对的,当时,不管我的对于自由的主义的热心,却不以为在每一个运动的领袖中曾看见一个圣人,也不相信人民的革命的预备已经成熟。

    在这个时候,我为煽动的目的而写的许多东西都被籍没入官,我自己也被控诉,但一九〇五年之末的革命的暂时成功,把我从刑罚中救出。……

    我的发展是很强烈地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的,虽然我决不赞同他的“对恶人的无抵抗”的见解。在艺术方面,他战胜了我,我觉得我的作品不以他的作品为模本,是很困难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柴霍甫在某一程度上,也有一部分的伟大影响,而嚣俄和歌德也常常在我的眼前。这五个名字便是我的教师及文学上的先生们的名字。

    这里的人常常以为尼采对于我有很大的影响。这使我很惊奇,最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不曾读过尼采,我对于这个显赫的思想家不表同情,一半在他的思想,一半在他作品的浮夸的外表,我一开始读他的书便不再读下去,我与马克思·史的奈(Max Stirner)更为相近,更为了解。

    自一九一七年以后,多数党对待阿尔志跋绥夫很不好。他们将《沙宁》,还有他的别的作品,都列入禁书目录之中。最后,在一九二三年便将他逐出于俄国之外。他之所以执持着反对多数党的态度,当然是不足为奇的。有一个时期,他在华沙(Warsaw)的俄国报馆中做着政治论文。他的名望,在俄国是一落千丈,差不多没有什么人更提起过他。有一部分的人,虽提起他,也只当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怪杰,其来无踪,其去无迹,却并不以为是一个第一流的重要的作家。

    后来,他双目盲了,很可怜地生活在国外,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想念到他。在一九二七年,他无声无息地病死了。除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报告他本国的人说,作《沙宁》的小说家阿尔志跋绥夫于某日死于某地之外,再也没有一点别的动静。他的晚年可算是极凄楚悲凉之至的了。

    在他的许多作品里,如一线穿珠的红线似的把它们穿结在一处的,是他的无政府的个人思想与他的厌世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是因他的身体的虚弱与久病而产生出来的。他因为病弱之故,便发生了一种无端的忧闷,觉得人世于他是无可恋慕的,是毫无生气的,是毫无趣味的,因此便发生了他的厌世思想。同时,他又因此发生了反动,便是因他自己的病弱,而梦想着壮健的超人,梦想着肉体的享乐。他们————超人们,以身体的健全与壮美,享受人世间的一切美、一切乐,而超出于一切平凡的人之上,蔑视人间的一切道德、习惯、法律、信仰以及其他束缚,而独往独来,凭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愿望去做一切事。只要自己所要做的,便不顾一切地直截地做去。但即使在这超人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思想里,他的灰色的憎厌人间的思想也还如浓浓的液体渗透在里面。他的英雄沙宁厌憎他同车的人,他想道:“人是怎样一个卑鄙的东西呀!”他想离开他同车的人,离开火车中愚蒙的空气,只要一瞬间也可以,于是毫不回想的双足站在月台踏板上,跳下车去。火车如雷似的冲过他的身边,他落在柔而湿的地上。他笑着,站了起来,车尾的红灯在远处闪耀着。他满足了,快活地笑叫道:“那是好的!”这是沙宁,是他所创造的英雄!至于阿尔志跋绥夫他自己呢,他是病弱的。他既厌憎他同车的人,他周围的人,却不能如他的英雄沙宁似的自由地跳下车去。这使他更苦闷,同时使他更赞颂、更想慕他的理想的超人。

    但在实际生活上,他虽不能追逐于他的英雄沙宁之后,而在他的作品里他却直截叙说出他所信的、他所感的、他所想慕的、他所梦到的一切;他以他的大胆无畏的精神,叙述出他的锐敏的觉感所见到、所想象到的残虐恐怖的影像,叙述出人类的最赤裸的性欲的本能。他运用他的纯熟的文字上的技能表现出他的尖刻的观察与真切的想象。他是第一个用最坦白的态度去描写人的性欲冲动的,又是第一个用最感动人的、真切的文字去描写“革命党”与革命时代的。他的作品的新奇的内容与动人的描写捉住了一切的读者,使他们惊骇得连呼吸都暂住了。他实是最深刻的写实主义的作家。

    他如屠格涅夫之写出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的时代思潮,写出了二十世纪最初的革命时代的俄国。他的《革命的故事》《人间之潮流》及《工人绥惠略夫》都是“革命的故事”,而《沙宁》则反映了革命失败后的青年的热烈的个人思想与行动————虽然《沙宁》的写作在革命以前,而这种反映只是偶然的遇合。在这一方面,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在俄国思想史上又有了极大的价值。而《沙宁》的重要尤有超于此者。

    《沙宁》的重要在于:它是表现出人间的永久不熄的,且将永久继续的一种情欲的,是代表了永久而且永将占据于人类的心里的强烈的个人思想的。他自己说,《沙宁》不过是一种典型,“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稀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实则这一种精神,岂但“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实乃寄宿在全人类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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