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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容甫《老子考异》文所论精彻，兹全录之如下：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与孔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老庄申韩列传》云：“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
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之符，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
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
今按《列子》黄帝、说符二篇，凡三载列子与关尹子答问之语（《庄子·达生篇》与《列子·黄帝篇》文同，《吕氏春秋·审已篇》与《列子·说符篇》同）。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见于本书。六国表：“郑杀其相驷子阳”，在韩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殁凡八十二年。关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则为关尹著书之老子，其年亦从可知矣。
《文子·精诚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异传而皆乐。”按，燕终春秋之世，不通盟会。《精诚篇》称燕自文侯之后始与冠带之国（燕世家有两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隐》引《世本》作闵公，其事迹不见于《左氏春秋》，不得谓始与冠带之国。桓公子亦称文公，司马迁称其予车马金帛以至赵，约六国为纵，与文子所称时势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与秦楚魏并称，则老子已及见文公之始强矣。又魏之建国，上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与三国齿，则老子已及见其侯矣。
《列子·黄帝篇》栽老子教杨朱事（《庄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东读朱如居，张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杨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然则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又云：“其死也，无瘗埋之资。”又云：“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寻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朱为老子之弟子，而及见子贡之孙之死，则朱所师之老子不得与孔子同时也。《说苑·政理篇》：“杨朱见梁主，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十八年；杨朱已及见其王，则朱所师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传云：“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抱朴子》以为散关，又以为函谷关。
按：散关远在岐州，秦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周适秦之道，关尹又与郑之列子相接，则以函谷为是。函谷之置，书无明文。当孔子之世，二崤犹在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惟贾谊新书《过秦篇》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则是旧有其地矣。秦自躁怀以后，数世中衰，至献公而始大，故《本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瘗。”然则是关之置，在献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问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室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在者是也。
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国策，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六国表，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超击魏华阳军。按：是时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则为儋之子无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入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本传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韪矣。
至孔子称老莱子，今见于太傅礼《卫将军文子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栽其说，而所云贫而乐者，与隐君子之文正合。老莱之为楚人，又见《汉书·艺文志》，盖即苦县厉乡曲仁里也。而老聃之为楚人，则又因老莱子而误，故本传老子语孔子“去子之骄色与多欲，态心与淫志”。而《庄子·外物篇》则曰，老莱子谓孔子“去汝躬矜与汝容知”。国策载老莱子教孔子语，《孔丛子·抗志篇》以为老莱子语子思，而《说苑·敬慎篇》则以为常枞教老子。（《吕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间。高诱注，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
商常容枞音近而误。淮南主术训，表商容之闾，注同。缪称训，老子学商容，是舌而知守柔矣。《吕氏春秋·离谓篇》，箕子商容以此穷。注，商容，纣时贤人，老子所从学也。）然则老莱子之称老子也旧矣。实则三人不相蒙也。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容甫将《老子列传》中之主人分为三人，而以著五千文者为史儋，孔子问礼者为老聃，家于苦县者为老莱子。此种分析诚未必尽是，然实是近代考证学最秀美之著作。若试决其当否，宜先审其推论所本之事实，出自何处。
一，容甫不取《庄子》，以为“寓言十九，固自揭之”。按，《今本庄子》，实向秀、郭象所定之本（见《晋书·本传》），西晋前之庄子面目，今已不可得见，郭氏于此书之流行本，大为删刈。《经典释文》卷一引之曰：“故郭子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惰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子玄非考订家，其所删削，全凭自己之理会可知也。《庄子》之成分既杂，今本面目之成立又甚后（说详下文释庄子节），则《庄子》一书本难引为史料。盖如是后人增益者，固不足据，如诚是自己所为，则“寓言十九，固自己揭之”也。《庄子》书中虽有与容甫说相反者，诚未足破之。
二，容甫引用《列子》文，《列子》固较《庄子》为可信耶？《列子》八篇之今本，亦成于魏晋时，不可谓其全伪，以其中收容有若干旧材料也。不可谓其不伪，以其编制润色增益出自后人也。《列子》书中所记人事，每每偶一覆核，顿见其谬者；今证老子时代，多取于此，诚未可以为定论。
然有一事足证汪说者，《史记》记老子七代孙假仕汉文朝，假定父子一世平均相差三十五年不为不多，老子犹不应上于周安王。安王元年，上距孔子之生犹百余年。且魏为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历前403），上距孔子之卒（前479）七十六年，若老子长于孔子者，老子之子焉得如此之后？又《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之非寓言，当无异论），关尹老聃并举，关尹在前，老聃在后。关尹生年无可详考，然周故籍以及后人附会，无以之为在诸子中甚早者；关尹如此，老子可知。
《史记》记老子只四事：一，为周守藏史；二，孔子问礼；三，至关见关尹；四，子宗仕魏。此四事除问礼一事外，无不与儋合。（儋为周史，儋人关见秦献公，儋如有子，以时代论恰可仕于魏。）容甫所分析宜若不误也。五千言所谈者，大略两端：一，道术；二，权谋。此两端实亦一事，道术即是权谋之扩充，权谋亦即道术之实用。“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云云者，固是道术之辞，亦即权谋之用。
五千言之意，最洞澈世故人情，世当战国，人识古今，全无主观之论，皆成深刻之言。“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即荀息灭虢之策，阴谋之甚者也。“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即所谓“精华既竭，蹇裳去之”者之廉也。故《韩非子》书中《解老》《喻老》两篇所释者，诚老子之本旨，谈道术乃其作用之背景，阴谋术数乃其处世之路也。“当其无有车之用”，实帝王之术。“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亦御下之方。至于柔弱胜刚强，无事取天下，则战国所托黄帝殷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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