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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亟言天志，于性则阙之，是亦有故。大凡以宗教为思想之主宰者，所隆者天也，而人为藐小，故可不论。务求脱去宗教色彩之哲学家，不得不立其大本，而人适为最便于作此大本者。此虽不可一概论，然趋向如是者多矣。墨学以宗教为本，其不作人论也，固可假设以书缺有间，然墨义原始要终，今具存其旨要，辩说所及，枝叶扶疏，独不及于人论者，绝不似天人之论失其一半，盖墨子既称天而示行，则无所用乎称人以载道也。
孟子一反墨家自儒反动之路，转向儒家之本而发展之，其立场比孔子更近于全神论及自然论，即比孔子更少宗教性。夫立于全神论，则虽称天而天实空，并于自然论，则天可归之冥冥矣。此孟子不亟言天而侈论性之故与？
孟子之言天道也，与孔子无殊，在此一界中，孟子对孔子，无所增损，此义赵岐已言之：
宋桓魋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
其谓际合成败有待于天命者如此。虽然，孔子孟子之所谓天命，非阴阳家之天命，其中虽有命定之义，亦有命正之义焉，所谓“修身以俟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尽心·上》）。此以义为命之说，自谓述之于孔子：
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万章·上》）
且以为天命之降否纵一时有其不可知者，结局则必报善人：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乖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梁惠王·下》）
其命正论之趋向固如是明显，然命运论之最早见于载籍者亦在《孟子》中：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此则微似邹衍矣。孟子固不自知其矛盾也。
今于说孟子性善论之前，先述孟子思想所发生之环境。墨翟之时，孔学鼎盛，“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要略》）盖务反儒者之所为也。孟轲之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以为杨朱之言性（生），徒纵口耳之欲，养其一体即忘其全也，遂恶养小以失大，且以为性中有命焉。
今杨义不存，孟子言之激于杨氏而出者，不可尽知，然其激于墨氏而出者，则以墨义未亡，大体可考。墨子立万民之利以为(第三表，孟子则闻利字若必洗耳然，以为此字一出乎心，其后患不可收拾。其务相反如此。墨子以为上天兼有世人，兼而食之，遂兼而爱之。孟子以为“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其受墨说影响之辞气又如此。此虽小节，然尤足证其影响之甚也。
若夫孔子，以为杞宋不足征，周监于二代，乃从后王之政。墨子侈言远古，不信而征，复立仪范虞夏之义，以为(第一表。孟子在墨子之后，乃不能上返之于孔子，而下迁就于墨说，从而侈谈洪荒，不自知其与彼“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义相违也。故孟子者，在性格，在言谈，在逻辑，皆非孔子之正传，且时与《论语》之义相背，彼虽以去圣为近，愿乐孔子，实则纯是战国风习中之人，墨学磅礴后激动以出之新儒学也。
在性论上，孟子全与孔子不同，此义宋儒明知之，而非宋儒所敢明言也。孔子之人性说，以大齐为断，以中性为解，又谓必济之以学而后可以致德行，其中绝无性善论之含义，且其劝学乃如荀子。孟子舍宗教而就伦理，罕言天志而侈言人性，墨子以为仁义自天出者，孟子皆以为自人出矣。墨孟皆道德论者，道德论者，必为道德立一大本，墨子之大本，天也，孟子之大本，人也，从天志以兼爱，与夫扩充性端以为仁义，其结构同也。是则孟子之性善说，亦反墨反宗教后应有之一种道学态度矣。
当孟子时，论人生所赋之质者不一其说，则孟子之亟言性也，亦时代之所尚，特其质言性善者是其创作耳。当时告子以为“性无善无不善”，此邻于道家之说。又或以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此似同于孔子之本说。又或以为“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此则孔子所指上智下愚不移之例外也（以上或说皆见《告子篇·上》）。今孟子皆非之，与孔子迥不侔矣。
《告子》性超善恶之说，以为仁义自外习成，非生之所其，欲人之仁义，必矫揉之然后可。孟子性善之说，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于内心，即皆生来之禀赋，故以性为善，其为恶者人为也，《孟子》书中立此义者多，引其辨析微妙者一章：
孟季子问于公都子曰，“何以为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
“酌则谁先？”曰，“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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