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封闭列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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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无端的、最不着边际的梦幻翻滚而来，甚至列宁这位原本倾向于现实考虑的人也失去了对梦幻的免疫力。可不可以租一架飞机，从德国或者奥地利飞过去？然而，第一个为他提供帮助的人就被证明是个间谍。这逃亡的主意越来越狂野、越来越不着边际：他往瑞典写信，要求给他办一份瑞典护照；他要装作聋哑人，这样在遇到盘查时就根本不用回答问题。当然，在这幻想的长夜之后，列宁自己也认识到，这些疯狂的梦想都无法实施。但是，有一点他在大白天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必须回到俄国，必须是他而不是别人去进行他的革命，那是一个真正的、诚实的革命，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革命。他必须回去，而且不久后就要回到俄国。要回去，不计任何代价！

    取道德国：行，还是不行？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列宁作为一个革命者，取道协约国回俄国行不通；如果取道德国和奥地利的话，列宁的身份是俄国的臣民，是敌对国的成员。荒谬的情形是：根据列宁的判断，德国威廉皇帝会比俄国的米留可夫以及法国的普安卡雷对他更友好些。在美国宣布参战的前夜，德国一定会不计代价地与俄国达成和平协议。所以，一个革命者、一个让英国和法国外交使节感到头疼的人，在德皇那里一定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助手。

    但是，迈出这样的一步，跟他以前在自己的文字里上百次地咒骂和威胁过的德皇制下的德国发生勾连，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按照当时的道德判断，这理所当然是严重的背叛：在两国交战期间，经敌国军事总部同意取道该国返回俄国。列宁当然知道，这从一开始就有伤于自己的党和自己从事的事业，他会被怀疑，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位被德国政府收买或者雇用、被派往俄国的情报人员；如果他的立即和平的计划得以实现的话，他就要在历史上永远担负一种罪名，是他阻挡了俄国获得真正的、因胜利才赢得的和平。当他声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愿意走这条最危险也是最能让名誉扫地的路时，感到吃惊的不光是那些温和的革命者，大多数与列宁思想一致的人也同样始料不及。他们不知所措地向他指出一点，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谈判，为的是通过战俘交换这条合法而且中立的途径让俄国革命者返回故国。但是列宁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有多么大的人为因素，俄国政府肯定会有意地将他回国的日期无限推迟。可是他也知道，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认准的只是目标，而那些不像他那么狠、那么无畏的人，断然不敢下决心采取这样的举动，因为依照现存的一切法律和态度这都是背叛性的。

    协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能引起关注也会带来挑战，所以他采取了尽量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做法。受列宁的委托，瑞士工会秘书长弗里茨·普拉腾（Fritz Platten）去找德国公使，将列宁的条件向他摊牌。这位公使此前已经与流亡俄国人有过一般性的谈判，而这次遇到的这位个头矮小、默默无闻的流亡者与众不同，他好像已经能预知到自己即将拥有权力，他根本不是在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而是在提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旅行者才会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认车厢有治外法权；上下车时均不设护照检查和身份查验；乘客自己按正常价格购买车票；不可以有旅客被强制或者自行离开车厢的行为。德国公使罗姆贝尔格（Konrad Romberg）向上转达了这一消息。这条消息到了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的手里。毫无疑问，他批准了这一行动，尽管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件有世界史意义、也许堪为他生平中最重要的决定不置一词。公使试图去修正一些细节，因为列宁有意在计划安排中使用有歧义的表述：获准在不受护照检查的条件下可以同行的，不全是俄国人，这里面也包括一个奥地利人拉狄克（Karl Radek）。和列宁一样，德国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就在这天，4月5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了。

    就这样，弗里茨·普拉腾在4月6日的中午得到了那份值得纪念的通知：“事情如愿安排妥当。”1917年4月9日两点半，一小群穿戴糟糕、提着箱子的人从餐馆“采格林霍夫”（Zähringerhof）出发前往火车站。总共32人，里面也有妇女和孩子。那些男人的名字，后来为人所知的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表明他们从《小巴黎报》上看到过临时政府的通告，对于任何途经德国的旅行，临时政府将以严重的叛国罪来处罚。他们用僵硬的、墨水充沛的字母来签名，声明他们自己对本次旅行承担完全的责任，他们同意所有的条件。他们平静而毅然决然地为这载入世界历史的旅行做好了一切准备。到达火车站时，他们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记者和摄影师出现在这里。在瑞士谁认识这位戴着皱巴巴的帽子、身穿一件破旧的上衣、脚穿沉重的矿工鞋（他把这双鞋一直带到了瑞典）的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一言不发地走在一群背包罗伞的男人和女人当中，不受人注意地在车厢里找到一个座位。这些人看起来和无数来自南斯拉夫、鲁登尼亚、罗马尼亚的移民别无二致，他们经常在苏黎世停留，坐在木箱子上休息几个小时，之后被送往法国的海边，从那里再到海外。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行程，没有派代表过来。只有几个俄国人来了，让人将一些食物和问候带给家乡人。还有几个人是要赶在这最后的几分钟提醒列宁不要做这个“没有意义的、犯罪的旅行”。但是，他们去意已决。三点十分，列车员给了信号。列车开向格特马丁根（Gottmadingen），德国的边境站。三点十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之钟有了另一种走法。

    全封闭列车

    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几百万发炮弹被发射出去，那都是由工程师们设想出来的冲击力最大、摧毁力最强和射程最远的炮弹。但是，在近代历史当中，还没有哪颗炮弹比这颗火车炮弹射程更远，对命运的决定力更强。这颗列车炮弹弹膛里是那个世纪最危险、最决绝的革命者。现在，这颗列车炮弹要从瑞士边境发射，呼啸着越过德国，在彼得堡落下，在那里将这个时代的秩序炸毁。

    在格特马丁根的铁轨上，停着这独一无二的炮弹。这节车厢分别有二等座和三等座，妇女、儿童在二等座，男人在三等座。粉笔在地板上画出来的线表明这里是俄国贵宾的中立区，与两位德国军官的包厢分隔开来。他们是被派来押解运输这些活性炸药的。列车行驶一夜，并无什么未料之事发生。只是在法兰克福突然有德国士兵过来，因为他们听说有俄国革命者从这里驶过。有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和旅客交流，遭到拒绝。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他在德国的地面上和德国人交流一个字，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怀疑。在瑞典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饿坏了的他们冲向瑞典人的早餐桌，黄油小面包在他们看来似乎是难以当真的奇迹一般。列宁不得不让人给他买几件衣服和一双新鞋，以便换下那双矿工鞋。终于到了俄国的边境。

    一声炮响

    列宁在俄国地面上的第一个做法，具有他的个性特点：他不去看单个的人，他先把目光投向报纸。他离开俄国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没有看见过这里的土地、国旗和士兵的军服。但是，这位有着钢铁般理念的政治人不像别人那样迸出泪水，也不像妇女们那样去拥抱士兵，搞得这些不知底里的士兵莫名惊诧。报纸，首先是报纸，《真理报》。他要看看，这份报纸，他的报纸，是否还坚定地保留着国际主义的立场。他生气地将报纸团成一团。不，还不够，还一直是什么“祖国”的论调，还一直是“爱国主义”，还一直不足以成为他设想的那种纯粹革命。他感觉到：时间到了，他的到来就是要夺过方向盘，让他的平生理念冲出去，管它结果会是胜利还是毁灭。可是，他还能做到吗？最后的不安，最后的犹疑。米留可夫会不会马上来到彼得堡————当时这座城市还叫这个名字，但是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逮捕他？两位到列车上来迎接他的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这个只有一盏照明灯、光线昏暗而摇曳不定的三等车厢里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神秘的微笑。他们没有给出回答，或者不愿意给出回答。

    但是，真实的场景给出的回答是再清楚不过了。当列车驶进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时，站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万的工人和各种武器类别的仪仗队，他们在等待欢迎这位从流亡中回家的人，《国际歌》响起。这位前天还住在一个补鞋匠家里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被几百只手抬起来，人们把他举到装甲车上。安装在周围房屋上和城市要塞上的聚光灯照在他的身上，他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对人民的第一个演说。街道上欢声雷动，很快那“撼动世界的十天”就开始了。这一声炮响，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