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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补鞋匠家里的男人
1915、1916、1917和1918年这几年，在瑞士这个四面八方都为世界战争洪流所包围的和平岛屿上，不间断地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侦探小说里出现的情景。在豪华饭店里，敌对国的外交使节们面无表情地迎面相遇，好像他们彼此根本不认识一样。一年以前，这些人还出于友谊一起打桥牌、互相邀请到家里做客。下榻在房间里的也是一大群让人琢磨不透的人。议员、秘书、低等外交人员、戴面纱和不戴面纱的太太女士们，每个人都带着神秘的任务。饭店前面驶来带有外国标志的豪华汽车，从车上下来的是工业家、记者、专家和一些看起来完全是偶然来此观光找乐的旅行者。可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任务：去了解、去刺探。那些将他们引领到房间的看门人、那些清理房间的女工也被要求去观察、去偷听。到处都有不同的组织在从事彼此敌对的事情，在旅店、在家庭小旅馆、在邮局、在咖啡馆。那些自称为做宣传的人，有半数是间谍；那些做出的情爱姿态，多半都是背叛。这些匆匆来客，在摆在桌面上的事情背后，都隐藏着第二桩或者第三桩事情。一切都会被注意到，一切都被置于监视中。不管哪个级别的德国人，人还没有到达苏黎世，敌对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已经截取了这个信息，一个小时以后巴黎也得到了通知。每天都有一本本报告————充满了真实的和编造的内容————由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发送到低等外交人员那里，再由他们继续传递。没有不透风的墙了：电话会被偷听，从字纸篓里和吸墨纸上发现的蛛丝马迹可以重构出每一份通信的内容。这群魔乱舞的景象最终让许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猎人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被间谍刺探的对象、是被出卖的人还是出卖别人的人。
在那些日子里，只有针对这个人的报告为数不多，也许这是因为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没有下榻在体面的饭店，不坐咖啡屋，不去看宣传表演，而是和妻子一起完全低调地住在一位修鞋匠的家里。就在利马特河（Limmat）的后面，在那狭窄、古老而地势隆起的镜子巷（Spiegelgasse）里，一座像老城中其他房子一样坚固、屋顶隆起的房子，他们住在第三层。房子显得有些烟熏火燎似的，一半是因为时间久远，一半是由于下面的庭院里有一家小小的香肠加工厂。他的邻居是：一名烘焙店女店员、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位奥地利演员。因为他不太爱说话，住在房子里的人除了知道他是俄国人、名字很拗口以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女房东知道他很多年前从家乡逃出来，没什么财物，也没有什么来钱的营生，从他们简单的饭食和两个人破旧的衣服上，这最能让人一目了然。他们全部的家当，几乎还装不满他们进住时带来的那只筐子。
这位敦实而身材矮小的男人并不起眼，他也尽可能生活得不引人注意。他回避社交，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很少能够看到从他那细小的眼睛里投射出来的尖锐而阴郁的目光，很少有访客到他这里来。但是他有规律地每天早上九点去图书馆，坐在那里，直到十二点图书馆关门。十二点十分整，他就回到家里。差十分钟一点时，他又离开家去图书馆，是第一个进入图书馆的人，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情报人员只注意到那些话多的人，他们不知道，就世界上的任何一种革命而言，总是那些孤独的人————他们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才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们关于这个不起眼的、住在补鞋匠家里的人没有写什么报告。关于他，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所知道的是，他曾经是伦敦一家由流亡俄国人办的小小的激进期刊的编辑成员，在彼得堡他是一个特殊党的头领，那个党的名字很难发音。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党里最有威望的人他会说一些强硬而轻蔑的话，认为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他不容易让人接近，也不合群，因此也没有什么人太在意他。有时候他召集人们晚上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里集会，参加者最多有十五到二十个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少年。人们对这位独行者的看法，就像对其他那些从俄国出来的移民一样：他们用茶和讨论让自己头脑发热。没有人觉得这位不苟言笑的人会意义非凡，在苏黎世的这三十个人里，没有人觉得记住这位住在补鞋匠家里的男人的名字即“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有多么重要。假如当时有一辆豪华汽车，在从一个大使馆疾驰到另外一个大使馆的路上因为交通事故而撞死了这个人，这世界上的人既不知道他就是乌里扬诺夫，也不知道他是列宁。
愿望成真……
有一天————这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管理员感到奇怪了。时针已经指到九点了，而那位最准时到来的借书人每天都用的座位还空着。九点半了，十点了，这位孜孜不倦的读者还没来。他不会来了。在去往图书馆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跟他说了些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一个消息将他震住了：俄国爆发革命了。
一开始列宁还不相信。他好像是被这个消息给麻醉了。不过，接下来他就迈开那短而有力的步伐向湖岸的报刊亭走去，在那里的报馆门前等消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这是真的。那消息是真的，对他来说，每天都变得更真实一些。一开始只是一些关于宫廷革命的传闻，好像仅限于更换了内阁，然后接下来的是沙皇被废黜、临时政府上台、杜马议会召开、俄国的自由、大赦政治犯————所有那些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所有那些他二十多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中、在西伯利亚、在流亡中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在他看来，这次战争夺去的数百万的生命，这下总算没有鲜血白流。他们不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被屠宰者，而是为实现这个新国度————自由、公正、永久的和平————付出生命的殉道者。新国度到来了，这位平时思路极端清晰而冷静的做梦人，感觉像是醉了一样。那些坐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的蜗居小屋里的几百号流亡人，在听到这个令人幸福的消息时会怎样地雀跃和欢呼啊！可以回到俄国的家了！他们可以回家，不必用假护照、用化名，不用像在沙皇俄国那样冒着死亡的危险，而是作为自由的公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他们已经在收拾那点儿可怜的家当，因为报纸上登载着高尔基发出的言简意赅的电报：“大家都回家来！”回来，回来！集合起来！团结起来！自觉醒以来，他们就已经将生命献给一种事业，现在他们将再一次把生命投入这一事业当中：为了俄国的革命。
……失望依然
就在几天以后，他们就不无震撼地认识到：对于俄国革命的消息，他们曾经像看见雄鹰展翅一样内心为之高昂，但这并不是他们梦想的那种革命，这不是俄国的革命。这不过是一个反对沙皇的宫廷政变而已，是由英法外交人员秘密推动的，其目的在于阻止沙皇与德国媾和。这不是人民————那些想要获得和平与自身权利的人————的革命、不是他们为之将生死置于度外的革命。这只是战争各方的一种诡计，是那些帝国主义者和军头们不想让自己的计划受到干扰的诡计。很快，列宁和他的同道们就认识到，那个让所有人都回家去的承诺并不包括像他们这样的人，这些要真正的、激进的、卡尔·马克思式革命的人。米留可夫以及其他自由派分子已经发出指令，要阻止这些人返回俄国。像普列汉诺夫这样温和的、对延长战争有利用价值的社会主义者，会受到友好的迎迓，在体面的送迎中乘鱼雷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托洛茨基则被扣留在（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其他的激进者在边境上无法入境。所有协约国的边境站里都有一个黑名单，在西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参加了第三国际大会的人都被名列其上。列宁绝望地向彼得堡拍发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但是它们要么被截获，要么无法发送过去。在苏黎世无人知道、在欧洲也少有人知的事情，在俄国人们却完全了解：它的反对者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多么强悍、多么有能量、多么目标明确、多么有致命的危险。
这些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人一筹莫展，他们绝望无边。那么多年以来，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的无数次总部会议上，他们从战略上构想俄国革命。组织行动上的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做过先期尝试并仔细讨论过了。几十年来他们在自己的期刊上争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危险和可能性。这个人的全部生活就是构建这个思想体系，他对它一再修改、深入思考并形成了最终的表述。现在，就因为他被困在瑞士，他的革命就会被别人篡改和颠覆，解放人民这个被他视为神圣的理念会被用来为外国效力、为外国人谋求利益。在这些天里，列宁的处境与战争之初的几天内兴登堡所经历的情形，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兴登堡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来准备和演习对俄国征战，但是当战争爆发时他不得不穿着便服坐在家里，拿小旗子在地图上跟踪着被他任命的将军们的进军和错误。在这些充满绝望的日子里，那些最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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