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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还在想那十七镑该怎么花。
希尔达说她要去左派读书会开会，好像有个伦敦来的人要演讲，可是不用说希尔达不晓得演讲是关于什么的，我跟她说我要跟她一起去。总的说来，我并不是个喜欢听演讲的人，可是那天上午从看到轰炸机飞过头顶时开始，我脑子里关于战争的图像让我有点儿思来想去。照例费了番口舌让两个孩子比平时早点儿上床后，我们赶着准点出门去听演讲，预定时间为八点钟。
那天晚上有些雾蒙蒙的，会堂里又冷又光线不足。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小会堂，锡皮屋顶，是某个非国教派之类的财产，花十先令就能租用一次。当时已经到了十五六个人，跟平时的人数差不多。讲台前有个黄色告示牌上写着演讲题目为“法西斯之威胁”，我看到时根本没有感到吃惊。威彻特先生在这种会议上担任主持人，非公职时间里，他在一间建筑师办公室担任某职务。那会儿，他正领着演讲者来回走动，向每个人介绍他是某某先生（我忘了他叫什么），“著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很像称某某为“著名钢琴家”。那个演讲者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小个子，穿着黑套装，秃顶，他想用几缕头发来遮盖，反而欲掩弥彰。
这种会议从来不会准时开始，总是会拖上一阵子，装作说不准还会来几个人。八点二十左右，威彻特敲了敲桌子又开始他那一套。威彻特是个面色和善的伙计，脸皮粉红，就像小孩屁股那种颜色，而且总是面带笑容。我想他是本地自由党的书记，也是教区理事会里的一员，还在圣母联合会的幻灯讲座上当司仪，他可以说是那种天生当主持人的料。他说我们都很高兴请到了某某先生前来演讲时，可以看得出他确实感觉如此。我每次看着他，心里总不免想着他大概还是个处男呢。小个子演讲者拿出一沓纸片，主要是剪报，他用玻璃水杯压住，然后飞快地舔了下嘴唇就开讲了。
你有没有去听过演讲、集会或者别的之类？
我亲自去听一次时，那天晚上肯定有一阵子不由自主会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他妈的干吗要这么做？大家怎么会在冬天的晚上出门听这玩意儿？我用眼睛扫了一圈会堂里面。我坐的地方在后排，就我所记得的，在这种集会上，只要有可能，我一定会坐在后排。希尔达和另外两位跟通常一样，又凑在前排。会堂又小又压抑，你也知道那种地方：油松木的墙，波纹铁屋顶，过堂风大得让人想捂上大衣。我们一小撮人坐在讲台旁边的灯光底下，后面有差不多三十排空椅子，椅子上全落着灰。演讲者后面的讲台上，有个用防尘罩盖着的形状巨大、四四方方的东西，说是一口盖着棺罩的特大号棺材也能让人信，实际上那是钢琴。
一开始我没怎么听。演讲者是个长相很猥琐的小个子，不过演讲得不错。脸白白的，嘴皮子很利索，声音很尖，是从不断讲话中磨炼出来的。不用说，他正在猛烈抨击希特勒和纳粹党。我没有怎么认真听他讲话————反正也能从每天早上的《新闻报》上看到————但是在我听来，他的声音里好像带着舌颤音，时不时有一两个词迸出来吸引了我的注意。
“兽行……骇人听闻的虐待狂大爆发……胶皮警棍……集中营……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迫害……回到黑暗时代……欧洲文明……防患于未然……正派人的愤慨……民主国家联盟……坚定立场……保卫民主……民主……法西斯……民主……法西斯……民主……法西斯……民主……”
你也知道那种讲话，这些伙计能把那些话反刍一样成小时地讲下去，就像留声机，扳过唱针臂，按一个键就开始了。民主，法西斯，民主。但不知怎么，我觉得看着挺有趣。这个长相猥琐的小个子，脸白，头秃，站在讲台上喷射着标语口号。他在干吗？居心明显，在大张旗鼓地煽动仇恨。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你去仇恨被称为纳粹的外国人。我觉得让人称为“某某先生，著名反法西斯主义者”是件莫名其妙的事。反法西斯主义者，莫名其妙的行当。我估计这位老兄靠的就是撰写反希特勒的书过日子，可是希特勒出现之前他在干吗？有一天希特勒没了他又会干吗？当然，这些问题也适用于医生、侦探、捕鼠人之流。可是当那刺耳的声音讲啊讲啊，我突然又有了另外的想法，就是他把自己的话都当真，一点儿都不是装出来的————他对自己所讲的每个词都有切身感受。跟他自身感到的仇恨相比，他想在听众中煽动起来的仇恨就是小意思了。对他来说，每句标语都像福音书一样真实。如果把他开了膛，你会发现里面会是民主——法西斯——民主。私下认识这么个伙计倒挺有趣，可是他有没有私下的生活？要么他只是从一个讲台赶到另一个讲台，不停地煽动仇恨？也许连他做的梦都是标语呢。
我坐在后排，能看到别的听众。我觉得————如果你琢磨一下的话，也会这样觉得————我们大家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出门，坐在刮着过堂风的会堂里，听左派读书会的演讲（我认为我有资格使用“大家”这个词，因为这次我的确来了），此事具有某种意义。我们是西布莱奇的革命派，不过头一眼看上去没什么希望。我眼睛扫过听众时，吃惊地发现尽管演讲者已经花了超过半个钟头时间猛烈抨击希特勒及纳粹，但只有五六个人真正听明白了演讲者在说什么。在这种会议上，总是会出现类似情况，没有例外，一半人听完后，对讲的是什么仍茫然无知。威彻特坐在桌子边的椅子上，一脸开心地看着演讲者，他的脸有些像是一朵粉红色天竺葵。你可以提前听到演讲者一坐下他就会讲的话————跟他在为美拉尼西亚人90募捐裤子而举办的幻灯讲座结束时说的一样：“我们表示感谢————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一个鼓舞人心的晚上！”明斯小姐在第一排，身子坐得挺直，头稍稍偏向一侧，就像一只小鸟。演讲者从玻璃杯子下面拿起一张纸，念着德国人自杀率的统计数字。你可以从明斯小姐又细又长的脖子上判断出她感觉到不开心。这能让她长见识吗？难道不能？她能理解都是关于什么的就好了！另外两位坐在那里像是两团布丁。挨着她们的，是个红头发小个子女人，正在织一件套衫。一针平织，两针反织，退一针，然后把两针串起来。演讲者正在描述纳粹怎样把人脑袋剁下来，有时候刽子手枪法很糟糕。听众中间还有个女的，一个黑头发女孩，是郡立学校的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她是真的在听，身子坐得前倾，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盯着演讲者，嘴巴还稍稍张着，把话语一饮而下。
紧挨她后面坐着的，是来自本地工党的两个老头，一个头发灰白，剃得很短，另一个是个秃头，长着耷拉胡子。他们两位都穿着大衣，你也知道那种类型的人：他们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工党，二十年时间里，上了雇主们的黑名单，另外十年纠缠着郡政务委员会要求改进贫民区状况。突然之间全变了，老工党的那套玩意儿无关紧要了，他们发现自己被推到了国际政治问题面前————希特勒，斯大林，炸弹，机关枪，胶皮警棍，罗马——柏林轴心，人民阵线91，《反共产国际协定》等等，他们摸不着头脑。就在我跟前的，是本地共产党支部，他们三个都很年轻，其中一个是有钱人，是赫斯派莱兹住宅公司里的什么人，事实上，我相信他是老克拉姆的侄子。另一个是某家银行的职员，他有时为我兑换支票。剩下的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圆脸，看上去很年轻，表情很热切，眼睛蓝得像个婴儿的一样，头发颜色浅得会让你以为漂白过。他看上去只有十七岁左右，可是我想他有二十岁了。他穿着廉价蓝套装，领带是天蓝色的，跟他的头发倒相配。挨着这三个人坐的，还有另外一个共产党。但这位好像是另外一种共产党，跟他们不全是一路人，因为他是被另外几个称为托派分子92的那种，他们看不起他。这个小伙子甚至还要更年轻些，非常瘦削，肤色很黑，一脸紧张之相。他脸庞清秀，不用说是个犹太人。这四个人对演讲的态度和别的人很不一样，看得出到了提问时间，他们马上就会站起来提问，也能看出他们已经在扭来扭去了。那个小托派分子磨着屁股挪来挪去，急不可待要抢在头一个提问。
我已经没在听具体演讲内容，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听演讲了，但听的方式不止一种。我把眼闭上一会儿，因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只听到他的声音时，好像能把他看得更清楚。
听起来，那种声音好像能不歇气地说上两星期。让这架人体手摇风琴成小时地向你射着宣传的话，实在是件很腻味的事，真的。同样的东西说了一遍又一遍：仇恨，仇恨，仇恨，让我们团结一致好好仇恨。一遍又一遍，它给你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进到你的脑瓜里砸着你的脑子。但在我闭上眼的那会儿，我成功扭转了局势：我进入了他的脑瓜，那是种非凡的快感。有一秒钟，我进去了，你几乎可以说我就是他。不管怎样，我感到了他所感到的。
我看到了他所看到的景象，跟能用言语形容出的完全不一样。他嘴里只是说希特勒是冲我们来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好好仇恨。不说细节，根本不失体面。然而他看到的很不一样，那是他自己拿扳手砸人脸的景象，砸的当然是法西斯的脸，我知道他看到的就是那个，那就是我想象自己有一两分钟在他脑瓜里所看到的。砸！就往脸正中央砸！骨头像蛋壳一样碎掉了，一分钟前还是张人脸，这会儿已经变成一大摊草莓酱。砸！又来一个！那就是他脑子里所想的，不管走路还是睡觉，他越想越喜欢。都OK，因为被砸的脸是属于法西斯的。那些全能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来。
可那是为什么？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被吓坏了。如今每个能思考的人全被吓得手脚冰凉，这位伙计不过是有足够的远见，所以比别人更害怕。希特勒是冲我们来的！快！让我们抓个扳手团结起来，要是我们砸人脸砸得够多，他们就砸不成我们的脸。结成伙，选出领头的。希特勒是黑色的，斯大林是白色的，两个人换过来说也行，因为在小人物的眼里，希特勒和斯大林都一样，都意味着扳手和砸人脸。
战争！我又开始想起了它，毫无疑问，它是要来了。可是谁害怕战争？也就是说，谁害怕炸弹和机关枪？“你”，你会说。对，我会，见识过战争的人都会。不过要紧的不是战争，而是战后，是我们即将坠入其中的世界，那种仇恨世界，标语世界。囚衣，带刺铁丝网，胶皮警棍，秘密牢房里日夜不熄的灯泡，你睡觉时盯着你的侦探，还有游行和印着硕大脸庞的海报；上百万人全为了领袖而欢呼，直到他们愚弄了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崇拜他。私下里，他们却一直仇恨他，恨得简直要呕吐。那些都会来吗？不会吗？有些日子里我知道绝无可能，别的日子里我知道是在劫难逃。但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知道是会来的，全表现在小个子演讲者的声音里了。
说到底，对冬夜出来听演讲的为数少得可怜的那群人来说，那也许的确有意义，或者不管怎么样，对五六个听懂了是怎么回事的人是如此。他们不过是一支庞大军队的前哨，是具有远见的一群，是最先发现船就要沉的一群老鼠。快，快！法西斯就要来了！伙计们，拿好扳手！砸他们的脸，否则他们就要来砸你。前景把我们吓得够戗，以至于我们马上投身其中，就像一只兔子跳进一条大蟒蛇的喉咙。
那么，如果英国来了法西斯，像我这样的伙计又会怎样？事实上，很可能没有丝毫不同。至于演讲者和听众中的四个共产党嘛，没错，对他们来说太不一样了。他们会去砸别人的脸，要么他们自己的脸被砸，取决于谁将取胜。但对于我这样普普通通、中不溜秋的伙计来说，以前怎么个活法，还会继续怎样活下去。可是那也吓坏了我————跟你说，我真的被吓坏了。演讲者住了口坐下来时，我才开始琢磨起那是为什么。
照例响起一阵稀里哗啦的掌声，听众只有十五个人左右时就会那样。然后威彻特老兄讲了他那一套话，还没到提问时间呢，那四个共产党便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他们激烈斗嘴斗了十分钟左右，说的全是一大堆别人听不懂的东西，例如辩证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的命运以及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说过的话等等。然后，演讲者喝完一杯水后站起来总结了一番，让那个托派分子在椅子上扭动着，另外三个人却听得高兴。他们私底下又斗了一会儿嘴，别的人谁也没能说上话。希尔达和另外两位在演讲结束后马上就走掉了，大概她们害怕会有人来为场租让她们凑钱。小个子女人留下来要把那一行毛线打完，我能听到她在别人争辩时数着针数。威彻特坐在那里，对每个说话的人都奉上一副笑脸，看得出他正在想这真是太有趣了，脑子里还做着记录。黑头发女孩把人看了一个又看下一个，嘴巴微微张着。那个老工党，他的耷拉胡子和围到耳朵的大衣让他看着像是只海狮。他坐在那里仰视着他们，在琢磨到底他妈的都在吵什么。最后，我起身开始穿上大衣。
斗嘴变成小托派分子和长了一头漂亮头发的小伙子的单挑，他们在争论战争爆发的话，该不该参军。我斜着身子顺着那一排椅子走出去时，长着漂亮头发的那位向我求援：
“保灵先生！你看，如果战争爆发，而我们有机会把法西斯主义一次性摧毁的话，你会不会去打仗？我是说如果你年轻的话。”
我想他以为我有六十岁了。
“你可以肯定我不会，”我说，“上次我已经打够了。”
“可这是去消灭法西斯主义啊！”
“噢，狗屁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我得说消灭什么什么的这种事儿，已经做得够多的啦。”
小托派分子插话说什么社会爱国主义和对工人的背叛等等，但是另一位打断了他。
“可你想着的是一九一四年，那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次不一样。你看，要是你听说在德国发生的事：集中营，纳粹用胶皮警棍打人，还有强迫犹太人互相往脸上吐口水————难道不能让你热血沸腾？”
他们总在说什么热血沸腾的事，我记得在战争期间，总是能听到这个词。
“我在一九一六年就不再沸腾了，”我告诉他，“你要是闻过战壕里的气味，就不会再沸腾了。”
突然，我好像看到了他，似乎直到那会儿之前，我都没怎么好好看过他。
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应该属于一个很帅的在上学的小伙子。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亚麻色头发。他盯着我的眼睛看，有那么一阵子，他的眼里真的有了泪水！就因为德国犹太人的事，让他有了如此强烈的感受！但事实上，我完全了解他的感受。他是个大块头小伙子，可能还代表银行踢橄榄球，而且有头脑。那就是他，位于丑陋郊区银行里的职员，坐在毛玻璃窗户下往分类账里填数字，点一堆堆钞票，拍经理的马屁，感到他的生命在一天天腐朽下去。突然，欧洲大陆那边有了天大的事情。炮弹在战壕上爆炸，步兵一波波在硝烟中发起攻击，大概他就有几个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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