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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克里斯蒂娜才明白了。啊，原来如此————这个门房把她当成入室行窃的小偷了————话说回来，他是对的，她是谁啊？但是这个怀疑没有让她恼怒，正相反，她产生了一种恶意的快感，想在经历了冰霜之余再受一次鞭打，在蒙受侮辱之中再次被人虐待。你们害我吧，你们难为我吧————这样更好！她异常平静地回答。“我住在286号房间，由我的姨夫结账，他的房间号是281，我叫克里斯蒂娜·霍夫莱纳。”
“请等一下。”夜班门房让开门，但是眼睛还盯着这个可疑的人（她感觉到了），不想让她在自己眼皮底下溜走，同时他翻着登记册。然后他的语调突然变了；尴尬的鞠躬，非常彬彬有礼地说：“啊，尊敬的小姐，请您海涵，我刚看到白天的门房已经得知您要离开的消息了……我的意思是，只是，因为太早了……再说……尊敬的小姐，您总不会自己拿着箱子走吧，汽车会在火车开车前二十分钟把箱子送过去。请您移步早餐室吧，尊敬的小姐还有足够时间可以用餐呢。”
“不，我不需要了。再见！”她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看看那个门房，门房诧异地凝视了一阵之后摇着头重新回到自己的斜面桌那里。
我不需要了。说了这句话，她觉得很舒服。什么也不再需要，也不从任何人那里要什么。她向火车站走去，一只手拿着箱子，另一手拿着雨伞，眼睛使劲盯着路面。山峦已经明亮起来，云彩不安地涌动着，下一个瞬间，那美妙绝伦、深受喜爱的恩加丁湛蓝的晴空，就会尽扫浮云，一望无际。但是克里斯蒂娜病态地弯着腰，眼睛只盯着路面，她再也不想看见什么，再也不想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任何赠予，哪怕是上帝的恩赐。任何东西她看都不想再看，也不想被提醒，从现在起直到永远，这些山峦都是为其他人而存在的，那些娱乐场所和游戏是其他人的，那些饭店和里面闪闪发光的房间、那隆隆作响的雪崩和那生机勃勃的森林，没有一个再为她而存在，永远不再！她移开目光不看路过的网球场，那里————她还知道————今天将有其他人，古铜色的皮肤，身着闪亮的白色球衣，嘴里叼着香烟，在球场上活动着他们轻巧灵活的四肢，自负地你来我往地打球；路过还关着门的经营上千昂贵物品的商店（都是为其他人开设的，为其他人！），手里拿着她廉价的雨衣和破旧的雨伞，她经过饭店、集市和甜点铺走向火车站，走向火车站。就是要离开，就是要离开。就是不想再看到任何东西，就是不想再记起任何东西。
在火车站她躲进三等车厢的候车室；在这个永恒的第三等人所在之处，世界各地到处都一样，没有软垫长椅，到处都是一副寒酸的不受重视的样子，在这里她觉得自己已经一半在家里了，直到火车进站，她才飞快地走出去：别让任何人看见她，别让人家认出她。但是这时————这难道是幻觉吗？————霍夫莱纳，霍夫莱纳，有人沿着整趟可恶的列车叫着她的名字（这可能吗？）。她哆嗦了一下。难道有人还想在她离开的时候嘲讽她一下吗？但是这个喊叫一再清楚地重复着，她于是把身体探出窗户：原来是门房站在那里，手里摇晃着一份电报。小姐，请您原谅，电报昨天晚上就到了，但是夜班门房不知道该给谁，他自己现在才知道小姐就要动身。克里斯蒂娜打开电报。“病情突然恶化，速归，富克斯塔勒。”然后火车就开动了……完了，一切全都完了。
每个物质都具有一定限度的张力，超越了限度，张力就无法增加，水不能超过沸点，金属不能超过熔点，就连心灵的元素也无法违背这个颠扑不破的法则。快乐达到一定程度，再增加快乐也不再感觉得到，同样，痛苦、绝望、沮丧、恶心和恐惧也是如此。内心的容器一旦满到边缘，就不能再接受任何一滴外部世界。
因此克里斯蒂娜在拿到那封电报时感觉不到任何新的痛苦。虽说她脑子里的意识一清二楚，现在我该惊诧，该害怕，该担心，但是尽管头脑清醒，感觉却不工作了：它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没有回应。就像一个医生拿着一根针去扎一条坏死的腿：病人看到了针，他清楚地知道，这根针很尖很热：扎进去肯定很痛，非常痛，他已经绷紧全身，为了在那痛苦爆发的时候挺直所有的关节。那根灼热的针扎进去了，可是，因为肌体已经坏死，神经没有反应，这个瘫痪的人惊恐地认识到，他身体的下部有些地方完全没有感觉，他温暖的身体携带着一部分死掉的肌体。克里斯蒂娜感觉到就是这样的恐惧，她把那张纸读了一遍又一遍，自己完全无动于衷。母亲生病了，她的处境肯定很绝望，否则这些省吃俭用的人不敢花这么多钱发份电报。母亲也许已经去世，很可能是这样。但是在产生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昨天会把她彻底击垮）的时候，她的指头都没有震颤一下，那个控制她眼睑之间眼泪的肌肉都没有开闸放水。所有的一切都保持呆滞的状态，而这种呆滞从她身上蔓延到她周围所有的东西上。她没有感觉到，火车以咣当咣当的节奏行进着；对面木头长椅上坐着红脸膛的男人们，他们吃着香肠，大声说笑；窗外总有新的岩石拔地而起，又一再转换成鲜花盛开的矮小丘陵，山脚下升起层层白色的雾霭————所有这些景致在她上次坐火车来的时候，还被作为最生机勃勃的景象感受着，激动着各个感官，现在在她那呆滞的眼前都是死气沉沉的。只是到边境检查护照的官员例行公事摇晃她的时候，她的身体才感觉到一点：喝点热的东西。能稍微融化一下这可怕的冻僵状态，让那卡住的像肿胀起来的喉咙松弛一些，让她终于喘口气，终于把一切从身体里发泄出来。
她走到餐柜，喝了一杯加热朗姆酒的茶。这饮料一下子进入血液，就连脑子里最僵硬的细胞也都激活起来：她又可以思考了，她立即想起来该给家里发份电报告知到达的时间。就在右边拐角处，就是邮电所，车站门卫对她说，是的，是的，她还有足够的时间。
克里斯蒂娜去找打电报的窗口。玻璃板是放下来的。她敲敲玻璃。里面闷闷不乐的脚步慢慢地吧嗒吧嗒地蹭过来，玻璃板拉起来。“您有什么需要？”一个戴眼镜的女子问她，脸色发灰，脸上一股怒气。克里斯蒂娜吓了一跳，无法马上回答。这个瘦骨嶙峋、饱经风霜的老处女，浑浊的眼睛上戴着钢制镜框的眼镜，那酷似羊皮纸的手指机械地把表格递出来，她觉得这不就是十年、二十年后的自己吗，一张魔鬼的镜子把这个女人当成她邮政局助理的幽灵展示给自己；因为手抖得厉害她几乎无法写字。这就是我，我将是这个样子，她不断地战栗着，一再往那边瞥着那个干瘪的陌生的女人，那女人耐心地弯着身体在斜面桌前等候着，手里拿着铅笔————哦————她知道这些动作，知道这无聊的几分钟，你会在这样的每分钟里渐渐地枯萎，然后衰老，毫无用处，毫不幸福，就像镜中的这个幽灵消耗殆尽。克里斯蒂娜慢慢走回车厢，膝盖不停地颤抖。额上泛出滴滴冷汗，就像一个人在梦中看到自己被安置在棺材里，听到惊恐的一声大叫倏然惊醒。
在圣波尔滕，克里斯蒂娜挪动她那隐隐作痛的四肢走下火车，因为乘坐夜车没有睡觉而疲惫不堪，这时一个人横穿下车乘客的铁轨快步迎了过来：富克斯塔勒老师，他肯定在这里等了整整一夜。第一眼克里斯蒂娜就知道了一切————老师穿着黑色外套，打着黑色领带，克里斯蒂娜把手伸给他，他充满同情地握着摆了一下。克里斯蒂娜无须再问什么，他局促的样子已经说出了一切。但是奇怪的是，这并没有使她有任何震撼。她既感觉不到痛苦也感觉不到激动和惊讶。母亲去世了。也许死是件好事。
在去小赖夫林的客车上富克斯塔勒不厌其烦又很周到得体地讲述着母亲最后的时刻。他看上去睡眠不足，没刮胡子的脸上全是胡子楂，在灰蒙蒙的早上泛着灰色，衣服上沾着尘土皱巴巴的。为了她的缘故，富克斯塔勒每天都去看望老太太三四次，也常常在夜里为了她的缘故而醒过来。一位令人感动的朋友，克里斯蒂娜暗想。要是他能住口就好了，要是他能保持安静，让她也安静一会，不要露着修补得很差的一口黄牙，用这极度感伤的声音在她耳边不停地唠叨就好了；克里斯蒂娜对这个自己曾经有过好感的男人产生了一种肉体上的反感，她对这种反感自己感到羞愧，但是徒劳，她感觉这就像嘴唇上的胆汁。
克里斯蒂娜并不想对比，但还是把这位老师和那边的那些男人对比了一番，那些男人都是身材修长、皮肤褐色、身体健康、动作灵活的骑士，手都保养得很好，穿着紧贴腰身、非常合体的外套，克里斯蒂娜带着一种恶意的好奇看着富克斯塔勒这身丧服的各种可笑的细节，那明显翻新过的黑色外套，胳膊肘已经磨白，肮脏的廉价的衬衫上戴着一条现买来的黑色领带。无法忍受的小市民气，这个一身黑衣的瘦小男人让她一下子觉得可笑无比，这个乡村教书先生，长着一双苍白的招风耳，稀疏的头发，头路也没分对，他那眼窝发白泛蓝，眼眶发红的淡蓝眼睛戴着一副钢制镜框的眼镜、压扁了的黄色赛璐璐假领上一张羊皮纸般尖尖的老鼠面孔。而这个人想……这个……绝不，克里斯蒂娜想，绝不！根本不可能让他摸一下，根本不可能献身给这个披上伪装的教区主持候选人，他那颤巍巍的柔情蜜意没有勇气、没有尊严！光是这个想法就已经让她恶心至极，就好像要呕吐似的。
“您怎么了？”富克斯塔勒忧心忡忡地中止了自己的讲话。他发现克里斯蒂娜全身突然发出一阵抽搐。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我觉得我是太累了。我现在没法说话。我现在没法听任何话！”
克里斯蒂娜向后靠着闭上眼睛。她一旦不必再看着他，不必听到那安慰人的柔软的声音，她马上就觉得舒服多了。这个声音因为听上去低三下四，所以无法容忍。这是一个耻辱，她心想，他对我这么好，他牺牲了自己。但是我不能再看着他，不能再容忍他，我不能。再也不看这个男人，再也不看像他一样的那些男人！绝不！永远不！
神父飞快地在敞开的墓穴旁念着祷文，因为雨正垂直地密集地洒落下来。掘墓人手里拿着铁锹站在厚厚的泥土里，不耐烦地捯着脚。大雨如注，雨势越来越猛，神父也越说越快，终于一切都过去了，送这位老太太到教堂墓地去的十四个人一语不发，几乎跑着回到村里。克里斯蒂娜突然害怕起她自己来了，因为她在整个仪式过程中没有受到震撼，而是不由自主地净想到了那些令人反感的琐事：她没有穿雨鞋，去年她想买一双，母亲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借给她。富克斯塔勒向上翻起的大衣领子边上起毛了而且磨破了。克里斯蒂娜的姐夫弗朗茨发福了，快步走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呻吟。她嫂子的雨伞破了，必须再给它罩块布。那个女商贩没有送花圈，而是送的在屋前小花园里摘下来的几朵已枯萎的花朵，用铁丝缠了缠。面包师赫尔德里齐卡在她不在家的时候让人做了一块新招牌————尽是她被赶回去的那个窄小世界里可怕的、小气的、恶心的事情，都带着这个世界尖利的倒钩再给戳进她的身体，如此折磨着她以至于她都无法感觉那真正的内心痛苦。
几位参加葬礼的来宾在她家房前告辞，然后毫不拘束地跑回他们住的地方，脚上溅着烂泥，手里撑着宽大的雨伞：只有姐姐、姐夫、哥哥的遗孀和这位嫂子在哥哥死后改嫁的那个木工师傅爬上咯吱咯吱作响的楼梯去她的住处。房间里只有四个坐的地方，他们是五个人：于是克里斯蒂娜把座位让给了其他人。这个房间特别狭小阴暗给人特别压抑的不舒服的感觉。从挂着的湿淋淋的大衣和滴着雨点的雨伞那里散发出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雨水敲打着玻璃，死者的床空空的，灰暗一片，在昏暗中等候着。
没人说话。尴尬中克里斯蒂娜问道：“你们想喝点咖啡吧？”
“好的，小克里斯特，”姐夫说，“现在喝点热的挺好的。但是你得快点，因为我们待不了太长时间，我们乘的是五点的火车。”现在他嘴里叼着一根弗吉尼亚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位性情温和、不拘小节的市政府公务员，战争中当辎重队中士时就已经有了小肚子，和平时期小肚子就过早地更突出了，他只有穿着衬衫待在家里才觉得舒服；整个葬礼期间他都艰难地做出一副难过痛苦的表情，直挺挺地站着，现在他稍稍解开一下黑色丧服的扣子，穿着这件衣服他看上去就像伪装起来一样，舒舒服服地靠到椅子里面：“我们没有带孩子们来还是挺明智的。奈莉本来认为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参加外婆的葬礼，但我马上就说，我们大人不该让孩子们看这些悲伤的东西，他们还无法理解呢。再说了，这来回坐火车多贵啊，得花一大笔钱，在现在这种时候……”
克里斯蒂娜使劲磨着咖啡。她刚回来五个小时，已经听到十次“太贵了”这几个可诅咒的可恶的字。富克斯塔勒认为，从圣波尔滕医院去请主任医师来太贵了，其实来也做不了什么，姐夫提到墓碑上的十字架，不要订石头的，“太贵了。”姐姐说的是追思弥撒，而现在姐夫讲的是路费，都太贵了。这句话一刻不停地从所有人的嘴里说出，就像外面的雨打在檐口上，冲走了所有的快乐。现在每天这句话都会一再地出现：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克里斯蒂娜战栗着，她生气地把她所有的愤怒都磨进这个吱吱作响的碾磨机：快走吧，快走吧，什么也不想再听，什么也不再想看！其他的人在这期间安静地围着桌子坐着等着咖啡，东拉西扯地试着聊天。那个娶了哥哥遗孀的男人是个来自法沃里滕的木工师傅，他蜷缩着谦虚地坐在那些半拉亲戚当中，他根本就不认识刚刚去世的老太太；整个谈话在问题和回答中艰难地进行着，总是动不动就停下来，好像路中间挡着一块石头。终于咖啡打断了谈话，克里斯蒂娜摆出四个杯子————更多的她就没有了————然后她就再次走到窗前。那四个人令人难堪的沉默让她觉得压抑，奇怪的拖得很长的沉默，可以笨拙地隐藏着同一个思想。她知道现在该发生什么了，她的神经都能感觉到，在外面前屋里她看到每个人都带来了两个空的双肩背包，她知道，她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一阵恶心直蹿她的喉咙。
终于姐夫开始说话了，用他那爽朗的嗓音：“这雨下得真够糟糕的！而奈莉，她忘性也真够大，连一把雨伞也没带。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母亲的那把伞给她得了，小克里斯特！还是说你自己也需要它？”“不。”克里斯蒂娜从窗户那边说，身上发抖。现在就该发生了，马上就要发生了；只希望快点，快点！
“其实，”就像约好了似的，姐姐插进来，“最明智的是我们现在马上就把母亲的东西分一下吧？谁知道我们四个人什么时候还能再聚在一起，弗朗茨有那么多公务，而您（她冲着木工师傅），肯定也是。再专门跑过来一趟，那不合适，那又得花钱。我觉得，我们最好马上就分一分，你同意吗，小克里斯特？”
“当然，”克里斯蒂娜的声音突然沙哑了，“我只请求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吧！你们两个都有孩子，你们比我更用得上母亲的东西，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要，你们几个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吧。”
她打开柜子，拿出几件穿旧的衣服摊在（在这个狭小的阁楼里没有其他地方）死者的床上（昨天这里还是热的）！没有多少东西，就是几条被单、一件旧的狐皮大衣、一条方格花呢披肩、一根带着象牙柄的手杖、一个镶嵌花纹的威尼斯胸针、结婚戒指、一块带表链的小银表、一串念珠、一个玛利亚柴尔[43]珐琅圣母像，还有一些长筒袜、鞋、绒拖鞋、内衣、一把旧扇子、一顶皱巴巴的帽子和一本用旧了的祈祷书。她没忘记什么，这个老太太就只有这么点不时送进当铺的东西，然后她飞快转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下的雨。她身后那两个女人开始轻声说起来，相互给每一件东西估估价，达成共识。属于姐姐的东西都放在死者床上的右边，嫂子分得的东西放在左边，这中间是一堵无形的墙壁和边界。
克里斯蒂娜在窗户那边沉重地呼吸着。她心里都听得到那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就算她们说话的声音再低，尽管她背冲着死者的床站着，她也看得见她们的手指，同情之心汇入她那极度的愤怒。“她们得有多穷啊，穷得让人可怜，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她们分的破烂其他人都不屑用脚碰；这些旧的法兰绒线团、这些穿破的鞋、这些可笑的破布，她们都当成宝贝！她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了解，她们都能猜到点什么！但是你要是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有多穷，穷得多么令人厌恶，多么令人恶心，多么可怜，这样也许更好。”
姐夫走到她面前：“但是小克里斯特，所有的事情总得有个正确的说法，你要是什么都不拿是不可以的。你总得随便留下点什么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吧————那个表或者至少那串项链。”
“不，”她坚决地说，“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拿。你们有孩子，那还有点意义。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真的什么也不再需要了。”
等她再转过身来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嫂子和姐姐把她们各自分得的部分都收拾好塞到她们带来的双肩背包里————现在死者算是完全下葬了。那四个人傻站在那里，有点难堪，不好意思；他们因为这件棘手的事情这么快速和默契地处理好了而很高兴，但是他们心里也不是特别自在。在火车开走之前，还得说点高兴的事情，这样也可以冲淡对刚才处理的那件事情的记忆，或者就像亲戚似的聊几句。最终姐夫想起来了就问克里斯蒂娜：“对了，你还没说过瑞士那边山上如何呢？”
“非常好。”她从牙齿里挤出这句话，坚硬得就像刀刃。
“这我相信，”姐夫叹口气，“我们这些人也该到那里一次，总而言之，就是旅行一下！但是带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就负担不起了，那就太贵了，况且还是去那么一个高级的地方。你们那里的饭店一天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克里斯蒂娜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她感觉她的神经马上就要崩溃了。他们要是现在已经走了该多好！幸亏这时弗朗茨看了看表。“喂，上车了，我们得去赶火车了。但是小克里斯特，不必过分拘礼了，你不必在这种天气送我们。你就待在这里，以后最好还是来维也纳！现在，母亲走了，我们应该和衷共济。”
“是的，是的。”克里斯蒂娜不耐烦地说，语气很陌生，她只送他们到门口。木头楼梯吱吱作响，每个人的肩上都背着或者手里都拿着点什么。终于他们走了。他们刚离开这所房子，克里斯蒂娜就一把打开窗户。屋里的味道令她窒息，这是冷却的香烟的烟味、蹩脚的饭菜、潮湿的衣服的味道，这是老女人那恐惧的、担忧的和呻吟的味道，这是可怕的贫穷的味道。必须在这里生活真是恐怖至极，这是为什么呢，这又是为了谁呢？为什么要日复一日地呼吸这些东西，明明知道外面某个地方是另外一个世界，真正的世界，而她自己心中是另一个人，这个人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就像一个中毒的人快要窒息而死了。她的神经颤动着哆嗦着。她一下子和衣扑倒在床上。牙齿咬住枕头为了不让自己因为那孤立无助和熊熊燃烧的仇恨而号啕大哭起来。她一下子憎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憎恨自己也憎恨他人，憎恨财富也憎恨贫困，憎恨那沉重的无法忍受无法理解的生活。
“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娘们，白痴一个。”小商贩米歇尔·波安特纳在身后把门狠狠关上，发出砰的一声，“这个臭娘们胆敢这样，真是闻所未闻。真是个口出恶言的臭娘们。”
“别价，别价，谁在这儿这么激动啊，又怎么着了？”面包师赫尔德里契卡咧着嘴笑着安慰他，他此时正在邮政局门前等着他，“谁咬了你了？”
“千真万确。这么放肆，还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无耻的胡说八道的女人。每次她都有事找碴，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全都不对。就是想折腾你，态度特别粗暴。前天我寄包蜡烛，写包裹单的时候用的复写笔，没用钢笔，她就很不爽，今天她训个没完了，说自己职责所在不能接收包装很差的包裹，她要负责任的。见他妈的鬼，我要她负责任。在这个蠢女人和她那放肆的臭嘴还在屎堆里到处乱拱的时候，我已经从这里寄出过上千个这样的包裹了。她说话的时候用的什么腔调啊，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着那么‘标准’的高地德语[44]，不就是想告诉人家，我们这号人对她来说就是垃圾吗。她这副样子摆给谁看啊？现在我可受够了。她甭想和我来这一套。”
那个胖乎乎的赫尔德里契卡开心地笑起来，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也许她恰恰对像你这样可爱的家伙有兴趣。你还真琢磨不透这些不情不愿的处女大小姐。也许她喜欢你，所以才对你百般挑剔。”
“别开这种愚蠢的玩笑了，”小商贩说，“我不是唯一一个她冲着发飙的人。就在昨天，那边工厂的主管还对我说，就因为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就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这我可不允许，我在这里也是有官职的人’，就好像那主管只配给她擦鞋似的。她真是魔鬼附体了，她肯定有什么事儿。但是请相信我，我肯定会把魔鬼从她身上赶出去的，她对我必须采用不同的语气，要不然有她瞧的，就是要我从这儿步行到维也纳邮政局的管理部门去告状，我也在所不辞。”
老实的波安特纳说得对，这个邮局助理克里斯蒂娜·霍夫莱纳肯定有什么事儿，两个星期以来整个村子都猜出来了。一开始谁也没说什么————上帝啊，这个乖女孩的母亲去世了；起先大家觉得这件事让她悲痛欲绝。神父为了安慰她，到她那里去过两次，富克斯塔勒每天都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女邻居为了让她不那么孤独，也想晚上去她那里坐坐，那边“金牛”客栈的老板娘甚至向她提出建议是否愿意在她那里租个带膳食的房间，这样她就不必自己操持家务了。但是她对谁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回答，每个人都马上感觉到她想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个邮局助理克里斯蒂娜·霍夫莱纳肯定有什么事儿，她不再像以往一样每个星期去一次唱歌协会，她说嗓子哑了。她已经有三个星期没去教堂了，都没有让神父给母亲做台弥撒。富克斯塔勒想给她读点东西，她说她头疼，他建议一起散步，她说她累。没有人能够接近她，她去买东西的时候，不和任何人说话就像她要去赶火车。上班的时候，大家曾经认为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现在经常很不友善，态度生硬，令人厌烦。
她自己也知道她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自从她看到一切都那么邪恶，充满敌意以来，现在她看整个世界都是丑陋的、邪恶的和敌意的，她满怀怨恨开始每一天，就像有人在她睡觉的时候给她眼睛里滴了什么苦涩的、尖锐的和邪恶的东西似的。她醒来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阁楼那斜顶的熏黑的房梁。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那张旧床，破损的天花板、用草编织的椅子、盥洗台及那个裂了口的带把儿的水罐、变脆的壁纸、木质的地板，她厌恶这一切，她恨不得闭上眼睛重新遁入黑暗。但是闹钟不允许这样，在她耳边刺耳地响起。她怒气冲冲地起床，怒气冲冲地穿衣，穿上旧内衣，穿上令人讨厌的黑裙子。她发现袖子下面有个地方有个裂缝，但是这并不让她生气。她没有拿起针线缝补。补它干吗？为谁补啊？对这些泥腿子来讲她已经穿得太好了。就是赶快走，就是赶快出去，离开这个丑恶的房间，上班去吧。
但是上班的地方也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不再是那间随随便便的安静的房间，时间在那里面就像踩着轮子一样缓慢地无声地向前滚动着。她扭动钥匙进入这个可怕的静悄悄的房间，这间房间像是在窥看着她，她不由得总想起一年前看的一部电影。电影叫《无期徒刑》。一个监狱看守，由两个警察陪着，满脸胡须，一脸强硬的样子，难以接近，他把一个柔弱的浑身发抖的男孩带进那间没有任何陈设装着栅栏的牢房。她当时和所有的观众一样觉得浑身毛骨悚然，她现在又一次感觉到这样的寒颤，这次进牢房的是她自己，看守和犯人是同一人。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装着栅栏的窗户，第一次感觉这个办公房间里光秃秃的涂成白色的墙壁就是监狱。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新的意义：这把她坐着的椅子、那张她在上面堆放纸张的桌子、那块她为了开始营业而推上去的玻璃板，她都看了不下上千次。看钟的时候她第一次发现它不是向前走而是转着圈，从十二到一，从一到二，又退到十二，一直都是同样的路线，没有多走一步，总是一再为了上班而上弦，无法获得自由，总是监禁在同一个长方形的棕色罩子里。当克里斯蒂娜早上八点坐下来的时候，她已经疲倦了————不是因为完成了什么事情或者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因为预见到什么将会来临而疲倦：总是同样的面孔、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操作、同样的钱。一刻钟后邮差安德烈阿斯·辛特费尔纳准时送来信件进行分类，此人头发灰白，但总是高高兴兴的。以前克里斯蒂娜都是机械地给信件分类，现在她则长时间地盯着这些信件和明信片看，尤其是寄给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府邸的信件。伯爵夫人有三个女儿，一个嫁给了一位意大利男爵，另外两位伯爵小姐还是未婚，常常在世界各地旅行。最新的明信片来自索伦特，蓝色大海，画着花树繁茂的弧线伸进陆地。地址是罗马饭店。克里斯蒂娜试着想象这个罗马饭店并在明信片上寻找。伯爵小姐给她的房间打了个叉，就在花园中间，白晃晃的带着宽大的露台，被橙子树环绕着。克里斯蒂娜不由自主地想着在那里晚间漫步是什么情景，大海泛着蓝色的波涛，清凉地涌过来，从那些石头上散发出白天的温暖，在那里散步和……
但是邮件必须分类，继续，继续。这里有一封来自巴黎的信，她马上知道是某某人的女儿的，大家说过不少有关这个女孩的不好听的话。她曾经和一个经营石油的有钱犹太人有过一腿，然后在某个地方当舞女，更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她现在又有了一个男人，这封信来自莫里斯饭店，用的是最高级的信纸。克里斯蒂娜把这封信生气地扔到一旁。然后是那些印刷品。她把给居斯特海姆伯爵夫人的那些杂志留下。《名媛》《高雅世界》，还有其他几本带图片的时尚杂志————伯爵夫人就算随下午那班邮件收到这些杂志也不要紧。等业务室里安静下来，她把这些杂志从信封里拿出来翻阅。她看着那些服装，还有电影明星们和贵族们的照片，英国勋爵们的那些维护良好的乡间别墅，著名艺术家们的汽车。她觉得这一切就像香水般钻进鼻孔，她回忆起所有那些人物形象，她看着那些穿着晚礼服的女士们，几乎狂热地看着那些男士们，这些精挑细选、在奢华中打磨得光鲜亮丽的或者被智慧映照得光彩夺目的面孔，她的手指神经质地颤抖起来；她把杂志放在一边，又一再拿起来读，看着这个她感觉遥远的同时又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好奇和憎恨、快乐和嫉妒变幻无常地交织在一起。
要是在她正沉浸在诱人的图画的氛围里的时候，突然有个农民粗鲁地闯了进来，脚踩沉重的鞋，嘴里叼着烟斗，睁着一双睡眼惺忪的牛眼，想买邮票，那可真会吓她一跳，她就会完全不自觉地用某些粗暴的话语训斥他一番。“这儿禁止吸烟，您不识字是吗？”她就冲着那农民脾气温和、不知所措的面孔一顿粗暴地数落，或者做些其他什么不友好的举动。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她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像种内心的压力迫使她为这个世界的丑陋和卑俗找这个人报仇。事后她羞愧不已。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才这么难看，这么粗鲁、这么肮脏，淹没在他们村子的烂泥里，可对此他们又能怎样呢，她心想，我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她的愤怒和绝望是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愤怒会违背她的意愿在每一个场合倾泻出来。按照永恒的能量守恒法则，她必须以某种方式释放她的压力，只有从这个唯一的权力点上，从这个可怜兮兮的斜面桌这里，她才能够把愤怒冲着无辜的人释放出来。在山上那个另外的世界里，她感觉她的存在在被追求和被渴望中得到了肯定，而在这里，她要是不生气，要是不玩弄一下赋予她这公务员的那点小小权力的话，她就根本不会被人注意到。她知道在这些一无所知规矩实诚的人面前神气活现是可怜、可悲和可耻的，但是她的愤怒总是通过这样恶毒的行为才能得到一秒钟的释放。这种愤怒深藏在她的身体里，她要是在人那里没有机会泄愤，愤怒就会冲着那些无声的东西发泄。一个合股线要是无法穿进针眼的话，她就把它扯断，一个盒子要是无法马上关上，她就使尽全力把它扔到柜子里去————邮局管理层发给她的托付有误————她写信给他们，不是礼貌客气地询问而是愤慨万分地质问。她打电话人家没有马上接通————她就威胁她的接线员同事要立即投诉；她知道这很可悲，她自己也是充满惊恐地观察着她的变化。但是她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她必须以某种方法把她的憎恨发泄到这个世界上，否则她会窒息而死。
一下班她就逃回她的房间，以前在母亲睡觉的时候，她经常散步半小时，或者和商铺老板娘聊聊天或者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玩耍，现在她把自己关起来，也借此把她的敌意都关进她的房间里，这样她就不会像条被激怒的狗叱责大家。看到街上永远都是千篇一律的房子、住址和面孔，她无法容忍。那些穿着宽大的印花布裙子的女人在她眼里很可笑，她们的头发高高堆起，油乎乎的，她们的手上戴着粗笨的戒指；她无法忍受的是那些喘着粗气、大腹便便的男人，最叫她恶心的是那些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往头发上抹润发油的小伙子，不可忍受的是那个客栈，那里散发着啤酒的味道和难闻的烟味，那个红脸蛋的身体丰满滚圆的傻姑娘容忍着林业助理和宪兵队长动手动脚瞎开玩笑。她宁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是她不点灯，为了不看见那些令人厌恶的东西。
她无声地坐在那里左思右想，想的都是同样的内容。她在回忆，记忆力令人吃惊强大和清晰，那些她原先在一片喧闹忙乱之中没有注意到和感受到的东西现在都显现出来，而且细节分明。她想起每句话和每道目光，一种令人吃惊的强大力量把她吃过的每道菜肴的味道都带回给她，她感觉得到唇上的葡萄酒和甜烧酒的味道。她回味着光溜溜的肩膀上那轻柔的丝质裙子的感觉和那白色大床的柔软。她想起了无数的事情：当时那个小个子英国人在走廊里奇怪地坚持不懈地尾随她，晚上一直站在她的房门口，曼海姆女孩沿着她的手臂温柔的抚摸突然让她的皮肤产生一种触电般的燃烧感，事后她想起曾经听说过，女人也可能爱上彼此的。她一小时一小时扼要地重述着当时的每秒钟和每一天，直到现在才知道那个时候充满着多少没有利用和没有预料到的可能性啊。她每天晚上就这样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着，梦想着回到当时的那个样子，同时心里清楚，她已不再是那个样子了，她并不想知道这个，但是又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人敲门时————富克斯塔勒好几次试着来安慰她————她动也不动，等听到咯吱咯吱作响的楼梯上响起下楼的脚步声时才松口气，她做的那些梦是她现在唯一还拥有的东西，她不想把它们交出去。因为做梦而筋疲力尽，她躺倒在床上，她那被宠坏的皮肤躺在这么寒冷这么潮湿的地方总是大吃一惊。因为寒冷她浑身打战，必须把她的衣服和大衣都盖在被子上。晚些时候她睡着了，但是睡得不好，总是做着令人害怕的离奇的梦，在这些梦中她总是开车出去，在车里她风驰电掣般地快得可怕地山上山下疾驶着，她总是害怕掉下去同时又有对速度的快感，她身边总是坐着一个男人，那个德国人或者一个其他人拉着她。突然她惊慌失措地感到她光着身体坐在此人旁边，所有的人都已经围在她身边高声大笑，汽车停住了，她冲着他喊叫，要他再把汽车发动起来，快，赶快，使劲踩响油门，更加使劲，一直到她的五脏六腑她都感觉得到那终于飞速开动起来的马达的推动力，现在是那纯粹的涌动的快感，就像它在低空飞行掠过田野，冲进黑色的森林，她不再赤裸着身体，但是那人却压住她，紧紧地，越来越紧，她呻吟着，觉得快要无法自持。然后她就醒了，浑身无力，疲惫不堪，四肢疼痛，看着阁楼，看着那熏黑的被虫咬过的斜梁，屋顶上布满蜘蛛网，她躺在那里，疲惫、空虚，直到闹钟响起，那不停呼吸的无情传令官，她从那张令人憎恶的床上爬起来，穿上令人憎恶的旧衣服，开始令人憎恶的一天。
强暴、歹毒的寂寞造成的残忍病态过度紧张的状态，克里斯蒂娜足足忍受了四个星期。然后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做梦的素材已经穷尽，每一秒钟度过的时光都已经重新回忆过了，过去的东西无法再提供力量。她去上班，疲惫不堪、筋疲力尽，太阳穴之间不停的疼痛，她迷迷糊糊，神志一半昏沉，一半清醒。晚上她睡不着，她的神经在这间棺材似的正方形阁楼的寂静里完全不能平静，自己的身体在这张冰冷的床上发烫。她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她想从另一扇窗户看另外的景致，不想再看到“金牛”客栈的招牌，她想在另一张床上睡觉，经历另一些事情，想有那么几个小时是另一个人。这些渴望变得难以忍受。突然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她从抽屉里取出姨夫赢来的那些钱里给她的那两张一百瑞士法郎的钞票，拿出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鞋，星期六一下班就直奔火车站买了一张去维也纳的车票。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城里，也不清楚她想要什么，她就想离开，就想离开这个村子，就想离开工作岗位，就想离开被判定要待在这里的那个自己。就想再一次感觉一下车轮在身下的滚动，就想再看一下灯光，就想再看一下其他更靓丽，打扮得更时髦的人。就想再一次新奇地面对着偶然，不要在这里像一颗石子，结结实实地踩在石头路面上。就想再活动一下，感觉一下这个世界，感觉一下自己、一个不同的自己，而不是那个相同的自己。
克里斯蒂娜到达维也纳的时候是晚上七点钟，她飞快地把箱子存放在玛利亚利弗大街的一家小旅馆里，在理发店刚要打烊的时候，快速冲进去理发。驱使她的是一种重复经历的强迫症，就想做和当时同样的事情，以便成为另一个人，一个疯狂的希望，就想通过一双灵巧的手，在她脸上涂点胭脂口红，让自己再一次成为她以前曾经做过的另一个人。她再一次感觉到温暖的波浪流淌下来，伶俐的手抚弄着她的头发，在那张苍白的带着倦意的脸上，一支熟练的画笔在先前那个曾经被人如此渴望和亲吻过的嘴唇上重新涂抹着，给她的面颊添加一些色彩，深色的粉底魔术般令人记忆起恩加丁被阳光晒成的棕色。她起身的时候，全身弥漫着一团芬芳，她再一次感觉到膝盖有力。走在街上身体挺得笔直，更加自信。她心想，要是对自己的衣服也有把握，她简直觉得自己就是封·波伦小姐了。九月的晚上还泛着一丝亮光，在这晚间的清凉里走一走感觉很好，她有几分激动地感觉到不时有友好的目光掠过她。我还活着，她呼吸一下，我还在这儿。有时她在一个商店外面驻足，观看那些皮大衣、裙子、鞋子，她的目光在玻璃镜子里面闪耀着光芒。也许还是可以再有一次的，她想着：重新有了勇气。她沿着玛利亚利弗大街穿过环形大道，她看着那些一面聊天，一面无拘无束地在那里散步的人，有些人带着真正优雅的举止。她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明亮。他们就是那些同样的人，她心想，你和他们也只隔着一个狭小的空间。某个地方有个看不见的台阶，你必须走上去，就是一步，就是唯一的一步。她在歌剧院旁边停下来，演出好像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汽车开过来，蓝色的、绿色的、黑色的，车窗的玻璃反着光，车身上的漆闪闪发光，一个穿着制服的侍者在入口处迎接着。克里斯蒂娜走进前厅想看看那些客人。奇怪，她想，他们在报纸上谈论维也纳文化、谈论具有艺术修养的民众和他们建造的歌剧院，我，二十八岁，我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在是第一次站在这里，但是也只站在外面，也只站在这里的前厅里。两百万人中只有十万人看到过这座歌剧院，其他人都是在报上读着相关报道，让别人讲述，看着图片，永远不会真正允许他们进来。其他人是谁呢？她不安起来，同时又愤怒地看着那些女士。她们没有比我当时更好看，走起路来也没有我当时那么轻盈自如，只不过她们有这么一条裙子，就是那看不见的安全保障。就向上走一步，和她们一起迈着唯一的一步走进去，走到大理石台阶上面进入包厢，进入音乐的金色大厅，加入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们的圈子，进入那享受的氛围。
信号铃声响起了，最后到来的人们加快步伐，边走边脱下大衣，飞快走到衣帽间，前厅再一次空了下来，现在里面开始静下来，在那中间狭窄的空间，那无形的墙再一次升起。克里斯蒂娜继续往前走。路灯把它的白色光环倾洒在环形大道上，披着盛装的大街上还很热闹。克里斯蒂娜随着人群漫无目的地沿着歌剧院大道走着。在一个雄伟的饭店前面她站住了，像被吸铁石吸引。刚刚开过来一辆汽车，穿着制服的小厮们涌出来，帮着一个东方人模样的女士拿箱子和皮包，旋转门转动着把他们吞了进去。克里斯蒂娜不能继续往前走，大门喇叭筒似的吸住她，她有个不可抗拒的要求想至少看一分钟这个期盼的世界。我要进去，她想，如果我问门房，纽约来的梵·波伦夫人是否已经到达，他们又能把我怎样，况且这也完全是可能的。就看一眼，唯一的一眼，重新回忆一下，更强烈地回忆一下，重新做一秒钟另一个人。她走进去，门房正在和那位新到的女士商谈着什么，所以她可以不受阻止地穿过前厅，饱看所有的一切，那些靠背椅，里面坐着抽烟聊天的男士们，都身穿裁剪合体的时髦旅行服装或者晚礼服，脚上是秀气的漆皮鞋。里间坐着一帮人，三位年轻的女士在用法语大声说服两位年轻男士，说着，扬声大笑，那是无忧无虑的轻松的笑声，是那些无忧无虑的人的音乐，能使他们自己陶醉。后面还有一个宽阔的大厅，里面的柱子都是大理石的，那里是餐厅。穿着燕尾服的招待在入口处守着。我可以进去在这里吃饭，克里斯蒂娜心想，不自觉地摸一下皮包，看看她带来的钱包是否还在，那里面装着二百法郎钞票和七十先令。我可以在这里吃饭，这又能花多少钱呢？就再一次在这样一个大厅里坐着，被人伺候，被人关注、被人欣赏、被人娇惯，还有音乐呢，这里人们也听音乐，来自内部的，轻快而又低声的音乐。但是以往的恐惧又袭来了。她没有那身衣服，没有那件打开这扇门的护身符。她觉得心里不踏实，突然在这里也高高竖起了那堵看不见的墙，那是恐惧、具有驱魔能力的五角星形符咒[45]，她不敢跨越它。她的肩膀颤抖着，她快步走出饭店就像逃走一般。没有人看着她，没有人拦着她，这种不被注意的感觉让她比方才进来的时候更加虚弱。
再一次继续往前走，沿着马路。去哪里呢？我到底来干什么？马路渐渐冷清下来，几乎没人了，几个人匆忙地从她身边走过，看得出他们想去吃晚饭。我要去吃饭，克里斯蒂娜想，到随便哪家客栈去，而不是到一家如此高级的饭店去，那里每个人都看着我，就随便去一个敞亮的有人的地方就行。她找到了一家走进去。所有的桌子几乎都客满了，她找到一个没人的桌子坐下。没有人注意到她。侍者给她拿来吃的，她慢慢咀嚼着随便一道什么菜肴，漫不经心地，还有点神经紧张。我就是为了这个到这里来的，她想，我在这里干什么？就坐在那里盯着白色的桌布令她百无聊赖。你总不能老是吃着，总是点菜，你也该站起来继续走。但是去哪里呢？现在才九点。一个卖报纸的走到桌前————很受欢迎的打岔————递给她几份晚报，她买了两三份，不是为了阅读，而只是为了看上几眼，也显得她有事可做，显得她在等人。她漫不经心地翻看着那些新闻。政府组阁遇到困难、柏林抢劫杀人案、交易所广告，所有这些和她有什么关系，还有有关歌剧院女演员的传闻，她是否留下，到底一年出场二十次还是七十次，我反正永远也不会听她演唱。她已经把报纸放下了，但最后一页“娱乐”一栏里的粗体字映入她的眼帘：“今天我们去何处？”里面有娱乐、话剧、跳舞场所和酒吧的信息。她神经质地拿起报纸读起那些广告。“舞蹈音乐，牛津咖啡馆”“弗雷蒂姐妹，卡尔顿酒吧”“匈牙利吉普赛乐队”“著名黑人爵士乐队，演奏到夜里三点，维也纳最好的社交圈的幽会场所！”再一次出现在消遣的场合，跳舞，尽情欢乐，冲破自我封闭，驱散积郁在胸中无法忍受的东西。她记下一两个地方，按照侍者的解释都离这里不远。
她把大衣交到衣帽间，从身上去除了这令人厌恶的装束后她现在觉得身上轻盈多了，音乐从下面刺耳地快速地传上来，她走到位于地下室的酒吧。但是大失所望，那里一半是空的。乐队那边几个身穿白色夹克的小伙子敲打着乐器，好像要使劲把那几个尴尬地坐在桌旁的人赶去跳舞，但是只有一对在跳舞，一个很明显是职业领舞人，此人眼睑下涂了一些深色眼影，头发梳得过于讲究，跳舞过于做作，领着一个酒吧女在中间正方形的舞池里来来回回地跳着，没有什么激情。酒吧里二十张桌子中有十四张或者十五张是空的。一张桌旁坐着三个女人，无疑是职业坐台女，一个把头发染成烟灰色，一个打扮得非常男性，黑色连衣裙外面套着一件外套，看着像燕尾服，第三个是个肥胖大胸的犹太女人，在慢慢地用吸管吸着威士忌。三个人都带着居高临下的惊愕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她，然后轻声笑起来还窃窃私语，凭着她们常年从业、训练有素的眼光她们猜测她是个雏儿或者乡下妞儿。分坐在不同桌子旁的男人们，看着像是出差在外，没有好好地刮胡子，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像是在等着什么东西能把他们从冷漠迟钝的状态中刺激起来，他们零散地懒洋洋地坐在桌旁喝着咖啡或者一小杯烧酒。克里斯蒂娜进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走下一节台阶，踏入一片虚无。她真恨不得掉头就走，但是侍者已经飞快地扑到客人面前，巴结地询问这位尊敬的小姐想在哪里就座，于是克里斯蒂娜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下，然后和其他人一样在这间毫无娱乐可言的娱乐场所等待着那该来的但是没有来的东西。有一次一位先生（还真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工厂代理人）笨重地站起来，拉着她在舞池里跳了一会，然后又把她放下，显然他没有勇气或者兴致，他也感觉到这个陌生女人身上的“一半和一半的样子”，奇奇怪怪的和没下决心的神气，一半愿意和一半不愿意的劲头，对于这位工厂代理人（他明天早上得坐六点半的快车继续去阿格拉姆）来讲这可太复杂了，但是不管怎样克里斯蒂娜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这期间两个新来的男人坐到那几个女人那边聊天去了，就剩下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突然她招呼侍者结账，然后就起身离开，满腔愤怒，愤愤不平，心灰意冷，其他人从背后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
又到了街上。现在已是深夜。她行走着不知去往何处。一切都无所谓了。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就算有人把她抱起来扔到多瑙河运河里，就算那辆想横穿马路但刚好停在她这个漫不经心的人身边的汽车要碾过她的身体————一切对她都无所谓了。她突然发现一个警察奇怪地盯着她想追上她，好像要问她点什么，这时她猛然意识到她肯定被当成那些在阴影里来回踱步跟男人们搭讪的女人了。她继续走着。我最好现在回家去，但我回去干吗呢，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她突然觉得身后有脚步声。一个影子挪到她身边，这个影子的主人随后跟上，目光犀利地看着她的脸：“别呀，小姐，真的现在就回家了。”克里斯蒂娜不予理睬。但是那人没有从她身边走开而是开始说话，很迫切，很诙谐，这让她不由自主地感觉很舒服。那人问她是否愿意再去个地方？“不，绝不可能。”“可是谁现在就回家啊？就去一个咖啡馆。”她最终妥协了，就是因为不想一个人待着。此人很可爱，如他所说是个银行职员，但肯定结婚了，她这样想。可不是，他手指上戴着戒指。但是无所谓，克里斯蒂娜对他一无所求，就是不想现在一个人待着，情愿听他讲点有趣的事情，哪怕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时她会偶尔注视一下这个男人，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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