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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研究史学者，于某民族史，不得不依据他民族之纪载。如中国塞外民族，若匈奴、若鲜卑、若西域诸国，除中国正史中之《列传》、《载记》外，殆无所谓信史也。其次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较进，记述亦较多，然因其文字已废除，汉人所编之辽、金二史外，亦几无所谓信史也。至于蒙古一族，虽在今日尚有广大之土地与行用之文字，然以其人民沉溺宗教，不事学问。故当时《纽察脱卜赤颜）《秘史》）与《阿儿坛脱卜赤颜》之原本，已若存若亡，反藉汉文及波斯文本以传于世。且其国文字创于立国之后，于其国故事，除世系外，殆无所记载，故此族最古之史料，仍不能不于汉籍中求之。而汉籍中所载金天会皇统间蒙古寇金及金人款蒙一事，在蒙古上世史中，自为最重大之事项。宋时记此事者有二专书，今虽并佚，而尚散见于他籍。其中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一种，传世尤广。
西人多桑作《蒙古史》于千一百四十七年，书蒙古忽都刺伐金，金与议和而退，与《国志》所记年岁相合，盖即本诸国志者也。嗣后，洪侍郎钧、屠敬山寄、柯学士劭态，皆参取宇文《国志》及多桑书以记此事。日本那珂博士迈世于《成吉思汗实录注》中引宇文氏书，但以宇文氏书中之“熬罗孛极烈”为蒙古之“合不勒罕”而非“忽都刺罕”。然其信宇文氏书，与诸家无异。余去岁草《辽金时蒙古考》，亦但就《国志》录之，当时虽未敢深信，顾未得其所本，姑过而存之，亦未加以辨证。嗣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并记此事，而《要录》尤详，始知《续鉴》、《国志》皆本李氏。李氏记此事凡五条，次条无注，首条及后三条并注云：“出王大观《行程录》。”而李氏别撰《旧闻证误》，所引王大观《行程录》二条，语亦略同。
又李录记金人杀宇文虚中事，引征《蒙记》一条，云王大观《行程录》与之同，又云“二人皆北人，益知虚中死节无疑也”。知王大观乃金人，其人盖与于征蒙之役，因作《行程录》，与《征蒙记》为同时之作，故二书记事，往往互相表里。如赵珙《蒙鞑备录》所引蒙古称帝改元一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引胜花都郎君北走、宇文虚中谋反二事，并与《行程录》同。顾《征蒙记》一书，徐氏《会编》、岳珂《捏史》、李氏《要录》、赵氏《备录》并引之，陈振孙《直斋书录》亦有其书，是宋末犹有传本。而《行程录》，则除李氏外，未有征引及之者。虽二书显晦之不同，然其记事则一也。然则此重大事项，有同时人之记述，又有二书互相羽翼，且《征蒙记》一书，又出于蒙古未兴以前，史料之可信，宜无过于此者。然细考二书之记事，乃全与史实不合，盖宋南渡初叶人所伪作而托之金人者。今集录其原文，——条辨之，于蒙古上世史之研究，不为无裨焉。
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盘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夜中能视，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下略。原注以张汇《金虏节要》、洪皓《记闻》、王大观《行程录》参修《蒙古编年》谓之萌骨子，《记闻》谓之盲骨子，今从《行程录》）
二、同上（卷一百三十三）：“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女真万户呼沙呼（此四库馆臣校改《大金国志》作胡沙虎，当是《要录》原文）北攻蒙古部（《国志》作盲骨子）粮尽而还。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
三、同上（卷一百四十八）：“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三月，蒙古复叛金！金主亶命将讨之。初，鲁国王昌既诛，其子星哈都《大金国志》作胜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与蒙古通，蒙古由是强取二十余团寨，金人不能制。”（原注：据王大观《行程录》。案《松漠记闻》达赉长子大伊玛被囚，遇赦得出，次子勖今为平章。皓以今年六月归，乃不见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见，更俟详考）
四、同上（卷一百五十五）：“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八月，金元帅兀术之未卒也，自将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万人讨蒙古。因连年不能克，是月，领汴京行台尚书省事萧博硕诺（《大金国志》作萧保寿奴）与蒙古议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伦贝勒（国志》作熬罗孛极烈）为蒙古国王，蒙人不肯。，原注：据王大观《行程录》）
五、同上（卷一百五十六绍兴十七年（金皇统七年）三月，蒙古与金人始和，岁遗牛羊、米豆、绵絹之属甚厚。于是蒙古鄂伦贝勒乃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金人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原注：此据王大观《行程录》。案《录》称岁遗牛羊五十万口，米豆共五十万斛，絹三十万匹，绵三十万两。恐未必如此之多。今削去其数，第云甚厚，更俟详考%
六、《旧闻证误》（卷四）：“皇统四年秋，元帅遣使报监军（原注：时监军者讨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胁，和约大定，除措置备御，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帅亲统大军十万众，水陆并集。，原注：出王大观《行程录》）案皇统四年甲子，本朝绍兴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画地界矣，不知兀术何以历二年之久而后加兵于蒙古，恐必有误。
七、同上（卷四）：皇统七年春三月，国使还，蒙古许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国许赐牛羊各二十五万口，今又倍之，每岁仍赂絹三十万匹，绵三十万两，许从和约。，（原阙书名。四库本注云：当出王大观《行程录》）案本朝岁遗北人银、絹各二十五万匹、两，而北人遗蒙古乃又过之，恐未必然。
右所集七事，次条及末条李氏未注所出，余皆云“出王大观《行程录》”。然次条与一、三、四、五诸条相为首尾，自当同出一书。末条之出《行程录》，则有第五条注可证，馆本案语不为无根也。李氏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七诸条并有疑辞。第三条注，据洪忠宣《松漠记闻》疑鲁国王昌（即挞懒）子无胜花都其人。案《金史》纪传载挞懒二子，曰斡带乌达补，与挞懒同时被诛。而《记闻》所云“次子勖今为平章”者，据《金史》表传，乃挞懒之弟、而非其子，然则据《记闻》以驳此录，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耳。惟因《记闻》不记此事，疑为虚诞，则极有理。案忠宣在金，颇周旋于悟室诸贵人之间，如挞懒果有子通蒙古，蒙古果有寇金事，忠宣不容不知。而忠宣记萌骨子挞懒事，并未及此，此与其所驳三、四、六、七诸条，均无可解答者也。顾记事之误，古人大抵有之，而必以此录为伪书者，尚有他说。
一、征蒙本事之无根也。据第一条，则天会十三年征蒙之役，主帅为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盘。案《金史·熙宗纪》宗盘与宗翰宗干并领三省事在十四年三月，且《纪》及《宗盘传》并无征蒙事。又据第六条，则皇统四年征蒙主帅为监军某，考是时突合速与娄室子活女相继为元帅左监军，大臭为右监军，并见《金史》本传。而大臭方在汴行元帅府事，则征蒙之监军，非突合速即活女也。而突合速及活女《传》并无北征事。又据第四、第六两条，宗弼于皇统五年冬自将征蒙古，又即殂于是月（《录》虽未见宗弼之卒，然于皇统六年书“金元帅兀术之未卒也”云云，则六年已卒可知。《征蒙记》以为卒于五年十月，《北盟会编》、《系年要录》皆从之，其实卒于皇统八年。说见后），则卒于军中可知，而《金史》纪传并无此事。盖天眷皇统间，蒙古小小侵盗，事或有之。金主亮宣谕宋国信使副徐嘉等公文（见《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九）云向来北边有蒙古鞑靼等，自东昏王（熙宗降封之称）时数犯边境。”洪适撰其父忠宣《行状》（《盘洲文集》卷七十四）载绍兴十二年，金人来取赵彬辈三十家。忠宣谓秦桧曰：“彼方困于蒙兀，姑示强以尝中国。”似《行程录》所记不为无因。然金亮宣谕之文，乃因背盟事决，故藉北征蒙鞑之名，以拒宋使入境，本不可据为典要，则洪忠宣之言亦不过一时折秦桧之辞，其作《松漠纪闻》亦但云“盲骨子与金人隔一江！尝渡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而已！岂有兴师十万，用兵数年，元戎老于行间，国力殚于养寇，而史官载笔，乃无一字及之者乎？此可断为伪者一也。
二、宗弼卒年之岐误也。宗弼之卒，《金史·熙宗纪》云“皇统八年十月辛酉”，本传不书月日，而系年则同。而宋人之书，如《北盟会编》、《系年要录》，皆系于绍兴十五年，即皇统五年，实本于《征蒙记》及此录。二者虽未易定其是非，然元人修《金史》时，《熙宗实录》虽亡，而金时所修国史尚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四朝《本纪》（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则《金史·熙宗纪》当本金国史之旧，与卫绍王、哀宗二《纪》无所凭藉者不同，其所记年月，自足依据。此录系之皇统五年，自为巨谬。且宗弼与宋定和约在皇统元年，乃至四年秋而始有发兵之书，既以四年发兵，而兵集乃在五年之冬,又既以兵集之月死，而又云“连年不能克”。种种矛盾，决非身在行间者之语。此可断为伪者二也。
三、人名、官名之附会也。录中人名，除兀术外，尚有胡沙虎、萧保寿奴二人，皆金熙宗时在汴京差除之官。《伪齐录》金人废刘豫后（天会十五年）以女真胡沙虎为汴京留守，又以契丹萧保寿奴兼行台尚书右丞相。”《金史·熙宗纪》天眷二年，以挞懒为行台左丞相，杜充为右丞相，萧宝邪律晖为行台平章政事。”又“皇统七年十月壬子，平章行台尚书省事奚宝薨”。案萧保寿奴、萧宝奚宝实系一人。《金史·太祖纪》天辅二年闰月，九百奚部萧宝率众来降。”是宝本奚人，故举其姓谓之“萧宝”，举其部族谓之“奚宝”。又奚与契丹种族最近，又久服属于契丹，故又谓之契丹萧保寿奴。是萧宝初为行台右丞相，后降为行台平章政事，至皇统七年卒官，初未尝领行台尚书省事，是时领行省者，实为宗弼。宗弼将死而勖继之，二人皆金之懿亲或尊属也。盖征蒙与乞和二事，本南人向壁虚造，乃借《伪齐录》中胡沙虎、萧保寿奴之名以资点缀。此可断为伪造者三也。此录记事，盖无一足信，更以之与《征蒙记》相参校，则愈明白矣。
《征蒙记》一卷，《直斋书录解题》云：“金人明威将军登州刺史李大谅撰。建炎巨寇之子，随其父成降金者也。所记家人（当作蒙人，因字形相近而误）跳梁，自其全盛时已不能制矣”云云。其书久佚，《北盟会编》引其书凡千五六百言，赵珙《蒙鞑备录》亦引其语，而《系年》《要录》及《捏史》所引，均在《会编》中，或转从《会编》录之。其书大抵与《行程录》相表里。今就《会编》所引者，疏通证明之。其作伪之迹尤为显著，条列如左：《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七）：“伪官李成男李大谅《征蒙记》曰：天眷元年，都元帅鲁国王闼辣总四辅南行府都统河南诸路军兵公事总督都元帅，大王四太子至今呼四辅。谕曰：“都元帅割三京与南宋，何缘不与吾计议？其中都元帅必有逆谋，欺罔国朝，恐与南宋别有异图，其理未当。尔等四辅，自今后都元帅府，应有行移军文字，如吾不在府第，无吾手押，不得承受回报。故来面谕尔等，切宜谨守，只待吾急赴国朝整会割还地土。是时大谅父咸在中山府，谓大谅曰：“今北狄猖獗，非吾所忧。吾虑者，都元帅兀术性刚，恐还朝有异议。又都元帅长男胜都花，引大族下骑兵及万户北入沙漠省亲，恐副元帅北征，相遇未便，吾虽走骑报知令回避，未知何如？次年，皇统元年，副元帅诏至行府，数都元帅南和宋好，包逆甚明，已将口贼诛废。有长男胜都花知罪惧诛，虏掠北道，分遣精骑追袭杀捕。王山言兀术之戕其叔挞懒也，帛练拉杀之，其家三百余口，皆以帛练拉杀，合焚其尸，屠其所居之地，三邨之人皆不留。”
案金时始任都元帅者，为太宗母弟杲，而宗翰继之。天会十三年，宗翰为大保，其位始虚。十五年七月，宗翰薨。十月，乃以元帅左监军挞懒为左副元帅，宗弼为右副元帅。至天眷二年七月，以右副元帅宗弼为都元帅，左副元帅挞懒为行台左丞相，是挞懒未尝为都元帅也。又宗弼白军中入朝，请诛挞懒，在天眷二年，此记以为元年，非是。至谓都元帅长男胜都花，引大族下骑兵及万户北人沙漠省亲，尤为不然。《金史·挞懒传》废刘豫时（天会十五年），挞懒与右副元帅宗弼倶在河南。明年（天眷元年）朝京师，及挞懒与宗磐谋反（天眷二年），出为行台左丞相。手诏慰遣，至燕，复与翼王鹘懒谋反。熙宗乃下诏诛之。挞懒自燕南奔追而杀之于祁州。”《宗弼传》亦言宗弼往燕京诛挞懒，挞懒自燕南奔，将南入于宋，追而杀之于祁州。祁州者，自燕入宋之道，非入沙漠之道。是挞懒获罪后，未尝北至沙漠，何以胜都花乃入沙漠省亲？惟张汇《金虏节要》谓挞懒初欲南归朝廷，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儒州望云凉甸（今直隶赤城县）。兀术遣右都监挞不也追而获之，下祁州元帅府狱。果如其说，则挞懒父子北走，当在宗弼往燕京图挞懒之后，不在其自军中入朝之时，何缘与之相遇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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