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公姓司马氏，名迁，字子长（案子长之字，《史记·自序》与《汉书》皆未载。扬子《法言·寡见篇》：“或问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又《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子长二字之见于先汉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论衡的《超奇》《变动》《须颂》《案书》诸篇，张衡《应间》，皆称司马子长，或单称子长。是子长之字，两汉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见《史》《汉》为疑矣），左冯翊夏阳人也（案《自序》，司马氏入少梁，在晋随会奔秦之岁，即鲁文公七年，周襄王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阳。自司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自序》云：“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命南正重于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与武安君共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集解》引晋灼曰：地名，在鄠县。《索隐》云：晋灼非也，案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四里。
国维案：《水经注·河水注》：陶渠水又东南，迳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阳夏城西北四里许，故司马迁碑文云高门华池，在兹夏阳城西北，汉阳太守殷济精舍四里所，此《索隐》所本也）。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汉书》作毋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集解》引苏林曰：“长安北门。”瓒曰：“长安城无高门。”《索隐》云：“苏说非也。案迁碑，高门在夏阳西北，去华池三里。”国维案：《水经·河水注》：“陶渠水又南迳高门原，盖层峦隳缺故流高门之称矣。”又云：“高门原东去华池三里。”《太平寰宇记》：同州韩城县下，引《水经注》高门原南有层阜秀出云表，俗名马门原。《正义》引《括地志》亦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盖亦本古本《水经注》，马门原或以司马氏冢地名矣）。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说见后）。”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历书》：“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天官书》：“自汉之为天文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造汉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
又《公孙弘传》论：“治历则唐都、落下闳。”是唐都实与于太初改历之役。考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师之唐都至七年尚存，则都亦寿考人矣）。受《易》于杨何（《儒林列传》：《易》，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汉书·儒林传》：“何字叔元。”）。习道论于黄子（《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案《传》云：“辕固生，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是黄生与司马谈时代略相当，徐说殆是也。谈既习道论，故论六家要指，颇右道家，与史公无与。乃扬雄云：“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班彪讥公“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认司马谈之说为史公之说矣）。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即公是也。
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岁。
案《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此下夺“迁”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无此文，当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说见后）。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大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又案《自序》：“迁生龙门。”龙门在夏阳北。《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而华池则在韩城县西南十七里，相去七十里，似当司马谈时，公家已徙而向东北。然公自云生龙门者，以龙门之名见于《夏书》，较少梁、夏阳为古，故乐用之。未必专指龙门山。下又云：“耕牧河山之阳。”则所谓龙门，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六岁。
五年，乙巳，十岁。
案《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引刘伯庄说，谓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是也。考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间，是时，当已入官。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而能诵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岁。
二年，戊申，十三岁。
案《汉旧仪》（《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
“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则卫宏说非也。或本作二十，误倒为十二，又讹二为三欤？
元朔元年，癸丑，十八岁。
三年，乙卯，二十岁。
案《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考《自序》所纪，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浮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
又案：史公游踪见于《史记》者，《五帝本纪》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曰：“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徊留之，不能去云。”《伯夷列传》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孟尝君列传》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信陵君列传》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曰：“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蒙恬列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已轻百姓力矣。”《淮阴侯列传》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樊郦滕灌列传》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自序》曰：“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系之于其年下；余大抵是岁事也，是岁所历各地，以先后次之如左：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屈原贾生列传》）。浮于沅、湘（《自序》）。窥九疑（同上）。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河渠书》）。上会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据《越绝书》，则春申君故城宫室在吴）。适淮阴（《淮阴侯列传》），行淮、泗、济、漯（《河渠书》）。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过薛（《孟尝君列传》）。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过梁、楚以归（《自序》）。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传》）。
又案《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饶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公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其年无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印，印生鹢。”既云早卒，而又及纪其孙，则安国之卒，当在武帝初叶。以《汉书·兒宽传》考之，则兒宽为博士弟子时，安国正为博士；而宽自博士弟子补廷尉文学卒史，则当张汤为廷尉时。汤以元朔三年为廷尉，至元狩三年迁御史大夫，在职凡六年。宽为廷尉史，至北地视畜，数年，始为汤所知；则其自博士弟子为廷尉卒史，当在张汤初任廷尉时也。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考褚大亦以此时为博士，至元狩六年犹在职。然安国既云早卒，则其出为临淮大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又史公于《自序》中述董生语，董生虽至元狩、元鼎间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师。则史公见董生，亦当在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证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为太史令，“二”确为“三”之讹字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岁。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岁。
案《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间。其何自为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岁。
案《封禅书》：“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大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丘上。”则司马谈等议立后土乃十月事也。谈为太史令始见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岁。
案《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畯。“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公西至空同，当是是岁十月扈从时事。
又案《封禅书》：“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畯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一郊见。’”案《汉书·武帝纪》：是岁十一月，立大畯于甘泉，天子亲郊见。则太史谈等议泰畯典礼，当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岁。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云云。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当在置郡之后。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登崇高，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还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盖史公自西南还报命，当在春间；时帝已东行，故自长安赴行在；其父谈当亦扈驾至缑氏、崇高间，或因病不得从，故留滞周南，适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间也。史公见父后，复从封泰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后复从帝海上，自碣石至辽西。故《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又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故《蒙恬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直道者，自九原抵云阳（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纪》所谓“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者也。父谈之卒，当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驾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岁。
案《河渠书》：“余从负薪塞宣房。”考《汉书·武帝纪》，是岁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从塞宣房，则亦从至缑氏、东莱、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岁。
案《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当作三十八，说见上），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阳人，而云茂陵显武里者，父谈以事武帝故，迁茂陵也。大夫者，汉爵第五级也。汉人履历，辄具县里及爵。《扁鹊仓公列传》有“安陵阪里公乘项处”，敦煌所出新莽时木简，有“敦德亭间田东武里士伍王参”是也。或并记其年。敦煌汉简有“新望兴盛里公乘□杀之，年卅八”，又有“□□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与彼二简正同。乙卯者，以颛项历及殷历推之，均为六月二日。由此数证，知《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
又案公官为太史公，《自序》具有明文。然全书中自称及称其父谈皆曰“太史公”。其称父为公者，颜师古及司马贞均谓迁自尊其父，称之曰公。其自称公者，桓谭《新论》谓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之也（见《孝武本纪》及《自序索隐》引）。韦昭则以为外孙杨恽所称（见《孝武本纪集解》）。张守节《正义》则以为迁所自称。案东方朔卒年虽无可考，要当在《史记》成书之前。且朔与公友也，藉令有平定之事，不得称之为“公”。又秦汉间人著书，虽有以公名者，——如《汉书·艺文志》“易家”有《蔡公》二篇，“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黄公》四篇、《毛公》九篇——然此或后人所加，未必其所自称。则桓谭、张守节二说，均有所不可通。惟公书传自杨恽，公与恽为外王父；父谈，又其外曾祖父也。称之为“公”，于理为宜。
韦昭一说最为近之矣。自易“令”为“公”，遂滋异说。《汉仪注》谓：“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本传注》如淳说，皆引此文。《西京杂记》卷六语略同，亦吴均用《汉仪注》文也）又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自序-正义》引《汉旧仪》。案《汉旧仪》与《汉仪注》本一书，皆《汉旧仪注》之略称，卫宏所撰也）臣瓒驳之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集解》引）晋灼驳之曰：“《百官表》无太史公在丞相上，且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汉书·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又为调停之说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犹以旧名，尊而称公也。”（《自序·索隐》引）
国维案：汉宫皆承秦制，以丞相、大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以奉常、郎中令等为九卿。中间名有更易，员有增省，而其制不变，终先汉之世，惟末置三师在丞相上，他无所闻。且太史令一官本属奉常，与大乐、太祝、太宰、太卜、大医五令丞联事，无独升置丞相上之理。且汉之三公，官名上均无公字，何独于太史称太史公？史公《报任安书》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宋祁援此语以破卫宏，其论笃矣。且汉太史令之职，掌天时星历（《续汉志》），不掌纪事。则卫宏序事如古春秋之说，亦属不根。既不序事，自无受天下计书之理。晋灼谓卫宏所说多不实，其说是也。窃谓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见《茂陵中书》；公为太史令，见于《自序》。较之卫宏所记，自可依据。至太史令之秩，《汉书·百官公卿表》无文，或以为千石，《报任安书》：“乡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臣瓒曰：“汉太史令秩千石，故比下大夫。”或以为八百石，《汉书·律历志》：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有言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祥之辞，作妖言，欲乱制度，不道：’”据此，则太史令秩八百石。或以为六百石，则《汉旧仪》（《北堂书钞》卷三十五引）、《续汉书·百官志》皆同。又据《索隐》所引《博物志》，则史公时秩亦六百石。案史公自称“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而《自序》又称壶遂为上大夫（太初元年事）。
据《汉书·律历志》，壶遂此时为大中大夫，而大中大夫秩...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