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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平均的数目，不能指出最深的或是最浅的处所，来代表全部。说到一个民族的行为，自然也得看大部分的民众，不能举几个贤者，或是几个害群之马来概括其余的人。从道德方面说，中国人同英美的人可以比较么？我们的官吏比得上人家的官吏吗？我们的军人比得上人家的军人吗？我们的种种色色人比得上人家的种种色色人吗？主张农治者自然把世风的不古，道德的沦亡，归咎到都会的工业。好像农民个个是天上安琪儿似的！这实在是住在城里的读书人白天的迷梦。不要说中国官吏的贪婪，军人的横暴，种种色色，都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与都会工业，没有半点关系。就是农人，我想也没比他们更自私，更悭吝，更腌脏，更缺乏同情的人。要是比较工人和农人，工人虽然有许多不道德，农人还够不上说道德。这倒不是单单中国如此。爱尔兰也是这样，萧伯纳可以作证，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要是苏俄工人单压制农人，我倒也还有几分同情。不过中国农人的知识，更加低吧了。
我很相信希腊哲学者的观念，善是与智慧相联的。一只猛虎关在铁槛中，不作恶事，那并不是善。一个人受了礼教的束缚，不敢为非，可以算善吗？甲为了父母吩咐，不准狎妓，所以不逛窑子。乙为了怕染花柳病，也不逛窑子。他们有分别吗？他们比逛窑子的善了吗？丙为了人类的同情，不忍干那样的事情。他比他们如何？究竟世界的进步，要依赖那一种人呢？我承认社会中多的是甲和乙，丙是每时期极少数的引导着。他在前面走，无量数的甲乙在后面追随着。所以礼教是不可少的东西。
不过礼教有时是吃人的东西。要是数百数千年前早已不适用的信条，把持了一切，不让那少数引导者有探索革新的机会，那么礼教就可以吃人。真理不是绝对的，善和美不是千古不变的。
在某种时期，某种环境之下的善，在另一时期，另一种环境之下，不一定是善。“数千年来，所恃以系人心于不弊者”的“先圣之礼教”，到现在不能不“沦也”，正因为它是“数千年”前“先圣之礼教”。礼教像长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倒塌的。它的沦亡，“由来也渐矣”。所以我们很远的祖宗，就已经叹“世风之不古，道德之沦亡”。可是他们不想法去寻找那适宜于新环境的礼教，仍旧墨守数千年前古圣的大道理，所以一天糟一天，直到今日，政体改了民治，经济又渐渐的有了都会工业的制度，自然完全倾倒，无可挽救了。在这时候，不去研究物质和精神文明先进国的新道德观念，做我们的借鉴，却长吁短叹，以为“国将不国”。难道大家同声一叹，长城就重新巩固了吗？孤桐先生算究竟比较聪明些。他们知道中国的旧礼教与新环境不相合。可是他们不去找适应新环境的新礼教，却想退到适应旧礼教的旧环境。
这真好像要叫江河倒行，叫中年人变成初生的小孩，一定同样的劳而无工的。“一开倒车”三个宇，描写孤桐先生农村之国的主张，一是点不错的。自然有人要说了，欧美的新道德观念，他们自己还不满意，我们能依样葫芦吗？老实说，我承认欧美人也还没有找到十分满意的新礼教，可是他们是在找，我们正应当做同样的工作，并且他们已经得到的成绩，已经很够我们的参考。
道理是与智慧相连的。知识也是精神文明的一方面。在这一方面，我们更加瞠乎在后了。不要说我们的工艺科学不及人，就是讲玄学，我们就追上人家了吗？不要说玄学，就是讲国故，那应当不成问题的了，可是少数西学者的贡献出我们的国学大家多的多，恐怕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国学研究院，还得请西洋学者来指导。
关于文字，将来有机会，也许还有几句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