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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北方的能笑乐，那是最容易觉察的分别。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里，说起：
我记得一个大热天，我们几个人坐轿过山——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我们到了山顶，停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立刻他们就并排的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在一个懂得眼光稍远的利益的国内，他们就会用这机会诉说酷热的苦楚，好多得几个酒钱了。
我想，罗素所说的大约是北方的苦力吧？南方，尤其是上海附近的工人，似乎就不是这样的了。固然不错，罗素在上面一节之前，有这样的几句话：
无论那一阶级的中国人，都比我所有过接触的别种人种爱笑乐：无论什么东西，他们能在里面找出乐趣来，无论什么纷争，只要一句笑话就和缓了。
中国人真是这样吗？在我看来，恐怕这话的反面还比较的真切些吧。中国的所谓中上流阶级，有的是严厉的面孔，在什么事物里都找不到乐趣——所以只好打牌，逛窑子了——而且顶没有的是“幽默。”
话又说远了。我是要说北方的工人爱笑乐。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几个洋车夫会一面跑，一面笑着乐着。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车厂。每到黄昏时候，里面就有简单的音乐声，吹着唱着，哄堂的大笑着。他们好像真知道怎样享乐人生的。有一天，一个崇拜东方文明的朋友同我争论东西文明的优劣。他说西方物质文明越是发达，他们的苦闷也越是增加。所以有许多人反而回头望着东方了。我说，“你听见那音乐吗？那是附近的车厂里发出来的。他们每晚都这样的快乐。我羡慕他们极了。可是我真是去过他们的生活，我能同样的快乐吗？不要说我没有那气力，就是有，我恐怕在原有的苦闷之上又加几倍苦闷了。西方人也是这样。他们以为我们比较的快乐，可是他来过我们的生活——当然不是说西方人在中国安享的特殊的生活——恐怕一天也过不惯。何况我们也有我们的苦闷，西方人苦在不知道。洋车夫也有洋车夫的苦闷，也只恨我们不知道吧了。”
洋车夫当然有他的许多苦闷。虽然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车夫同他的同伴们这样说：“拉车的有拉车的命。坐车的先生有坐车的命。我坐了车，我的头就得晕。”可是，我想，这恐怕不能代表车夫的感想吧。他们拉车的时候，也许羡慕坐车的人，也许怨恨自己不曾投身在一个较好的人家，也许——在坐车的听了，这是何等可怕的思想！——他们正在说他什么都不比那坐车的人差，为什么拉车的是他，坐车向是他。
有了这么的思想，他脸上的笑，心中的笑也就消灭了。南方工人与北方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吧？可是，近一年来，北方的拉车的也不像以前的快乐了。他们生活的压迫增加了吗？他们对于人生的观念有些更变了吗？这也生活的一个。他们的思想不变更，他们的地位没有迁善的希望。他们的思想变更了，他们的乐趣也就消灭了。在过渡时期的人们，总是只有苦闷的。
我在第五十九期的《闲话》里提起了吴稚晖先生在里昂时的一段故事，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会。今天细细的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没有应当修改的地方。不过有两点是用得着声明的。
第一层，吴先生始终没有承认去做中法大学的校长，更说不到领校长薪水了。那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同时，法国人和学生都认定他是校长，那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要不然，一部分学生——好像不止七八个人吧——也不至于为了膳宿费事同吴先生去为难了。并且，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校长问题就是风潮中两方争论极剧烈的一点。因为如此，我的原文中，只用了“吴先生在里昂”六个字，没有说他是中法大学的校长。
第二层，这一个故事，我是用了来证明吴先生“言行一致”的地方的。因为吴先生相信学生，就是他自己受了窘，还是回护学生。就是他背后虽然有时也非议学生，在作文演说时总不肯这样说，那都可以证实他信仰的坚确。英国内阁的阁员在阁议时对某种议案尽可以尽力的攻击，但是既经通过之后，他们为了公共负责的原故，出外就得反过来竭力的辩护，断不肯说他们原来是反对的。某党的党员对本党的政策尽可以有许多不满，但是在大家面前，还是说他的党最有希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如果把这件事也去证明吴先生的“言行不一致”的地方，那就不是我“始愿所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