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步进入社会主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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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Ⅰ

    为了使发生误解的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这种误解在这次会议讨论一个主题时曾经出现过），我首先要在着手论述我的主题“目前通货膨胀压力状况对美国经济前景有何关系” 之前，澄清几个初步论点。

    1．为了这篇论文的目的，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因此，说大步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所指的就是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虽然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个主题当然各有自己的想法，但几乎不可能设想，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可以没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同样不可能设想，这样的官僚机构可以不受像我们今天具有的那种政治民主机关————议会或国会————和一批依靠竞选获得地位的政治官僚的控制。因而我们可以把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与国家征服私人企业等同起来。经典社会主义学说把这个同样过程描述为“国家的消亡”而引起的表面上自相矛盾之处，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的理论，就不难解决。进一步观察，社会主义并不排除行政意义上的分散决策，恰如一支军队的集中管理并不否定下属单位司令官的全部主动性一样。最后我们观察到，我们见解中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必要————即根据逻辑上的必要————排除竞争机制的使用，如我们从兰格-勒纳模型中见到的那样。消费者选择自由和选择职业自由在社会主义中也许会受到限制，但不一定必然受到限制。

    2．我并不宣扬社会主义。我也不打算讨论它是否值得想望，不论这种讨论有什么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要说得十分清楚，我对此决不作什么“预示”或预测。任何预测，如果企图超越诊断观察得到的趋势，和根据这些趋势本身的逻辑发展说明将产生什么结果，那就是超科学的预测。这种诊断和说明本身不等于预测或预知，因为在选择的观察范围以外的种种因素可能插进来阻止这些趋势逻辑发展的完成；因为社会现象完全不同于天文学家有幸面对的那种可以舒适观察的条件，在社会现象中，观察到的趋势即使允许它自发发展，也可能不止与一个结果相适应；因为现有趋势与各种抵抗力量相抗争，也许不能完整地发展为合乎逻辑的结果，也可能最终在半途“搁浅”。让我们逐点说明这个道理。

    第一，在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当然也是充分超然的————观察家能够断定竟会出现朝向像列宁体系那样的趋势，或者说，事实上竟会出现绝非迅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各项制度滞后与发展结果不能适应的情况。产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是战争和随后的军事与行政的崩溃，对于这个事实，非科学的宿命论是全然不适用的。第二，为了简短起见，我谈到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它在我的论述中处于重要地位，其他可能性也不应该忽视。大家熟悉的我们自己工会做事的实情告诉我们，向某种形式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完全不可能。另外一些大家熟悉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观察得到的趋势，或者它们中的某几个，可能与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至少不是本文采取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诸形式是一致的。例如，按照教皇通谕《四旬斋的一年》的路线进行的社会改革，虽然推测起来只有在天主教社会，或天主教会力量足够强大的社会才是可能的，但它无疑提供了可以避开以“无限权力国家”来替代社会主义的方案。第三，大多数任何性质的观察得到的趋势会在完全实现前突然停止，因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曾想到触动一下受补助农民的独立性，确实将是十分勇敢的了。甚至“小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可以证明非常强大，不是官僚机构能够征服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比较次要的问题只有用妥协的办法含糊地处理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事情。随着人们对经济的关心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许多造成这种转移的迫切要求得到全部或部分满足，因此这种趋势可能会失去它的势头。有些经济学家还会说，任何逐渐趋向中央计划经济的行动将为出现相反的发展提供机会，而后者可能对前者起制动作用。我没有时间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很大的理由，尤其是，为什么相当重要的社会集团感到不利的结果更可能发挥推进作用，而不是发挥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不成功社会化的补救办法不是较少实行社会化而是更多地实行社会化。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的情形是极端重要的，即为了达到有利于私人企业生存下去的结果而提出的大多数论点，实际上并不否定存在朝向我们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趋势，而只否定这个趋势将完整地成为现实。由于无人能驳倒这个可能性，论战有沦为言辞之战的危险，尤其是在十分重视言辞的美国，在那里，除了某些人数相当少的团体外，社会主义这个词不受欢迎，在那里，许多人喜欢这件事同时却不喜欢这个词，宁愿用另一个词————如自由主义————来替代它。 (2) 因此作简单分类的打算似乎是必要的。

    3．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趋向于毁灭其本身，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有上面提到的限制条件————可能是它确定继承人的理由，我已经在别处说明过。这些理由可以简略和浅近地概括为四点。第一，实业阶级发展这个国家生产力的这个成就，以及这个成就为一切阶级创造新的生活标准这个事实，却自相矛盾地破坏了实业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它的经济职能虽然没有陈腐得难以使用，却趋向于被废弃之中，并变得日益官僚主义化。第二，资本主义活动本质上是“理性的”，但它趋向于传播理性的心理习惯，趋向于破坏上下级之间的那种忠诚和习惯，而这些仍是生产工厂制度化了的领导权有效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完全以（法律上）平等的缔约各方间签订的自由契约为基础的任何社会制度，（并设想在这些社会制度中指导每个人的只是他自己短期的功利目标）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第三，实业阶级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作，这种情况有助于造成一种政治体系和一个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阶级的结构和利益产生独立于大型企业利益的态度，最后形成对这种利益抱敌视的态度。因而大型企业越来越没有能力抵御攻击保护自己，从短期看来，这种情况对别的阶级十分有利。第四，由于所有这一切的缘故，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虽然是由于它经济上的成功建立的，但不但在公众心目中，而且对各色资本家本身，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不需多少时间————虽然比我能有的时间要多————就能表明，现代追求安全、平等和调节（经济工程学）的努力为何可以用这些话加以解释清楚。

    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解体过程已经走得多远，能使我们自己满意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观察实业阶级本身和大批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自己百分之百地反对社会主义，并一贯否认存在朝向社会主义的任何趋势）认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解体到什么程度。仅就后者而言，他们不但毫不怀疑、而且赞许地接受以下几点：（1）防止衰退或至少防止萧条的各种稳定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大量管理工商业的局势，即使它不是按照充分就业的原则。（2）“更大的收入平等的愿望”在做不到绝对平等时，很难确定它们准备走多远；与这个愿望有关，是实行再分配性的税收原则。（3）经常被反托拉斯口号合理化的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段，如关于价格控制手段。（4）政府控制劳动力和货币市场，虽然控制的方式多种多样。（5）无限扩大需求的范围，这些需求现在或最终由国营企业予以满足，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按照某种邮局的原则办理。（6）当然还有一切类型的社会保障立法。我相信，在瑞士的一座山上召开过几次经济学家的大会，大会不赞成上边提出的全部或大部分办法。但那些办法并没有引起强烈攻击。

    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赞成”或者要想批判这些政策中任何一条，那就是对我论点的完全误解 。我也不是标榜这些政策的全部或某几条是“社会主义的”那些人们中的一个。其中有几条，甚至在18世纪时已经为保守的甚至专制的统治者所采纳；另外几条已列入保守政党的党纲里，远在“新政时期”以前很久已付之实施。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确实已经远离放任资本主义原则的这个事实，要强调的另一个事实是，很有可能发展和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以与真正社会主义计划相差无几的方式来制约私人企业的工作。我记得起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无疑强调了他们认为可能持续下去的差别。他们并非全都同意安放他们可移动的折中方案的确切所在。但他们全都明白马克思未能明白的道理：一方面，资本主义机器巨大生产的可能性允许无限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准，辅之以种种免费服务，毋 需完全“剥夺剥夺者”；另一方面，事实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剥夺资本家利益不至于使经济机器停顿，而经济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运行。他们发现这种劳动者 资本主义 的可能性后，继续得出的结论是，这种 资本主义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至少在某种有利条件下是如此。情况可能如此，但这并不等于否定我的论点。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家庭主妇可以选择豌豆或大豆来影响生产；或者年轻人可以挑选他要去工作的工厂或农庄；或者工厂经理们在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上有某种发言权。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不平等的和家庭财产的文明，可是这种文明正迅速逝去。让我们每个人随自己意愿为这个事实欢欣鼓舞或悲叹哀悼吧；但不要让我们对它闭上眼睛。

    一个真正的问题尚未解决。支持有利于劳工主义存在下去的各种道理的诊断完全沉重地依赖于推断目前社会生产力的惊人发展会继续下去。但这里存在一个令人怀疑的因素。过去的成就或多或少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成就。不进一步认定劳工主义继续会有同样的表现就不能假定有同样的成就。我们不必接受停滞主义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使人担心：如果加在私人企业制度身上的永久 性 负担和“控制”超过它忍受力的话，停滞主义的论点有可能最终成为事实。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十足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甚至可能作为较轻的祸害强加在敌视社会主义者的头上。

    Ⅱ

    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是一个不停顿的、其本身又是很缓慢的过程。对一位研究一段不很长“平静”时期的观察家来说，他看到的社会结构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变动。此外，这个过程常常出现倒退，看到这种倒退现象，可能使他认为是一种相反趋向。但我们也时时看到这种过程的加速现象，这种加速现象的最明显原因之一是大的战争。在过去，胜利的战争可以增加统治阶层的威望，增加与统治阶层有关的社会制度的力量，但在现代条件下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们自己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形势的影响不大，因为战争的消耗和战争时间的延长都不足以留下永久性的标记。可是在欧洲，情况就不同了。在战败国里，社会结构着了火，倾向社会主义重建的潜在趋势浮现到表层上来证明它的存在，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占据绝对优势。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战胜国中，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当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再像1914年前那样行使它的职能。在英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受社会主义一派影响的工党勃然升起，它诚然没有执政，但至少进入了内阁。在这两个国家中，政界对私人企业的态度悄悄地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假定有一种朝着社会主义目标的预先存在的趋势，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虽然要求继续执行战争经济时期确立的政策的呼声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虽然有一个时候公众对战时管制的怨恨阻止进一步推进这种政策路线，恢复战前政策证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有人试图这样做的地方也不可能。英国的金本位政策及其最后的失败令人吃惊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不再是自由企业世界的世界里，金本位————这个不停地诉说不愉快真理的淘气孩子————拒绝发挥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外加的“加速剂”，这次它们又在美国表明自己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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