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序言（1949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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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版本给我一个机会按照本书的立场评论最近两年英国的发展状况，并按原样把它们插入我努力建立的分析总框架中。在可由我安排的时间和篇幅里，我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些断肢残骸。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我希望从一开始就让大家清楚地了解，我内心根本没有批评别国政策或向它提出“忠告”的打算，我认为这样做是十足不礼貌的。如果在某些字里行间读起来仍然好像我怀有这样意图的话，请读者理解，这仅仅是由于文字极端简略而造成的许多令人不快的后果之一。

    在阅读下文之前，读者应细读第19章第4节和第28章第1节的内容，这两节和本书其余部分一样，没有一点改动。

    1．从我们的立场看来（从任何其他立场看来也一样），英国的发展图像是复杂的，它的主要特色被下列事实弄得模糊不清，那就是一个社会的转变过程干扰了另一个转变过程，反过来前者又被后者所干扰；这后一个过程因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下很难说是从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的转变，所以最好还是称之为受抑制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再调整过程。虽然从逻辑上说，这两个过程明显不同，但它们密切交织在一起，不容分开来论述。但我们还是要快刀斩乱麻似的把它们区分开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以相对轻松的心情做到这点，是因为一个现代保守党政府（如下次大选产生保守党政府的话）在特定环境中，在劳工利益占支配地位而自由企业的“指路灯在烟雾中熄灭”的社会里，也将不得不设法进行再调整。换言之，如果工党政府被保守党取代————这是我不能自称有能力回答的问题————除了当然不再实行国有化之外，恐怕情况不会比热情的工党党人声称相信的有多大的不同。

    2．那么让我们看一下近两年来英国经济政策的成分，它可以解释为“行动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按照第19章第4节指定给这个短语的意义。读者将注意到，迄今为止，工党政府的行动保持在制定在那里的国有化纲领范围以内，关于该纲领中最有争议的一点————即第6点：钢铁工业国有化————工党以明显温和的态度决定在下一次大选之前不采取决定性行动。我乐意承认，对于这种社会化或国有化纲领到底是否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可容许认真的意见分歧。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别的任何实际已做的事情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因为大部分已经实际执行或提出的“计划”，没有一件按性质可算为社会主义，除非我们采用的社会主义定义过分广泛不能作任何分析之用。当然某些计划方案，尤其是为贯彻这些计划方案所做的某些研究工作的确指向社会主义方向，但是能够期望收益账户和投入产出分析————这两项工作美国比英国先进————结出可消费的社会主义果实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将已过去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形势的另一方面。两年里英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中最使我有鲜明印象的是沿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抵抗的微弱。议会中反对党————保守党，严格遵守议会日常办事章程行事，对社会主义重建问题产生的反应还不如对待过去相对次要问题————自由贸易、爱尔兰和国民预算————来得热烈。不论在议会还是在全国，主要以完全镇静态度面对社会重建问题的保守党中的重要部分已经占了上风。当然，保守党的报刊提出它的批评，它像以前多次所做的一样，进行争论、规劝、嘲讽，但不比以前更加激烈。批评性的书籍和小册子纷纷出现，情形也像以前几次讨论重大争执问题的时候一样；但是，如果有一位有统计头脑的观察者以“反对者”所出版的报刊书籍的份数和页数来衡量争论问题的重要性，他不可能把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性评定得很高。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强大民族对它所坚决拥护的原则受到攻击时作出反应的方式。我由此推断，在他们中间已不再存在自由企业的原则，社会主义不再受道德感情的抵制。它已成为根据功利主义论点进行讨论的问题了。当然还有个人主义的死硬派，但看来他们不能指望在政治上激起足够的支持。这正是 坏事的征兆————资本主义精神消失的证明。

    3．在我看来这种形势足以证明我1942年诊断的正确，并证实了————只要这样的问题可能证实的话————我作出这个诊断所根据的论点的正确。我以尊敬和钦佩的心情读了我卓越的同事朱克斯教授所写的杰出的书。 (1) 但我必须承认，我改变信念的真诚愿望没有实现。朱克斯教授对待问题的这个方法————他的方法更密切地针对再调整政策中发生的恼人事情，而不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甚至可能是在支持本书论题的许多证据中增加新的证据。

    以议会民主这个手段解决不管是社会化或者不是社会化问题的可能性已经确立，因而与这种政治制度同性质的特殊方法也确立了，那就是一件一件逐步进行社会化的方法。所作的开端可能不比这个更多，可能仅仅指明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看来它们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们要理解的不仅是民主社会化，而且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它们表明，只要民主的定义如本书第22章所限定的那样 ，那么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可以和谐共存的。第23章指出，政治民主的原则————政府应从争取选票的斗争中产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对于保障其余的自由，民主就力不能及了。尤其是关于经济学家关心的“自由”，即投资自由、消费者选择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令人发生兴趣的实验材料，它们证明，这些“自由”可能受到的限制就像社会主义政府在正常条件下可能要求的那么多，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多。在现代税制条件下，私人投资自由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但我们还看到投资怎样从私人领域转入公有领域，不管我们作为个人对其结果有怎样的想法。消费者选择自由在正常条件下运行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比现在大得多，但是此外，我们知道人们趣味的适应性比观察家过去想象的更大，因为，即使每个人并不明白限制的实际必要性，人们对限制的憎恨不会达到想要积极抵制的程度。同样，除了相对少的事例外，职业选择的限制正常地没有达到“强迫”的程度，尤其是如果一系列可容许选择的职业配置有报酬的差别，我们明白，以合适条件接受政府“指导”的人是不大介意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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