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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力量的优点和弱点。在此以后，各地民众的分散抵抗还时有所见，但它们毕竟已是一场大规模斗争的袅袅余音了。
“艰难百战谁分谤，一夜寒星落大营。”(52)淮军宿将聂士成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并被守旧士人称为“专攻义民以护洋人”(53)者。但他指挥的军队与八国联军数度恶战，“西人谓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54)。当联军逼近天津的时候，他因忿恨义和团“四处焚掠”，“倡灭洋以酿祸启衅”而屠戮团民，“击杀千余人”。团民则“愈恨，乃乘其与洋兵苦战时，拥其家属眷口而去”(55)。在深重的外患面前出现这种局面，深刻地说明了庚子年间中国社会矛盾的重重交错，但是，在深重的外患面前，聂士成又以免胄赴敌，“腹裂肠出而死”的结局，与百千死于联军炮火的义和团团民表现了同样壮烈的民族精神。他生前，一班京官正以“西沽炮台士成得八十万金，卖与敌人”(56)的罪名诬劾之。他死后，“朝旨并不优恤，惟责以调度掣肘，伤身误国，死不足惜而已”(57)。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他死得其所；作为一个封建臣子，他又死不瞑目。
与聂士成成为鲜明对比的，是被旧党倚为长城的董福祥。“召对时，孝钦后奖之，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于是徐桐逢人称誉，以为他日强中国者必此人。(58)其实，董福祥所指挥的甘军，杀掉的不过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Akira Sugiyama）。他曾以1万多人的军队围攻使馆，以见其“能杀洋人”的勇敢。但在数百名外国武装面前相持近两个月而卒未能下。至天津失陷，董福祥奉命率兵拒敌。结果，“杨村一败，乘势直奔，一气而返京师”(59)。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炮声震天，福祥率溃卒出章义门走”(60)。《高枬日记》录有当时的两首民谣：“二月街谣云：‘芝麻酱，下白糖，鬼子就怕董福祥。福祥足，两头峭，先杀鬼子后拆铁道。’至今又谣云：‘芝麻酱，下白糖，鬼子最恨董福祥。福祥足，跑得快，未曾开炮就先败’”(61)。可谓描画都尽。
曾任美以美会汇文书院教习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是当日使馆区中的被围困者之一。作为一个教民，他被时势抛入了一种无可选择的境地，“乃与各国官民筑垒共守。百余日，昼夜环伺，精神疲倦，肠胃饥渴，死者白骨暴露，生者黄颜疲脊”。作为一个被围困者，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际，他与周围那些口唱阿利路亚相庆的人们一样，同有“数月苦毒，一旦尽释”之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他目见西方人“拥大炮升城，对内廷直打”的时候，又悲从中来，掩面而泣。这是一种家国之哀：“我辈食毛践土十余世，世受国恩，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今睹此变，煤山以前，何堪设想。回忆数月之苦毒，未有若是之甚也。”(62)这种家国之哀表述了一个自称为“耶苏人”者的民族感情。但在庚子年间的中国，他与具有同一种感情的义和团民们却心不相通地成了敌对者。联军入京之后，“因洋人得志，奉教之人狐假虎威”(63)是屡见于记述的事。教民之不同类，正说明了教民中的别有肝肺者并不全是西方宗教熏陶出来的产物。就其实质，他们正是外在的侵略势力积六十年渗透、楔入而在中国社会内在化的结果之一。
被八国联军炮火摧毁的北京正阳门
在八国联军的炮口下，北京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居人盈衢塞巷，父呼其子，妻号其夫，阖城痛哭，惨不忍闻。逃者半，死者半，并守城之兵，死者山积。”(64)但当北部中国陷入民族战争兵燹之中的时候，南部中国却在“中外互保”下依然一派旧景。“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人物与西方各国合作以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它保全了西方人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并因此而成为一场反帝爱国斗争的对立面。英国人之首先热心于“互保”，其原因盖在于此。然而，南方督抚们起劲地致力于“互保”，又包含着审时度势之后的用心。张之洞说：“京畿骤乱，开衅各国，沿海震动，各国窥伺，沿江若稍有纷乱，洋人必入倨长江，自为保护，东南非我有矣！”所以，“彼此处于镇静，严密防范，自可相安无事”(65)。他是“互保”的作始者之一，无疑，他所表达的保全疆土之心应当是有代表性的。“东南互保”的这种两重性，使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两重影响。一方面，它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强在扑杀北方义和团时的南顾之忧，另一方面，它又使战胜之后的列强在处置中国时不能不正视驻守东南的几十万军队。最后，随着守旧的王公、亲贵、官僚在外来压力下的崩碎，洋务人物又一次进入了王朝的中枢。于是而有20世纪初年的“新政”。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说明：当道义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者的。但是，在庚子事变的枪炮沉寂以后，自胶州湾事件以来的瓜分狂潮也失去了其滔滔势头。这种转向是多种原因的结果，而列强之见及“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66)，正是主要原因之一。它反映了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忌惮。由是，“外人于此，则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67)。
瓜分狂潮的转向避免了中国社会在肢解中沦为殖民地，但民族战争的失败又急速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四、半殖民地的深化
《南京条约》之后，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量变中有局部的质变，过程因此而显出了阶段性。庚子和辛丑之交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半殖民地的深化在这里表现为半殖民制度的确立。它意味着旧式的民族反抗和斗争已经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这种变势，集中体现于《辛丑各国和约》的12则条款和19则附件之中。概而论之，大约有四个方面：
（一）武力震慑下的变化。辛丑以前，列强已经割去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但外国合法地驻兵于中国国土则自《辛丑条约》始：“各国应分自主，当驻兵队护卫使馆，并各将使馆所在境界自行防守。”这是列强对上一年甘军与义和团围攻使馆的直接回报。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武装化的使馆区。它具有租界和附属地所具有的一切行政、警察、土地、司法权力，并以“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的规定显示了比租界和附属地更露骨的侵略性。在同一个理由（保护使馆）下，中国被迫撤除了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出海口之间的军事据点，取而代之的是各国“酌定数处留兵驻守”(68)。这无疑是使馆区的一种遥遥延伸。对于列强来说，驻兵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数量，而是在于权利。在这种权利下，东交民巷的大炮注视和监督着紫禁城，象征着条约制度的权威和中国的国将不国，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到了这个时候，“它（中国————引者）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69)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公使驻京曾是英法联军北上的内容之一。如果说当时西方人的凶悍侵略中还不自觉地包含着近代外交观念与中国夷夏之见的历史对立，那么，辛丑以后产生的公使团（外交团）则已由外交代表而成为内政中的一种强力。它代表了列强的集体意志，并因此而左右中国社会的政潮起伏。1918年，陈独秀写过一则随感录，其中说：“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利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的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利（厉）害吗？”(70)这虽是辛丑之后十七年的事，但却是辛丑以来武力震慑下的变化之一。
《辛丑条约》签订情形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班列六部之前”的外务部，是这个时候列入和约的中国政治机构嬗变。这种嬗变不无新旧代谢的意思，然而它的实现又是战败之后外力强逼的结果。因此，新旧代谢同时又表现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更深的沉沦，梁启超在几年前预言过：“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71)，以辛丑而思戊戌，他的话不能不算是一种言中。
（二）经济制裁。《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赔款多达白银4.5亿两，加上39年期限中应付的年息，总数在9.8223亿两以上（在时势变迁之后，因种种不同原因，中国对各国的赔款或减免、或停付。因此，庚款的实际总额小于此数），若再加地方赔款，则逾10亿。由于支付须用外国货币，又逢银价连年大跌，中国在折算中不得不承受数额之外更多的损失。这种以掠夺为内容的经济制裁，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其一，从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里，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厂矿共有549家，其中资本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者，不过17家而已。但截至庚子赔款最后减免或停付为止，中国历年所付白银已达6.5237亿余两，折合银元近10亿。以此量彼，可以见巨量资金流失之下民族经济生机被压抑的程度。其二，据当时各国调查，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为白银1亿两，而支出则需1.1亿两。户部奏议说：“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而和议既成，赔款已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72)这是一种真实的两难之境。“竭力支持”不过是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压力：每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又分摊入州县，州县复分摊于各色人等。最后的结果是丁粮加派和旧税愈重、新税愈多，以至“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73)。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承受了庚子赔款之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正如英国驻汉口的代理总领事法磊斯（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所说：“赔款须向全国征收，但由于祸乱所及各省已被联军洗劫一空，实际上这些省应出之款项仍须由那些忠诚的，并已付出自己份额的省份来额外负担，这样就使人们更加憎恶外国人”(74)。另一个结果则是抗捐抗税的斗争成为民变主要内容之一。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它们促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猛烈一击准备了某种现实的条件。这两种结果，都显示了经济之转化为政治，影响了社会，影响了历史。
（三）严刑惩凶。庚子事变后，战胜的列强多次指名索取人头。于是而有惩治首祸诸臣的条约明文：“上谕内及日后各国驻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须照应得之罪，分别轻重，尽法严惩，以蔽其辜。”(75)这些人曾是西太后的同道者，但在外国人的意志面前却变成了刀俎上的鱼肉：
端郡王载漪，先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复革去爵职，暂交宗人府圈禁，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次又改发新疆，永远监禁，末复定为斩监候，因属懿亲，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
辅国公载澜，先议处停公俸，降一级调用，复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末复定为斩监候，因属懿亲，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
庄亲王载勋，先革去官职，复交宗人府圈禁，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末复赐令自尽。
怡亲王溥静，先革去官职，复交宗人府圈禁。
贝勒载濂，先革去官职，复着闭门思过。
贝勒载滢，先革去官职，复交宗人府圈禁。
大学士徐桐，定为斩监候。因已殉难自尽，业经革职撤消恤典，故免再议。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因已病故，追夺原官，复定为斩立决，因已故，免议。
刑部尚书赵舒翘，先议处革职留任，复定为斩监候，末复赐令自尽。
吏（应为“礼”————引者）部尚书启秀，先革职，复照会各国，交回正法。
前刑部尚书（应为侍郎————引者）徐承煜，先革职，复照会各国，交回正法。
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先议处降二级调用，复革职定为斩监候，末复赐令自尽。
山西巡抚毓贤（前任山东巡抚），先革职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复传旨正法。
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定为斩监候，因已殉难自尽，业经革职撤消恤典，故免再议。
甘肃提督董福祥，先革职留任，复即行革职。(76)
这些人是首祸之品位最高者。诏旨屡屡更改而处分逐渐加重，正说明了没有人能够抗拒外人的咄咄相逼而挽救他们的命运。顽固官僚代表了中国社会最落后和最腐朽的一面。他们在庚子年因顽固而杀人，以“乘机诬陷，交章参劾”致不同政见的袁昶、许景澄和联元、徐用仪、立山于大辟(77)；在辛丑又因顽固而被杀被戍。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并不是值得惋惜的人物。但由列强指名惩处这些人，并通过惩处这些人以儆其他人，却是民族的耻辱。近代百年之中，成批成群的高官因外国人的勒逼而受“尽法严惩”，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克林德
（四）心理征服。心理征服的目的是摧毁民族精神。其一，按照条约规定，中国派亲王载沣赴德国，以谢公使克林德（Klemens August Katteler）被杀之罪；派亲贵那桐赴日本，以谢书记官杉山彬被杀之罪。并在克林德“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用辣丁、德、汉各文列序中国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78)。据一个西方人说，建造这座碑坊花费了白银36万两，其壮丽程度超过了皇宫牌楼。(79)但对每个走过这座碑坊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壮丽并不是景观，而是沉重的压抑。其二，在“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各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80)。旧式士类是传统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精英人物，并因此而常常成为反洋教潮流中的自觉者。停止文武考试五年，显示了熟知中国社会情状的外洋诸国对这部分人的精神压服。“彼以为中邦人士夙重科名，以此示惩，可为大戒。”(81)士人以科举为生计。因此，这种压服以夺其出路而深中痛处。然而，时移势易，“停限未满，而停止科举之议，且由邦人倡之”(82)。在庚子事变六年之后，由洋务派发议而实现了维新派的主张，旧式士类自此而趋解体。这种变化又是压服者始料所不及的。其三，朝廷“永禁军民人等入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83)。作为政府禁令，它同庚子年间高谈“民气”的庙堂议论正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从后者到前者的转变，说明了以顽固抗外人者在顽固被压碎之后的完全屈服。
随着庚子事变的过去，由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在震荡中的解体便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
临朝“训政”的慈禧太后
自道光后期以来，清王朝曾在抵御外侮的旗帜下领导过多次民族战争。这是一个对抗和失败交错的过程。多次失败导致了屈服；多次对抗又表现了逼来之势面前的不甘屈服。两者交错，反映出晚清当局者在19世纪后60年民族冲突里的矛盾心态。庚子与辛丑之交是一个转折点。1902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过前此两天西太后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其叙述颇能传神：“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84)“后悔莫及”像是一种反思，但由此产生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表达的则是奴颜和谀态。这种奴颜和谀态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在她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西太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变化。因此，奴颜和谀态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联军入京之时，京官朝贵中众多人“相率户前挂某某国顺民旗”，“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85)。这种景象是庚申之变时不可能见到的。据时人记述：在德军所驻守的顺治门外一带，“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德长胜’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义诸界亦莫不皆然”。记录其事者愤慨地评论说：“彼外人讵能解此华文为歌颂之义，而丧心亡耻一至于斯”(86)。“丧心亡耻”刻画了道德自命的士大夫阶层在国难临头时的道德沦丧。但透视道德沦丧，可以看到的则是两千年历史和传统所孕结的精神支柱在分崩离析时产生的无所依傍和茫然自失。这是道德蜕变背后的深层内容。它不仅影响了士大夫群体，而且影响了其他社会阶层。有人曾对北方下层社会比较而论之曰：“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至联军入后，则风气一变而为“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袴，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憙”(87)。要估计下层社会中这类人所占的比例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他们的存在却与士大夫之媚外者一样，同是确曾有过的事实。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提到过民国初年北京的一个包车夫。他曾是一个义和团，但其时则已成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了，“房里供有耶苏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为什么改信宗教，回答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88)庚子年间，传统意识支撑下的猛烈排外达到了高峰。在它失败之后，则是传统意识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旧的社会力量作为反帝斗争独立主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梁启超说过：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89)。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曾是一道抵抗异族入侵的长城。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之后，它又成为民族精神中陈旧的一面。庚子辛丑之间，陈旧一面的解体，同时又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90)于是，“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91)。革命代表了民主共和对封建专制的历史否定。但革命在20世纪开始之后成为时代的主流则又是救亡所唤起的新的民族觉醒的结果。
【注释】
(1)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6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驴背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4)《记自立会》，见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2～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5)《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同上书，22页。
(6)《自立会始末记》，同上书，10页。
(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46～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8)《自立会始末记》，见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9页。
(9)[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2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
(1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见《李大钊文集》，下册，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盛世危言·纺织》，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715页。
(14)参见《乱中日记残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47页。
(15)《天津一月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146页。
(16)《中国与十字架》，见张力等：《中国教案史》，263～264页。
(17)[英]宓克撰，严复译：《支那教案论》，28页，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本。
(18)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6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张文襄公全集》，117、30页。
(19)[英]宓克撰，严复译：《支那教案论》，30页。
(20)转引自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31页。
(21)阵恒庆：《清季野闻（节录）》，同上书，下册，637页。
(22)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1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65、166页。
(24)左绍佐：《悟澈源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32页。
(2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4～45页；《胶州事件》，《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80页。
(26)刘福姚：《庚子纪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22页。
(27)《军国民篇》，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1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8)《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见《瞿秋白选集》，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59～260页。
(30)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33页；《拳变余闻》，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46页。
(31)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34页。
(32)罗惇曧：《庚子国变记》，1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
(33)参见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1页。
(34)罗惇曧：《庚子国变记》，4页。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24页。
(36)《秦力山事略》，见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241页。
(37)《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61页。
(38)《论中国欲自立宜先求开民智之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211页。
(39)李超琼：《庚子传信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07～209页。
(40)参见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25页。
(41)《综论义和团》，同上书，196页。
(42)左绍佐：《悟澈源头》，同上书，230～233页。
(43)《拳变余闻》，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56页。
(44)《驴背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506～507页。
(45)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选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下册，646页。
(46)《秋瑾集》，1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4530页，中华书局，1984。
(48)[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92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4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49页。
(50)《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72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31页。
(52)《驴背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89页。
(53)左绍佐：《悟澈源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34页。
(54)《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57页。
(55)《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57页。
(56)《驴背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90页。
(57)参见《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58页。
(58)参见《拳变余闻》，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56页。
(59)《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58页。
(60)李超琼：《庚子传信录》，同上书，219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173页。
(62)《庚子北京事变记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32、431页。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47页。
(64)刘福姚：《庚子纪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25页。
(65)《张文襄公全集》，卷160，12、15页。
(66)瓦德西语，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67)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62页。
(6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1页。
(69)[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册，383页。
(70)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1册，4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社，1984。
(7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18页。
(72)1901年9月28日户部奏，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见张力等：《中国教案史》，606页。
(73)《宣统政记》，卷11，24页，石印本，沈阳，辽海书社，1934。
(74)[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0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7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0页。
(76)《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63～64页。
(77)参见《拳变余闻》，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66页。
(7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0页。
(79)参见[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44页。
(8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0页。
(81)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17页。
(82)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17页。
(8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1页。
(84)[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18页。
(85)《庚辛纪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32页；狄葆贤：《平等阁笔记（选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下册，666页。
(86)狄葆贤：《平等阁笔记（选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下册，667页。
(87)《拳事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89页。
(8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55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
(89)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50页。
(90)《宝刀歌》，见《秋瑾集》，82页。
(91)《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8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