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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2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过：“我们在‘暴乱’（指义和团运动————引者）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们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象今天这样密切。”(1)他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观察，说明了20世纪开始时中外关系的一种重要变化。这段话使用了两个“从未”，反映了历史的比较和联系。在19世纪，战争贯穿了中外关系。这种由战争推动的民族交往从来不会是甜蜜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京，既表现了外来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暴力摧毁民族藩篱，也表现了中国地主阶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千疮百孔的民族藩篱。冲击和抵拒存在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来自西洋和东洋的形形色色之物既在步步深入中国，又不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辛丑条约》是一个大变。它压碎了地主阶级本已变得十分脆弱的民族心理防线。“深宫之默许，政府之密约，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阴从，怪怪奇奇不可思议之约章，虽非草野寡陋不晓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则曰，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非皇皇之圣训乎；一则曰，与其与奴隶不如赠朋友，非良相之嘉谟乎。”(2)于是，藩篱既失之后风雨难蔽难挡。外来的东西从四面八方源源而入。作为一种摹状其态势的观念，这个时候出现了“欧风美雨”一词。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一、“莽莽欧风卷亚雨”
1840年以来，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西艺西政曾依次成为中国人概括外来之物的用语。这个次序反映了认识的逐层深化。但在这些称谓里，外来之物仍然是具体之物。而“欧风美雨”则并不一一而指言其物。在一片风雨之势中，来自异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急速地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在目不暇接中已经无法历历而数之，从容而名之了。产生于20世纪初的这个新词，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以精炼的方式表达了千言万语，推其原始，这一新词大概最早出自蔡锷之手。1902年2月，他在《军国民教育篇》中用“欧风美雨之震荡”来形容那个时候的局势。稍后，梁启超的诗中又有“莽莽欧风卷亚雨”(3)之句。他们师徒两人用相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代中国人相同的观感，因此，数年之内新词转成熟语。沪地报关业公所落成之初，曾以文记其由来，叙商界之事而忧国家之事，发抒心怀说：“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4)在信手拈来中写出了20世纪初年舆论的惯调。
上海女子天足会集会
欧风美雨包含着凶暴的腥风血雨，也包含着润物无声的和风细雨。与前者相比，后者没有留下那么多的伤痛和敌意，但风吹雨打之下，却浸泡了千家万户。它积累于《辛丑条约》之前，而在《辛丑条约》之后大作其势。沿海口岸在19世纪最早承受西洋物事的“东渐”，在20世纪初也最早承受欧风美雨的洗沐。清末的《上海县续志·序》不胜其感慨地说：“上海介四通八达之交，海禁大开，轮轨辐辏，竟成中国第一繁盛商埠。迩来世变迭起，重以沧桑，由同治视嘉庆时，其见闻异矣。由今日视同治时，其见闻尤异矣。更阅数十年，人心风俗之变幻必且倍甚于今日。”这种变化正是洋物侵蚀和影响结果。它们无分贵贱地进入了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人们的日行起居。于是，贴近洋场的地方便首先开始了移风易俗：
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铜锡制者，有婚丧事，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计时之器，仅有日晷仪，用者亦不多，购买外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嫁妆内所备多用朱漆，余则用广漆；光宣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5)
（衣服之制）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至季年，马褂不过尺四、五寸半，臂不过尺二、三寸，且仿洋装，制如其体。(6)
租界均有电灯，英界尤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近年（光绪三十三年）以来，南市及制造局亦已装设。……电车，光绪三十三年创行，后又有无轨者。(7)
在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生产内容也渐次发生了变化：
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8)至清末民初之际，嘉定东南部“因邻近租界之故，改艺蔬菜以应供求者尤多”，上海县则植马铃薯，“盖自爪哇传来，佐西餐中之肉食”(9)；宝山县则种洋葱“以销售申地，为西餐主要物”(10)。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变化是世风人心离古道越来越远：
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矣。(11)
（声气远播之后）内地妇女之妄想自由，误用自由者，遂相率至沪，父母丈夫不能阻也。(12)
在这个过程里，正是来自西方的商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旧与新，中与西，于是乎难分难割。在沿海口岸，这种变化较多地包含了19世纪的积累，因此，比较起来，富有传统色彩和国粹意味的北京社会在欧风美雨冲刷下的变化更直接地说明了20世纪的特点。
1909年，有一个署名“兰陵忧患生”的人写过《京华百二竹枝词》，用咏叹画出了《辛丑条约》之后首善之区的社会面面观。其咏女学生曰：
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其咏报馆曰：
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中央》、《大同》均当时报纸名称）
其咏刑场曰：
当年弃市任观刑，今日行刑场筑成。新旧两般都有意，一教警众一文明。
其咏银行曰：
但于国计民生便，善法何嫌仿外洋。储蓄、交通均有益，巍然开设几银行。
其咏纸烟曰：
贫富人人抽纸烟，每天至少几铜元。兰花潮味香无比，冷落当年万宝全。
其咏打球房曰：
韩家潭里好排场，谁说高楼让外洋。请向报端看广告，北京初创打球房。
其咏前门外陕西巷饭店曰：
菜罗中外酒随心，洋式高楼近百寻。门外电灯明似昼，陕西巷深醉琼林。
其咏马路曰：
一平马路真如砥，信步行来趣更奢。眼底耳根两清静，从今不见破骡车。
其咏新式衣裳曰：
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13)
这种景象不但是一百年前的北京人所不曾看见过的，而且也是首开自强新政的第一代洋务人物所没有看见过的。在欧风美雨飘打下所呈现出的类似景象决非仅见于上海和北京，这在当时的中国南北带有较大的普遍性。以服饰为例：1912年6月27日《大公报》在描述天津女子服饰时写道：“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洋装的，这是剪发的一起。不剪的呢，大半不梳辫子啦，有梳在两旁边的，梳在后头的，有知百个式样。”同年8月20日《时报》刊载的《苏州之士煞》一文，对苏州人士的装束评论说：“绸伞高擎足踏革履之女界学生华丽煞”，“马鞭高挥自穿之将弁人材气焰煞”，“草帽高带口衔雪茄之少年学生时髦煞”。当时，上海已成为全国服饰的中心，巴黎的时新服饰，在三四个月后就会流行于这里，各地又追踪上海。即使南京、苏州、北京也都昂首以瞻。咏叹者在描述中流露了一种品其味而乐之的意思，纪实之外，更反映了身历其境的人们已惯见此情此景，而不以新奇为怪。
北洋女子公学师生合影
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词，以其特有的模糊性和包容性罗括了种种旧俗之外的新事，使外洋飘来的东西在朦胧中减杀了腥膻气和夹生气。比之19世纪，“以夷变夏”这个古老而又刺激过许多人神经的命题似乎已经在国人的灵魂和感情中越来越淡化了。
俗与礼相连，在一个久以礼教立国的社会里，饮食、衣冠、住行都积淀着伦理文化特有的意义。因此，“易俗”虽始于一物一事之微，而风起于青萍之末，不会不撼动圣人制作之意。
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14)在这种场合，旧式婚礼以繁文缛节赋予男女双方的“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15)的宗法意义和功利主义已被西方的个体本位意识所替代。于是“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婚）礼者，礼之本也”(16)的礼教命意渐无依傍。清末民初之际，这一类始于变俗而终于变礼的现象是多见的，治风俗史者至有“婚丧失据”之叹。出现在这个过程里的东西未必全是值得赞美的：“在昔闺中韵事，曰焚香读书，曰燃脂写韵，今则悉以吸烟代之。吾人如涉足梨园及游戏场所，可见粉白黛绿者流，十之七必以纸烟实其樱唇，恣吸若狂，而昔人之所谓口脂香者，悉变为烟臭矣。”(17)新式的“臭”当然不会比旧式的“香”更好一点儿。但作为那个时候世态的一面，它同样记录了礼俗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弛跅和剥落。
二、哲学、电影、戏曲、小说
在20世纪初期，欧风美雨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可观地表现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方面。哲学思想更概括，文化艺术更凝固。因此，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适足以说明西学深入中国社会的程度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中国学术向以经史子集分门类，本无“哲学”名目，梁启超亡命海外，初入此道，译为“智学”。而曾不数年，学界之晚生后学已能侃侃论之了。1903年，有个叫张继煦的人在《湖北学生界》作《叙论》，说：“西人之学，由虚而渐趋于实。欧洲中世以前，宗教家以其凭空构造之谬论，风靡一世，其腐败宁有愈于吾之今日。乃哥白尼之天文学出，而学界一变；培根倡格物之说，而学界一变；笛卡尔倡穷理之说，而学界又一变。迨至今日，科学大盛，而宗教几乎息矣。且其实学之阶级，犹有可证者，唯物主义昌则唯心主义微，天然之哲学进而为轨范的科学，人道学派进而为实科学派。”(18)这段话虽然所论仅及皮毛，但它勾画西方近代哲学思想衍变的扼要轮廓，却大体是不错的。
在西方哲学东来的过程中，不同的知识分子选择过不同的学派和思潮。以译述《天演论》而得名的严复着意的是用英国经验论旨趣说“名学”，推崇归纳逻辑，多实证精神和理性色彩。而同时的王国维则在理性哲学和唯意志论之间表现了一种“信”与“爱”不能同一的苦恼：“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19)这种矛盾意态虽产生于学理的歧义，但正曲折地反映了那个时候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西方哲学中张扬主观精神的一面。
《哲学提纲————灵性学》
哲学体现了特定的时代精神，当一个民族处于深重忧患之中的时候，外来的精致思辨是不容易找到生根之地的。因此，20世纪初期，更多的西方哲学读物皆由日文转译，而人生论、社会论之作远过于形而上的知识论。萧一山作《清代通史》，曾感叹“又陵（严复）介绍西洋文化，绝无笼统肤浅之弊，独惜当时正在东洋留学生之稗贩狂潮中，竟未能发生交流之作用，殊可慨矣”(20)。他惋惜“稗贩”淹没上品，严复在这个时候所译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一类富于理致的作品没有像《天演论》那样发生很大影响。然而学术的历史是由社会的历史规定的，与“名学”（逻辑）相比，中国社会更需要可以用于为民族寻路的哲学，粗糙的“稗贩”，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其原因盖在于此。
于是，以借鉴为动机，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西方哲人开始陆续来到中国。几千年来只知道以孔孟程朱之是非为是非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底得娄（狄德罗）、拉柏特里、笛卡儿、卢梭、康德、叔本华及其种种关于人生的学说。1902年，16岁的柳亚子“读卢梭《民约论》，倡天赋人权之说，雅慕其人，更名曰人权，字亚卢”(21)。而邹容撰《革命军》，更寄意于借欧西“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22)。
哲学切近事功是近代中国的一种特色。因此，西方哲学思想在化人的同时又会使自己社会化、广义化，并与政治学说汇融。积流播而成风气，遂开五四时期各种各样新思潮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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