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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矛盾，自己立的原则，自己要死守，不可予人以可乘之机。”这种纯挚的友谊，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此书的最后一校，他原想再看一遍的，因忙不克如愿；但他如何重视这部书，可以想见了。
第三位是徐高阮先生。徐先生对我发表的有关《诗经》文章都看过，他时常同王德昭先生谈论我的问题。及至他看到我在《文坛月刊》发表的《释诗六月》，他给该刊发行人穆中南先生写信说：“李先生这种研究，是史学上的伟大成就，不是浅学之流可以了解的！”这时我还不认识徐先生，借此与他通信，感谢他对我的鼓励。此书杀青后，我从新加坡将全稿寄给他，他除在信中鼓励外，还在《学艺培植重于奖励》（《阳明杂志》第三十二期）中以我为例，象征自由思想之可贵。现在《诗经通释》问世，而他去世了，不能共享这书出版的愉快，思之怅然！能多有几位像徐先生这样提倡新风气的人，我相信台湾的学术风气不会这么沉闷！
第四位是虞君质先生。虞先生是我最敬畏的朋友，我每篇文章写成后，不先请他指正，几乎不敢发表。有关《诗经》论文，当然也先请他过目。他很知道我的研究精神，所以他在《艺苑精华录》中（三七二页）说：“李先生对于《诗经》研究，十多年来是无日不读《诗》，无日不谈《诗》，而且无日不穷搜博览有关这方面的典籍文献，常常弄到深夜二三点钟才去休息，但在早上六七点钟他又起床做《诗经》研究了。……这是一种极专门的中国学问，绝非靠常识做直觉性的判断所可解决。”真是知己之言！
第五位是巴壶天先生。巴先生接任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主任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我去教书。他看到我所发表的《诗经》论文，就决定让我教《诗经》，使我感到荣幸而且高兴！巴先生通今博古，智慧超群，今竟赞同我的研究方法而让我教这门功课，这是何等的鼓励，到新加坡后，我们住在一起，请教方便，每写一章，就先请他过目，他提出许多疑问，我一一为之解答。老实讲，假如不是去新加坡六年，这部《诗经》研究恐怕要胎死腹中，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因为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不再补助我以后，仅凭那每月只够十天生活的师范大学薪水，绝对养不活四口之家，将自己零卖是势所必然。到了新加坡，生活既无问题，我可全心全意地从事研究，所以在六年内完成了我十数年来想完成而无法完成的心愿。我在《诗经通释》的末尾所以特别注明完成于新加坡，就是为此。亲友们都以为我从新加坡带回多少钱来，实际上，并未带钱而是带回一百万字，这比带回一百万元要欣慰得多！
第六位是李曰刚先生。他看过我的全部原稿后，第一句话就是“工程浩大”。他又说：“不废江河万古流。”他解释说：“我所以要引杜甫这句诗，因为他当时受人轻蔑，故借王杨卢骆来自喻。你现在的情形正与他相同，所以这句诗对你最合适。”他的美意使我至为感奋。我从新加坡回国后，他排除万难，使我重回师范大学，并开“《诗经》”这门课程，使我有与学生讨论的机会。深情厚谊，终身不忘！
其他如杨一峰老师、张傧生老师、田培林老师以及新加坡的连士升先生都给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感激不尽。
谈到出版方面，我要感谢的有三位：就是高亚伟、刘彦俊与彭诚晃先生。我一到师范大学教书就住在师大第一宿舍，与高亚伟先生的后窗相对，声音相闻，我日夜研究《诗经》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从新加坡回来后，他就约我为《新时代》撰写关于《诗经》的文章，这样引起了刘彦俊先生的注意。刘先生又从亚伟兄那里听到我二十年如一日的《诗经》研究情形，愿意介绍出版。我一听十分有感。我二十年来勤奋耐劳，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试问：这二十年来我吃尽辛苦为的是什么？名吗？人人在反对，人人在怀疑，认为我不懂学问。利吗？收不到稿费。现在有人肯印我这部书，高兴的情形，真比写完这部稿子时还有过之。因为从新加坡带回这部稿子后，出版发生问题。一般书店认为字数太多————《诗经通释》六十万字，另有《诗经研究》四十万字，合共一百万字，且太专门，与营利的目的不合，根本不予考虑。易静正先生很热心地介绍到“国立”编译馆，满以为可以接受，因为该馆是在提倡学术呀！谁知馆方认为太新，怕受指责，他们印的是四平八稳而毫无问题的书，所以被拒绝了。现在有彭经理来印，怎不值得庆幸呢？果然应验了梁实秋先生鼓励我的话：“德不孤，必有邻！”
还有我不得不感激的是内子王志敬女士。二十年来，我能全心全意从事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她的辅助。结婚以来，家庭经济我从不过问，只知道把微薄的薪津交给她就不管了。她为维持这一家的生活，不得不到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教书以弥补家用。我为研究方便，不得不购买大批参考图书，每月的购书费都在几百几千，也得由她来付。两个孩子的教育，也完全由她负责。只要是她能做的事，绝不麻烦我。我每有稿子，都由她再抄一遍。不仅止抄，有时还提出意见来讨论。我不同意时，争得脸红耳赤，而最后还是听从她的，因为她的常识比我丰富。《诗经通释》与《诗经研究》整整改了七遍，而她也抄了七遍，手指生了厚胝，两眼也因此昏花。在人们怀疑、反对、谩骂，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她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朋友们都好意劝我停止这种无益的工作，她从来没有灰心，劝我停止。我请她抄，她就抄，往往能在一天之内抄出一万多字而没有一点错误。这部书所以献给她，就由这个缘故。
至于校对方面，沈谦君彻底校了第四校，改正一些错字并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郑明娳同学校了第一校，省去我许多时间，都值得感激。
最后关于书名要略加说明。书名曾经三次更易：最初叫《诗经研究》，后来改为《诗经的三种观点与三种解释》。发现作者是尹吉甫后，就又决定用《诗经通释》。为什么称“通释”呢？因为不仅将三百篇串通来解释，而且由尹吉甫的生平贯通来解释，所以称为“通释”。从新加坡返台后，看见王静芝先生也有一部《诗经通释》。既然有人用了这个名称，就再三考虑要改换，想来想去，没有再比这个名称更合适的，故仍之。一九六二年六月，我就用《诗经通释》这个名称在《师大学报》第七期发表我初期的研究。临付印时，我还同刘彦俊先生、彭诚晃经理商议，要不要改个名称。后来决定不需要，因为名称虽同，而内容完全殊异；既不是偷袭，也就不避同名了。
一九七一年六月六日序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