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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都是他的自传；透过他的自传，使我们知道宣王三年（公元前八二五）到幽王七年（公元前七七五）这五十年间的史事。这是骇人听闻的发现，也是使人不敢相信的发现，然确是如此，这部《诗经通释》就在一字一句做证明。甲骨文、钟鼎文固然是最古老、最可靠的史料；但三百篇才真正是更翔实、更有用、更有系统、更生动的史料。不，不仅是史料，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古代史。
这种发现，绝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来。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假设三百篇是一个人所写。我是先从三百篇里寻求出许许多多原理法则，然后再依据这些原理法则来一字一句解释三百篇，最后才发现这个事实。世人之所以不敢相信我，是由于受《诗谱》《毛序》《毛传》《郑笺》《诗集传》的束缚太深，因而也就不肯面对三百篇的本身来研究。实际上，所谓“诗谱”就是“乐谱”，也就是六经中的《乐经》。乐章是断章取义的“歌诗以合意”，并不是诗的本来面目。可是一受《诗谱》的束缚，大家都限定在各国国风或二雅三颂里寻找诗义，无怪乎要驴唇不对马嘴，愈找愈糊涂，愈糊涂愈找，开始是“《诗》无达诂”，到后来也就迷了途径。如能打破《诗谱》的束缚，从三百篇的本身找出一些原理法则，面对三百篇本身来追寻一字一句的意义，不仅知道了它的意义，并发现了篇与篇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联结起来而为一个人的作品了。
清儒已经发明了许许多多研究三百篇的方法，可是他们对这些方法有时用，有时不用；有利时用，无利时就不用，因而得不出全盘的结果。现代学者，偶尔也用清儒的方法来治三百篇，然是一鳞半爪、鸡零狗碎地来使用，没有把清儒所发明的方法综合起来运用，所以也得不出全盘的结果。再者，西洋治文学的方法，近达四十八种之多（实际上还不止此），内中与清儒所发明的固有相同，但大多数则为我国所没有，而近代学者真能运用西洋方法来研究文学者则甚少。学术进步由于方法的进步，有新方法就有新见解，无新方法就只有人云亦云。连胡适之先生这么博闻多识的学术界泰斗，十数年前听到我说西洋有三十七种方法来研究文学（那时我只知道有三十七种）他还大吃一惊！现代学者既不能将清儒所发明的方法综合运用，又不能接受西洋的治学方法，只有抱残守缺，在古人的解说里打转。有时发现一点真实，但大多数都是将工夫白费。全面的知才是真知，知道了全面然后才能知道细微，可是把完整的三百篇大卸八块，分为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限定在这个范围里来钻研，真所谓瞎子摸象，愈摸愈不知象的全面目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好拿来形容两千年来《诗经》研究的现象。
如能打破《诗谱》的束缚而又能在《诗经》本身发现许多原理法则，那么，一个新世界、一个新境界就显现在我们眼前。这时，《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从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事迹就成了三百篇的时代纲领，因而也就在三百篇里发现一些纲领诗，这些诗都有确切的年月可考而把三百篇的先后次第连贯起来。其次，还可发现一些钥匙诗，这些诗在表面上并无年月，然将其表现的事迹与纲领诗做一对照，就发现了它的写作年月而与纲领诗配合起来。一与纲领诗配合，不仅了解了它本身的意义，又能打开其他诗篇之门，所以称之为钥匙诗。三百篇就由纲领诗与钥匙诗这两种交互配合而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史迹。换言之，也就是从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断代史。到这时，《诗经》里的历史事实，在金文、石鼓文、《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凡涉及古代史的典籍里都可找出证据，证明三百篇的一字一句没有不是写实。甚至如《吉日》篇“吉日庚午”的“庚午”、“吉日维戊”的戊日，《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的“辛卯”、“彼月而微”的月食、“此日而微”的日食，都可算出是哪一天来。
三百篇，就像是一件打碎了的周鼎，在地下埋藏几千年，长满了铜锈，盖满了泥土，这个人说它是这个，那个人说它是那个，谁也不确知它到底是什么；现在细心把泥土洗掉，铜锈刮掉，渐渐地露出它原来面目。先把几个大的破片支撑成一个轮廓，然后再依碴口、花纹、形状、厚薄，将细片一一凑合起来，居然成了一件完整的物件。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高兴的工作！这样，整整花了我二十年时间。我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摸索，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完成，再加上两年的修正，现在竟有出版机会，高兴的程度绝非笔墨可以形容！
然而这是一件反传统，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工作，于是卫道之士就出来反对了。除过讥讽、谩骂、批评外，还公开以《村佬佬信口开河》《李辰冬可以休矣》做题目来嘲笑。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补助我研究《诗经》已经两年了，自从我发现三百篇是尹吉甫一个人的作品后，反而停止了补助，认为补助我这样的研究是科学会的耻辱！二十年来，我就是在这种彷徨、苦闷、不安、冷漠、讥讽、笑骂、孤独、沉闷、矛盾、冲突中过活。在这段黑暗中寻求光明的期间，并不是没有了解我、鼓励我的人；也就因为他们给我勇气、给我信心，才使我完成这件工作。谨将他们的鼓励记述于下，永志不忘。
最先要感激的是梁实秋先生。当《我怎样发现尹吉甫是〈诗经〉作者》发表时，没有人不表示怀疑，独独梁先生对我说：“辰冬，你的路子走对了，西洋有这种方法，我跟着你走。”梁先生是研究莎士比亚的，研究莎士比亚的方法就有三十多种，他深深了解这些方法，也深深知道这些成就，所以他敢肯定地来鼓励我。从此以后，我每有《诗经》的撰述都请他指教。我有勇气来完成这部著述，他的鼓励最大。
其次要感激的是赵友培先生。赵先生看到我的《我怎样发现尹吉甫是〈诗经〉作者》后，有一天在和平东路遇到，很远他就对我摇手说：“不可能，不可能。”我问他：“你看过我的文章没有？”“没有。”“请你看过以后再指教好吗？”下次碰到他，我问：“你看了拙文没有？”“看过了，有点可能。不过我是反对党。”有人反对就好，于是我将每篇有关《诗经》的撰述都寄给他，他每次都提出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而使我日夜思考，这位反对党给我的协助实在大。他继续看我的论文，继续提出疑难，最后他说“我是支持你的反对党”，反对党成了极支持我研究的人。人生的旅途上，难得有这样的知己！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成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而成了我的畏友。此书临出版前他还诚恳告诫：“不要有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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