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唐文人干谒之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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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免，盖唐代门荫之制，将堕未堕，寒士负家累，门庭食口，往往有多至数十百人以上者。苟非仕宦，冻馁不免，此亦助进唐人干谒之一端也。李观《与吏部奚员外书》（见《全唐文》卷五三二）谓：

    甚病者莫若羁旅，曷有帝城之下，薪如桂，米如琼，仆人不长三四尺，而僦瘦驴以求食，有时不食，人畜向日曛黑未还，则令忧骇。一日不为则使失飧。又闻举子其艰苦憔悴者，虽有铿鍧其才，不如啮肥跃骏足党与者，虽无所长，得之必駃。观以是益忧之。昨者有放歌行一篇，拟动李令公邀数金之恩。不知宰相贵盛，出处有节，扫门之事不可复迹，俯仰吟惋，未知其由。今去举已促，甚自激发，其有未知己者，大可畏也。俾未知之有闻，非十丈其谁哉。鹏飞九万，一日未易料耳。

    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亦谓：

    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

    而其《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则谓：

    予弱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因得见于安邑里第。王轸其寒饥，踢食与衣。

    寒士穷窘，长安居大不易，可以想见。而况于又有家族之累。郑太穆《上于司空顿书》，（见《全唐文》卷六八三）谓：

    太穆幼孤，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少郡俸薄，（太穆官至金州刺史）尚为衣食之忧。沟壑之期，斯遂至矣。伏维贤公踢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

    时太穆已为刺史，尚作衣食之乞，自称家累，二百余口，此在当时亦未为少见，则毋怪寒士羁旅之不得不汲汲焉干谒请乞于贵达之门矣。

    且唐代门第之制虽云渐替，而盛族衣冠之荫，尚有存者。彼等皆以豪奢相尚。唐之官俸亦颇优饶，故贫富之相形尤显。郑太穆之请贷于于顿者，钱绢粮物皆以千计，又益之奴婢十人，所乞不可谓不奢，然仍谓是千树之一叶。于览太穆书曰：

    郑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旅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此见《唐语林》卷四）

    韩愈《与于襄阳书》亦谓：

    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

    李观《与房武支使书》，（见《全唐文》卷五三三）亦曰：

    足下诚肯彻重味于膳夫，抽月俸于公府，实数子之囊，备二京之粮，则公之德声日播千里，鲁卫之客争趋其门。

    此等贵门豪奢，贫富悬绝，又是足以激进当时干谒之风之又一端也。符载《上襄阳楚大夫书》，（见《全唐文》卷六八八）谓：

    天下有特达之道，可施于人者二焉。大者以位举德，其有自泥涂布褐，一奋而登于青冥金紫者。次者以财拯困，其有自粝饭蓬户，一变而致于肤粱广厦者。载羽毛颓弱，未敢辱公扶摇九万之势。家室空耗，敢欲以次者为节下之累。诚能回公方寸之地，为小子生涯庇庥之所，移公盈月之俸，为小子度世衣食之业。

    则坦白丐乞，若不知其有所不当矣。且载之陈乞，实不为空耗，乃慕豪纵。《北梦琐言》称其：

    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居浔阳二林间，南昌军奏请为副倅，授奉礼郎，不赴。命小童持一幅上于襄阳，乞百万钱买山，四方交辟，。羔雁盈于山门。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娱侍，声名藉甚，于时守常籍道者号曰凶人。

    则见当时固不以此为卑鄙可羞。施者以为豪，乞者以为荣。直相与夸道称说之而已。干谒请乞既成风尚，乃有公然称人为丐，而施者受者皆夷然不以为怪者。杜牧《送卢秀才赴举序》，（见《全唐文》卷七五三）谓：

    卢生客居于饶，年十七八，既主一家骨肉之饥寒。常与一仆，东从沧海，北至单于府，丐得百钱尺帛，囊而聚之，使其仆负以归。年未三十，尝三举进士，以业丐资家。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为丐矣。

    然唐人之丐，固不因得举成名而即止。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见《全唐文》卷七五三）谓：

    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当不敢以寿考自期。今更得钱二百万，资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无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

    又《上宰相求杭州启》，（见《全唐文》卷七五三）谓：

    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有厚禄。

    又其《为堂兄慥求澧州启》，（见《全唐文》卷七五三）谓：

    家兄近在郢州汩口草市，绝俸已是累年，孤外甥及侄女堪嫁者三人，仰食恃衣者不啻百口，脱粟篙藿，才及一餐。

    此则明明以乞丐谋官职也。此等风气既盛极一时，乃有起而谋禁者。太和三年四月中书门下《请禁自荐求迁表》（见《全唐文》卷九六五）谓：

    近日人多干竞，迹罕贞修，或日诣宰司自陈功状，或屡渎宸衷，曲祈恩波。

    是可证唐人干谒之风，实至晚而弥烈矣。

    唐人此等风气，盖至宋犹存。直至仁英以下，儒风大煽，而此习遂变。杨公笔录记：

    范文正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金一千。明年，孙生复过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为养，若日得百钱，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生大喜。

    此所谓孙生，即泰山孙明复也。其后学风既盛，谈道日高，学者退处，以束脩自给，以清淡自甘，以骛于仕进为耻，更何论于干谒之与请乞矣。司马光《答刘蒙书》，谓：

    足下以亲之无以养，兄之无以葬，弟妹嫂侄之无以恤，策马裁书，千里渡河，指某以为归。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资五十万??之，足以周事。"光虽窃托迹于侍从之臣，月俸不及数万，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续，居京师已十年，囊楮旧物皆竭，安所取五十万以佐从者之蔬粝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足下服儒衣，谈孔颜之道，啜菽饮水足以尽欢于亲，箪食瓢饮，足以致乐于身，而遑遑焉以贫乏有求于人，光能无疑乎？

    盖下迄宋世，门第之旧荫既绝，朝廷之俸给亦??，唐代士大夫豪华奢纵之习已不复存，而学者亦以清苦高节相尚，刘蒙乃犹效唐人之口吻以陈乞于当朝之大贤，是真所谓不识时务之尤矣。至于宋代科举考试规则之谨严，与夫及第即释褐得禄仕，又政权集于中央，地方幕僚自辟署者亦少，此亦唐人干谒不得再行于宋世之诸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