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文学中之音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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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纵高，终落第二乘。《诗经》有赋比兴三义，仅在鸟语声上着意，此乃诗中之赋，然所赋仍贵在人之心情上。故必有比兴。天华似于此上尚少深切体会。抑且《空山鸟语》乃与在其他处闻鸟语有不同。所谓鸟鸣山更幽，妙处正在一幽字上。此一幽字，亦不在空山，乃在此诗人之内心深处。故中国音乐贵能传心，传递生命，斯为得之。倘于大都市烦嚣中奏此，则仍失其趣矣。天华之二胡能变一把手至二把手三把手，音变大增，技巧自工。然似不脱初年练习军乐队时之影响，能把西方音乐集体演奏之情调谱入中国简单乐器如二胡中，斯则其大成功处也。若求其技而进乎道，则宜有更高境界在。

    余最近游香港，有人赠以许多大陆中国音乐之录音带，其中有箫笛两种，皆最近大陆人所奏。吹笛者，十余年前曾来香港，余曾亲聆其演奏，技巧诚不差。洞箫亦雅有中国情味。然所录各曲，其中多加配音，则无此必要，殊属多余。当其扁舟江上，一人倚楼，生于其心，动乎其气，出乎其口，一箫一笛，随手拨弄，天机横溢，情趣烂然。若使必再约三数人或七八人来作配音，则无此场地，亦且异其心情。必当在大城市大商场大酒楼，卖票盈座。而天地已变，情怀迥别，同此箫笛，同此音节，而不复同此情怀矣。箫声和细，配音尚有限制，尚能多保留箫声之原味。而笛声清越高亮，配音益繁杂，益纵放，甚至锣鼓笙琴喧闹一片。笛声时而亢奋乎其上，时而潜行乎其中。吹奏者之技巧自不可没，要之，一人倚楼，牧童牛背之笛声，则决不如此。此虽一小节，而讨论文化批判其异同得失，则不可不明此意。

    孟子言："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一人倚楼，牧童牛背，笛声偶起，此为独乐乐也。然而楼上笛声，可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牛背笛声，可以横溢四野，无远弗届。闻其声者，亦得同此感受，此亦众乐乐也。发乎一人，感及他人。其一人之发，则本乎天机真趣，情不自禁。而他人闻之，亦莫知其感动之所由。发者不待技巧，感者亦非先有音乐修养为其知音，其间自存有一片天机，此即人类大生命所在也。陆象山有言："我虽不识一字，亦将堂堂地做一人。"牛背上之牧童，亦可言我虽不识一音，亦将悠悠然吹一笛。愈天真，则愈生动，愈深切。中国音乐之转入一独乐境界，如伯牙之鼓琴，如牧童之吹笛，技巧工拙有所不论，抑亦可谓其皆进乎道矣。

    抗战时余游昆明，一日，偕一友在大观楼外雇一舟，荡漾湖中。操舟一女子，忽引吭唱民谣。余二人闻而悦之，嘱勿分心操舟，可一任其所至，汝且尽心所唱。适值风平浪静，舟女亦兴奋有加，赓续连唱了数十曲。夕阳西下，不得不停唱返棹。问此女，汝能唱几多曲。女答，不知其数。半日之乐，乐不可言。然亦适逢此湖山，适值此风光，舟女亦适逢赏音之人，随口唱出而已。若果劝此女改业登台，为一歌女，则必从头用工夫苦练一番。待其上台卖唱，亦决不能与此日湖上所唱相拟。音乐之所以超乎工夫技巧之上者在此。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良有以也。

    余又曾看一西方电影名《翠堤春晓》。男女两人驾车游园，景色宜人，又配上一套音乐，使人恍然如在另一天地中。不记多少年后，又再看一次，依然动人。此诚不失为西方一好电影。然念唐诗人之《枫桥夜泊》，终夜不寐，"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亦何等动人。钟声极单调，然配合此枫桥夜半，江枫渔火，羁客幽思，一声声单调钟声，正相配合。若必寻求一大乐队，到岸上来演奏，岂不转讨此羁客之没趣。否则此羁客亦必移转心情，忘其羁苦，另生一番快乐。如今人处此境，必披衣离舟上岸，不耐听此山寺之钟声矣。中国音乐之妙处，妙在自然。实则是妙在其即在此生命，此情此境中，享受得一番妙处，却不待要舍此别求也。

    白乐天在羁旅中，泊舟浔阳江头，入夜闻隔舟琵琶声，其声悲哀，若有深怨。乐天亦别有感受，深抱同情。问之，乃一嫠妇。招来舟中，命其重弹。此妇骤遇知音，心一舒泰，弹声益亲切，益生动。乐天事过不能忘，遂成《琵琵行》一长诗，千年传诵。此两人当此深夜，浔阳江头一曲琵琶声之所感受，今千年后人犹可想像得之。竟可谓余音绕江，千载犹在矣。此又中国人生与音乐与文学之紧密相系，融成一体之具体一例证。直至今日，人人竞慕新文学，此诗遂成绝响。然可见中国人生乃求即时即地，在各人生活之真情实境中，内心深处，求天机，觅出路。文学然，音乐亦然。西方人乃谋于另求一新大地，新境界，令人投入，得新人生，新心情。其文学然，音乐亦然。故中国人重其内在，西方人则重其外在。惟求内在，故愈单纯，愈合一。求之外在，则愈分歧，愈复杂，各自独立，各自成一新天地，各自成一新生命。音乐之于人生，亦外在而自有其天地与生命。譬如西方一大乐队合奏，人操一器，即不许此人自有心情，务令人人各自放心在其所操之乐器上，而诸乐器亦各无其独立之地位，必于其乐队所奏之全乐调中始有地位。徜谓音乐亦有心，亦有生命，则其心与其生命不在人，而在乐。此亦犹孟子所谓之众乐乐。诸演奏者，皆必在全乐调之进展中得其乐。倘问此乐之乐究从何来，则必谓制此乐调者之心中来，是音乐仍不离人生也。然此制乐调者，会众器成一调，其心至少不为求一人孤听，乃望大群集听，此亦犹孟子所谓与众乐乐也。惟其如此，乐中哀乐，由制者奏者至听者，其间皆具无限条件，无限曲折，不亲切，不自然，不天真。曲终人散，听乐者虽亦一时有感受，散后归去，即茫然若失，依然故我。转不如倚楼有人，牛背牧童，彼之一笛，本不期在听者。而赤壁扁舟，客吹洞箫，其心中之听者，亦惟同舟数友而止。即此而论，西方音乐，每以大群为对象，其中若不免有市场心理之羼入。中国音乐，其中乃深存农村心理，时不免有一种幽静孤独之情味。人生不同，斯音乐展出亦必有不同可知矣。

    西方乐器首推钢琴，虽由一人独奏，亦依稀仿佛于一队之合奏，此诚属西方音乐之特色所在。惟大提琴小提琴在西方乐器中，较宜独奏，虽亦加有配音，而颇近中国音乐之情调。中国人如马思聪，能于小提琴中奏中国民谣，羼入中国味，已极受国人之欣赏。最近余游香港，曾去听一音乐会，皆大陆颇负盛名之乐人来港演唱，有一大提琴演奏，羼入中国情调，拉中国民谣，最为可喜。而洞箫长笛，于中国乐器中亦效西乐，多加配音，遂失中国之情味，转为可惜。今日国人于主张全盘西化外，亦主兼采中西，另开新局。然以余最近所听大陆乐人如洞箫、长笛、大提琴之三种新声，则彼此斟酌，实亦有大可商榷之余地也。

    又如西方剧，有歌剧与话剧两种，然歌剧终不如话剧之盛行。而在中国，如晚清以来流行之京剧及地方戏，皆歌剧也，流行全国，历久不衰。而慕效西方为话剧，则终不受国人之深切欢迎，终亦不能与我固有之歌剧并驾齐驱，平头齐进，其中亦深具意义，可资研究中西音乐者作阐申。姑此提出，以备研讨。

    余又论西方文化以宗教科学为基本，中国文化以道德艺术为基本。中国音乐在其文化结构中，应归属于艺术，发乎情，止乎礼义，尤应不背于道德，此可不详论。西方音乐则显与宗教紧密相系，教徒人教堂唱赞美诗颂圣歌，务求其心直通上帝，乃以上帝心来爱父母，爱家庭，爱人类大群。故宗教之博爱，乃本于上帝心，非本于各己心。而上帝则为外于人类一客观具体独立之存在。若以此意来看西方音乐，详于前论者，音乐亦不发乎奏乐者各己之心，而若别有一客观之存在。此为音乐与宗教在西方文化精神中一相同之点。又论科学，姑举医学为例。西方医学首重解剖，一尸体横陈桌上，孰为心，孰为肺，孰为肝，孰为肾，逐一检视，一若忘其尸体之亦曾同属一生命，而亦视之为生命外一客观之存在，否则何能不汗乎颡，而心若冰霜，不稍动于衷乎？学音乐者之操一乐器，其心亦一在所操之器，一弦一键，各有妙义存在，亦从客观入，不从自心出，岂不亦与学医者之先习解剖有同一之心情乎。再论文学，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由我心达彼心，由彼心达我心，文辞特为一工具，一媒介。而西方文学亦同重一客观外在之描写，须在此客观描写中不见我心，乃为上乘。此又西方文学在其整体文化中，与音乐与科学与宗教有其相同之一点，即同有其一客观独立之存在。此又研讨中西文化异同所当注意之一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