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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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其为人，而加以爱敬。否则必是一无心人，即无情人也。

    又次再当言及《四郎探母》之一剧。四郎之父杨老令公，亦为中国戏剧中一悲剧人物，《李陵碑》一剧为其代表。四郎军败被俘，改易姓名，获辽王萧太后宠爱，得为附马，尚主居辽宫，安享富贵。民族国家大防，遗弃无存。而其家世所传，为边疆统帅忠君死敌之高风亮节，亦堕地难收。大节已丧，其人本无足论。乃犹有一节，堪值同情。方其居辽宫，已垂十五年，一旦忽闻其老母其弟重临前线，自思自叹，欲期一见，以纾泄其心中之郁结。乃苦于无以为计。其不安之心情，终于为辽公主识破。又侦得其姓名家世之真，乃不加斥责，又深付以诚挚之同情，愿于其母处盗取一令箭，俾四郎得托辞出关，一见其母。而更不虑其一去而不归，冒此大险，夫妇爱情至此可谓已达极顶。而四郎归宋营，见其母，见其弟，见其妹，见其前妻，其悲喜交集之心情，亦可谓人世所稀遘。而终又不得不辞母离妻而去。其母其弟其二妹皆无以强留，而其前妻十五年守寡，一面永诀，从此天壤隔绝，将更无再见面之机会。但除嚎啕痛哭外，亦更有何术可加挽回。此探母之一出，亦诚可谓极人生悲剧之最上乘。任何人设身处地，亦惟有洒一掬同情之泪而止。而四郎返辽，其事已为辽王侦破，将处以极刑。公主乞情不获，其二舅代公主设计，教以从怀中幼婴身上博取老祖母回心，此幼婴即公主前夕凭以取得老祖母身前之令箭者。老祖母亦终于以慈其幼孙而回心转意。四郎获释，而一家夫妇祖孙重得团圆。遂亦以一大喜剧终。而在此回令之一幕中，亦复充满人情味，有夫妇情，有母女情，有兄妹情，有祖孙亲，人情洋溢，乃置军国大计民族大防于不顾。若为不合理，而天理不外于人情，则为中国文化传统一大原则。故中国戏剧乃无不以人情为中心。人情深处，难以言语表达，故中国戏剧又莫不以歌唱为中心。惟有歌唱，乃能回肠荡气，如掬肺腑而相见也。

    近代国人，一慕西化，于自己传统喜加指摘。乃嫌此剧不顾民族国家大防，终是一大憾事。有人于回令一幕重加改造，四郎终于为宋破辽，以赎前愆。此终不免于情感至高之上又羼进功利观，转令此至高无上之一幕人生悲剧，冲淡消失于无形中。而或者又谓，满洲皇帝亦以外族入主中华，故特欣赏此剧，得于宫中演唱。此尤浅薄之见，无足深辩。其他京剧在宫中演唱者，岂尽如《探母》一剧之漫失民族与国家之大防乎。四郎之失误处，乃在其被俘不死之一念上。此后之获荣宠、享富贵，皆从此贪生之一念生。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后探母一幕，四郎之内心遗恨，已透露无遗。在其回令重庆再生一喜剧之后，四郎之内心亦岂能于其探母及再见前妻之一番心情遗忘无踪，再不重上心头。可见所谓千古恨者，乃恨在四郎之心头，所以得为四郎一人千古之恨。果使四郎被俘时，能决心一死，以报国家民族，亦以报其杨门之家风，则地下有知，亦可无恨。岂复有此下回营探母一幕悲剧之发生。亦将再不成为回令重生之后此一悲剧之长在心头，而成其为一人千古之恨矣。惟在四郎被俘而荣为附马之一段期间，则全不在此一剧中演出，然此正为国家民族大防所在。果使善观此剧，同情四郎，则于此大防与四郎之失足处，亦自可推想得之。所谓王道天理不外人情，其最深涵义亦正在此见。惟其于荣为驸马安享富贵十五年之久之后，而犹不免于探母一悲剧之发生，斯则四郎所以犹得为一人，犹能博得百年千年后千万他人之同情。但其终不免有失足处，亦从此而见民族国家之大防，皆从人心之情感上建立。苟无此情感，又何来有此大防乎。

    继前述五剧外，犹有一纯悲剧当续述，则为孙尚香之祭江。尚香嫁刘先主，乃出吴蜀对立之国际阴谋。既已成婚，尚香终亦离夫回国。生离犹可忍，死别更难堪。刘先主卒于白帝城，尚香临江祭吊，时仍有老母在堂，而尚香心哀其夫之死，不惜投江自尽。听其唱词哀怨，当无不泣下者。惟此乃为中国戏剧中一纯悲剧，而尚香爱夫之情，较之上述五剧，尤为特出。中国人重国重天下，重治平大道，皆重情。而夫妇则为人伦之首，此意甚深，可以体会，难以言宣也。

    中国古人于此人生大本源处有甚深之窥见，故其论人生，首重论人性。性即情之本源，性在内，情在外，由性表现出情，而心则统辖之，故曰心统性情。果使人类无心，则性可犹存，而情则无着。如植物皆有性，但不得谓植物皆有心，而其无情则更显然。近代生物学家亦发现植物有情。惟心情之为用，则必于人类始著。故中国人把握性情为人伦一主题，此可谓是人文科学一最客观最具体之一最高真理。中国理学家所提通天人合内外之最大宗主，亦当由此窥入。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喜怒哀乐皆人之情感，必发于外，而有其未发之"中"。此"中"即是人之性。喜怒哀乐皆同具于一性，在人生中，焉有有喜无怒，有乐无哀之一境。故前论，喜剧中即涵悲剧，悲剧中亦涵喜剧，即此义。及喜怒哀乐之发而中节，而达于和之一境，即无喜怒哀乐明切之分别可言。此和字所指，亦重在内，不重在外。圣人之心，若惟见有道，不见有事。方舜之登廪入井，终皆幸免于死。然岂得谓其心中有喜有乐，抑有哀有怒。方周公之兴师东征，大义灭亲。亦岂得谓其心中有怒有哀，抑有喜有乐。孔子出仕为司寇，岂其心中有喜有乐。膰肉不至而去鲁，岂其心中有怒有哀。大圣人之心，皆惟见其浑然率性，大中至和，渊然穆然，一若无私人喜怒哀乐情感之存在。其实从性生情，从情见性。性即情也，情即性也。

    若谓圣人无情，此则大谬不然。大贤希圣，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又何有私人忧乐存其心中。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异乎私人之情感。故大圣大贤，若有事，若无事。若有情，若无情。其率性履道大中至和之一境，则不宜于舞台上戏剧中以歌唱演出。如我上举五剧中人，皆非有圣贤修养，然皆不失为性情中人。一片天真，至情动人，亦可不计其为喜为悲，而皆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凡属人类，则莫不付之以同情。乃亦非是非得失可以辩论。果使大圣大贤遇之，亦必曰孺子可教，引进之为吾道中人矣。

    近代国人，一切奉西方为准则。西方重事不重人，计功不计道，性情非所乐言。其小说戏剧中，有神怪，有武侠，有冒险，有侦探，亦皆惊心动魄，出奇制胜。然令人生羡，不求人同情。言情方面，则惟男女恋爱。果使成双作对，志得意满，反嫌不够作文学题材，故必以悲剧为尚。而其所谓喜剧，则多滑稽，供人笑料，非我上言喜剧之比。中国人好言团圆，则近代国人皆付之以鄙笑。不知天上明月，正贵其有一月一圆之一夜，亦贵其一月仅有一圆之一夜。而又不免失之于阴雨，掩之以浮云，斯其所以明月之圆更为下界世人所想望。而中秋一夕，天高气爽，更入佳景。中国之大圣大贤，则中秋之圆月也。如吾上举五剧中人，则浮云掩之，阴雨濛之，偶亦有光透出云雨间，而其光又缺不圆，然亦同为地上人所喜见，以其终为想望圆月清光之一依稀仿佛之情景也。

    近代国人又好言《红楼梦》，以为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然贾家阖府，以仅有大门前一对石狮子尚留得干净，斯其为悲剧，亦仅一种下乘之悲剧而已。下乘悲剧，何处难觅。而且大观园中，亦仅有男女之恋，非有夫妇之爱。潇湘馆中之林黛玉，又何能与寒窑中之王宝钏，以及韩玉娘、薛三娘诸人相比。贾宝玉出家为僧，亦终是一俗套，较之杨四郎虽同为一俗人，然在杨四郎尚有其内心挣扎之一番甚深悲情，不脱俗，而见为超俗。贾宝玉则貌为超俗，而终未见其有脱俗之表现。衡量一国之文学，亦当于其文化传统深处加以衡量。又岂作皮相之比拟，必学东施效颦，乃能定其美丑高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