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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说，圣叹见此七十回本是一会事，圣叹批此七十回本又是一会事，两事当分别看。但从事考据的人，却没有在此上下工夫。究竟在圣叹之前，是否早有此七十回本，其证据又何在？今再退一步，承认在圣叹前早有此七十回本，而圣叹则只下了些批语。但圣叹批语是否有当，仍值讨论。即如我前所举三例，是否是圣叹批错了。若圣叹没有批错，是否取消了圣叹批只读正文，人人能读出其中涵义，不烦圣叹来作批。抑或圣叹所批并无文学价值，则《水浒》书中之文学价值究应在何处，却也没有人来另作指点。
或许又有人说，读书有了批注，会把读者的思想聪明拘束了，窒塞了，不如只读原书，更活泼，更自在，可以激发读者自己心灵。但此语似是而非。好批注可以启发人之智慧聪明，帮助人去思索了解。今人读《楚辞》，还多兼读朱熹注。读《庄子》，还多兼读郭象注。读后有疑，还可兼看他家注来作参考。我少年时也曾读过《史记菁华录》，当然此书价值，远不能和朱注《楚辞》郭注与《庄子》相提并论，但我也曾读得手舞足蹈。我很喜欢此书，因它有些处很像圣叹批《水浒》，提起了我兴趣，使我读《史记》有一入门。此书至今不废，但圣叹批《水浒》则竟是废了。既没有人为此叫屈，也没有人申说理由，指出圣叹批《水浒》之该废。然而三百年来一部畅行书，则终是在默默中废了。时风众势，可畏可畏。
其实圣叹所抱之文学观点与其文学理论，有许多处，与近代新文学界之主张不谋而合。近代新文学兴起，乃受西方影响。而在圣叹当时，西方文学尚未东来，圣叹已能巨眼先瞩，一马独前。在叙述近代文学新思潮史上，此人理当大书特书，受近人之崇敬。所不同者，圣叹的文学观念与其文学理论极富传统性，只在传统之下来迎受开新。而近代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则彻头彻尾崇尚革命性。开新便得要拒旧，而且认为非拒旧则不足以开新。所以一说到传统，则群加厌恶。近代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固亦不曾正式否认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的文学价值，但似乎认为此诸书之文学价值早属过去，换言之，则实已死了。所以近代新文学家，并不教人去研究《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有时只用来作考据材料，却决不谓可以用来作文学标准。所以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人，对此诸书不屑一顾的决不在少数。于是圣叹之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乃亦为近代人所不愿再提。但果抛弃了传统，则亦无所谓革命。因此至于最近代，则亦仅言创作已够，更不烦再言文学革命，那是更新更进步了。我在今天，重来提起圣叹批《水浒》，则因此书既已绝迹，却也不妨用来作为一分考据材料，这应该不为时代潮流所排拒。
但我对《水浒》与圣叹批，亦只有些童年忆旧。自我二十以后，即对《水浒》和圣叹批搁置度外，再不曾理会过。若使我真要来作考据工夫，实也无从做起。但我有一想念，却可提出供有考据兴味者作一参考。我在六十年前初读圣叹批《水浒》，有一项最激动我幼年心灵的，则因读了圣叹批，而知宋江不是一好人，并不如其浑名呼保义及时雨之类，而是一假仁假义善用权谋的大奸巨猾。在圣叹批的七十回本中，固然有些处可能由圣叹改动来加强此一描写，但就整个《水浒传》的演变来说，是否一开始宋江即是这样一个人，抑系逐渐变成为这样一个人的，此层却大值注意，应该作一番考查。
据世俗常言，梁山泊好汉都是逼上的，其实也并不然。如鲁智深、林冲、武松诸人，最先都不是存心要上山落草做强盗，那不用再提。但梁山泊开始如晁天王、吴学究等人智取生辰纲，何尝是被逼。纵说他们受了朝政污默的刺激，但不能说他们是满腔忠义，情不获已。至如卢俊义是被骗上山的。朱同、雷横更是梁山泊好汉使用了惨无人道之诡计，而逼之入伙的。其他如关胜、秦明、呼延灼诸人，何尝是朝廷逼迫他们去上山。如此逐一分析，七十二地煞暂不算，三十六位天罡星中，被逼于朝廷而上山的固有之，受梁山泊之或诱或胁，违其初心，而被逼上山落草的却更不少。梁山泊之获成此大局面，主要自在宋江一人。一开始，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又何尝是被逼，亦何尝算得是忠义。当然如《宋史》所载，留《徽宗本纪》称淮南盗宋江，《张叔夜传》载宋江起河朔，《侯蒙传》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都只举盗魁宋江。宋江之私放晁盖，则已见于《宣和遗事》。大概后人憎恶徽宗蔡京一朝君相之暴虐污黩，又因《宣和遗事》有宋江受招安平方腊之记载，乃汇合社会上种种话本传说，而有《水浒传》之编集。而在此《水浒传》内容之不断演变中，是否对于宋江个人人格之塑造与描写，诸本间亦有所不同。若有不同，亦只有一个大区别。一是对之有称誉无讥刺，另一则如圣叹批七十回本，在称誉中隐藏了讥刺。惟可悬断者，今七十回本之对宋江人格有讥刺，决不全出圣叹羼入。圣叹七十回本则必有所本，不过圣叹在有些处再加进了一些对宋江之讥刺以加强其分量。而且进一层深言之，即如我上面所举，忠义堂三十六天罡中，有许多便是由梁山泊诱胁而来。而且在《水浒传》开头，先安插了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诚似神龙见首不见尾，为《水浒传》中第一筹人物。相形之下，却使走上梁山泊忠义堂的好汉们，为之黯然失色。当知此是全部《水浒传》第一回目，决非无故安上。如此说来，则最先《水浒传》作者，便对梁山泊忠义堂那一群，言外有不满，或可说有惋惜之意。此层虽是我凭空推想，但亦本之于《水浒》本书而有此推想。虽像别无证据，但《水浒》本书即是一证据。
固然，取材于社会上广大流行的梁山泊好汉故事而编集为《水浒传》一书，对此诸好汉们，自必绘声绘影，尽量渲染，以博读者之欢心。至于朝廷君相之污黩残酷，只有诛伐，没有回护，那是必然之事，更可不论。其书称曰"忠义水浒传"，乃以迎合积久存在之群众心理。是否此忠义二字，乃最先所有，或后来加入，此处暂不深论。要之，《水浒》成书，必然有一番极浓重的社会群众心理作背景。又经《水浒》作者之妙文妙笔，遂使此书成为当时一部最理想的通俗而大众化的上乘活文学，此等似皆不难了解。但最可怪者，乃是《水浒》作者独于忠义堂上众所拥戴之领袖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却深有微辞。虽不曾加以明白之贬斥，而曲笔婉笔，随处流露。在于作者，乃若有一番必欲一吐以为快之内心情感寄寓其间。此层最是《水浒》作者写此一部大书之深微作意所在。而使读者隐瞒鼓中。在作者实是一种偷关漏税的手法，把自己一番心情混合在社会群众心情中曲曲传达。只此一点，遂使此书真成为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可以列之古今作者名著之林而无愧。然而直要待到圣叹出来为之揭发，于是圣叹乃一本作者之隐旨，而索性把后面平方腊为国建功衣锦还乡种种无当于原作者之隐旨的一刀切断，只以忠义堂一梦来结束，而成为此下最所流行之七十回本，此亦是圣叹对《水浒》一书之绝大贡献。所犹有憾者，则圣叹批《水浒》，只在笔法文法上指示出《水浒》作者对宋江人格描写之微旨，而没有再进一层对于《水浒》作者之深隐作意所在，有一番更明白更透切之披露，而此事乃仍有待于后人之继续寻讨，而近人则虽是仍读此七十回本，而把圣叹批一并删了，则作者隐旨，又归沉晦，欲索解人而不得。此诚为古今名著得列为最上乘之文学作品者，所同有之遭遇，而《水浒传》亦无以自逃于其外。
以上所云，亦可谓只是一种未经考据之猜测。使此一猜测犹为近情近理，则继此可以推论到《水浒》之作者。今既认为《水浒》一书之作意，乃为同情社会下层之起而造反，而对于利用此群众急切需要造反之情势，处心积虑，运使权谋，出为领袖之人物，则不予以同情。因此乃宁愿为王进之飘然远引。若果把握住此一作意，则惟有在元末明初之智识分子，乃多抱有此心情，恰与本书作意符合。而圣叹之直认施耐庵为《水浒》作者之意见，乃大值重视。
相传明淮南王道生有《施耐庵墓志》与《传记》两篇。《传记》篇中有云："张士诚屡聘耐庵不至。及称王，造其门，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顿首对士诚曰：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奈母老不能远离。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举家迁淮安。洪武初，征书屡下，坚辞不赴。"考诸史册，一时名士，拒士诚与明祖之征辟者，大不乏人。即刘基亦是其中之一，后乃不得已而赴明祖之召。元末明初诸家诗文集传至今者不少，惟宋濂一人较为例外，其他多有与施耐庵抱同一意见。不直宋江，而愿为王进。若认文学作品必有时代作背景，则《水浒传》必出元末、明初，实有极坚强之理据。圣叹既酷嗜《水浒传》，其认施耐庵为《水浒传》作者，应亦有其根据。苟非有明确之反证，不容轻易推翻。今为《水浒传》作考据，而独摈圣叹一人不加理会，成见之锢人心智有如此。至王道生《传记》中耐庵以母老辞士诚，亦与王进母子俱隐有可互参之消息。
又王道生所为《耐庵墓志》，谓罗贯中乃耐庵门人，预于耐庵著作校对之役。则圣叹谓《水浒》七十回以下乃罗贯中所续，似亦不能谓之绝无可能。且今所可见之《水浒》诸版本，尚多列有"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或"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者，岂不益足为王道生《墓志》作证。
又圣叹批《水浒》，附有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施耐庵一序，文中有叙述懒于著作之心情凡四。"名心既尽，其心多懒，一。微言求乐，著书心苦，二。身死之后，无能读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所谓名心既尽，亦可为耐庵对吴王明祖两方却聘作注脚。所谓微言求乐，序中又言，"日有友人来家座谈，谈不及朝廷，亦不及人过失。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此亦约略道出耐庵诸人乱世苍凉苦闷退晦之心情。此种心情，亦未尝不一鳞片爪，隐约出现于其友散之后，灯下戏墨之《水浒传》中。此等文字，宜其身死后无能读之人。然又谓所以独有此《水浒》一传者，亦有四故。"成之无名，不成无损，一。心闲试弄，舒卷自若，二。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读者当于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之中，而窥见其身死以后无人能读之感慨所在，则庶可谓善读《水浒》之人。而《水浒》一书之最高文学价值所在，则正贵从此处参入。
圣叹又自有《读第五才子书法》一篇，其中谓"《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只此一段，便足为圣叹并不真了解耐庵《水浒传》作意之铁证。《水浒传》作者于忠义堂诸豪客，只有惋惜，并无憎恶，笔里行间，处处流露，哪里有歼厥渠魁其余便饶恕了之意。
圣叹又说："作《水浒传》者，真是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此又是圣叹不真了解耐庵作《水浒传》时之心境与其作意之第二个铁证。耐庵何尝把忠义堂豪客们尽作强盗看，开首写一王进，又何尝是把一孝子来装门面。《水浒》忠义堂中，未尝没有孝子，却无一人再能如王进之神龙无尾，此乃《水浒》作意之最值注意处，而惜乎圣叹亦未见及此。
上举两证，指出圣叹并未真了解到耐庵深处，但亦正可从反面来证明圣叹所引耐庵一序非圣叹所伪造。圣叹之所以不能了解耐庵作意深处者，亦因圣叹未能了解到耐庵当身之时代背景，与其心情寂寞苦闷之所在。而其所引耐庵一序，若以当时之时代背景与夫处此一时代中之智识分子所共同抱有之内心苦闷来体会，则正是宛相符合。此种内心苦闷之是非，与夫其当有与不当有，则不在此文讨论之列。但当时智识分子之具有此一番心情，则尚有同时其他诗文集可资作证。惟事过境迁，则当时智识分子之此一番心情，乃不易为后人所识取，则圣叹之识不到此，自亦无足深怪。
惟上所引述，亦仅止于引述。因所引述，而有所猜测与讨论，亦仅止于猜测与讨论。此等并说不上是考据。有意考据工作者，自将不满于我之仅止于此。惟鄙意则认为考据必先把握到一总头脑处。如我上举，《水浒》作者同情忠义堂上诸好汉们而不满于其领袖之一节，实当为讨论《水浒传》作者之作意与其时代背景之一主要总头脑。若循我所指出之此一路线，继而为之一一求考作证，虽考证所得，或于我所猜想尚可有许多小修正，但亦当不致太离谱。否则先不求其总头脑所在，只于版本上，字句上，循诸小节，罗列异同，恐终不易于细碎处提出大纲领，于杂浅处见出大深意。如此考据，亦复何用。倘若谓一书作者，本只是根据社会传说，而写出了一部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之书，其书则只于有此许多故事而止。在此许多故事之外，不应再有作者之作意。此虽于今人理想中之所谓通俗而大众化之活文学标准，若无所违背，但若谓文学上之最高最大价值，亦复仅止于斯，则似乎值得再讨论。
抑且考据亦自有止境。从来圣经贤传，百家巨著，悬之日月，传之古今，历经考据，亦尚多不尽不实之处。何况《水浒传》，体制不同，在作者亦仅认为心闲试弄，成之无名，得失小，不足悔，他人亦仅以闲书小说视之，人人得而插手，妄意增羼，流传田野之间，不登大雅之堂，又何从而必施以严密之考证，又何从而必得其最后之一是。惟圣叹一人，能独出心眼，一面则举而侪之高文典册之林，一面亦复自出己意，加以修改，此非深得文学三昧者，恐未易有此。
余之斯篇，一本圣叹批之见解，而更进一层以追求《水浒》原作者之心情。固知无当于当前谈《水浒》者之群见，亦不合于当前治考据学者之务求于详密，亦是心闲试弄，以备一解而止，惟读者其谅之。
西方小说戏剧富娱乐性刺激性，而中国之小说戏剧则富教诲性感化性。施耐庵《水浒传》可为其代表。但起于明初，故富反面性。罗贯中则当已臻明开国后之社会安定期，故既续《水浒》宋江反正，又为《三国演义》，乃转正面性。施耐庵《水浒传》取材北宋徽钦以下之北方社会抗金故事，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则取材正史陈寿《三国志》。关羽乃成为武圣，明清两代普遍流行于下层社会，备受尊崇，几媲美于孔子。《水浒传》之林冲、武松诸人，已远非其比。即如刘备亦远胜于宋江，诸葛孔明亦远胜于吴用，江湖人物乃一转为廊庙人物。然改造正史，多出杜撰，仅得流行于下层社会，而不得进而供士大夫治平大道作根据。小说戏剧之在中国，终为文学中之旁枝末流，而不得预于正统之列。今人纵盛尊西化，亦无以否认此历史具体之已成局面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