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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先祖来源
《朱子语类》一三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兹请先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皇室之氏族问题，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兹所论者专以男系父统之氏族为范围也。
唐之皇室本有自撰之谱牒，原书今不可见。然如《册府元龟》及两唐书等唐皇室先世渊源之记载固出自李唐皇室自撰之谱牒，即唐太宗御撰之《晋书》亦唐皇室自述其氏族渊源之要籍。故兹依据此类唐室自叙其家世之著述，复取其他史料互相参证，以讨论此问题焉。
李唐世系之纪述，其见于《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门》、《旧唐书》一《高祖纪》、《新唐书》一《高祖纪》、《北史》一 〇〇《序传》及《晋书》八七《凉武昭王传》等书者，皆不及《新唐书》七〇上《宗室世系表》所载之详备，今即依此表与其他史料讨论之。表云：
〔李〕歆字士业，西凉后主。八子：勖、绍、重耳、弘之、崇明、崇产、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顺，以国亡奔宋，为汝南太守。后魏克豫州，以地归之，拜恒农太守，复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后魏安南将军豫州刺史，生献祖宣皇帝讳熙，字孟良，后魏金门镇将（《旧唐书》一《高祖纪》云：“率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新唐书》一《高祖纪》同）。生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字德真。三子：长曰起头，长安侯。生达摩，后周羽林监太子洗马长安县伯。次曰太祖（虎），次曰乞豆。
此表所载必出唐室自述其宗系之旧文。兹就其所纪李重耳、李熙父子事实，分析其内容，除去其为西凉李暠之正支后裔一事以外，尚有七事，条列于下：
（一）其氏为李。
（二）父为宋汝南太守。
（三）后魏克豫州，父以地归之。
（四）父为后魏恒农太守。
（五）父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即所擒。
（六）父为后魏安南将军豫州刺史。
（七）子为后魏金门镇将。
考《宋书》五《文帝纪》云：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辛巳索虏寇汝南诸郡，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琨，汝阳、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委守走。索虏攻悬瓠城，行汝南郡事陈宪拒之。
又同书七二《南平穆王铄传》云：
索虏大帅拓拔焘南侵陈颍，遂围悬瓠城，太守陈宪保城自固。
又同书七七《柳元景传》略云：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随王〕诞遣振威将军尹显祖出赀谷，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入卢氏。（中略）。〔闰〕十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中略）。法起诸军进次方伯，去弘农城五里。（中略）。诸军造攻具，进兵城下。伪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婴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诸军鼓噪以陵城。（中略）。安都军副谭金、薛系孝率众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中略）。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骖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人刘宽纠，率合义徒二千余人，共攻金门坞，屠之。杀戍主李买得，古拔子也，为虏永昌王长史，勇冠戎类。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
又同书九五《索虏传》略云：
〔元嘉〕二十七年，焘自率步骑十万寇汝南。（中略）。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郑绲（《文帝纪》作琨），绥远将军汝南、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并弃城奔走。虏掠抄淮西六郡，杀戮甚多。攻围悬瓠城，城内战士不满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遣左军行参军陈宪行郡事，宪婴城固守。（中略）。焘遣从弟永昌王库仁真步骑万余将所略六郡口北屯汝阳。（中略）。太祖嘉宪固守，诏曰：“右军行参军行汝南、新蔡二郡军事陈宪尽力捍卫，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显擢，可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又《魏书》六一《薛安都传》云：
后自卢氏入寇弘农，执太守李拔等，遂逼陕城。时秦州刺史杜道生讨安都，仍执拔等南遁。及世祖（拓拔焘）临江，拔乃得还。
据上引史实，则父称李初古拔，子称李买得，名虽类胡名，姓则为汉姓，其氏既为李，是与上列第一条适合。李初古拔为弘农太守，弘农即恒农，后魏以避讳故改称恒农，是与第四条适合。李初古拔为宋将薛安都所擒，是与第五条适合。《宋书·柳元景传》言：“生擒李初古拔父子。”《魏书·薛安都传》言：“执李拔等，仍执拔等南遁。及世祖临江，拔乃得还。”则李初古拔当不止一子，殆买得死难，以弟或兄代领其职，今不能确知。但《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门》及两唐书一《高祖纪》等书李熙率豪杰镇武川因而留居之记载，乃后来宇文泰所改造，并非事实，俟后详论之。总之，李熙为金门镇将，李买得亦为金门坞戍主，地理专名如是巧同，亦可认为与第七条适合，至于北魏诸镇设置之时代及其地望等问题则别为一事，非兹所讨论者也。又第二条李重耳为宋汝南太守一事，征诸上引史实，绝不可能。盖既言：“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其时必在元嘉二十七年。当时前后宋之汝南太守其姓名皆可考知，郭道隐则弃城走，徐遵之则去郡，陈宪则先行郡事，后以守城功擢补实官。故依据时日先后，排比推计，实无李重耳可为宋汝南太守之余地。据《宋书·柳元景传》言：“李买得为永昌王长史，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则李氏父子与永昌王关系密切可以推知。《宋书·索虏传》又言：“永昌王北屯汝阳。”考《资治通鉴》系永昌王屯汝阳事于元嘉二十七年三月，系李初古拔被擒事于元嘉二十七年闰十月，而汝阳县本属汝南郡，后别分为汝阳郡者，故以时日先后、地理接近及人事关系论，李初古拔殆于未被擒以前曾随永昌王屯兵豫州之境，因有汝南太守之授。然则此唐室谱牒所言之汝南太守实非宋之汝南太守，乃由魏之汝南太守所修改而成者也。第六条之安南将军豫州刺史当即与第二条有关，检《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门》之文，豫州刺史之上有“赠”字，是豫州刺史乃后来追赠之官，故于此不成问题，可不讨论矣。《魏书·薛安都传》言：“〔安都〕仍执〔李〕拔等南遁。及世祖临江，拔乃得还。”是李初古拔原有自北至南复自南还北一段因缘，李唐自述先世故实，竟或因此加以修改，以傅会李重耳之由北奔南，又由南归北耶？幸赖其与他种记载符合及矛盾，留一罅隙，千载而后遂得以发其覆也。
复次，《魏书·薛安都传》之李拔即《宋书·柳元景传》李初古拔之省称及雅名。《梁书》五六《侯景传》载景之祖名周，而《南史》八〇《侯景传》作羽乙周，正与此同例。盖胡人名字原是对音，故成繁鄙，异于华夏之雅称，后代史官属文，因施删略。夫侯景称帝，七世庙讳父祖之外皆王伟追造（见《梁书》《南史》侯景传[1]），天下后世传为笑谈。岂知李唐皇室先世之名字亦有与此略相类似者乎？又据《魏书》四二《薛辩传》附《长子初古拔传》（《北史》三六《薛辩传》同）云：
长子初古拔，一曰车辂拔（《北史》辂作毂），本名洪祚，世祖赐名。
同书三二《高湖传》亦附载高各拔之名。然则初古拔或车辂拔乃当日通常胡名，颇疑李初古拔如其同时薛洪祚之例，亦本有汉名，特以胡名著称于史耳。
总而言之，前所列之七条，第一、第四、第五、第七四条之中，李重耳父子事实皆与李初古拔父子事实适合。第六条乃第二条之附属，无独立性质，可不别论。第二条、第三条实互相关联，第五条既言：“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则元嘉二十七年南北交兵之际李氏父子必属于北，而不属于南，否则何得谓为宋将所擒？故今易原文之刘宋为后魏，则第二、第三条之事实不独不与其他诸条相反，而且与之相成。况其他诸条中涵有“元嘉二十七年”一定之时间、“李氏”“薛安都”之姓名专名、“弘农”“金门”之地理专名，而竟能两相符应，天地之间似无如此偶然巧值之事。故今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或不至甚穿凿武断也。
抑更有可论者，据《唐会要》一“帝号”条上云：
献祖宣皇帝讳熙（凉武昭王暠曾孙、嗣凉王歆孙、弘农太守重耳之子也）。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追尊为宣简公，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宣皇帝，庙号献祖，葬建初陵〔在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五 （？）月一日追封为建昌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建初陵〕。
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宣皇帝长子）。武德元年六月十二日追尊懿王，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追尊光皇帝，庙号懿祖，葬启运陵 〔在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三（？）月一日追封为延光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启运陵〕。
《元和郡县图志》一七（参阅《旧唐书》三九《地理志》，及《新唐书》 三九《地理志》赵州昭庆县条）：
赵州。
昭庆县，本汉广阿县，属巨鹿郡。
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高四丈，周回八十丈。
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启运陵。高四丈，周回六十步。二陵共茔，周回一百五十六步。在县西南二十里。
《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门》略云：
唐高祖神尧皇帝姓李氏，陇西狄道人。其先出自李暠，是为凉武昭王，薨，子歆嗣位，为沮渠蒙逊所灭。歆子重耳奔于江南，仕宋为汝南郡守，复归于魏，拜弘农太守，赠豫州刺史。生熙，起家金门镇将。后以良家子镇于武川，都督军戎百姓之务，终于位，因家焉。生天赐，仕魏为幢主，大统时赠司空。生太祖景皇帝虎，封赵郡公，徙封陇西公；周受魏禅，录佐命功，居第一，追封唐国公。生世祖元皇帝昞，在位十七年，封汝阳县伯，袭封陇西公；周受禅，袭封唐国公。高祖即元皇帝之世子，母曰元贞皇后，七岁袭封唐国公，义宁二年受隋禅。
今河北省隆平县[2]尚存唐光业寺碑，碑文为开元十三年宣义郎前行象城县尉杨晋所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拓本，颇残阙不可读。兹取与黄彭年等修《畿辅通志》一七四《古迹略》所载碑文相参校，而节录其最有关之数语于下：
（上略）。皇祖瀛州刺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追上尊号，谥宣庄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中略）。词曰：维王桑梓，本际城池。（下略）。
按：李熙、天赐父子共茔而葬，即族葬之一证。光业寺碑颂词复有“维王桑梓”之语，则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而唐皇室自称其祖留居武川之说可不攻自破矣。又据《魏书》一〇六上《地形志》南赵郡广阿县条、《隋书》三〇《地理志》赵郡大陆县条及《元和郡县图志》一七赵州昭庆县条等，知李氏父子葬地旧属巨鹿郡，与山东著姓赵郡李氏居住之旧常山郡壤地邻接，李虎之封赵郡公当即由于此也。又《汉书》二八《地理志》载中山国唐县有尧山，《魏书》一〇六上《地形志》载南赵郡广阿县即李氏父子葬地复有尧台。李虎死后，追封唐国公，盖止取义于中山、巨鹿等地所流传之放勋遗迹，并非如通常广义兼该太原而言也。至《大唐创业起居注》所云：
初，帝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意。
则为后来依附通常广义之解释，殊与周初追封李虎为唐国公时暗示其与赵郡相关之本旨不同也。然则李唐岂真出于赵郡耶？若果为赵郡李氏，是亦华夏名家，又何必假称出于陇西耶？考《元和郡县图志》一五云：
邢州。
尧山县，本曰柏人，春秋时晋邑，战国时属赵，秦灭赵，属巨鹿郡，后魏改“人”为“仁”，天宝元年改为尧山县。
又同书一七云：
赵州。
平棘县，本春秋时晋棘蒲邑，汉初为棘蒲，后改为平棘也，属常山郡。
李左车墓在县西南七里。
赵郡李氏旧宅在县南二十里，即后魏以来山东旧族也，亦谓之三巷李家云。东祖居巷之东，南祖居巷之南，西祖居巷之西，亦曰三祖宅巷也。三祖李氏亦有地属高邑县。
元氏县，本赵公子元之封邑，汉于此置元氏县，属常山郡，西汉常山太守皆理于元氏。
开业寺，在县西北十五里，即后魏车骑大将军陕定二州刺史尚书令司徒公赵郡李徽伯之旧宅也。
柏乡县，本春秋时晋鄗邑之地，汉以为县，属常山郡，后汉改曰高邑，属常山国，齐天保七年移高邑县于汉房子县东北界，今高邑县是也。
高邑县故城在县北二十一里，本汉鄗县地也。
高邑县，本六国时赵房子之地，汉以为县，属常山郡。
赞皇县，本汉鄗邑县之地，属常山郡。
百陵岗，在县东十里，即赵郡李氏之别业于此岗下也，岗上亦有李氏茔冢甚多。
昭庆县，本汉广阿县，属巨鹿郡。
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
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启运陵，二陵共茔，在县西南二十里。
（昭庆县条前已引及，为便于解说起见，特重出其概略于此。）
《元和郡县图志》著者李吉甫出于赵郡李氏，故关于其宗族之先茔旧宅皆详载之，若一取其分布之地域核之，则赵郡李氏其显著支派所遗留之故迹，俱不出旧常山郡之范围。据此，则赵郡李氏显著支派当时之居地可以推知也。但其衰微支派则亦有居旧巨鹿郡故疆者，考《北史》三三《李孝伯传》末附载赵郡李氏世系一节（《新唐书》七二《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条及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一同）云：
楷避赵王伦之难，徙居常山。楷子辑，辑子慎、敦，居柏仁，子孙甚微。
按：柏仁、广阿二县，后魏时俱属南赵郡，土壤邻接，实可视为一地域。赵郡李氏子孙甚微之一支，其徙居柏仁之时代虽未能确定，然李楷避西晋赵王伦之难，下数至其孙慎及敦，仅有二代，则李慎、李敦徙居柏仁，约在江左东晋之时。李熙父子俱葬于广阿，计其生时亦约当南朝宋齐之世，故以地域邻接及时代先后二者之关系综合推论，颇疑李唐先世本为赵郡李氏柏仁一支之子孙，或者虽不与赵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但以同姓一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缘攀附，自托于赵郡之高门，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殊为可能之事。总而言之，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
又《魏书》九九《私署凉王李暠传》本不载重耳南奔始末，传世之《十六国春秋纂录》六《西凉录》亦无其事。而汤球之《十六国春秋辑补》转取唐修《晋书》之《凉武昭王传》添此一段蛇足（见汤书叙例），殊为无议。今敦煌本之《十六国春秋》残卷惜未得见，不知与此有关否？至于伪本《十六国春秋》载重耳事采自唐修《晋书》更不足辨论矣。
复次，《周书》四《明帝纪》（《北史》九《明帝纪》同）云：
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咸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
《隋书》三三《经籍志》史部谱序篇序云：
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九？）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据上引史文，严格解释，则《隋志》之文自“后魏迁洛”至“并为河南洛阳人”止一节，专指胡人而言，其本末见于《魏书》一一三《官氏志》等即魏孝文帝改胡姓为汉姓之事也。《周书》《北史》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三月庚申诏书亦指胡人而言，明帝二年在魏孝武帝入关之年（公元534年）后二十四年，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改有功诸将姓为胡姓（事见《周书》二《文帝纪》下、《北史》九《周本纪》上）后亦四年，故从入关之迁洛诸胡族其改京兆郡望当在有功诸汉将改关内郡望之后也。
又《隋志》之文自“其中国士人”至“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止一节，实专指汉人而言。然则李唐之称西凉嫡裔，即所谓“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牒，纪其所承”，其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即所谓“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岂非寅恪之假说得此史文而益证实耶？所不解者，昔人于此何以未尝留意？抑别有其他较胜之说耶？此则深愿求教于博识通人也。
复次，《唐会要》三皇后条（开元十三年光业寺碑文及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第二五〇四唐代祖宗忌日表等均同）云：
宣皇帝（熙）皇后张氏。
光皇帝（天赐）皇后贾氏。
景皇帝（虎）皇后梁氏。
元皇帝（昞）皇后独孤氏。
据此，张、贾皆是汉姓，其为汉族，当无可疑。梁氏如梁御之例，虽有出自胡族之嫌疑（见《周书》一九、《北史》五九《梁御传》，又《魏书》一一三《官氏志》云：“拔列氏后改为梁氏。”），但梁氏本为汉姓，大部分皆是汉族，未可以其中有极少数出自胡族之故，遽概括推定凡以梁为氏者皆属胡族也。故李虎妻梁氏在未能确切证明其氏族所出以前，仍目之为汉族，似较妥慎。然则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
兹依据上述资料，做一李唐皇室血统世系表，起自李熙，迄于世民，以备参考。至李重耳则疑本无其人，或是李初古拔之化身，故不列入，以示阙疑之意。凡女统确知为汉族者，标以符号；确知为胡族者，标以﹏﹏符号；虽有胡族嫌疑，但在未发见确证，仍可认为汉族者，则标以﹍﹍符号。
兹依据上引资料及其解释，再将李唐世系先后改易之历程及胡汉文化问题加以说明。此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实中国中古史上一大问题，亦史学中千载待发而未发之覆也。
自鲜卑拓拔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施行汉化政策，如解散部落同于编户之类（见《北史》八〇、《魏书》八三上《外戚传·贺讷传》，《北史》九八、《魏书》一〇三《高车传》及《魏书》一一三《官氏志》等），其尤显著之例也。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六镇鲜卑及胡化汉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渐染汉化，则为一善战之民族，自不待言。此民族以饥馑及虐政之故激成叛乱，南向迁徙，其大部分辗转移入高欢统治之下（见《北齐书》一《神武纪》上、《北史》六《齐本纪》上、《隋书》二四《食货志》）。故欢之武力遂无敌于中原，终借此以成其霸业。其他之小部分，由贺拔岳、宇文泰率领西徙，割据关陇，亦能抗衡高氏，分得中国西北部之地，成一北朝东西并峙之局，此治史者所习知也。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仅由一二君主之贤愚及诸臣材不材之所致，盖必别有一全部系统之政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周、齐两朝胜败兴亡决定之主因，可以断言也。
关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在此以前，秦苻坚、魏孝文皆知此意者，但秦、魏俱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笼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仅余一宇文泰之新途径而已。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魏孝文之迁都洛阳，意亦如此，唯不及宇文泰之彻底，故仍不忘南侵也），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也，其详具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兹不赘论。此宇文泰之新途径今姑假名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即凡属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属于官制之周官皆是其事。其改易随贺拔岳等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别撰谱牒，纪其所承（见前引《隋书》三三《经籍志》谱序篇序），又以诸将功高者继塞外鲜卑部落之后（见《周书》二《文帝纪》下及《北史》九《周本纪》上西魏恭帝元年条等），亦是施行“关中本位政策”之例证，如欲解决李唐氏族问题当于此中求之也。
概括言之，宇文泰改易氏族之举，可分先后二阶段：第一阶段则改易西迁关陇汉人中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以断绝其乡土之思（初止改易汉人之山东郡望，其改易胡人之河南郡望为京兆郡望，则恐尚在其后，见前引《周书》四《明帝纪》及《北史》九《周本纪》上明帝二年三月庚申诏书），并附会其家世与六镇有关，即李熙留家武川之例，以巩固其六镇团体之情感。此阶段当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复魏孝文帝所改鲜卑人之胡姓及赐诸汉将有功者以胡姓之前，凡李唐改其赵郡郡望为陇西，伪托西凉李暠之嫡裔及称家于武川等，均是此阶段中所为也。第二阶段即西魏恭帝元年诏以诸将之有功者继承鲜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后，凡改胡姓诸将所统之兵卒亦从其主将之胡姓，径取鲜卑部落之制以治军，此即府兵制初期之主旨（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不赘论）。李唐之得赐姓大野，即在此阶段中所为也。至周末隋文帝专周政，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十二月癸亥回改胡姓复为汉姓，其结果只做到回复宇文氏第二阶段之所改，而多数氏族仍停留于第一阶段之中，此李唐所以虽去大野之胡姓，但仍称陇西郡望及冒托西凉嫡裔也。职是之故，北朝、隋唐史料中诸人之籍贯往往纷歧，如与李唐先世同列八大柱国之李弼一族，《周书》一五《李弼传》、《旧唐书》五三《李密传》（密为弼之曾孙）、一三〇《李泌传》（泌为弼之六代孙），及《新唐书》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俱以为辽东襄平人，而《北史》六〇《李弼及曾孙密传》、《文苑英华》九四八魏征撰李密墓志铭则以为陇西成纪人。盖公私著述叙及籍贯或仅据回复至第一阶段立言，或径依本来未改者为说，斯其所以彼此差异也。但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见《旧唐书》七八、《新唐书》一〇四《张行成传》）。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据《新唐书》七一下《宰相世系表》杨氏条，隋皇室自称为弘农杨震长子牧之后。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谓“令为其宗长，仍撰谱牒，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者。以非本篇范围，故不详论，读者可以依据有关史料类推也）。
复次，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兹举二例以证明之：
《北齐书》二四《杜弼传》（《北史》五五《杜弼传》同）云：
显祖（高洋）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讥己。
夫高齐无论其母系血统属于何种，但其自称及同时之人均以为其家世出自渤海蓨县，固当日华夏之高门也。至于其所渐染者则为胡化，而非汉化。杜弼斥鲜卑，而高洋以为讥己，是汉人之受胡化者，即自命为胡人也。
又《北史》二八《源贺传》（参考《魏书》四一《源贺传》、《北齐书》五〇《恩幸传·高阿那肱传》，至《隋书》六六《源师传》删去“汉儿”二字，殊失当时语意矣）略云：
源贺，西平乐都人，私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傉檀为乞伏炽盘所灭，贺自乐都奔魏，太武素闻其名，谓曰：“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寅恪按：鲜卑秃发部即拓跋部，一语异译，故拓拔焘谓之同源也。）
〔玄孙〕师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
夫源师乃鲜卑秃发氏之后裔，明是胡人无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为汉儿，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
又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资治通鉴》一七一陈宣帝太建五年，亦纪此事，胡注云：
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通鉴》详书之，又一慨也。
梅磵之说固是，又其言别有所感，然于北朝汉胡种族文化之问题似犹不免未达一间也。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夫“关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维持，则统治之社会阶级亦必有变迁。此变迁可分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为二，其理由甚明也。
又《旧唐书》一四《宪宗纪》上（参考《通鉴》二三七元和二年此条胡注及《唐会要》六三《修撰》条）云：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吉甫都纂其事，成书十卷。
同书一九下《僖宗纪》略云：
〔光启元年三月〕丁卯车驾〔自蜀〕至京师，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
寅恪按：李吉甫所撰《元和国计总簿》虽在元和初年，然自安史乱后起，迄于唐亡，其所列中央政府财赋取办之地域大致无甚殊异。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
在此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集团之中，其统治阶级为此集团所占据地域内之二种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词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间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者皆属此族，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
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参考《旧唐书》一三九《陆贽传》、《新唐书》一五二《李绛传》、《陆宣公奏议》七《请许台省长官举荐状》及《李相国论事集》等）。及代宗大历时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士升任者也。请举史实以证之。
《通典》一五《选举典》三载沈既济之言略云：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其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毁称相腾，或扇结钩党，私为盟歃，以取科第，而声名动天下，或钩摭隐匿，嘲为篇咏，以列于道路，迭为谈訾，无所不至焉。
据此，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故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其时代之符合，决非偶然也。
但以事关府兵制度，兹不具论（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及《玉海》一三八《兵制》三所引《邺侯家传》）。至王定保以为进士之科“甲于贞观”（《唐摭言》一《述进士》上篇），及“进士科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同书同卷散序进士条），则稽之史实，有所未合。其言不及沈氏之可信，无待论也。
《旧唐书》一一九《常衮传》云：
尤排摈非辞赋登科者。
同书同卷《崔祐甫传》云：
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
同书四三《职官志》翰林院条略云；
玄宗即位，张说、张九龄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
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为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元氏长庆集》五一《翰林承旨学士记》略云：
宪宗章武皇帝以永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公（郑）为承旨学士，位在诸学士上。十七年间由郑至杜（杜元颖）十一人，而九参大政。
《白氏长庆集》五九《李留守相公（李绛）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诗》（参考《容斋续笔》二元和六学士条）云：
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
据此，可知唐代自安史乱后，其宰相大抵为以文学进身之人。此新兴阶级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之结果。若取《新唐书》《宰相表》及《宰相世系表》与列传所载其人之家世籍贯及出身等互相参证，于此三百年间外廷士大夫阶级废兴转移之大势尤易明了也。至此由文学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与魏晋、北朝以来传统旧士族之关系，则于论党派时详述之，兹不涉及焉。
藩镇与中央对立
唐代自玄宗后，政柄及君权渐渐转入阉寺之手，终至皇位之继承权归其决定，而内朝之禁军外廷之宰相，俱供其指挥，由之进退，更无论矣。其详当于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时述之，兹仅略言其氏族所从出之一端于下：
《旧唐书》二〇下《哀帝纪》云：
天祐二年六月丙申敕：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此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蜡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
《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吐突承璀传》云：
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薮。咸通中杜宣猷为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敕使墓户”。宣猷卒用群宦力，徙宣歙观察使。
《顾况古诗》（据《全唐诗》第十函）云：
囝一章。
囝哀闽也。（原注：囝音蹇。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视如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及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宦寺多冒养父之姓，其籍贯史籍往往不载，然即就两唐书宦官及《宦者传》中涉及其出生地域或姓氏稀异者观之，亦可知其梗概也。
《旧唐书》一八四《宦官传》云：
杨思勖本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官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冯，少阉，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入宫。则天嘉其黠慧，令给事左右。后因小过，挞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来三思第，岁余则天复召入禁中。
《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云：
鱼朝恩，泸州泸川人也，天宝末以品官给事黄门。
刘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养宦父姓，故改焉。
吐突承璀，闽人也，以黄门值东宫。
仇士良，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得侍东宫。
杨复光，闽人也，本乔氏，少养于内侍杨玄价家。
同书二〇八《宦者传》下云：
田令孜，蜀人也，本陈氏，咸通时历小马坊使。
据此，可知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兹先举二三显著之例，以见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然后再推论其种族与统治阶级之关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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