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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三国
自董卓以下，中央成为大军阀的傀儡。地方则由大小的军阀割据。董卓没有远大的计划，失败之后，曹操取代他的地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少机警，有权术，20岁时举孝廉为郎。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组建西园新军，他任典军校尉。董卓专权后，曹操到陈留聚兵五千人，参加讨董联军。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攻杀兖州刺史，曹操入据兖州，击败黄巾军，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他改编其中精锐者，号称“青州兵”，从此势力大振。后曹操迎汉献帝入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当曹操大体上平定黄河以南时，袁绍也平定了黄河以北。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今河南中平[1]境内）。曹军在官渡以少胜多，歼灭袁军主力，取得了统一北方的决定性胜利。官渡战后，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自相攻击，曹操乘机挥师北上，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此后，曹操集团成了当时势力最大、军事实力最强，同时拥有着很大政治号召力的割据势力。
割据的局面渐渐分明，形成鼎足之势，赤壁之战可说是决定三国局势的战争。曹操平定北方后，欲借胜利之余威扫荡南方，攻灭荆州、江东以统一天下。不过志满意得的曹操由于轻敌和出兵过于迅速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复杂因素，终于被一心抗曹的孙权和刘备在赤壁击败。曹操退回北方后，刘备以荆州地区为根据地，又占领了益州、汉中等地，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三国鼎立局面实际形成。后来曹丕篡汉，吴、蜀称尊，不过是正式宣布一件既成事实。
此后五六十年间，天下处在不断的战乱中。在这种混战中，挟持天子的曹氏实力最为雄厚，所以最后仍是魏与它的继承者晋占了胜利。长期大乱之后，社会生活又返回到原始的状态，交易方面甚至又退化到以货易货的地步。
西晋与中原之沦丧
经过汉末的大乱与三国的扰攘之后，天下一并于晋，大局似乎又安定下来。但这只是片时的安定，不过是大崩溃前的回光返照。自殷商以下两千年来建功立业的华夏民族至此已颓废堕落到可惊的程度，无人再能真正振作，大家好似不约而同地走向自杀之路。政治腐败，目的不在治民而在吃民，贿赂公行，钱能通神。
晋武帝是开国之君，却是平庸之主，无经国远图，宽纵大臣，信用佞臣。朝中权贵结党营私，政出多门。他贪婪成性，公然卖官鬻爵，以为私财。自灭吴之后，更加志得意满，以为江山一统，天下太平，“骄奢之心，因斯而起”（《晋书·八王传序》）。他的后宫原有宫女五千，又选取吴宫女五千，终日耽于嬉戏。君主如此，臣僚更甚。西晋权贵大多是曹魏权贵的子孙，生于富贵，安于逸乐，以奢糜相高，纵情于声色。为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广占园田土地，收受贿赂。如鬲令袁毅行贿遍朝中，以求升迁。当时求官买职成风，王沈在《释时论》中说：“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走势门，求官买职”（《晋书·文苑·王沈传》）。连荆州都督杜预也不得不给朝中权贵送礼以求平安。更有甚者，石崇在荆州任上竟然派人抢劫过往的使者、客商。对此，时人鲁褒讽刺说：“凡今之人，唯钱而已”（《晋书·隐逸·鲁褒传》）。西晋统治集团腐败到这个地步，它的灭亡已经不远。
大乱之后政治破裂，豪右遂得操纵地方。这最少是晋又行“封建”制的一个原因。但封建并不足挽回颓局，反致促进崩乱的来临。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弊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
社会的委靡与政治的腐败同时并进。有能力的人都采取及时行乐主义而癫狂般地享用。内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杂居中国边地甚至内地的夷狄就乘机喧宾夺主，人民的颠沛流离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汉末以下的扰乱至此可说收到了最后的恶果。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族首领刘渊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自称匈奴大单于，后建国号汉，改称汉王。刘渊子刘聪继立，派兵消灭西晋。其后，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各族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各政权之间此起彼伏、互相攻杀，昔日中原胜地，沦为炼狱，百姓或被杀，或携家带口、流离失所，在流亡的道路上，尸骨成堆、哀号满路。这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
最可怜的就是少数的明眼人，在晋武帝的盛期他们已知自己是处在衰乱的末世。但他们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发生效力。一般的人似乎都抱着一种“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的宗旨度日；人心既死，一切在理论上可行的办法都无济于事。
五胡乱华
背景
土著开化的富裕地带对于游牧民族有不可抵御的诱惑。除非土著人民有能力把他们完全歼灭或驱逐到绝远的地方，这些逐水草而居的人终究要冲破文明区域的壁垒。中国北边及西北的民族，只有北匈奴曾被驱逐远窜，但一大半是靠南匈奴与西北羌胡的助力。至于任何异族的完全歼灭，在漫无涯际的沙漠旷野中全谈不到。中国因此感到只有容他们进到边地居住，给他们一种享受文明社会生活的机会，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减少他们不断扰边的麻烦。同时中国自己也相信夷狄移近内地易于监视控制。所以两汉、魏、晋数百年来中国就一贯地实行这种双方尚可满意的政策。这是中国对于外族不能捕灭、不能逐远，最多只能战胜，而往往被战败的局面之下不可避免的政策。
但中国既把夷狄迁近内地，却无通盘的计划，一任地方官摆布。地方官对他们不知牢笼，往往欺压掳掠，不只时常引起叛乱，并且使他们对中国发生恶感，时刻怨恨，因而阻止了他们华化的趋向。数十年以至数百年与中国人杂处而不同化，这是后代所绝无的例子。夷狄中最著名的被中国人欺侮的例子恐怕就是石勒。
石勒是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其祖父和父亲当过部落小帅，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石勒从小在家务农，因家境贫寒，没有机会读书，目不识丁，14岁便出外谋生，曾随同族人在洛阳当小商贩，后来又当过雇工。石勒在当小贩时异常贫苦，甚至为争一块麻地与邻居李阳数次殴斗。其后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2]）人师懽家为奴。石勒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不断被汉人豪强驱赶、贩卖中度过的。
除以上种种因缘之外，东汉建都洛阳的失策也与五胡乱华有关系。若都长安，西北或者不致大半成为羌胡的居地；由长安方面看，并州，最少并州南部，是后方内地，或者也不致由匈奴任意蔓延占据。所以建都洛阳无论本意如何，结果等于向夷狄表示退缩，把西北与正北的国防要地拱手让人。明朝永乐皇帝为防备蒙古南侵，将国都迁到离蒙古人比较近的北京，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建都长安不见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内侵，但建都洛阳的确给外族一个内侵的莫大便利。刘渊起事是中原正式沦丧的开始，但实际上中原的一部分，并且是国防上最重要的部分，早已成了胡人的势力。
上列种种原因虽很重要，但可说都是可轻可重的外因。根本讲来，五胡乱华还是由于政治瓦解、民气消沉的严重内因。
中原沦丧
由刘渊起事到元魏统一中原，中国经过一百三十六年的大乱，就是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时代，最早发动的就是自汉宣帝以下蔓延内地的并州匈奴。所谓大晋一统的虚伪局面被立刻揭开，真正抵抗的能力全告缺乏。
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3]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掳到平阳。
但这些外族大半都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占领中原之后就极力汉化，甚至忌讳“胡”字。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他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后，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石勒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不赦。可见此前中国对他们的虐待是防止他们汉化的最大原因。但“非我族类”，种族间的冲突难免。外族多年的怨气至此方得任意发泄。胡人对汉人往往故意侮辱或大规模的屠杀，汉人只好忍受。史书记载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而是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奴隶和牲畜。
但胡人[4]最少有一次得了临时报复的机会。公元349年，羯赵皇帝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公元350年正月，冉闵杀死羯赵皇帝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三十八个孙子，尽灭石氏。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年号永兴，国号魏，史称冉魏。冉闵建魏后，便颁下《杀胡令》：“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斩，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冉闵亲自带兵击杀邺城周围的胡人，三日内斩首二十余万，尸横遍野，同时冉闵还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否则就将其统统杀绝。
汉族南迁
五胡乱华时的丧乱情形恐怕是前此内乱时所未有。许多地方的人（除一部分绝对运命论的信徒）都觉得不能再继续支持，只有另寻乐土。巧逢晋室有人见到这一层，在江东已立了新的根据地，于是中原的人士就大批地渡江避乱。
当时，琅琊王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驻建邺（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今江苏南京）。因为江南比较稳定，当权的官僚们极力设法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为将来自保之地。如宰相王衍就任命其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扬州刺史。在永嘉南渡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达到数万之多。有的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镇江）以南。（《晋书·王导传》曰：“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当时流亡的情景，我们只能想象，不能详知。但由丧礼的成为问题就可知骨肉离散是如何的普遍。
方才过江的时候，一般的人还以为这不过是暂时的避难，并不是长久的迁移，但不久都渐渐觉得中原的故乡永无归还的希望。敌国外患似乎不是兴国的绝对良药，南渡之后政治的腐败、人心的麻木仍与先前一样。东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一君一相，耽于享受，官以贿迁。道子又好做长夜之宴，政事多阙。腐败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当时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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