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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飞行员一直在向德国人发射炮弹，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承受敌人的轰炸。我们的伤亡远远低于敌人，但我们的士兵不得不不断地与可怕的敌人对抗。这让他们迅速成熟起来。在非洲，他们执行的任务比从英国基地到欧洲时加起来还要多。
飞行员们普遍认为，比塞特上空的轰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轰炸持续不到一分钟，但他们必须笔直而稳定地飞行，穿过一片喧闹的云层和厚厚的黑烟，目之所及都是死亡的气息，几次之后，他们的心里开始有了某些东西。
我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飞行员并不缺乏勇气，但他们也是人。我觉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被送回国。长期以来，英国的空勤人员有一套休息的制度：在敌方领地上执行了一定数量的任务后，会被送往非战斗地区飞行几个月，然后再回来执行一轮战斗任务。我们的飞行员之间充斥着传言说，我们也会有这样一套制度。
我们的许多飞行员已经执行了多达25次任务，肯定十分需要休息了。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信念上，那就是，他们很快会被调回美国。愿望说得太多，他们差点信以为真。我听到飞机上的机枪手说，“我已经飞完一半的任务了，再飞一半就能回家了”或者“我已经飞了三分之二了，马上可以回家了”。
事实上，当时并没有这样能让他们休假或调动的制度。但有些机组人员的确很快就要回国了，他们将暂别战场，得到应有的喘息机会，训练和组织新的机组人员。几个月后，他们可能会回来，开始第二轮战斗任务之旅。许多英国飞行员当时正在执行他们的第三轮战斗任务。
但是，我们的机组人员不太可能有这样一种制度，累计完成一定数量的任务就可以拿到回家的单程票。要是能够在完成30次任务后永远离开前线，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留在国内工作，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但是这里对飞行员的需求太大了。形势根本不允许这样。比较有可能的是，有些机组人员会被遣送回国待一段时间，其他的只能在非洲休息。
部队里有过一些讨论，比方说，在山里建一些休养用的营地，后勤中心再安排一些美国女性陪伴士兵们。这其实是士兵们在海外最缺乏的东西。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制度，无论完成多少任务才能休息，在神奇的“最后一次”任务出现之前，都会有大量需要用到飞机的任务。如果说我们让自己的人疲惫不堪，那么或许能让我们稍感安慰的是，德国人也是如此。
新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每周都会一小批地送来。我们听到报告说，大量的飞机正在被送往迈阿密的途中，它们会配备上飞行员。我跟一个飞行员聊过，他们在离开康涅狄格州仅仅6天后，就开着飞机准备投入战斗。
此外，来自华盛顿的专家们乘飞机出行，在前线停留了几天，提供前线需要的第一手信息，再返回大洋彼岸。我确信，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一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纸面上做不到的事情，这里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机场里到处都是死里逃生的故事，但我听到的最奇怪的是一架飞机及其全体机组人员在半空中失踪的故事。
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堡垒”的机组。它的成员在欧洲的许多任务中都是英雄。他们正率领另外两架飞机在突尼斯港口上空进行轰炸。另外两架飞机在他们两侧紧靠飞行，飞行员们跟着领头飞机，突然，它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靠猜测，但很有可能是，敌机的炮弹直接击中了这架飞机上的炮弹，整个飞机瞬间炸成了碎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一小团黑烟外，人们什么也没看到。另外两架飞机只能独自飞行。就在它失踪的那一刻，一名飞行员碰巧正在拍照，拍到了这两架飞机，还有它们之间的那股黑烟。
直接击中飞机装载的弹药，美国或英国的军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不过，我想这种事一定在德国人身上发生过，因为我记得两年前一位英国炮兵军官告诉我，他用望远镜观察时，一架在高空飞行的德国轰炸机瞬间消失了。
这个不幸的美国机组的同僚们对这次事故自然感到非常沮丧。但是，正如他们所说的，像这种怪事发生时，就是你的死期到了。他们像往常一样继续战斗。
说到这件事时，小伙子们说：“好吧，至少他们死的时候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快了。”
我又一次见到了我非常喜欢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杰克逊家族。我们的脚步是如此一致，团聚也成了家常便饭。
当我到达他们那个偏远的机场时，他们正在执行任务。所以我去了他们的机位等他们回来。第一个从飞机上下来的人是来自威斯康星州希克斯顿的领航员马尔科姆·安德里森中尉。我们是好朋友，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面了，但他只是咧嘴笑着说：“你好，厄尼。”我们甚至没有握手，就好像我一直在那里一样。
杰克逊家族依然士气高涨，但战争不可避免的危险和无常开始削弱他们的士气。队长是马萨诸塞州沃拉斯顿的杰克·特雷勒上尉。他升了职，负责地面工作的运行，在一段时间内，只开着旧飞机执行了一次任务。
他讨厌办公室工作；他不是那样的人。但当我问他，负责地面工作这么久，他是否会恼火，他说：“该死的，不会，不让我去执行任务才好呢。”不过，后来我发现其实他在恳求中队长让他执行任务。
投弹手也暂时离开了机组。他左手中了一块高射炮弹碎片，自豪地四处走动。他就是来自奥马哈的乔·沃尔夫中尉。再过几天他又可以飞了，但伙计们开玩笑说，他可能会得到一张回家的机票，因为他受伤了。乔也笑了，但他希望他们说的是真的。
没有人跟炮手————来自亚利桑那州柯立芝市的约翰·D.沃金斯中士————开玩笑，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特别喜欢飞机上的球形炮塔，就连飞机起飞时，他都喜欢待在里面，不让任何人进去。
他是英勇牺牲的。有天晚上，德国人经过机场，沃金斯从自己安全的战壕中跳出来，冲向最近的“飞行堡垒”，在塔楼里向敌机射击。一枚炸弹在附近落下，一小块碎片划破飞机侧面，穿透了他的心脏。
那天晚上，我在战场上，机组其余的人员问他们的长官，是否可以收殓他的残骸并送回家。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在他墓碑上做好标记，或许战后，他们可以重新给他入殓。
空军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有一个词越来越流行，基本上取代了一半的普通动词。那就是“汗如雨下”。他们为任务“汗如雨下”，或者为天气“汗如雨下”，或者为升职“汗如雨下”。它指的是，他们等待，或者战斗，或者做一些艰难的、需要时间的事情。
还有一个常用的词就是“坎坷”。当他们生活在泥地里时，是“坎坷”；当比塞特上空的高射炮火特别猛烈时，这是一次“坎坷”的旅程。所有特别难的事都是“坎坷”的。
在某个机场附近的村庄里，有一个重度残疾的阿拉伯男孩，大约10岁或12岁。他没法走路，只能在地上爬，穿过城市所有肮脏的地方。
我们的士兵做了什么？他们从机场的电池架上取下轮子，做了一个小轮车，让孩子躺在上面，这样他就可以在街上滚动，而不是爬行。
一天晚上，在突尼斯中部，我坐在“飞行堡垒”指挥官山姆·戈姆利中校的房间里。他来自洛杉矶。我们在看一本六个星期前出版的美国画报杂志，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的一本。杂志里面全是战争的照片和故事，所罗门群岛、俄罗斯和我们非洲前线的戏剧性的故事。这本杂志让我着迷，看完时，我感觉看了一部战争电影。
因为在杂志里，这场战争似乎是浪漫而激动人心的，充满了英雄气概和活力。我知道这是真的，但我好像感觉不到。只有在美国的杂志上，我才能捕捉到这里真正的战争精神。
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我们登陆时的长长的混凝土码头。看着它，我居然有了一点兴奋的感觉。因为某些执念，我看着这张照片，比登陆那天在码头排队前进时要激动得多。“我不知道我究竟怎么了，”我说，“我们就在前线，但战争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戏剧性。”
我这么说着，来自华盛顿贝灵海姆的昆特·奎克少校从床上爬起来，撑着胳膊肘。奎克是轰炸机中队的队长，和这里的所有轰炸机飞行员一样，参加过多次战斗。他因为所经历的一切而受人钦佩和尊敬。他说：“我也是。我知道它应该是充满戏剧性的，但却不是。这只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只想完成它，然后回家。”
所以我也不清楚，战争是戏剧性的，又或者不是？当然，也有伟大的悲剧，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主义，甚至是永久的喜剧基调。但当我坐下来写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在前线战斗的人们痛苦地等待，希望自己能摆脱战场；做着常规工作的人们因为无法去前线而怒气冲冲，他们都渴望能与人交谈；没有办法在女人面前当英雄；基本上喝不到什么酒，珍贵的小曲，寒冷和肮脏的环境；在一个充满不安全感、不适感、乡愁和迟钝的愤怒感的世界里日复一日地辛苦工作。
当然，戏剧和浪漫也在这里，但它们就像森林中倒下的树，除非周围有人，否则没有任何用处。我只知道有两个时刻，战争对男人们来说是浪漫的：一个是看到自由女神像的时候，一个是在他们回来的第一天，在家乡和亲人们在一起。
我放弃了唯一一次在战争中感受到戏剧性的机会。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正如你们所知，记者们最后被允许参与轰炸任务。我和一个轰炸机小组在一起，我在英国和非洲都认识他们，那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比塞特执行任务。
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很害怕。不要随便给一个人打上懦夫的烙印，因为去执行那种任务，他要么就会成为一个小小的英雄，要么就是一只死鸭子。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除非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当它真的来了，我说：“不，我看不出我去有什么意义。其他记者已经去过，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第一个。我去了反而会妨碍别人，如果我被杀了，我的死也不会有任何贡献。我只是在冒险，伸着脖子等死。不，我想我不会去。我太老了，当不了英雄。”
飞行员们的反应令我震惊。我以为他们会“礼貌”地蔑视我，毕竟他们天天都在做的事，而我却一次都不肯去。但他们的态度恰恰相反，我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仅是友善，而且非常真诚。
“只有该死的傻瓜，才会在不必要的时候去。”他们中的一个说。另一个飞行员也说：“我要是你，就再也不去执行任何任务。”
一个胳膊打着石膏的投弹手说：“你说得对。有个记者和我们一起去了。这没什么好处。他不应该这么做。”
一位中校刚刚执行任务回来，他说：“人们去做这种事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不得不去，要么是为了向其他人表明他不害怕。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表明我们不害怕。你没必要去。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直言不讳地说了这么多，因为你们可能会想知道，我是否会描述一次轰炸任务，如果不会，又是因为什么。我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合理地相信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执行这种任务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的虚荣心永存。而我决定让虚荣见鬼去。
碰巧，我最好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轰炸机飞行员，但我希望有人能为我们在非洲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唱一首赞歌，一首美妙的歌。他们是空战中被遗忘的人。
直到我走近非洲前线，我才意识到，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了什么，他们在做什么。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事迹，但他们其实是海绵，吸收的都是德国空军的怒火。他们一直在承受，一直在承受，一直在承受。永久的荣誉应该是他们的。
在英国，英国皇家空军的战士们因为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而大获荣誉。但在美国，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轰炸机上。“飞行堡垒”投入战斗时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公众更加关注轰炸机。
战斗机和轰炸机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这是一直存在的。它本身可能是件好事。但过了一段时间，它有点脱离了竞争的范畴，它已经发展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一种感觉：他们是被忽视，是不被赏识的，他们承受的比得到的要多。他们的伤亡率高于轰炸机，但获得的荣誉却比轰炸机少。
有人夸口说，没有战斗机护航，“飞行堡垒”也可以照顾自己。许多轰炸机飞行员告诉我，他们非常感激在非洲给他们护航的战斗机，如果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他们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赤身裸体走在“上班”的路上一样。
当时我们的重型轰炸机总是由洛克希德闪电（P-38）护送。他们的工作是挡开德国战斗机，吸收纳粹造成的致命伤害。这意味着他们的旅程比以往都要漫长。有时他们不得不携带额外的油箱，战斗一打响，他们就把油箱扔了。在高空长时间飞行疲惫不堪时，他们可能会和敌人混在一起。如果被打残了的话，他们必须独自航行回到基地。
闪电P-38是一款了不起的飞机，每一位驾驶它的飞行员都喜欢它。它的大小让它可以长途飞行，但正是这一点，让它不适合参加当时的战斗。
如果两架闪电和两架梅塞施米特109战斗机打起来，美国人肯定打不过，因为闪电更重，机动性也更差。
闪电P-38的理想用途是作为拦截器、地面扫射机或轻型突袭-撤离轰炸机。它本可以是德国人手中击落我们日间轰炸机的完美武器。谢天谢地，德国人没有这种飞机。
对于“在刀尖上行走”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护送轰炸机是一项单调的工作。小伙子们有时不得不在小座位上局促地坐上6个小时。在轰炸机上他们可以四处移动，但在战斗机上却不行。轰炸机上有好几个机组人员，分别做不同的事情，但战斗机飞行员却是单打独斗。他是自己的领航员，自己的无线电操作员，自己的炮手。听到战斗机飞行员们讲述他们在飞行中必须要做的所有事情时，我感到很惊讶，他们竟然还有时间时刻警惕德国人。
尽管在北非战场上，我们消灭的德国飞机远比我们损失的要多得多，但我们的战斗机损失仍然很大。我和五名战斗机飞行员相处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晚上，五个人中有两个走了。
外行很难理解北非空战的精髓。即便是飞行员自己也很难跟上节奏，因为战术每周都在变化。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让德国人大吃一惊。然后他们会想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对策，我们必须调整所有战略来应对它。但基本上可以说，一切都取决于团队合作。在这场战争中，孤军奋战的英雄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是英勇牺牲的英雄。坚持与团队并肩作战是确保每个人安全的唯一保证。
我们的战斗机与轰炸机一同等待任务，升空后，在轰炸机上空来回飞行，观察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但如果他们看到远处有德国人，没有人会追上去。那可能是敌人在玩把戏。我们的战斗机在轰炸机上空坚守队形，撑起一把保护伞。
德国人有两个选择，一是俯冲穿过他们，另一个是等到有飞机被高射炮击中后再撤退。如果有人撤退一步，他们马上就会瞄准他。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战斗机们会发起进攻，但仍然保持队形。始终保持队形，始终保持紧密，是飞行领队不断给小伙子们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冲出去给敌机一点颜色看看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看过太多这样的悲剧了。
一位小组长告诉我，“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就永远无法击落德国飞机。我们会掩护好我们的轰炸机，保护好自己，所有人都可以安全地回家。”
战斗机飞行员和轰炸机机组人员似乎有点不同。通常他们都比较年轻。他们中的许多人入伍前还在上学，可能会有点鲁莽轻率，但他们的工作是如此致命，身上总是笼罩着死亡的阴云。这似乎让他们感到谦卑。事实上，我觉得这让他们变得更好，如果有些人之前很自负的话。
他们不得不早起。我经常在晚上9点半去那些特别的朋友的房间，发现他们都睡着了。他们经常飞行，不能喝太多酒。有天晚上，因为一个最受欢迎的战斗机飞行员在自己的主场因事故丧生，几个男人用杜松子酒来缓解悲痛。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在自己的地盘发生这种事，比他干脆一去不复返还让我们难过。”
他们最初抵达非洲时，我经常听到他们说，他们不恨德国人，但没过多久他们就不这么说了。他们失去了太多的朋友，太多的室友。很快，杀戮让他们士气高涨。
一天晚上，他们从一次扫射任务中回来，我在那个房间里看到了最高涨的士气。这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却没有什么机会去做。护送轰炸机，对他们来说是轻松的，却不是他们喜欢的。在空中对着看得见的东西任意射击，有足够的武力支持，让他们能够完胜敌军，那简直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那天就是如此。他们真的玩得很开心。他们遇到了一个德国卡车车队及护航队，然后把它们炸成了碎片。他们大笑着讲述这件事，兴奋得不得了。卡车上装满了德国人，“他们像鞭炮壳一样炸开。”摩托车手被击中，往前冲了40英尺（12.2米）才止住滑行。两架梅塞施米特109型飞机错误地追击了我们的飞机。它们根本没有机会。一阵猛烈的攻击后，它们冒着烟掉下去了，其中一架好像还爆炸了。
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大兵们坐在帆布床上讲述当时的场景，笑得前仰后合。我忍不住对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都那么年轻，那么真诚，那么热情，却对一切都很随意，不是那种强硬的、什么都了解的随意，而是他们谈论飞行、杀戮和死亡时，就像谈论女孩们或学校的课程一样。
杰克·伊尔弗雷中尉是个好人，或多或少可以说是致命战斗机飞行员的典型。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父亲是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他们家住在罗宾汉街3122号。杰克只有22岁。他有两个妹妹。他在得州农工大学上过两年，然后去了休斯敦大学，同时在休斯器材公司工作。很快，他就参军满两年了。
很难想象他曾经杀过人，因为他看上去比22岁还年轻。他的脸很有幽默感，深色的头发像淘气的孩子一样不听话，在额头前卷着。他语速很快，但声音很柔和，说话时总有一点犹豫，显得他十分温柔、无害。他身上没有一点聪明人的影子，非常体贴、诚恳。然而，他的杀伤力却十分强大。
在非洲，伊尔弗雷经历了磨炼。他一天内消灭了两架福克-沃尔夫190，另一天拿下了两架梅塞施米特109。他的第五次胜利是消灭了一架双引擎梅塞施米特110，上面有三个人。他还有一次胜绩，但还没有得到证实。不过，他也不总是一帆风顺。事实上，他还活着，已经是幸运了。有一天，他被困在“陷阱”里，飞回来时，飞机上有268个弹孔。多亏了装甲板，挡住了至少一打子弹。
不过，杰克最近一次历险并不是因为被枪击。有一天，他看到一架德国战斗机潜入云中。杰克认为德国人会出现在云层的另一端，所以他急忙跑到下面他认为德国人会出现的地方，然后突然现身，他差点撞上那架飞机。两人都狠狠地踢了一下方向舵，他们只差几英寸就撞上了。两个人都没有开枪，忙着避开对方。杰克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都在后怕。
伊尔弗雷中尉一点也不“英勇”。他一点不怕逃跑，如果只能逃跑的话。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在低空独自飞行时被德国人盯上。两架德国飞机跟上了他。
“我只有两个选择，”他说，“要么留下来战斗，那肯定会被击落，要么不顾一切地逃跑。我的引擎可能会烧掉，不得不降落在敌人的地盘上，但我逃走了。幸运的是，引擎撑住了。”
伊尔弗雷和其他士兵一样，几乎没有娱乐和兴趣爱好。一天傍晚，他执行完任务回来后，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独自一人坐在桌子旁，用报纸打苍蝇。
我们的飞行员确实过着孤独的生活。除了聊天，他们什么也干不了。不到两个星期，他们的话就说完了，从那之后，说来说去就还是那些话了。
没有飞行任务的时候，小伙子们有时候会去田野里闲逛，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铺位上。他们读完了自己的书，说完了所有的话。没有电影，没有舞会，没有派对，没有女人，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躺在铺位上。
“我们太懒了，连厕所都懒得上。”其中一个人说，“除了飞行，我们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毫无用处。”
然而，人们却说当王牌飞行员是浪漫的。
尽管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击落的德国飞机比我们损失的要多，但他们仍然对德国飞行员怀有深深的敬意。
“他们显然把最好的人手送来了非洲，”其中一个人说，“因为新过来的人很厉害，他们中间没有新手。”
被抓获然后逃出来的美国飞行员报告说，飞行员之间似乎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谊，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上。在空中时，他们没有一点情谊————除了殊死搏斗，没有别的。
一天晚上，他们在回忆一战时的故事。他们曾经读到过，盟军和德国的战斗机发射完所有弹药，然后并排飞行，互相敬礼，再各自返航。北非却没有这些东西。
开战斗机并不舒服，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一个人要在局促、紧张的状态下毫不间断地监视敌人。此外，战斗机的驾驶舱没有保暖装置。飞行员们在25000英尺（7620米）和30000英尺（9144米）的高空会感到非常寒冷。他们没有电热服。事实上，他们甚至不能穿太厚的飞行服，因为体积太大就不可能在驾驶舱里活动。他们只穿普通制服，连体裤，外加飞行靴和手套。他们甚至不能戴很厚的飞行手套。“我们的身体不觉得冷，冷的是手和脚。”其中一人说，“有时候会很冷，甚至会冻僵。”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说，“我们在战斗时从不觉得冷。我们反而会出汗，打完仗后，我们的内衣都会湿透。当然，接着我们会觉得更冷。”
在他们完成第一次任务的夜晚，与他们坐在一起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太激动了，却无法意识到自己有多激动。他们的眼睛布满血丝，兴奋得满脸通红，无法平静下来。他们的人生从未如此精彩。他们在睡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白天的历险。其中一个伙计吃不下饭，另一个根本睡不着觉。
大一点的小伙子们耐心地听着。不久前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知道，战争很快就会让他们成熟。
我曾经有过一次特权，在飞机前部俯瞰大约200英里（321.9千米）的非洲，那里的风景值得8.8美元的座位。
我们乘坐的是部队称之为C-47的飞机，但国内飞行界的人都知道它是道格拉斯DC-3，而外行都只知道它是一款伟大的银色客机，在和平时期，美国的所有航线都有它的身影。我想，就算现在也是如此。但在非洲，它们不再是银色的，而是单调的棕色，机身上还总是有泥土。机舱里的软座不见了，两边都是长长的铁皮长凳，上面有平底锅状的凹座，让伞兵穿着降落伞坐在上面。
地板上不再有地毯，后面也没有女空乘员了。光秃秃的地板上满是泥，“女空乘”是一个中士，两个星期都没刮胡子了。这些曾经豪华的客机成了战时的战马。它们正在为自己书写传奇。它们不停地飞行，随时随地，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做不可能的工作。
它们每日坚持在北非的所有指挥部之间往返；它们排着方阵，把补给和人员直接运送到前线；它们什么都运送，从吉普车到将军；它们不顾危险，也不太在意天气。它们工作起来，就像中美洲航空公司在美洲中部丛林中那样。
这款C-47战机在这里有成百架。它们的飞行员有时会受到战斗机飞行员的赞许，但这种态度其实是不公平的。他们肯定也值得所有人的赞许。
在过去的几年里，经过十五年的飞行，我已经到了除非是定期航班否则不会坐飞机的程度。然而那天，我爬上飞机，和那些家伙一起翻过陌生大陆的山脉和沙漠，带着和以前坐客机时一样的安全感。
这次特别的旅程，机长是来自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比尔·莱弗利上尉。他已经在空中飞行了1100个小时，这对一个年轻的部队飞行员来说太多了。他说他以前常常飞得很低，只是为了好玩，但是阿拉伯人会朝他扔石头、开枪，所以他学会了保持在一个合适的飞行高度。
三架道格拉斯组成的方队，我们这一架是领头的。另外两架喷火式战斗机给我们护航。道格拉斯们飞得很近，喷火式战斗机在我们的上方和侧面飞行，有时会超过我们，以便更好查看前路。我们的飞行员会不时地环顾四周，查看他们的状态。
“你被打中过吗？”我问莱弗利上尉。
他向驾驶舱四周张望。“哪里有木头？”他问。他终于找到椅背后面一些木头，敲了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他说。
但有些人被打中过。“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之一，不是吗？”我问。
“我觉得是。”莱弗利上尉说，“这架飞机装载量很大，可以装26000磅（11793.4千克），但我从田地里起飞时，装了32000千磅（14515千克），我看那跑道只有国内的一半长。我不认为这些飞机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民航检查员到这里来，他会发疯的。”
我们飞过光秃秃的山峦，穿过崎岖不平的山口，飞过沙漠，飞过绿洲和孤独的小土坯村庄，飞过干涸的湖泊和沙尘暴。没有什么比偶尔看到一个孤独的阿拉伯人在田里干活更令人兴奋的了。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莱弗利上尉请我和他们机组人员一起吃午饭。他在我们坐过的长凳底下掏了掏，拿出了大约十五罐汤、豆子、香肠、果酱和梨，接下来是两个大面包，然后是一个小火炉。点燃时，它听起来像是喷灯。不到15分钟，我们就大吃大喝起来，沙子还不断吹进我们嘴里。沙漠里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吃完，他们就回到飞机上，继续飞过群山。
现存美国“飞行堡垒”队中最见多识广的一群人存活了下来。这些家伙都是坚定的观光客，他们都想在战后从事旅游业。
这个中队实际上是1942年春天在印度组成的，成员们已经在多条战线上战斗过。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它一直是“可怜虫”中队，在世界各地四处征战。每天天不亮，他们都可能会去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他们曾在菲律宾、爪哇、澳大利亚、缅甸、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埃及、厄立特里亚、利比亚、的黎波里和突尼斯作战。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飞越太平洋开始的，如果能够飞越大西洋，他们就能环游世界。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梦想，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有着如此多的任务，飞回国内也是毫无疑问的事。
在缅甸，这个中队驻扎在日本鬼子中间。在印度，他们经历了可怕的夏季酷热，一人死亡，150人中有15人因酷热而昏倒在医院。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在观光。他们是圣地的权威。他们看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印度的泰姬陵，去过塞浦路斯、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在印度，他们曾经过着奢侈的生活，每个人有6个仆人。在令人窒息的沙尘暴中，他们住在帐篷里。
在他们去过的所有地方里，他们最喜欢巴勒斯坦。一说起巴勒斯坦，就没有人能拦住他们。他们说，那里就像加州一样清新、嫩绿，而且绝对是最新潮的。他们说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酒店都在那里。
他们经历了太多酷热天气，北非的寒冷让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他们给敌军带来的打击也是无可估量的。10月，他们在埃及地中海海域上空发动袭击，击沉的船只总数超过了自己的损失。
他们轰炸了希腊、克里特岛和多德卡尼亚群岛。1942年秋天，在英国第8集团军开始进攻之前，他们就切断了隆美尔的补给线。他们说，投掷在图卜鲁格和班加西上空的德国高射炮弹是他们所知的最致命的武器，甚至超过了比塞特上空的枪林弹雨。
这个中队的队长是佐治亚州萨凡纳的J.B.霍尔斯特上尉。小伙子们说，几乎所有加入空军的萨凡纳人都在这里的前线。中队的投弹手唐纳德·怀尔德中尉一口气说出了他从埃及抵达非洲后遇到的萨凡纳小伙子的名字，至少有12个。
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克拉伦斯·E.萨默斯中尉说，如果说所有的萨凡纳男孩都在这里，那么显然斐&伽马兄弟会[1]所有成员也都在这里。一天晚上，他和6个以前不认识的飞行员一起吃饭，其中5个都是斐&伽马兄弟会的。
那些领航员自离家以来已经飞行了20万英里（321868.8千米）。他们已经执行的任务，远远超过了可能为“允许”飞行机组人员休息而设立的任务总数。
该中队最老、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可能是来自佐治亚州达洛尼加的詹姆斯·安德森上尉。他执行过35次任务，不是那种短程的小任务，大部分都是10小时的大任务。他的领航员，来自乔治亚州不来梅的格雷迪·H.琼斯中尉，执行过37次任务，远远多过那些从英国来的开轰炸机的小伙子们。
这支经验丰富的中队发现在突尼斯的战斗并不太艰难。他们说：“天哪，这是我们全年行动中第一次有战斗机护送。战斗机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
为了有点国际范儿，他们养了一只宠物猴。来自佐治亚州雅典的皮塔德中士是在印度得到“她”的，她一路随他们飞来，累积了3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在飞行途中，她在飞机上随意走动，像在家里一样。当他们到达寒冷的高空时，她缩在两个降落伞垫之间取暖。如果有人走过来举起一个垫子，猴子就会皱着眉尖叫，示意他们把垫子放回去然后走开。
那只猴子很聪明。她能区分美国人和英国人、阿拉伯人、法国人或印度人。除了美国人，其他的她都不喜欢。我明确表示，她最好不要喜欢我。我可太了解猴子了，我讨厌它们，即便是英勇的猴子。
1942年夏天，我遇到了一群在爱尔兰训练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他们是第一批抵达爱尔兰的飞行员，他们是这样评论爱尔兰的天气的：“当你能看到远处的小山时，意味着天就要下雨了；当你看不到小山时，意味着现在正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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