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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运兵船队出行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我就是这样来到非洲的。
船队有三种类型：慢速货轮，上面只装载补给货物；中快速运兵船，上面有重型海军部队；快速远洋班轮，上面有庞大的部队，主要靠航行速度保障安全。我们从英国到非洲的船队就是第二种。船队行驶得非常快，船上装载了大量的部队，还有重型部队护航。不管船队有多么庞大，却似乎还是不够。船队里的船有英国的，也有美国的，但是护航队全部都是英国皇家海军。
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得到消息，我们当晚就要离开伦敦。临行前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天早晨我才刚把衣服送去洗，想要拿回来是没有指望了，所以我不得不冲出去，额外买些袜子和内裤。部队会在下午两点取走我的铺盖，贴上神秘的运兵船标签，再送到相应的地方。
我不得不把其他东西塞进帆布袋和我的斜挎军用包里。四个朋友来和我吃了最后的晚餐。离开前，我第一次换上军装，告别了我的便装，下次再见是什么时候，只有老天才知道。我那旧旧的棕色西装，我那脏脏的帽子，我的信件————所有私人小物件最后都被放进一个小箱子，留在了伦敦。我可能再也看不到它们了。穿着军装的我，显得局促、可笑又老气。
到了晚上，我搭一辆的士前往指定的集合地点。我到达时，其他记者都已经到了。我们的英国文件被部队收走保管。我们被要求摘下记者臂章，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潜伏间谍”，船队里的“间谍团伙”，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接着，一辆军车拉上我们穿越封锁，在伦敦穿行。我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最后，我们在一个很少使用的郊区车站停了下来，并且被告知，还要等两个小时，部队的火车才会到来。我们在车站的站台上踱来踱去，以此取暖。夜晚漆黑一片，火车似乎永远不会来。等到终于上车之后，我们分别进了两个车厢，我很快就睡着了。
在火车上，我们坐了一整夜，睡得很少。刚开始，我睡着了，但很快就醒了，因为太冷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前往哪个港口。不过在路上有人告诉了我们。我们都很惊讶，有些人甚至都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天刚亮，我们的火车就停在一艘大船旁边。在码头棚下的一张部队办公桌前，我们办了登船手续，收拾好行李，爬上了船。船上又脏又冷，却又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这些人被分到了两间船舱，四人一间。包厢条件很好，好到超出我们所有人想象，基本上跟和平时代一样，只不过每张床都是上下铺。许多军官都住在比我们挤得多的船舱里。
我们都以为登船后不久就会开船，却忘了船还没有装满。事实上，我们等了48小时。在这期间，一趟又一趟长长的火车来了又走，夜以继日，卸下它们装载的“货物”————人。时间过得慢极了。我们站在铁轨旁，看着部队登船。他们冒雨而来，负重而行————头戴钢盔，身穿军装大衣，背着步枪和沉重的背包。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登上陡峭的舷梯，逐渐被大船“吞没”，这幅景象令人激动，某种意义上，也令人悲伤。
他们默默前行，大多数都是。偶尔会有人看到火车上认识的人，然后喊叫起来。对于这些即将奔赴战场的人来说，有些人带上船的东西很奇怪。有的人手里拿着书，有的背着小提琴或班卓琴[1]。有个士兵还牵着一条大黑狗。还有一个，我后来看到，在衬衣底下藏了两只小狗。就像故事中的斯巴达男孩一样[2]，他差点被小狗们挠死，但毕竟是花了32美元买的，他很珍惜。
英国人（我们那艘船是英国船）对带狗上船这件事非常苛刻。军官们下令所有狗都必须上交。他们说这些狗会被送上岸，还承诺会给它们找到很好的收养人家。不知怎么回事，狗狗们不见了，再也没有被军官们发现。不过，在到达北非的那个清晨，我们下船准备开始奔往驻地的漫长行军之前，来自英国的一条大黑狗和两只小狗跟我们一起，踏上了在陌生非洲的征途。
连续两天装载了无数美国士兵，塞满了数千份铺盖和背包之后，我们的船终于要启航了。那是个典型的英国冬日，凄风苦雨，天气差到人们根本不愿意去外面甲板上，看码头离我们越来越远。大多数人只是躺在铺位上，冷漠到不去瞧上陆地最后一眼。现在，一切都交给上帝吧————还有英国海军。
我们的船上有好几千个军官、士兵和许多护士。对于这艘船，我感到有些亲切，因为两年前我曾经看到过它停靠在巴拿马。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居然会乘坐着它前往非洲。
军官和护士们被分到和平时代给乘客住的普通船舱。士兵们则挤在甲板下，货舱里。这艘船曾经是冷藏船，但所有的制冷间都被清空，人们都挤在一起。每个屋子里都放着长长的木桌子，两边是长条凳。人们在桌子上吃饭，晚上就睡在上方钩子吊着的白色帆布吊床里。
环境似乎非常拥挤，有些人激烈地抱怨食物难以下咽，好几天没有吃饭。但有些小伙子说，比起从家乡来到英国的旅途，这种条件已经够好了。有时候，我在下面跟士兵们一块吃饭。我不得不说，他们的食物跟我们在军官食堂里吃到的是一样的，而且在我看来，食物还是很好的。在任何大运兵途中，拥挤都是难免的。条件恶劣，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能怎样把那么多人快速地运往别处。
船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热水。洗碗的水是微温的，也没有洗洁剂。所以，碗盘变得油油腻腻，有些士兵因此得了轻微的痢疾。我们的船舱里，一天只有两次用水时间————早晨7点到9点，晚上5点半到6点半。水没有经过加热，我们只能用冷水剃须洗漱。士兵们可以洗微温的海水澡，按照部队顺序，每三天一次。
士兵们被允许在甲板上随意行走，除了专门为军官们划出的一小块地方。理论上，军官们应该不能待在士兵们的甲板上，但这条规矩很快就被打破。我们这些记者倒是想去哪里都行，可能是因为我们特殊的才华吧。
船上还制定了战位指南，以防遭受袭击。所有的军官都要待在船舱里，所有的士兵必须留在甲板下面。吃水线下，最底下两层甲板的士兵要移至上两层。在遭受袭击时，只有我们这些记者被允许待在甲板上。纵然我们有才华，却毫无用处，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被打死”的权利，只要我们想的话。
美国炮手掌控着船上所有的火炮，但他们从来不用真正开火。在我们启航的第一天上午，船队中所有船只都在测试枪炮，有一会儿，四处都是生动而嘈杂的射击场面。
我们这些记者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有些军官也知道，剩下的军官也能猜到。但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有些人认为我们是要经由摩尔曼斯克航线去往俄罗斯，其他人以为我们的目的地是挪威，还有些人觉得是冰岛。还有些人真的以为我们是要回美国。直到出发后的第五天，当指南书发下来，告诉我们在北非要如何自处时，所有人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哪儿。
在海上的头几天，我们的船似乎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接着我们完全停了下来，停泊了一天。但最后，我们的船与其他船只汇合，在离开伦敦的五天之后，船只们慢慢形成了一个预先排好的队形，就好像漂浮的拼图碎片形成一幅图画一般。天黑时，我们的船颠簸得厉害，第一批虚弱的人开始生病了。
接下来的几天，海上波涛汹涌，许多人开始晕船。尤其是甲板下面的士兵们。但他们适应得不错，货舱里的情况也没有像别的船只那样糟糕。
一段时间后，海面平静下来，基本上这次旅程还算愉快。每天早上6点半和10点，士兵们都要在外面集合，操练一个小时。除此之外，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只能无聊地站在甲板上、躺在下面看书或者打牌，消磨时间。整个旅程中，船上没有什么仪式。许多士兵开始留起了胡子。
管理一船的部队真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直到启航将近一个星期后，一切才安定下来，变得井井有条。一名空军上校被任命为船上部队的指挥官。接着指挥室成立了，指挥官的几个助手也选出来了，甲板上的工作人员也得到了指派，船上的规章制度也被油印分发。部队接到了命令，晚上不能在甲板上吸烟或使用手电筒，不能把烟头或橘皮扔到船外，否则，凭借这些光亮和漂浮的垃圾，用不了几个小时，运兵船就会被敌方潜艇的指挥官发现。
起初，这个警告似乎并没让人太留意。士兵们把垃圾扔出船外。有天晚上，一个护士来到甲板上，打着闪亮的手电筒照路。我旁边的一个军官朝她大喊。他喊得那么大声，那么凶狠，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闹着玩。
“关掉手电筒，你这个傻子！笨蛋！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他是认真的，她那一点点亮光可能会把我们都害死。当然，这艘船是漆黑一片的。甲板的所有入口都用两套厚厚的黑色窗帘遮住。所有的舱门都被漆成黑色，并被下令关闭，但有些人白天会打开舱门。在下面的货舱里，舱门每天都会打开一小会儿，给船舱通风换气。不过，如果在许多舱门都打开的时候，正好有鱼雷击中我们的船，那么水就会大量涌进船舱，把船弄沉。
每人都有个救生圈，必须时刻随身携带。这是一种新型救生圈，很像两个绑在一起的小枕头。从头上套下来，往下拉，卡在肩膀和胸脯，然后绑紧。但我们只是松松垮垮地吊在肩膀上，很快就戏称它为“沙包”。
第二天，我们就被要求系上手枪带，上面还挂着水壶。即使去餐厅，我们也得带着救生圈和水壶。
我们这个特殊的小组有9名成员。我们被官方分配在一起，整个旅途中，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时代与生活》的比尔·朗；《新闻周刊》的里德·米勒；《纽约客》的乔·利布林；《纽约太阳报》的高尔特·麦克戈万；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的奥利·斯图尔特；陆军报纸《美国佬》和《星条旗》的记者鲍勃·内维尔中士；两名陆军巡查员，亨利·迈耶中尉和科特兰·吉列中尉；还有我本人。
内维尔中士是应征入伍的，部队不许他跟我们住在一起，只能去货舱里跟士兵们挤，睡在吊床里。几天后，我们花了些功夫，让他住进了更好的船舱。内维尔可能是我们所有人中最有经验、出行最多的一个。他会说三种语言，在《时代》杂志当了三年的海外新闻编辑，又为《先驱论坛报》和《首相》工作了三年。西班牙内战时他在西班牙，波兰战役时他在波兰，第一次韦维尔行动[3]时他在开罗，还去过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但他拒绝了一次任务，入了伍，因此不得不睡地板，在餐厅冗长的队伍里等上几个小时，被排斥在某些甲板之外。
奥利·斯图尔特是一个黑人，是当时唯一一名被派驻欧洲战场的美国黑人记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曾多次出游海外。旅途中，我们都渐渐喜欢上了他。他住在我们的舱房里，和我们一起吃饭，在甲板上和军官们一起打手球。每个人都对他很友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这些记者已经认识了船上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所以我们不停地闲逛，交了很多朋友。比尔·朗和我与两名中尉同住一间舱房。我们会瞎诌关于记者的规定，要求部队必须对我们“礼遇周到”。我们向迈耶和吉列中尉大声宣读这些规定，然后命令他们给我们点烟，给我们擦鞋。在漫长的运兵途中，大家的幽默感都变得很淡薄。
我们的船上有一所大医院，大部分时间都住满了人。人们先前坐着没有暖气的长途火车横穿英格兰，似乎都感冒了。而在船上，如果不故意咳嗽得像快死的人一样，就会很可怜，甚至有两个人得了肺炎，但他们都渡过了难关。在上船的第二天，我也得了流感，那是1942年十次大流感之一。接下来的五天，我都躺在床上，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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