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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浪中文网 www.zwzl.net,最快更新郭沫若散文最新章节!

下面的滩声,而看不出流水,那也恰到好处。我就喜欢这些。晚间或凌晨,在那山下浮舟,有一种清森的净趣,也很值得玩味。

    王渔洋所赏识的应该是这些地方吧?只有这些还使我有些系念。那山对岸的胡家坝,一片空阔也令人有心胸开朗之感。但这情趣也是我在一九四○年回乐山时才领略了的,学生时代也不曾前去玩味过。

    假使要把范围放宽些,乐山城也应该可以说是我的故乡,但不应该得很,我对于它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怀乡病了。是我自己的感情枯涸了吗?还是时代使然呢?

    峨眉山对我倒还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我虽然在那山下活了十几年,但不曾上过山去。因此它的好处,实在我也不知道。专为好奇心所驱遣,如有机会去游游金顶,我倒也并不反对。峨眉山之于我,也仿佛泰山之于我一样了。

    1946年12月22日

    追怀博多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

    日本的几座国立大学,以成立的早晚来说,九州帝大算是第三位,但以正式毕业的中国同学的数目来说,九大怕要算是第一位了。

    九大在九州岛的博多湾上,气候很暖和,樱花之类比东京、西京要早开一个月。那平如明镜的博多湾,被一条极细长的土股————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就象一个大湖。沿岸除去一带福冈市的市廛之外,有莹洁的白砂,青翠的十里松原,风景颇不恶。

    这儿是元兵征日本事见《元史·日本列传》时的古战场。日本沿海每当夏秋之际必有飓风,平时平静如砥的博多湾,届时亦轩然大波,如同鼎沸。元兵适于此时征倭,泊舟博多湾,遂致全师复没。岸头战垒尚有留存之处。

    离福冈不远有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即因元兵东征而得名。颇多梅花,乃一游览胜地。

    大约就因为有这些好处,所以中国留学生进九大的特别多吧?我自己便是因为有元时战迹而选入九大的。

    我本来学的是医科,医科在各科中年限最长,我前后在福冈住了五年。医科虽然毕了业,但终竟跑到文学的道路上来了。所以致此的原因,我的听觉不敏固然是一个,但博多的风光富有诗味,怕是更重要的一个吧。

    在学生时代对着博多湾时常发些诗思,我的《女神》和《星空》两个集子,都是在博多湾上写的。在用白话写诗之外,也写过一些文言诗,录一首以志慨。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这首诗作于一九一八年,初见于作者的《自然底追怀》一文中;该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七十期。

    1942年12月6日

    忆成都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

    离开成都竟已经三十年了。民国二年便离开了它,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曾和它见面。但它留在我的记忆里,觉得比我的故乡乐山还要亲切。

    在成都虽然读过,四年书,成都的好处我并不十分知道,我也没有什么难忘的回忆留在那儿,但不知怎的总觉得它值得我怀念。

    回到四川来也已经五年了,论道理应该去去成都,但一直都还没有去的机会。我实在也是有些踌蹰。

    三年前我回过乐山,乐山是变了,特别是幼年时认为美丽的地方变得十分丑陋。凌云山的俗化,苏子楼的颓废,高标山一名高山,又名万景山,在乐山市内。山上有神霄玉清宫。的荒芜,简直是不堪设想了。

    美的观感在我自己不用说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客观的事物经过了三二十年自然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三二十年前的少女不是都已经成了半老的徐娘了吗?

    成都,我想,一定也变了。草堂寺即杜甫草堂,在成都市西南郊。的幽邃,武侯祠旧时祭祀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处,在成都市南门外。的肃穆,浣花溪亦名濯锦江,在成都市通惠门外。的潇洒,望江楼在成都市东门外九眼桥附近,唐时名妓薛涛曾在此居住。现已辟为望江公园。的清旷,大率都已经变了,毫不容情地变了。

    变是当然的,已经三十年了,即使是金石也不得不变。更何况这三十年是变化最剧烈而无轨道的.一世!旧的颓废了,新的正待建设。在民族的新的美感尚未树立的今天,和谐还是观念中的产物。

    但成都实在是值得我怀念,我正因为怀念它,所以我踌蹰着不想去见它,虽然我也很想去看看抚琴台在成都市西门外,相传为诸葛亮弹琴处。一九四二年经发掘考证为五代前蜀皇帝王建陵墓永陵。下的古墓,望江楼畔的石牛成都有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一九三八年冬,锦江淘江公司曾在望江楼下石佛寺侧发掘得石牛一、石鼓一、铜钱四箩。石牛出土后,存放在九眼桥下白塔寺附近,解放后因修建房屋,又重埋地下。。

    对于新成都的实现我既无涓滴可以寄与,暂时把成都留在怀念里,在我是更加饶于回味圆昧的事。

    1943年2月13日

    “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天地玄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三十八期。

    “七七”第一周年在武汉的时候,应该是抗战期中的最高潮的时期。那个时期是最值得纪念的。然而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那时候也是文化人所集中着的第三厅的全盛时期,蒋介石发了一万五千元的特别费给第三厅,要第三厅负责主持,开一个大规模的纪念大会。大会似乎连续了三天,阳翰笙、张季龙、田寿昌,洪浅哉及其他列列诸兄,集中了精力来从事筹备、布置、推动,的确是纪念得轰轰烈烈的。

    一切计划都是三厅同人们拟就的,其中有一项是慰劳献金,在汉口设献金台三座,武昌、汉阳各一座,此外还有几座流动献金台,是利用卡车的装置,向武汉三镇流动劝募的。当这项计划,由我向当时的政治部部长陈诚当面提出的时候,陈诚坚决认为是毫无把握的办法,他要我们中止这项献金的节目。但已经是纪念的前夜,一切计划都已经公布出去,各处的献金台也都已经搭盖好了,要中止实在是不可能的。陈诚于是为了免得一无所获的难看,他批发了一万元交由政治部职员及干训团团员,集体献金以示表率。这用意固然是很周到的。然而等到献金一旦实际开始的时候,一切的情形完全打破了我们的预测。

    踊跃啊!踊跃!外币、法币、银货、铜货、汇票、支票、金表、银表、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金耳环、银耳环,金手镯、银手镯、银盾、银杯、银壶、衣履、物品……如象潮水一样涌到献金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街头的流浪儿、乞丐,都尽力的奔走呼号,不仅自己捐献,并劝别人捐献。捐献的数目积少成多,反而是这些所谓下层的民众,在总的数目中占了较大的百分比。总数在一百三十万以上,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实实在在地完全为我们始料所未及。

    就经过了这一次的献金运动,便有了慰劳总会即全国慰劳总会,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成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简泰梁负责实际工作。的组织出现。这个会在抗战初期做了不少的工作。发动有组织性的慰劳团向南北各战场劳军,大规模地自香港采办药品及交通工具,作为慰劳品及送达慰劳品之用,以仅少的费用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对于那些踊跃捐献的同胞们,可以说没有辜负他们的厚谊。

    象这样的献金的办法,日后沿以为例,在各种各样的机会由不同的机关不断地进行过,但出于半强迫性质的多,象“七七”第一周年那样的自发性的踊跃,似乎也就没有再见过了。

    在这项事件中,我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也认识了人民的认识。好些不相信人民的人,以为人民是不识不知的乌合之众,不能有什么了解和作为,那正足以证明事实适得其反。不相信人民的人对于人民的看法,自然也不算错:因为他们所见到的是人民的冷淡和对于他们的不合作。这适足以证明人民是有甚深刻的了解和机敏的作为。

    近来我听见从武汉来的朋发说,武汉就跟死了的一样。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武汉之死倒足以证明武汉人民是活着的。

    1946年7月1日

    下乡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收入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波》以前,末见发表过。

    一卡车追逐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乡下还留下了一批朋友,想下乡去看看他们。

    还是初夏,前两天的太阳突然炽烈了起来,室内的气温竟高过了九十度。

    大家都在发愁,十九号准备下乡的卡车是没有篷的,在刚烈的阳光里晒两个钟头下赖家桥,恐怕谁都要晒成干鱼了。

    十八号的半夜过后,闪击了一番雷电,微微洒起了雨来。风大,把开着的窗门吹打得震响,我被惊醒了。又在作别种担心,没有篷的卡车,不会淋成水老鼠么?

    好在雨没有洒好一会也就住了,十九日的清早显示出是一个不晴不雨的阴凉天。

    ————“究竟我们都是几员福将呀,天都看承啊!”我同立群走上了市民医院的门口的时候,向着已经上了车的几位朋友们,有意幽默地这样说。

    车上的朋友是翰笙、乃超、海观,湘楼翰笙,即阳翰笙,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一九○二年生,四川高县人。剧作家,戏剧电影运动领导人之一。乃超,即冯乃超(1911——1983),祖籍广东南海县,出生在日本横滨市。作家,诗人。海观,即朱海观(1908——1985),安徽寿县人。文学翻译家。湘楼,即骆湘楼,浙江人。抗战时曾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五十年代初病逝。和其他。

    两位司机同志要我坐司机台,我让立群坐立群也不坐,我们便一同爬上了车厢。

    ————“太太愿与士卒同甘苦啦。”有人向立群调侃,颜面的动作担负了解释的任务,表明所谓“士卒”主要指的是我。

    在车的前头不很远忽然发见邓初老即邓初民(1880——1981),湖北石首县人。社会科学家,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坐在中英科学合作馆抗日战争期间英国设在重庆的文化机关。的轿形小卡车里面,他坐在车后的中门旁边靠右手的末位,侧面正当窗口,所以把他看得很清楚。

    ————“初老,你们往那里去呀?”

    ————“往北碚。你们呢?”

    ————“回赖家桥。”

    ————“好啦,我们能同一段路。”

    ————“你们那边还有空位子吗?好不让郭老嵌上去?”翰笙的这句话没有被初老听得清楚。

    ————“好啦,不要麻烦人家。”我连忙制止着了。

    我们的卡车先开。立在敞车上招摇过市,想起了上海战役时赴前线救护的情形。车开到李子坝附近的时候,初老们的车子把我们超过了。彼此哗叫了一下。

    有一段路我们的车子紧跟着追,有点象电影里面的侦探场面,我把右手比成手枪形,不断地向初老放射。福态的初老始终笑容满面地向着我们。

    本来已经是落后的,车子在化龙桥停了一下,跑在前头的初老,永远跑上前头,看不见了。

    二林园访友

    过了山洞,在林园前面不远,我们把车子停了下来,准备去访问李侠公李侠公,一八九九年生,贵州贵阳市人。社会科学家。大革命时期,曾任东征军第一政治部主任。后从事著译工作。。

    侠公同翰笙一样是文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在三月初回贵州奔母丧,最近才回重庆,回来时文委会早被解散了。面临着公路的一栋有楼的民房,侠公的家在那靠左的一部分。楼上楼下一共只有三间。他前年担任过陆大的政治部主任,为了和学校相近,赁居在这儿。主任解职之后,这层便宜虽然失掉了,但为迁移的困难,仍旧没有动。

    向左手走上了几步石坎,侠公的大的两个小孩子在侧近玩耍,我招呼他们,他们似乎不认识我了,没有走近身来。经过一个没有墙的院落,走到楼房的屋檐下。

    ————“侠公!在家吗?”

    ————“哦,你们来了!”窗口上侠公露出了半个头来,惊喜地叫了一声,头又缩下去了,但有好一会没有次一动作。

    一位前任勤务兵在院落里挑粪,看见我们来便火速转向屋后去了。

    侠公一面扣着长袍,一面从书房门口露出,邀我们进去。

    还未周岁的一位小公子坐在竹轿椅里,头很大,面色暗暮,营养不十分好。两只眼睛睁得很开,望着我们,但也并没有惊惶的意思。

    ————“太太不在家吗?”

    ————“唉,她刚才出去买东西去了。”

    ————“你们搬下乡来住了?”

    ————“不,是乃超要把他乡下的家具搬进城。我们是带便来看看乡下的朋友们的。还有,今天中午,我们文委会的朋友们在赖家桥聚餐,你也去吧?”

    ————“好的,我一定去。”

    很朴实的那位前任勤务兵绕进书房里来准备献茶。我极力阻挡着,但也无效。来客太多,要费大量的茶水,我心里很不安,一口也没有嗑。但我看见有一两位朋友却嗑得很泰然。

    ————“你所要的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史》卢森堡(A.H.Po3ehHdopr,1879-1950),通译罗森别尔格,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史》,三卷,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出版。”我忽然记起这件事又向侠公说,“我已经得到苏联朋友的回信,说一定要请对外文化协会寄赠。信上还说着尽‘可能设法成功’的话,可惜我忘记把信带来。”

    ————“那好极了,”侠公回答着,“只要有原书,我就可以完成一项翻译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顺便解决一部分的生活问题啦。”

    卢森堡的三大册《政治经济学史》,侠公早已翻译了一册出版问世,但中、下二册因为没有原书,便把工作停顿了。要译完全书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侠公有这样的雄心,我是极力怂恿他的,但可惜原书总不容易到手。

    我很匆匆忙忙地催着大家走,当我们走出书房门时,侠公失人回来了,她和立群分外地亲热。原来用了一年多的女佣人今天才走了,我想,大约是看见侠公失职,在别的地方另有了高就吧。心里不免有点黯然。

    在书房旁边是食堂兼会客室,我和立群顺便穿堂而过,去看屋后因坡而成的菜圃。据说都是那位朴实的前任勤务兵亲手栽种的。

    ————“这一向这儿的燃料起恐慌,”侠公在院落里和我并排地走着,他这样说,不记得是谈到了什么话触动了这个问题,“煤也买不到,柴也买不到,我们已经向人借用了四百斤煤炭了。”

    ————“哦?乡会不是领了些煤炭下来还堆在那里吗?今天去将就这卡车给你运些来不就好了。”

    侠公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和初看见我们来了的时候那种由衷的喜悦差不多。

    三白果树下

    卡车在金刚坡山道上盘旋,愈接近赖家桥愈发生着好象回到了故乡的感觉。

    金刚坡下的田畴坦陈着,大地在开朗地微笑。

    那株高大的白果树又显出来了。那儿便是文委会的院落,它是那院落的老阍人,我真爱它,我真爱那白果树,我爱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劲的姿态,我爱它那鸭掌形的碧叶,那如夏云静涌的树冠,当然我也爱吃它那果仁。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往年做的七七幼稚园的园歌应着卡车的节拍,不调和地从我嘴里哼着。

    车转下平畴了。跑完了一段大抛物线形的弧道,经过了中西清真孤老院,公路平直了起来。

    水牛山上的银杏亭也看见了,山上的芭蕉依然青翠,这是文委会所经营出的小公园。临着公路边上的一道园门,和门上的横额我所写的水牛山三个字,都还没有拆毁。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唱歌。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

    《七七幼稚园歌》的第二节又在我嘴里哼。卡车煞车了,已经停在了白果树下。

    大家连忙跳下车。“尹家湾五十号”张着大口和我们亲吻。

    宏敞的外院打扫得很干净,并不怎么显出经过了风波的样子。空气清新得很。小白花狗已经长大了。它有点怕我,见到我没有表示亲热的欢迎,但也没有拒绝。这是因为我向来不大喜欢狗的原故。我愈朝前进,它愈朝后退,最后索性各自掉头走向远远一边去了。

    西北角上的七七幼稚园早就停办了,我所写的园额是还存在着的。推进门去,两间房间里,前间堆积着一些柴,后间是空的。壁上用有色纸剪贴的一些星星和新月,“儿童乐园”几个字还存在。窗户没有开,阴森肃杀之气在这儿特别严重。

    转进西侧的内院看了一遍,再穿向东侧的内院里去。侠公,翰笙,及其他几位驻乡会友在大礼堂门前站着。内院也都打扫得很干净。尤其这东内院,因为去年年底房主人庆祝七十双寿,整个黑漆了一道,又在四处加了一些匾对,很显得金黑辉煌。

    办公室,除掉西厢房一间办报销的清理室外,都是空的。办公室的桌椅及一切用具已经点交,还集中封存在原作图书阅览室的一间大房里面,就在大礼堂的右手。

    礼堂里,总理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遗像和遗嘱都已经撤消了。两名看守家具的卫兵,摆了两尊床,在那儿昼寝。

    ————“家具为什么还不搬去呢?”我问原任秘书何成湘何成湘(1902——1967),四川珙县人。抗战时曾任作者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办公室主任。他是经常驻乡的,惰性地还以秘书的资格照顾着善后事务。

    ————“据总务处说,还没有卡车运。”

    ————“乐得两位卫兵,闲得没法,白天只是睡觉。”另一位朋友这样插说。

    一位卫兵大概是受了惊扰,侧身起来,揉了揉眼睛,望了望我们,又躺下去了。

    我在萦念着:七七幼稚园至少应该维持下去才好,小孩子们受着这样的打击,未免过于残酷。但是会被解散了,会友们自然会分散,大家的儿女也就随着散开,幼稚园的必要似乎也就没有了。

    ————“这房子是政治部发给我们的吗?”侠公忽然这样发问。

    ————“那里,在文委会成立以前,我就住在这里面了。”我回答着。“房主人把整个的院子租给了我,年租二千元。”

    ————“哦,年租?”侠公大吃一惊。“山洞的房子月租一千元,我还以为便宜得很呢。”

    ————“但有趣的是,”另一位朋友说,“这院子政治部却打算收回,目前是‘准予清理室暂住’。”

    四塞翁之马

    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眷属,陆续都聚集拢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但男的和女的却自然分成了两组。

    朝门外,白果树荫下,一段阶沿,在前本来是卫兵站岗的地方。平常一出一入,对卫兵的答礼总不免要举手或点头,而且匆匆而过。今天没有这样的麻烦了。男的一组十几个人,不期然地品排着坐在这阶沿上,面临着公路聊天。

    谈谈国内,也谈谈国际;谈谈身外,也谈谈切己。

    国内究竟是在进步的,“民主”这个词至少是可以不犯禁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大家目前虽然闲暇,有为的日子还在后头。

    都在参错着谈,谈得无拘无束。

    我自己痛骂了四川历史上的几位大文人,司马相如,扬雄,三苏父子。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有《扬子云集》。三苏父子,指苏洵(1009——1066)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1037一1101)、苏辙(1039一1112),眉山(今属四川)人。俱北宋文学家,并同列“唐宋八大家”。苏洵有《嘉祐集》、苏轼有《东坡七集》、苏辙有《栾城集》。他们专门做帝王的花瓶,而三苏父子尤其是反对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宇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新政的死党,可谓胡涂透顶。

    有一位女同志来了,看见我们便爽朗地说:

    ————“真是‘无官一身轻’呵!平时谁也不会坐阶沿坎,今天大家都在这儿坐着。”

    也有人说明:平时有卫兵站岗,当然不好在这儿坐。这话微微有些抗议的性质,是说平常也很平民化,并不是因为丢掉了“官”才平民化起来的。

    我忽然想起,我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官本不重,无官身更轻。”

    卢鸿基卢鸿基,一九一○年生,广东海南岛乐会(现名琼海)县人。雕刻家。抗战时在三厅工怍。也来了,坐着滑竿,大家都起来让了路,让滑竿一直抬进院子里去。

    鸿基并不是一个人来,他是随带着了和我们争夺朋友的死敌。他的肺病发作已经三年了,一直睡在乡下静养————其实静或有之,养是说不上的。他的脸色惨白,有点浮肿。随在他身后的这个敌人在狞笑:机关裁撤了,看你这个俘虏朝那里走?

    五离合欢悲

    从礼堂暂时把两位卫兵老爷请了出来,设下了四张席面,坐得满满的。

    厨房大司务老金的手腕真不错,今天的席面做得特别可口而又丰富。他是成都人,五十多岁了,以前来会的时候本不识字,做了四年多大司务公然能写能读了。他是住会的,当我每年在乡下住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黄昏时候都看见他在大礼堂门前的天井里读《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重庆,出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文委会虽然解散了,清理室还有几个人留着,他便不肯离开。

    已经遣散了的勤务兵,凡是在附近居住的人都跑来帮忙。我失悔在初关照乡下朋友的时候,没有说多备一两席。各家的小朋友们都没有可能来,也是一件憾事,不然的话,不是还可以听听他们唱《七七幼稚园歌》和其它的儿歌吗?

    大家都吃得很高兴,有酒,也划了拳,和往日一有纪念集合时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两样,但似乎也有两样。

    饭用过后,多数的朋友都集中到我们的住房里闲谈。那本是外院北墙下的一座原有堆栈,坐北向南的土墙长条房子。我们把它隔成了三间,开了些窗眼,觉得也还适意,每年暑间我们都是回到这儿来住的,住到雾季的时候又搬进城去。因此所有一切动用的家具都还保存着的,但今年是不是下乡来住,却在考虑。

    院子很大,做研究院倒很适宜。可惜离城太远,交通不方便,而且太孤单了。

    研究院有希望么?

    很难说。要想找有财力的人资助文化事业,中国似乎还没有现代化到那步田地。即使有也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鹿地研究室的山川君鹿地,指鹿地亘(1903——1982),日本作象。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从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宣传工作。鹿地研究室,国民党当局取消,“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以后,由作者建议成立的机构,隶属军委政治部,主要从事敌情研究。因领导者为鹿地亘,故名。山川君,原名及川,是由俘虏挑选出来的有觉悟的“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盟员,鹿地研究室工作人员。来了。中午的聚餐本来是邀约了他们的,也因着顾虑,没有出席。我走出门外迎接着他,他不愿久留,只站在院子里谈了一会。

    他不久要同鹿地一道到昆明,是受了美军的邀请。但阻碍却很多。研究室附近,近来白天有怪人换番巡逻,甚至连夜里也有。

    研究室相距不上半里路,在公路的那一边,靠近金刚坡的山麓,是我在三厅时代建立的,其后事实上隶属文委会,文委会裁并了,管理情报工作的二厅在继续照管。

    白花狗走来亲近,它亲近的是山川,不是我。它是由研究室里要来的孤儿,它的母亲在去年暑天早就被那儿的卫兵打去吃了。

    往年我只感觉着居乡有打狗棍的必要,今年我感觉着居乡有狗的必要了。

    朋友们知道我有午睡的习惯,在中堂和西首书房里的人都准备告别了。卢鸿基一人坐在东边的睡房里一座藤沙发椅上。我坐在床沿上陪着他。他从西装的内衣包里取出了一张像片出来,是我五十岁分送大家的纪念品。他要我在像片上签上他的名字,我签了。他颇觉吃力地,扶着杖,站了起来,眼睛里的笑发着冷光。似乎想说什么话,但终竟没有说出什么话。

    朋友们照拂着他上了滑竿走了。

    六夜来风雨

    本来打算当天就回城的,因为乃超的行李收拾费时,改存明天的消早。

    侠公在我们午睡的时候,搭公路车回山洞去了。在他自然是不便久留,女佣人走了,家里有三个小孩,而他又是好爸爸。

    我们也收拾了一下行李,作的是留去双关的步骤。假使下乡来住,因为大的一个孩子在进小学,也要到七月初才能来,东西留着不能不加一番检点。假使不来,那就等日后有交通工具的时候方便运走。

    黄昏时分,我同立群,还有其他的朋友,一道到赖桥去散步。两位司机同志在院外调是着卡车。房主人的黄老头子就在院墙脚下的田坎督耕,那田本来是我们租用的菜圃,交还了他,他在赶耕,大约是想插秧子。

    ————“你们的铺位都在里面铺好了。”同行的前任副官卢鸿谋卢鸿谋,广东琼海县人。抗战时曾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作者的副官。向司机同志说。

    ————“不,我们要在车上睡。”

    ————“把车门锁上不就好了吗?”立群插说着。

    ————“不行的,胎被偷掉一个也就不得了。”

    ————“从前在长沙大火的时候,”我说,“周副部长指周恩来(1898——1976)。抗战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被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车子便被人偷过一次,后来到了桂林才找着。门就锁着,内行是有办法打开的。”

    朝西走,在成渝公路上走不上三百步光景便是赖家桥,一道石桥架在一道小河上,这儿是一个车站,另外有两三家店铺,卖饭食杂货的。立群在一家店子里面买了点糖果和茶叶。

    天黑下来了,乡下没有电灯,森森然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

    走回院子的时候,司机同志正从院里把铺陈抱了出来。

    督耕的黄老头子还在那儿督耕。水牛都疲倦得不耐烦了,耕到墙脚的石坎边不肯转身,黄老头子站在石坎上帮忙拉着牛鼻索,死命地在那儿拖。

    立群有点不大舒服,她先去睡了,我在书房里,在鱼烛光下,展开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读。

    我读完了《关于列宁主义底基础》,又读完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夜境很岑寂,心境也很岑寂,但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人。

    壁上挂着的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俯瞰着我,我自己丝毫也没有睡意。

    夜半过后突然刮起了大风,又在飘着雨粒,立群也惊醒来了。我关心着车上的两位司机同志。我想出去看看他们。

    ————“怕朝门关了,他们在车上会淋雨的。”

    ————“门不会关的吧,怕狗咬你呢!”

    我实在也有点怕狗,把中堂门开了一下,外边是漆黑的。雨并不大,风倒相当猛,把鱼烛吹灭了。

    七新的果实

    二十号的清早醒来,已经五点过钟。雨却下得很大。

    ————“糟糕!司机同志们不晓得怎么样了?”

    我赶着,冒着雨跑出去。朝门果然是关着的。

    ————“糟糕!”

    我赶快去打开朝门。两位同志就在屋檐下碍难容一人睡下去的干地上面打着地铺。看情形他们是靠着门坐了一个半夜。

    我说了千万声对不住,请他们进来。天已经亮了,卡车也用不着看守,便把他们请到内院的休息处去,请他们再休息。

    雨不断地下着,似乎有绵下去的样子。我们有点后悔,晓得是昨天赶着回城去就好了。我和立群商量,想搭公路车回去,立群也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四个小孩子留在城里,实在也放心不下。

    算好,雨下到九点钟左右也就开始住了。行李陆续搬运上车,最后替侠公运了一些煤。连人带行李把卡车堆积成一座山了。

    我们要上车的时候,立群邀我同上水牛山去。路很淋漓,山上的花木已经呈出荒芜的现象。银杏亭已经倾斜,带皮松木所缀成的花栏已经零落。银杏亭三个字还在,署的日期是“甲申六月”。这是我去年下乡时写的。那时,亭才完成,山也才从坟堆中开辟出来不久。因为我爱银杏,因为我爱水牛,所以我就借它们来作为了亭名与山名。还不及一年便呈出了这样凋零的现象。

    各色的花带着雨还寂寞地开着,大都是经过了攀折的残余,而被人委弃着的。

    立群主张折些回城去插花瓶,我感觉着有点不忍。

    ————“要关照一声秦奉春秦奉春,字侠农,一九一○年生,江苏无锡人。工艺美术家。才行吧?”

    ————“回头关照他好了,丢在这儿,结果还是被人折去。”

    折了一些柳穿鱼,金贝介,美人蕉,和一些常见而我不知名的黄花。

    一株矮矮的花石榴,高还不及两尺,仅仅在一茎枝条上开着一朵花双瓣而鲜红,还有几颗蓓蕾。看来一定是今年才开始开花的。它引动了我。我想折下来,但又踌蹰了。枝子有点垂,我起初还以为受了雨,花朵重的原故。待我低下头去细看时,它才是早被人折断了的。我便下了决心,索性把它折了下来。

    立群还在菜园里面买了一箩筐四季豆,又一箩筐黄芽白,是向合作社买的。合作社是文委会办的,只留了一位朋友在结束后事。合作社租了好些田地栽瓜种菜,也在一些荒山上垦了好些地面。租的退租,垦的半就荒芜了。我们所买的只是一些残余。

    立群说:“买回去可以犒劳佣人。另外我已经买了好些猪肉,可以让他们大打一次牙祭。”

    走回卡车的时候,秦奉春也在那儿送行,我拿着花向他打招呼:“奉春,我们折回去插花瓶。”

    ————“好的。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好花了。都被人偷了去。文委会被解散的消息一传出,菜也被人偷,花也被人折。开始是折,后来索性连根和土的搬走了。”

    奉春说着这话时的表情和声调,不是愤激而是忧郁。水牛山公园是他一手一足经营出来的,连水牛山和银杏亭两个匾额都是他刻的字。他是美术家,做事很精细,因而也就徐缓,同人们背地里称之为“施乐先生”。施乐是英文Slow(慢)的音译。他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经营,结果遭了蹂躏。这心情,我能够了解,决不会是寻常的。

    ————“是些什么人来偷的?”立群问得相当愤慨。

    ————“还不是附近机关里的人,毫无办法。”奉春仍然以迂徐的调子熏郁着。

    卡车快要开了,我再进院子里去绕了一趟,看忘记了什么东西。中庭里好些被昨夜的狂风吹折下来的银杏桠枝。我怀着惜别的意思拾起了一枝来,也想拿回城去在花瓶中供养。有一个青青的果实,没有想出还在枝头。

    1945年6月4日

    访沈园

    本文最初发表于1962年1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朝花》。

    一

    绍兴的沈园,是南宋诗人陆游写《钗头凤》的地方。当年著名的林园,其中一部分已经辟为“陆游纪念室”。

    二

    《钗头风》的故事,是陆游生活中的悲剧。他在二十岁时曾经和他的表妹唐琬(蕙仙)结婚,伉俪甚笃。但不幸唐琬为陆母所不喜,二人被迫离析。

    十余年后,唐琬已改嫁赵家,陆游也已另娶王氏。一日,陆游往游沈园,无心之间与唐琬及其后夫赵士程相遇。陆既未忘前盟,唐亦心念旧欢。唐劝其后夫遣家童送陆酒肴以致意。陆不胜悲痛,因题《钗头凤》一词于壁。其词云: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词为唐琬所见,她还有和词,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等语。和词韵调不甚谐,或许是好事者所托。但唐终抑郁成病,至于夭折。我想,她的早死,赵士程是不能没有责任的。

    四十年后,陆游已经七十五岁了。曾梦游沈园,更深沉地触动了他的隐痛。他又写了两首很哀惋的七绝,题目就叫《沈园》。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泣然。”

    这是《钗头凤》故事的全部,是很动人的一幕悲剧。

    三

    十月二十七日我到了绍兴,留宿了两夜。凡是应该参观的地方,大都去过了。二十九日,我要离开绍兴了。清早,争取时间,去访问了沈园。

    在陆游生前已经是“非复旧池台”的沈园,今天更完全改变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沈园是一片田圃。有一家旧了的平常院落,在左侧的门楣上挂着一个两尺多长的牌子,上面写着“陆游纪念室(沈园)”字样。

    大门是开着的,我进去看了。里面似乎住着好几家人。只在不大的正中的厅堂上陈列着有关陆游的文物。有陆游浮雕像的拓本,有陆游著作的木板印本,有当年的沈园图,有近年在平江水库工地上发现的陆游第四子陆子坦夫妇的圹记,等等。我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又连忙走出来了。

    向导的同志告诉我:“在田圃中有一个葫芦形的小池和一个大的方池是当年沈园的故物。”

    我走到有些树木掩荫着葫芦池边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边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据说是当年的假山。大方池也远远望了一下,水量看来是丰富的,周围是稻田。

    待我回转身时,一位中年妇人,看样子好像是中学教师,身裁不高,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向我走来。

    她把书递给我,说:“我就是沈家的后人,这本书送给你。”

    我接过书来看时,是齐治平著的《陆游》,中华书局出版。我连忙向她致谢。

    她又自我介绍地说:“老母亲病了,我是从上海赶回来的。”

    “令堂的病不严重吧?”我问了她。

    “幸好,已经平复了。”

    正在这样说着,斜对面从菜园地里又走来了一位青年,穿着黄色军装。赠书者为我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从南京赶回来的。”

    我上前去和他握了手。想到同志们在招待处等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便得赶快动身,因此我便匆匆忙忙地告了别。

    这是我访问沈园时出乎意外的一段插话。

    四

    这段插话似乎颇有诗意。但它横在我的心中,老是使我不安。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记问清楚那母子两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来回答,就好像欠了一笔债的一样。

    《陆游》这个小册子,在我的旅行箧里放着,我偶尔取出翻阅。一想到《钗头凤》的故事便使我不能不联想到我所遭遇的那段插话。我依照着《钗头凤》的调子,也酝酿了一首词来:

    官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秋风袅,晨光好,满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沈家后,人情厚,《陆游》一册蒙相授。来归宁,为亲病。病情何似?医疗有庆。幸,幸,幸。

    的确,“满城春色宫墙柳”的景象是看不见了。但除“满畦蔬菜,一池萍藻”之外,我还看见了一些树木,特别是有两株新栽的杨柳。

    陆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会搏斗过的人。他们的一生是悲剧,但他们是胜利者。封建社会在今天已经被和根推翻了,而他们的优美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沈园变成了田圃,在今天看来,不是零落,而是蜕变。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园变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今天的“陆游纪念室”还只是细胞,明天的“陆游纪念室”会发展成为更美丽的池台————人民的池台。

    陆游有知,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园来,他决不会伤心落泪,而是会引吭高歌的。他会看到桥下的“惊鸿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像飞鸿一样,永远在高空中飞翔。

    致宗白华(节选)

    此信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三叶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年二月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白华先生:

    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英语:曲调),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英语:旋侓),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我每逢遇着这样的诗,无论是新体的或旧体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国的或外国的,我总恨不得连书带纸地把他吞了下去,我总恨不得连筋带骨地把他融了下去。我想你的诗一定是我们心中的诗境诗意底纯真的表现,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诗,好诗;你何苦要那样地暴殄,要使他无形中消灭了去呢?你说:“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定要做诗。”这个自然是不错的。只是我看你不免还有沾滞的地方。怎么说呢?我想诗这样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我想你的诗一定也不会是“做”了出来的。

    Shelley雪莱(Percy Bys8he Shlley,1792,1792——1822),英国诗人。代表作有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诗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抒情诗《西风歌》,《云雀颂》等。有句话说得好,他说:A man eonnotsay,I will compose Poetry英语,《沫若文集》本作者自译为:“雪莱”(Shelley)有句话说:‘人不能够说,我要做诗’”这段话见雪莱的《诗辩》。上文说到的显勒即雪莱·Goethe也说过:他每逢诗兴来了的时候,便跑到书桌旁边,将就斜横着的纸,连摆正他的时候也没有,急忙从头至尾地矗立着便写下去。这段话是歌德一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对爱克曼的谈话。见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207页。我看哥德这些经验正是显勒那句话底实证了。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8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底《离骚》,屈子指屈原(约前340一约前278),名平,战国时楚国人。诗人。所著《离骚》系抒情长诗。蔡文姬蔡文姬,一作昭姬,名琰,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末女诗人。相传其作有《悲愤诗》五言及骚体各一首、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

    李杜底歌行李杜,指李白、杜甫。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予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这两位唐代大诗人,用古代乐府民歌体写出的许多诗篇,通称乐府歌行。当德Dante底《神曲》当德(Dante Alighieri,1265-1321),通译但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长诗《神曲》是他的代表作品。弥尔栋Milton底《乐园》弥尔栋(John Milton,1608——1674),通译弥尔顿,英国诗人,政论家。著有《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三部长诗。《乐团》指的是《失乐园》。哥德底《弗司德》;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底国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部分,收周初到春秋中期十五个地方的民间歌谣,共一百六十篇。王维底绝诗王维(701——761,一作698——759),宇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唐代诗人,画家。他的五言绝句山水诗成就颇高。著有《王右丞集》。。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与芭蕉翁底歌句西行(1118——1190),日本中世纪诗人。原属佐藤氏的豪门,初于朝廷供职,出家后更名西行上人。多写“三十一音”的短歌,著有《山家集》。芭蕉翁,即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户时代诗人。他创立了日本短歌的新诗体————十七音的俳句,若有《芭蕉七部集》。泰果尔底《新月》泰果尔(Rabindranath Tagore,Tagore,1861——1941),通蕾译泰戈尔,印度诗人、作家,哲学家。著有《新月集》、《飞鸟集》等。。这种诗底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Rhythm;),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硬如哥德所说连摆正纸位的时间也都不许你有。说到此处,我想诗这样东西倒可以用个方式来表示他了:

    诗=(直觉+情调+想象)十(适当的文字)

    照这样看来,诗底内涵便生出人底问题与艺底饲题来。Inhalt便是人底问题,Form便是艺底问题。归根结底我还是佩服你教我的两句话。你教我:“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以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底构造’。”白华兄!你这两句话我真是铭肝刻骨的呢!你有这样好的见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诗一定是好诗,真诗。我很希望你以后“写”出了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把他打消,也该发表出来安慰我们下子呀!

    《雪莱的诗》

    本文最初发表于1923年2月上海《创造》季刊第1卷4期,编者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编入。

    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汎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很有点象我们中国的贾谊。但是贾生的才华,还不焕焕发到他的地步。这位天才诗人也是夭死,他对于我们的感印,也同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青年。

    雪莱的诗心如象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鸣之则小鸡。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扣,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他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宇宙也只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未成品。古人以诗比风。风有拔木倒屋的风(Orkan),有震撼大树的风(Stuvm),有震撼小树的风(Stark),有动摇大枝的风(Frisch),有动摇小枝的风(MaeSSig),有偃草动叶的风(Schwach),有不倒烟柱的风(Still)。这是大宇宙中意志流露时的种种诗风。雪莱的诗见也有这么种种。风不是从外来的。诗不从心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

    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象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象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做散文诗的近代诗人Baudelaire,Verhaeren,他们同时在做极规整的Sonnet和A1exandrian。是诗的无论写成文言白话,韵体散体,他根本是诗。谁说既成的诗形是已朽骸骨?谁说自由的诗体是鬼画桃符?诗的形式是Sein的问题,不是Solfen的问题。做诗的人有绝对的自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诗流露出来形近古体,不必是拟古。他的诗流露出来破了一切的既成规律,不必是强学时髦。几千年后的今体会成为古曲。几千年前的古体在当时也是时髦。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却是亘古不变。

    十二月四日暴风之夜

    《塔》

    本篇选自《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最初见于1926年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学艺社文艺丛书(1)《塔》。

    我把我青春时期的残骸收藏在这个小小的“塔”里。

    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头,像这样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没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

    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夜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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