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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因为协定仅仅认可现存状态),即在繁荣时期,限制竞争最容易达到。相反,在萧条时期,当限制竞争最必不可少时,缔结协定却最困难。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卡特尔在繁荣时期或至少在萧条时期被克服之后更容易形成,而在萧条时期(特别是在它没有紧密组织起来的时候)却常常崩溃。

    垄断联合对市场的控制在景气时期比在萧条时期要有效得多,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

    除了造成利润率及其平均水平长期下降并且只有通过消除其原因即竞争才能加以克服的趋势外,还有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率由于另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上升而造成的下降。如果说前者是由长期发生作用的原因产生的,那么,后者则是由产业周期的条件产生的。如果说前者最终出现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那么,后者却仅仅影响一定的生产部门。最后,如果说前者是由一个产业部门内的竞争引起的,那么,后者则产生于一个为另一个提供原料的诸产业部门的关系之中。

    在繁荣时期,生产扩张了。在资本比较小、生产扩张能在较短时间里和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地方,这种扩张最迅速。在某种程度上,生产的迅速提高抑制了价格的上涨。大部分制造成品的产业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相反地,在采掘工业中,生产却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扩张。打好一口新的矿井,安装新的高炉,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繁荣的最初阶段,需求的增长由更集约地使用原有生产能力而得到满足。但是,在高度繁荣时期,制造成品的工业的需求比采掘工业的生产增长得更迅速。因此,原料价格比那些成品的价格上升得更迅速。所以,采掘工业的利润率是以牺牲加工工业而提高的,而加工工业在利用景气时期方面,可能还要受到原料短缺的阻碍。

    在萧条时期,情况却相反。在供给原料的一些部门中,资本的外流和生产的缩减比在生产成品的领域中更困难,亏损也更大。因此,在供给原料的一些部门中,利润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仍然低于平均水平;这一因素有助于使加工工业的利润率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原料生产部门中的萧条却更持久、更严重。

    在1874~1878年之间,美国的钢铁工业的危机表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这种萧条的情况会是多么严重和持久。在1873年以后,费拉德尔非亚的生铁价格从42.75美元最后下降到1878年的17.36美元。

    在产业周期过程中,价格的巨大波动也可以通过下列数字来说明(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生铁生产成本是下跌的):

    贝氏炼钢炉用的一号赤铁矿石的价格,从1890年的6美元逐年下降到1895年的2.90美元。1894年,贝氏炼钢炉用的铁矿石的售价为2.25美元,而非贝氏炼钢炉用的铁矿石的售价为1.85美元。后来,出现了钢铁工业的一个短暂的高涨时期……上述铁矿石的价格立即分别地上升为4美元、3.25美元和2.40美元。 在匹兹堡,贝氏炉用的生铁按美元计价为:1887年为2.37,1897年为10.13,1902年为20.67,1904年为13.76。英国最好的生铁,1888年为10.86,1895年为11.30,1900年为20.13,1903年为13.02。

    列维 为经济周期下降时期的原料和制成品生铁的价格关系的形成提供了下列具有启发性的“图表:

    年份 2 240磅贝氏炉生铁的价格(美元) 2 240磅莱克优质矿石的价格(美元) 2 000磅焦炭的价格(美元) 41 22磅矿石加2 423磅焦炭的价格(美元) 生铁价格与矿石加焦炭费用之间的差额(美元)

    1890 18.872 5 6.00 2.083 3 13.56 5.31

    1891 15.950 0 4.75 1.875 0 11.01 4.94

    1892 14.3666 7 4.50 1.808 3 10.47 3.90

    1893 12.869 2 4.00 1.479 2 9.15 3.72

    1894 11.377 5 2.75 1.058 3 6.34 5.04

    1895 12.716 7 2.90 1.325 0 6.94 5.78

    1896 12.140 0 4.00 1.8750 9.63 2.51

    1897 10.125 8 2.65 1.616 7 6.84 3.29

    我们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1890年以后,那些完全依靠购买煤炭和矿石的企业已经陷入何等境地。1890年以后,原料价格虽然大大下降,但原料费用和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下降更大,以致原料使用者的状况极大地恶化了。生铁价格比原料价格更快和更大地下降的趋势,如我们已经阐明的,导致企业实行联合制。”

    这种利润率的差别必须加以克服,也只能通过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联合即通过联合制来加以克服。

    按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实行联合制的动因也是不同的。在繁荣时期,这种动因来自加工工厂,加工工厂以此克服原料的高价甚或短缺。在萧条时期,原料生产者为了避免原料以低于生产价格出售,而把加工工厂建入自己的企业之中。自己对原料进行加工,在成品上实现较高的利润。概括来说,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盈利较差的生产部门将盈利较多的生产部门并入自身之中。

    因此,可以根据联合制形成的方式和方法,作如下的区分:向上的联合制,例如轧钢厂将高炉和煤矿并入自身;向下的联合制,例如煤矿购进高炉和轧钢厂;混合的联合制,例如钢厂将煤矿和轧钢厂并入自身。

    因此,利润率的差别引起了联合制。对实行联合制的工厂来说,利润率的波动被消除了,而单独的工厂却由于其他工厂而减少了自己的利润。

    联合制的另一个优点来自商业利润的节约。商业利润可以消除,而产业利润增加了与商业利润相应的数额。

    积聚的发展使商业利润的消除成为可能。商业把分散于各个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能集中起来并因此而能够使其他产业资本家按照他们相应的数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职能,现在已不再是必要的了。一个织布业者宁可从纱线商那里满足具有不同质和量的各种规格的纱线,也不愿同一大批纺纱业者缔结交易。同样,纺纱者也宁可把全部产品一次卖给一个商人,而不愿卖给一大批织布业者。因此,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节省了,准备资本也减少了。

    在涉及生产同种商品(批量商品)的巨大集中的企业以及在一个企业的生产满足另一个企业需要的场合,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商业变成多余的了。商人及其利润可以被消除,并且商人也实际因这些企业实行联合制而被消除了。商业利润的这种消除是联合制的固有特点,它与同类企业的联合不同,在那里,当然不存在商业关系。然而,商业利润只不过是总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商业利润的消失相应地提高了产业利润。只要联合制工厂同单独的工厂进行竞争,提高了的利润就会给联合制工厂以竞争上的优势。

    如果两个工厂的利润率相同,而且等于平均利润率,那么,联合制最初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优势,因为总是只能实现平均利润率。但是,第一,联合制使行情差异持平,从而为联合制工厂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商业的消除。第三,联合制造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从而与单纯工厂相比获得超额利润。第四,在严重的萧条时期,当原料价格降低与成品价格降低不同步时,联合制加强了联合制工厂对单纯工厂竞争中的地位。

    联合制意味着对社会分工的限制,同时又给新的总企业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包括管理劳动)以新的刺激。联合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作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结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钢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近阶段,联合制的巨大进展归因于由经济原因特别是由卡特尔化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而这同时又包括,由经济原因产生的联合制很快便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改良提供了机会。例如,可以想象,只有高炉和加工的结合才能合理地利用高炉废气作为动力。这些技术的利益一经产生,就会在单纯的经济原因还不能造成联合制的地方,反过来成为实现联合制的一种动机。

    因此,我们所说的联合制,是指一个为另一个提供原材料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结合;我们还把由不同产业领域中利润率的差别引起的这种结合,和同一产业部门的企业联合区别开来。后者是以通过消除竞争来提高该产业部门的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为目的而形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联合之前所属的产业部门的利润率不发生变化。利润率的差别继续存在,仅仅对联合制企业消失了。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期待利润率在该产业部门中由于竞争的减少而提高。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情况在两个企业联合的时候已经发生,不管是由于竞争的消除只对这两个企业有效,还是由于联合的企业大到足以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并以此来抬高价格,从而也缩小竞争对其他企业的影响。当然,也可能产生这种情况:联合的企业首先利用它们的强大地位击败竞争对手,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利润率的提高才出现。

    企业的联合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发生。企业可以保持自己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只是通过协定来规定它们的共同行动。我们这时涉及的是利益共同体。而如果各企业融合为一个新的企业,这就叫做兼并。

    利益共同体和兼并既可以是局部的(这时自由竞争在有关产业部门中继续存在),也可以是垄断的。

    尽可能地囊括所有企业、旨在通过尽可能完全地排除竞争来提高价格从而提高利润的利益共同体,就是卡特尔。因此,卡特尔是一种垄断的利益共同体。

    通过同样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目的的兼并,就是托拉斯。因此,托拉斯是一种垄断的兼并。

    而且,利益共同体和兼并,既可以是同种的即包括同一生产部门的企业,也可以是联合制式的即包括互相衔接的生产部门的企业。因此,我们说局部的、同种的或联合制式的兼并和利益共同体,同种的或联合制式的卡特尔和托拉斯。这里应该注意,利益共同体现在往往不是通过正式的协定产生的,而是通过通常表现了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个人联合而产生的。兼并和利益共同体不仅在工业领域中是可能的,而且在商业、银行中也同样是可能的。所有这些结合发生在同一领域内,我们把它们称作同质联合。但是,例如一个商业企业同一家银行结成的联合,也可以建立起来。在银行建立商品销售部或在百货公司开设储蓄银行时,情况也是这样。同样,工业企业也可以建立商业企业;例如,制鞋厂常常在大城市建立鞋店,直接向最终消费者销售。这时,我们所说的就是异质联合。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正像自然界中的物种一样,产业中的不同部门也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一般所想象的联合制,只是由以前被分开的部门结合成一个综合的产业部门。很容易设想,钢铁工业将形成为一个唯一的产业部门,这个部门也包括煤炭和铁矿石的开采,正像包括钢轨和钢丝的制造一样。因为每个钢铁厂都包括所有这些种类的生产,单一的工厂消失了。于是,在这样的产业部门中,从利益共同体到托拉斯的所有削弱竞争的方式都是可能的。

    无论是在利益共同体形式中还是在兼并形式中,局部联合制都不限制竞争,而仅仅加强了联合制工厂对单独工厂的竞争力量。相反地,同种的联合,在它是局部联合时,总是导致竞争的削弱;在它是完全联合时,总是导致竞争的消除。除了提供经济上的好处之外,联合制、兼并和托拉斯也提供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所固有的技术上的好处。这些好处按照企业和产业部门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仅仅这种技术上的好处本身就足以导致联合制和兼并,而利益共同体和卡特尔则只能由纯粹经济上的好处而产生。

    产业企业的所有这些联合,通常都是由把银行同企业连结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所促成的。例如,对一个煤矿有强大的利益关系的银行,就会利用它对铁厂的影响使之成为这个煤矿的顾客。这是联合制的萌芽。或者银行对两个在不同市场上进行剧烈竞争的同类企业的利益关系,促使银行进行使两者达成谅解的尝试。这就为同种的利益共同体和兼并铺平了道路。

    这种银行的干预加快和促进了向产业集中方向的发展过程。但是,银行的干预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的。竞争的结果是事先就料到的。因此,一方面,生产力有害的破坏和浪费现象被避免了;而另一方面,作为竞争斗争结果的最初的财产集中就不会发生了。其他工厂的所有者没有被剥夺。这是没有财产集中的生产集中或企业集中。正像交易所里发生的是没有生产集中的纯粹财产集中一样,产业中现在所发生的是没有财产集中的生产集中;这是下述事实的显著表现:所有权职能同生产职能日益分离。

    相反地,对于银行来说,中介上述过程意味着:首先,它所贷出的资本有了更大的保证;其次,是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即股票买卖和发行新股票等等的机会。实际上,这些企业的联合意味着它们利润的提高。这种被提高的利润中的一部分,被银行资本化和占有。因此,银行不仅作为信用机构,而且首先作为金融机构,对联合过程有了利益关系。

    增长的集中同时也成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些企业越大、越强和越是同种类型的,一个企业能够通过在竞争中击败其他企业而扩大自己的希望也就越小。同时,低利润率水平,对由于生产增加而使本来就被压低的价格再进一步降低的担心,阻止了一般出于技术上考虑也许是值得追求的扩大。但是,在受压抑的市场状况下,生产扩大的好处是不可缺少的。这里的出路在于,通过以前被分开的企业的联合即兼并,创造更大规模的企业。

    为了能够控制市场价格,垄断联合占全部生产的份额必须多大呢?关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适合于一切生产部门的一般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竞争者在景气和不景气时期的不同行为的话,便为寻求答案获得了一个支点。在景气时,需求超过供给,产品价格原是尽可能高的;在这一时期,局外企业卖价高于而不是低于卡特尔的价格。在供给超过需求的不景气时期,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垄断联合是否控制了市场,必然会显示出来。只有在它的生产对市场供应是绝对必要的时候,它才控制了市场。只有在它的价格被接受时,它才能卖得出去;这种价格之所以必须被接受,是因为卡特尔的供给恰恰是市场所必不可少的。卡特尔可以按这种价格卖掉市场上所缺少的商品量。但是,它这时必须大大缩减生产,达到不使市场负担过重,而局外企业也能够卖掉他们的全部产品。这样一种价格政策在以下两种场合是极为可能的。首先是在那些生产的缩减没有招致过于严重牺牲的生产部门里,特别是在那些活劳动构成主要款项而不变资本的损耗不起太大作用的生产部门里。在采掘工业中,两者的情况就是如此。矿石和煤炭不损毁,活劳动起很大作用。其次是在那些不景气时期消费的缩减很小的生产部门里。

    然而,在上述两种场合都不存在时,卡特尔要维持自己的销路,就不得不对局外企业作出价格上的让步。于是,这样的时刻便到来了:不再支配整个生产的卡特尔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自由竞争又重新发生。

    因此,缩减生产从而提高被减少的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降低利润率的必然性,便抑制了反映对市场控制的维持萧条期间的价格的趋势。不过,如果卡特尔仅仅满足平均需求,并把满足随周期而变化的需求留给局外企业,那么,它能够避免这种对生产的缩减。但是,这只有在下述场合才是可能的:首先,局外企业的生产不能超过景气时期追加的需求所要求的水平(否则就会出现限制卡特尔销售的危险);其次,这些局外企业按高于卡特尔的费用进行生产。因为只有这时,对卡特尔仍然有利可图的价格构成才能把这些竞争对手驱出市场,并保证卡特尔的销售。换句话说,由行情波动产生的全部负担基本上转嫁到局外企业身上。卡特尔在高涨时期,实现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在萧条时期,实现了正常利润,而竞争者被排除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完全阻止局外企业的存在,是完全符合垄断联合的利益的,尽管垄断联合由于自己的优势常常有力量这样做。

    但是,局外企业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生产所必要的条件何时能够出现呢?当垄断联合的规模和技术设备确保了它的这种优势时,这些条件可能就已经出现。但是,这种优势往往是暂时的或者不够强大。而当有关的卡特尔支配了更有利的自然生产条件,从而在经济垄断之外又拥有自然垄断时,情况就不同了。例如,当卡特尔为自己保证了特别有利的煤矿和铁矿或瀑布时就是这样,而局外企业就处于不利条件之中。这时,第一,局外企业扩大生产一般不能达到使卡特尔无法销售自己产品的程度;第二,只有在高度繁荣时期的高价格使局外企业能够按较高的成本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进行生产。

    钢铁托拉斯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司能够轻易地提高自己的生产。但为了不致在萧条时期必须承担生产过剩的重担,它没有这样做。“在生铁工业中的联合制大企业看来,有一个总是能找到销路的生产基本额是值得追求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在需求活跃时期,它们允许非联合制的、生产成本高的局外企业稳步地扩大生产,甚至还通过增加购买帮助它们。现在,落后企业又由于提高价格变得有利可图了,投机热导致了新的非联合制企业的建立,简言之,生产以同先前最低水平相比的较高生产成本进行扩大。这一直持续到增加了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价格又下降时为止。现在,在高度繁荣时期投入生产的高炉,就它们在生产成本高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而言,它们作为卖者便从市场上消灭了,因为它们很快就不能获得利润。只有那些以最低生产成本进行生产的企业存留下来,因为它们的生产还能够有些利润;这些企业首先是托拉斯、大联合企业和具有某种特别有利的‘精密’高炉的企业。

    因此,那些由于自己的巨大规模而能在不景气时期也像景气时期一样获得利润并找到销路的大企业,首先是公司,构成生产的基本额。在景气时期,局外企业竞争的加强并不会使公司受到伤害,因为它能满足增长了的需求本身;在需求减退时,它固然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生产过剩的切肤之痛,而这时首先遭到打击的却是局外企业。”

    例如,莱茵——威斯特伐伦煤业辛迪加的情况就有些不同。这里,局外企业没有多大意义。1900年,在多特蒙德矿山管理局地区,辛迪加煤矿占总生产的份额为87%,非辛迪加煤矿的份额为13%。因此,辛迪加控制了市场和价格。这就是它宁可在1901年危机期间维持1900年高度繁荣时期的价格并缩减生产的原因。结果,局外企业在1901年和1902年多少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开采量,而更重视维持高价格的辛迪加的开采量却减少了。

    但是,在生产的扩大不受自然垄断的限制、从而生产能远远超过景气时期追加的需求量而扩大以及这种扩大在成本相同甚至更低时也能进行的场合,垄断联合政策的形成必然不同。当然,这时对市场的控制基本上取决于垄断联合是否控制了生产的绝大部分;否则,不景气就会使卡特尔对它的参与者无益,或许会摧毁卡特尔。

    因此,自然垄断存在与否,对价格的形成和生产成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也对垄断联合的存续以及对市场控制力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垄断联合为了能够统治市场而必须掌握的生产份额。

    保持对市场控制的可靠程度可以是不同的。在经济垄断可以通过自然垄断成功地加以保证的场合,可靠程度更大。同时,一经形成垄断联合,便会具有强大的优势,因为它的巨大资本力量使它能够把异常巨大的资金较长时间地固定下来。生产原料的辛迪加的加强,主要是建立在它们对生产的自然条件垄断的基础上;此外,矿山法规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些辛迪加的垄断。

    专利权的占有为垄断联合提供了作为经济垄断支柱的法律垄断。这里,垄断联合由于自己较大的资本力量,也就能比单独竞争者更容易获得新的专利,从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

    自然的、法律的垄断和纯粹经济的垄断之间的中间阶段,是对运输手段的垄断。因此,托拉斯努力要获得对陆路和水路运输的控制。运输手段的国有化削弱了垄断的稳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和财产集中的缓慢化。

    为建立一个新企业所必要的资本越大,银行和垄断联合的联系越紧密(因为如果没有银行的帮助或者甚至违反银行的意志,大产业企业现在就几乎没有生存的能力),经济垄断本身也就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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