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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和评论家,记忆力特强,在古典文学上享有盛名,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希腊语文教授。主要功绩在于订正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全文。他还精通法国文学、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以及一些古代作家的著作,学识丰富得无人能与他相比。但他嗜酒如命,最后倒毙在街头。

    (7) 此区是伦敦东部较贫困的地区。

    第二部

    结  局

    此后一个月里,我们常见到朱利叶斯·麦肯齐先生,而且自由自在地待在格里麦斯太太的卧室里。我们出出进进花狗酒馆,仿佛这一辈子早就跟这家铺子挺熟似的,有时还在老板娘的小客厅里待一刻钟,跟她谈谈麦肯齐先生一家的前景。麦肯齐用我那位有学问的朋友馈赠的钱买了一套不算全新却还像样儿的衣服,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他当然工作得挺辛苦,因为他并没完全放弃旧业。不到一个月时间,头一卷索引便接近完成,先给送到博士那儿去审查一下,不久又给退回来,还附带了大量赞语和少许意见。麦肯齐拿出真正学者的风度回信对那些意见一一作了答复,博士十分高兴。再也没有什么比讨论?Ò或?ÔV(1)这两个希腊词汇各自的长处或者某处需要使用扬扬格或抑扬格这类问题而进行无休止的通信更使他高兴了。他发现那项工作的的确确在勤劳的手中进行,便不再嚷嚷着要尽早出版了,还私下让我们明白麦肯齐先生的报酬不局限于讲定的那笔钱。酬劳在很大的程度上确实是由我们来决定的,麦肯齐当然发现那位把手稿交托给他的作者是个最讲究实效的朋友。

    一切都挺满意,麦肯齐在整整一个月里干得挺辛苦。据格里麦斯太太说,他只喝拼命干活儿的人需要喝的那口酒。至于那口她认为必要而又有益的酒到底有多大的量,我们并没细问。他当然保持可以工作的清醒头脑。总之,直到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谁知其中竟有一桩家丑给隐瞒起来了————还不如说,给暴露出来了,因为家丑包不住,早晚会露馅儿的。他有一部分钱落到了他太太手里,她便越发不检点了。那四个孩子在格里麦斯太太的关照下倒是穿上了像样儿的衣服;接着麦肯齐太太便出现在花狗酒馆,吵啊闹地也要一套新衣服。她并非只去了一趟,而是常会去;格里麦斯先生老是见到这家人在他的酒馆里出出进进,便开始抗议了。我们这当儿已经跟格里麦斯太太相处得很熟,她坦率地向我们表示她担心在那项工作没完成之前,约翰“就会发脾气啦”。“你们要知道,”她说,“那个女人常常露面,当然对我们这家酒馆大为不利。”最后麦肯齐太太也终于得到了几件女人服装————可是就在第二天,她和四个孩子又几乎给剥得精光。那个贱女人想必是泡在酒缸里了,因为仅仅一天的工夫她就把样样东西一扫而光。随后,她酩酊大醉地来到花狗酒馆撒酒疯,警察接到老板的紧急通知便把她带走了。

    很难说最叫我们感到惊奇的到底是格里麦斯太太的忠诚,还是约翰的容忍。就在那天晚上,约翰大发脾气了,这是事后两天他太太才告诉我们的。她连忙把手稿锁起来,免得会让她丈夫拿去毁掉。他发誓第二天清晨就要把麦肯齐的劳什子全都清理出去。可是隔天上午,麦肯齐来了,爬上楼去工作,他却一句话也没跟那个垂头丧气、心灰意懒的家伙说。“您看,我了解他,知道怎样对付他,”格里麦斯太太说,“哪儿也找不到像他那样好的人了————多么善良啊。服务行业里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心肠软的人了。他一发火,什么吓人的话都说得出来,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天啊,他会瞪着眼瞧你,可决不会动手打女人————就跟大主教一样讲理。”我们一边听她唠叨,一边心里想,哪儿会有人竟敢动手打————动手伤害————格里麦斯太太呢?

    依我们看,警察在那种场合把麦肯齐太太带回到她的住处也就算交差了。可是,第二天她又醉倒在街头,让警察抬到拘留所去了。就在格里麦斯太太跟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麦肯齐已经到警察局去付罚金,把他的太太领回家去。我们惊讶地问,他干吗要把她领出来呢,干吗不让警察爱拘留她多久就拘留多久呢?“那由谁来照顾孩子?”格里麦斯太太反问道,好像我们的提问冒犯了她似的。她解释说像麦肯齐那样穷苦的家庭,老婆是绝对不可少的,哪怕她是个酒鬼。她尽管叫人难以忍受,可他需要她料理家务事啊。“做丈夫的好酒贪杯已经够呛了,”格里麦斯太太说————我们觉得语气中流露出为她自己所干的那一行多少靠之兴旺起来的那种罪恶略有歉疚之意————“可是一个女人要是犯了那个毛病,那可就————见鬼了。”我们想到那个没落文人付出地方长官对他妻子的不当行为所判处的罚款,把那个半裸体的堕落女人再次领回家去交给儿女,不禁觉得格里麦斯太太说的话很有点道理。

    那天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我们见到了他,他明明一直在借酒浇愁。我们没在小客厅里提起这件事,可我们觉得连格里麦斯太太都会承认他喝得确实过了量。他坐在卧室里,一只手托着腮发愣,桌上铺着一堆我们那位有学问的朋友的手稿。他方才一走进酒馆,格里麦斯太太就跟着上楼,把手稿拿出来交给他了,但是他并不想定下心来干活儿。“这类事全该了结啦。”他用浊重的沙哑嗓音说。我们喃喃地劝他该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概来对待自己遇到的麻烦事。“男子汉气概!”他说。“唔,对,男子汉气概。男人当然应该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可是有些事简直叫人没法忍受。我可受够了,非得了结不可啦。”

    我们永远忘不了当时那幕情景。过了片刻,他突然站起来,近乎发狂了。论忍受,谁能做到一半他那样的忍受?有些事的确叫一个男人受不了。至于男子汉气概,他认为索性把老婆孩子和他自己一下子统统消灭掉才真正算得上男子汉气概。这个说话不真诚的人世间当然会谴责他这种行为,可是他一家人全从这个悲惨世界消失,进入了太虚境界,他还在乎什么呢?他们这家人还适合活下来吗?他的子女将来除了当小偷或者妓女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吗?那个可怜的婆娘,连起码的人性都让酒冲刷尽了————真格的,死亡对她来说不是一种恩赐吗?只有一件事使他下不了决心,那就是他把他们都消灭干净之后,万一他本人自杀没有成功,那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倒并非惧怕登上绞刑架,而是害怕那种成为负担的内疚,因为他倒是让别人摆脱了困境,轮到自己头上时却退缩了。他醉醺醺地说出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几乎连字眼都说得不太利落,却还是很有口才。我们心想说服他,告诉他教规是反对自杀的,他却嘲笑我们。他坚持有权使自己摆脱无力承担的沉重负担,摆出来的振振有词的论点大胆得真叫我们吃惊不小。他受的苦难既沉重又叫人彻底绝望,他也坦率承认自己堕落,这就一时剥夺了我们这种体面人对不体面人威慑的力量。我们跟他讲些至理名言,哪知这种机智当场就给撞得粉碎,碎片纷纷砸回到我们身上来。我们敢向他提出什么诺言,难道叫他再容忍容忍就会产生什么好结果吗?他那样做还会给他带来什么伤害吗?我们难道认为他要是给押上绞刑架,明知再过十分钟就会给带进老百姓称之为永生的境界,心里还会像他把老婆领出法庭,沿街回家,受到左邻右舍一片嘲笑的祝贺时那样难受吗?“人要是落魄到破罐破摔的地步,”他说,“人世间通常的束缚也就捆绑不住他了。”他尽管醉得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理智却非常清醒;他嘲笑自己,嘲笑这个如此亏待他的人间。

    我们想必跟他已经在那间卧室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却还没跟他分手。那天他明明干不了活儿啦,我们就索性把手稿收拢起来,建议他该跟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散步。我们把博士的手稿理在一起。他在一旁耐心瞧着,也没有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觉得有必要请格里麦斯太太上楼来帮我们收好那部“巨著”,后来发现她居然那么了解这项工作,真使我们惊讶不已。除去博士的手稿之外,现在还有麦肯齐编好了的一页一页的索引————另外还有一些他进一步工作时需要参考的札记————格里麦斯太太对这一切都好像一清二楚似的。我们确信她熟悉古希腊悲剧家的姓名,必定能在字里行间给我们指出哪儿是合唱的段落。“呼吸点儿新鲜空气对你会大有好处的,麦肯齐先生,”她对那个不幸的人说,“兜儿里放块饼干再走。”我们把他带到街头,可他生气地拒绝收下那块硬塞进他手中的饼干。

    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散步。从酒池街尽头转弯进入格雷协会街,再朝霍尔伯恩区走去,我们顿时发现一个败落的大院入口处。他说:“我就住在那边。她眼下正在睡觉去掉酒意呐,孩子们都围在她的身旁,不知道妈妈一醒过来,还有没有钱再去喝一口。我原想请你们进去看看,可是那只会叫你们恶心。”我们并没要求进去;避免这样做与其说是我们自己不想去,毋宁说是为了不叫他难堪。看起来那里是一处肮里肮脏、瘟疫丛生、完全败落的地点。我们这位同伴原本出身于上流人家————财富和宠爱合起来使他娇生惯养地长大成人————得到过国家给予她最宠爱的儿子的那种教育机会,而且享受到了受宠者当中很少人能获得的那种教育的好处————可他如今给自己带来的境况却是黄瓜大院、一个醉鬼老婆和四个衣不蔽体、忍饥挨饿的孩子!世间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更体面、更光明的生活开端了————可也再找不到像他这样更低贱、更卑微的结局了。他曾经是个把时间和智慧都用来追求知识的人————甚至直到今天,他仍然对人的真正事业怀有崇高的理想————他工作勤奋,一向在工作————就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那种单纯追求享乐的念头。弄到这步田地,全是出于他年轻时一念之差:“摆脱那种所谓的‘绅士’阶层的传统束缚而宁愿混在下层社会圈子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他认为这样做会对他有好处。他的生活,正像他自己承认那样,确实是个错误。

    我们路过那个大院,穿过那条街,从格雷协会广场走到法院街,再由小铁门进入林肯协会街,转弯通过老广场,我们知道全伦敦再也找不到一处比这儿更易于自杀的地方了————接着又穿过新广场————这里也自有一股不那么强烈的阴郁气氛,只是透着点儿疯狂,最后我们来到了圣殿园(2)。我们也纳闷干吗老钉在司法界周围这一带兜圈子,或许是因为他正在跟我们谈起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吧,当时他让剑桥大学除了名————他向我们承认那是由于他以为导师侮辱了他,便试图拧对方的鼻子来报复而惹出来的祸端————后来他打算当一名律师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指着老法院那座渐渐颓败的楼房昏暗角落里的一扇窗户,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年曾经在大法院里一位迦玛列(3)手下当学徒,而且干劲十足。我们当然问他为什么放弃如此诱人的锦绣前程。他尽管答得含含糊糊,我们却认为他并不想隐瞒事实。他学会了喝酒,那位迦玛列便亲自过问,斥责他染上了这种恶癖;那年年底,他也跟家里人势不两立地闹翻了,因为他对某些宗教信仰问题表达了异端的看法而惹恼了大家。后来他又对那位上帝的选民迦玛列说他爱什么时候喝醉就什么时候喝醉,他管不着,从而众怒难平,最后终于导致一切家庭关系都断绝了。随后他便浪迹在下层社会圈子里,于是生活就变成了目前这种样儿。

    我们从圣殿园出来,走进弗里特大街一家餐馆,打算吃点东西。这当儿,散步和新鲜空气已经驱散了他身上那股酒气熏天的味儿,我明白吃点东西会对他有好处。我们各自要了一份羊排加热土豆和一品脱啤酒,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像朋友那样围桌进餐。叫人感到奇怪的是,他那天跟我们交谈,多么像是具有双重的身份。他虽然一直显露出自己绝望的悲惨处境,话语里也不断这样提起,却能滔滔不绝地议论自己的经历和性格,就仿佛那全是另一个人的经历和性格似的。他甚至能嘲笑自己造成的这种不幸的生活错误,而且还能推测出它的结局。他很清楚死亡是他所能期望的唯一解脱办法了。我们不敢对他说,要是他的妻子死了,情况也许对他会变得好一些。我们只能说,要是他干些诚实的工作,那么工作本身就会给他带来宽慰,叫他忘却苦难。“你们不了解那种工作的污秽性质。”他对我们说。唉,我们多么清楚地记得这句可怕的话,连带他打的手势和两眼闪现的愤怒光芒呵!他在这个场合对待我们的态度完全变了,我们满意地发现他已经神志清醒,还联想到了他过去的交往。“这间屋子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想当年我又有朋友又有钱的时候,常到这里来。”确实,这里过去常是才子聚集之处,叫人难以忘怀。“我真没想到自己又会来到这里。”可是我们发现他吃不下摆在面前的食物。他咽下一两口肉,勉强吃点面包皮,不能像我们那样狼吞虎咽,吃得干干净净————我们还由于羊排块儿没能再大些而深感遗憾呢。他那杯啤酒倒是很快就给喝光了,我们提议他再来一杯。他有点不好意思,怪里怪气地眨眨眼,接受我们的建议,另一品脱酒也跟着消失了。我们是不是再请他来一杯,一时真有点犹豫不定,最后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他本人如果想要的话,还是能喝上第三大杯的,可他没有提出来。我们在餐馆门口跟他分手时,他向我们保证尽管他吃尽苦头,发了许多牢骚,还是会再加把力把博士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不管我离开还是留下,”他说,“我都愿意自食其力。”那种打算离开的想法真有点可怕!他打算到哪儿去呢?

    这三四天发生的倒楣事博士一点儿也没听说;工作又继续顺利进行下去;第二个月底,他又来到伦敦。他跟我们谈起那位受托管理他的财务的银行家啦,他的律师啦,还嘟哝着说想另找一名副牧师。可是我们明白他来伦敦是因为他好久没见到他那个了不起的心爱之物,实在憋不住了。他受不了就这样跟他的手稿分离,又天真地渴望其中一部分应该马上交到印刷所去。“人到了六十五岁,先生,”他对我们说,“可没有时间再拖拖拉拉地干活儿了。”然而,他这一辈子一直就是在拖拖拉拉地干活儿,我们倒真心实意地相信他要是知足地拖拖拉拉干到生命终了,这对他来说倒也不赖。如果麦肯齐对博士那部论著下的评语全是实话,那就是说博士的学识要比他本人的创见或判断力差得多。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妄加论断。他决意出版那部著作,甘愿为他这种一时的兴致自行负担费用,不受别人的牵制,我们也就没法儿不让他同印刷所打交道了。

    他很想见见麦肯齐,有一次甚至非常想亲眼看看他是怎样在工作。他当然可以在我们的编辑部同他这位助手会晤,全部手稿可以挺方便地放在那个公文递送箱里让人拿来再送回去。为了使大家都不丢面子,我们不大想带这位尊敬的牧师朋友到花狗酒馆去。我们虽然对他说过他的著作正在一家酒店里让人整理,可还是相信他会设想那是一家简朴的旅馆;他要是真给带领到一处他发现原来是个小酒馆的地方,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何况格里麦斯太太,即使不是格里麦斯太太,格里麦斯先生也会反对另一位访问者闯进他们的卧室;麦肯齐本人见到牧师那副黑绑腿出现在他那寒伧的劳动场所,也会失去常态的。因此,我们向他编排了一些理由,使他起码目前同意把手稿拿到我们的办公室来给他看。我们自己便到花狗酒馆去同麦肯齐约定第二天的会晤。上次见到他大约是在一个星期前,那项工作进展得挺顺利。他告诉我们再有两周即可全部完工。我们还向格里麦斯太太打听了他的老婆的情况。她能告诉我们的是,那个婆娘没有再来花狗酒馆捣乱。不过她确信从麦肯齐同我们一齐散步穿过圣殿园那天起,警察不止一次拘留了那个酒鬼女人。

    我们为了方才提到的那件事奔赴花狗酒馆,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还下着蒙蒙细雨。这是一月底,下午六点钟左右。我们知道这个钟点在酒馆里根本找不到麦肯齐,不过格里麦斯太太也许可以派人把他叫来,或者至少可以代我们传个口信,定好那个约会。我们走进小客厅,他们夫妇俩正坐在里面呐,我们顿时从他俩的神情看出准是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先告诉格里麦斯太太那位博士进城来了。“麦肯齐不在这儿,先生。”格里麦斯太太说,我们几乎察觉出她的声调变了。我们说明并没期望在这个钟点能找到他,问她能不能派人把他找来。她只摇摇头。格里麦斯背靠着炉火,站在那边,两只手插在裤兜里,直到此刻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又问那个家伙是不是又喝醉了,她又摇摇头。她可不可以转告他明天带着那个公文递送箱和手稿到我们那里去一趟?她还是摇摇头。

    “我早就跟她说过,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折腾了,”格里麦斯说,“可总是白搭。今天早上他又喝醉了————喝得烂醉如泥。”

    “今天下午两点钟他来取手稿时,可跟你一样清醒,约翰。”这么一说,公文递送箱和手稿给拿出了花狗酒馆!

    “那个女人昨天又在这儿几乎光着身子横冲直撞,”格里麦斯先生说,“我再也受不了啦。为了那个家伙我干了连他本人都不愿意干的事。这我明白,可我再也没法忍受啦。玛丽·安妮,你明天吃过早饭就把那张桌子给我腾出来。”这个男人通常总管他太太叫波莉,如今却叫她玛丽·安妮,可见这人说话是认真的。我们知道他是认真的,她心里也明白这一点。

    “他没喝醉,约翰————没醉,下午他来取走那个匣子的时候一点儿醉意也没有。”我们理解她重复这种断言的意思。对我们来说,这多多少少是在为她自己违背信任而让麦肯齐把手稿从她看管下拿走这件事进行辩解,要么就是向我们保证,她再糟也没让那个家伙在不适合照管手稿的情况下把它取走,以致犯下了不得体的错误。至于说责怪她,谁又会那样想呢?麦肯齐无论什么时候拿着那个匣子从楼下走过,我们都不可能设想她会粗暴地拦住他。可是现在他真这样做了,我们虽然不能怪她,心里却十分沉重。那部手稿万一出了什么岔子,难道博士不会向我们大发脾气吗?看来得马上采取行动才是正理。我们于是建议最好派人到黄瓜大院去看一看。“我本来一发现这事就想去,”格里麦斯太太说,“可他不许我去。”

    “今天晚上你甭想动窝儿迈出大门一步。”格里麦斯先生说。

    “谁想动窝儿啦?”格里麦斯太太说。

    我们觉得除去刚听到的事之外,想必还有什么别的事给隐瞒起来了。这真叫我们忧心忡忡。那个女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变了,我们敢肯定这并非由于感情变了,而是由于一些把她吓坏了的情况促成的。她并不怕她的丈夫,而是怕她丈夫跟她说的话有道理。“要是还有什么别的事要说,就请赶快告诉我们吧。”我们与其说是在对那个女人不如说是在对那个男人央求。于是格里麦斯开腔了,把情况和盘托出。头天晚上,麦肯齐从格里麦斯太太手里接过去三四个金镑,这当然是博士给的一部分酬劳;今天一清早,麦肯齐的老婆就发了酒疯,整条酒池街出现一片骚动。她又疯疯癫癫地来到花狗酒馆撒泼,格里麦斯本人正使劲轰她出去————他是听到吵嚷之后,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匆匆奔下楼来的————这当儿,麦肯齐也同样醉醺醺地出现了。“不对,约翰————他没喝醉。”格里麦斯太太说。“别插嘴!”她丈夫喊了一声,接着往下说。那个家伙挣扎着把他的老婆揪出去,结果两个人都摔倒在地,一块儿在街头打滚儿。“我从窗户往外一看,那种情景真让人瞧着难过。”格里麦斯太太说。我们也觉得真让人“听着难过”。一个男子汉————这样一个男子汉竟然跟一个醉鬼女人在街沟里打滚儿————他本人也醉貌咕咚的————何况那个女人还是他的老婆!“花狗酒馆实在不能再容忍这种事啦;就是这样。”约翰·格里麦斯结尾道。

    接着,格里麦斯太太也终于畅谈起来。这事全发生在清晨九点钟以前。“那个女人想必是整宿都在喝酒。”她说。“那个家伙想必也是。”约翰说。“不管怎样,他在吃中饭的时候还是回来了,而且神志清醒。我请他先别上楼,喝杯茶再说。就在你午饭后刚出门不久,他就来了,约翰。”

    “以后不许他再在这儿喝茶。”约翰说。

    “可他没喝。他对我说不想喝,就上楼去了。我又有什么法子?我不能跟他说不许上楼啊。对了————大清早那场混乱的时候,约翰对麦肯齐说了些什么以后别再来这儿的话。”

    “我当然说了。”格里麦斯说。

    “这肯定伤了点他的感情,”那位女士接茬儿说,“我以为他原本不会在意约翰说的话呢。”

    “我就是要他在意。”

    “他当时就存了心,先生,尽管大清早那个钟点他的头脑并不像原本应该的那样清醒。唔————他怎么办呢?他就上楼,把那些稿子都收拾好带走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稿子现在不在那儿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上楼去看看。对了,他下楼那当儿,我说不准自己是在厨房里呢————按说我并不经常放松监视酒吧间啊————还是在酒吧间里,要么就是正在忙着打酒,因为顾客要酒要得多的时候,先生,我有时也帮忙打酒————不过,我要是正在打酒,没直起腰来,就没法看见他抱着匣子走出去。威尔考克斯小姐倒是看见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她。”威尔考克斯小姐就是酒吧间那位女堂倌。我们并不想去盘问她,因为不管怎么说,反正那个匣子已经让麦肯齐拿走了。在这桩事情上,格里麦斯太太似乎是在为自己辩护,仿佛就要受到什么严厉的指控似的,可她的所作所为都纯粹出自一片善心,她在宽待麦肯齐的时候,也对我们表示了近乎过分的热情。

    “万一出了什么岔子,那也不是您的过错。”我们说。

    “也不是我的过错。”约翰·格里麦斯插嘴道。

    “当然不是。”我们答道。

    “我们没有什么错儿,”他接着说,“问题在于你没法儿把一个皮肤黑的人洗白,即使试一试,也都白搭。他不会再来这儿了,就是这样。男人喝醉了,我们并不在乎,只好容忍。他们不像娘们儿那样该死的无可救药。男人只要还能站稳,就会想法站稳脚跟,可是娘们儿一喝醉便撒野、发酒疯。没有几个人能把那个女人治服。她的劲儿可大了,非得我们四个人一齐上去才能把她揪住,但是她平生几乎什么活儿都没干过,神志清醒的时候也虚弱极了。”

    全部情况我们现在都听说了;我们一边听着,一边已经决定自己有责任去黄瓜大院把手稿和匣子找回来。我们并不想去窥探那个家伙破破烂烂的家,可是为了博士我们不得不去安排明天的会晤,如果说那次会晤还有可能安排的话。我们打听那所房子的门牌号码,记住那个大院的入口处。接着,约翰和他太太小声嘀咕了一阵,最后丈夫表示愿意陪同我们前去。“那里简陋不堪,”他说,“不过他们都认识我。”格里麦斯太太也说:“他最好陪你们一块儿去吧。”我们当然高兴有这样一位伙伴同行,同时也乐意发现这位老板,尽管我们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还是很够交情地愿意为我们效劳。

    “这地方真够凄凉的。”格里麦斯领我们走上那条狭窄的拱道时说。确实是一处凄凉的地方。那个大院本身展宽了一点,可是有了那条拱道就显得很小了,两边都有房舍。既没有明沟,就我们所见,也没有阴沟,碎裂的石板地滑溜溜的,净是泥巴,房舍之间这儿那儿遍地都是菜叶和萝卜头这类垃圾。那里拥挤着许多孩子,大院紧里边挂着一盏鬼火似的煤气灯,忽明忽暗,闪烁不定。不时传来一阵叫骂声,孩子们对这好像并不理会似的;四处还散发着一股霉烂的臭味儿,我们觉得那种环境真叫人没法生活下去。格里麦斯不再说话,领着我们朝大院左边当中那所房子走去,向一个坐在门前低台阶上的人打听麦肯齐在不在家。“原来是您,格里麦斯先生,对不?”那人没有动弹,说道。“对,我想他在家吧,可是警察把他太太带走了。”我们便从他身边进入那所房子,免不了踢到了他,为此表示歉意,那人却说:“没关系。”他没动窝儿,因此我们不踢开他,根本进不去。

    看来麦肯齐租的是楼下两间屋,我们立刻走进去。屋里面没有点灯,不过我们看得见壁炉那儿闪着火光,很快就发现几个孩子出现在我们眼前。格里麦斯便向他们打听麦肯齐,一个姑娘告诉我们说他在里间屋呐。酒馆老板要一盏灯照亮儿,姑娘犹豫一下才把一节固定在小瓶上面的蜡烛头点着。我们很想借助这点微弱的亮光四下里看看,可是除了四个孩子之外,屋子里空空如也,其中三个孩子好像坐在地板上呐。格里麦斯拿着蜡烛,立刻进入另一间屋,我们就跟在他身后进去。那间屋里摆着两张床,他把那个瓶子高高举起,好让那点亮光照在其中一张床上,只见朱利叶斯·麦肯齐烂醉如泥地躺在上面呐。脑袋靠在墙上,身子横在床上,两只脚耷拉在地板上。他仍然穿着早上穿的那身衣服和那双脏靴子。我们从来也没见过这样凄惨、这样不幸、同时也这样具有说服力的景象了。他闭着两眼,面色如土,嘴巴张着,口水淌在胡子上,乱蓬蓬的深发由于两只手下意识地拨弄而披散在脸上。他费劲儿地打着呼噜,好像躺的姿势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似的;即使在这种醉态下,他的脸仍然在痛苦地抽搐。那四个孩子一连好几个钟头待在外间屋,很了解他们最尊敬的父亲所犯的毛病,甚至连走进去把他扶扶正,让他躺得舒服一点都不想干。他们又能干什么呢?他们经受长期的锻炼,经验告诉他们人只有靠睡眠才能醒酒,这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的灾难罢了。“她现在总该承认他常常喝酒,也喝醉了吧。”格里麦斯低头瞧着那个男人说,暗指他太太那种温厚的倔脾气。他把蜡烛交给我们,带着又体贴又粗鲁的劲儿把麦肯齐的脑袋抬起来放好在枕垫上,两腿放平在床上;说粗鲁,是表现在他的动作上,而体贴却是真正的。然后他脱去那人的靴子,解掉那块围在脖子上的旧丝手绢,又把他的裤子抻抻直,上衣捋捋平。他简直就像是在为一具尸体做殡葬准备。顶大的姑娘这当儿站在我们身旁,格里麦斯便问她,她爹这个样子有多长时间了。“天黑前,杰克·霍加特把他带回来的。”姑娘说。不用说,杰克·霍加特就是我们方才看见坐在门前台阶上的那个人。

    “那你妈妈呢?”格里麦斯问。

    “还没吃晚饭巡警就把她带走了。”

    “那你们这几个孩子————吃什么了吗?”姑娘摇摇脑袋。格里麦斯没有当即顾到这件事,只在忙着喊叫那个醉汉的名字,摇晃他的肩膀,寻找小桌上的一个破水罐,好用凉水泼在他的脸上————可是水罐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他只好又叫他,摇晃他,麦肯齐终于张开两眼,半醒地呆呆仰视着我们。“嗨,伙计,”格里麦斯说,“醒醒,醒醒。”

    “你最好想法儿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问道。

    他勉强支撑着想要坐起来,接着微微一笑————这一笑真是十分凄惨,叫人瞧着难受;随即露出一副十足的可怜相,我们觉得这大概是由于他一时意识到自己的堕落而流露出来的;然后他便仰面倒下,不省人事,死人一般麻木不仁地摆脱了痛苦。

    “得到明天早晨他才会醒过来。”那个姑娘说。

    “这倒是实话,”格里麦斯说,“他喝得这样烂醉如泥,叫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随他去啦。咱们去找找那个匣子和手稿吧。”

    我们低头瞧着这个男人,心想他原本是个绅士,又是个很有水平的学者,受过那么良好的教育,文学知识也那么丰富,真可以说很少有几个人能与他相比哟!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这件事,并不认为这样一回想他的过去就势必增强眼下这种情景的恐怖。这人如果是个鞋匠或者挖煤的,那么,看到那个姑娘站在醉鬼父亲的床榻旁边,母亲也给拘留了,可她竟然无动于衷,因为这类事在她已经司空见惯,这种情景倒会悲惨得能叫一名天使低泣!但是,一想到那人的出身、经历和原本会有的前程,一想到我们亲眼看见他一步一步腐败堕落下去,我们也就只有感慨系之的份儿了;要是他那玷污了的天资和白白浪费掉的才智并不那么有用于崇高的事业,我们也就不会有这种感触了。

    我们到大院来的目的是想挽救那部手稿免遭灾难,所以我们才跟随格里麦斯进入里间屋。那当儿,酒馆老板正在问姑娘知不知道他爹从花狗酒馆带回来的一个黑匣子。“匣子在这儿呐。”姑娘说。

    “那些手稿呢?”格里麦斯问。姑娘摇摇脑袋,我们俩便匆匆回到外间屋。我不记得是谁先发现了那幕可怕的情景,也不记得是不是那个姑娘指给我们看的。壁炉里整个儿填满了焚毁了的手稿。有的是整页都给烧毁了的碎片,有的是给烧焦了的纸片,围栏边上撒满了一地的纸灰。我们连忙跪下来察看,一时还以为这个可怜的家伙也许是在绝望中把自己写的稿子付之一炬,而对博士的手稿手下还是留了情。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博士精心手抄的手稿已经给烧焦了不少。格里麦斯这当儿找到了那个黑匣子,只见它敞着盖儿,里面剩下的手稿也都给折腾乱了。不同卷的文稿和麦肯齐写的稿子搀杂在一起了,而且都给扯碎、弄皱,起了卷儿,就像一堆废纸给塞了进去似的————简直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团。“这是妈妈干的,”那个姑娘说,“巡警把她带走后,我们又把这些放回了原处。”

    什么也不用再问了————也甭打听什么有用的线索了。那天早晨发生的事根本用不着再详细查问了。够了,太够了,我们心里明白糟糕的事已经发生。我们跪在壁炉前,急忙用手从那堆灰烬里抢救出凡是还能找到的残余的手稿碎片,然后把它们全都放进那个匣子里,几乎泪汪汪地呆视着那堆破烂儿。“你最好去买点儿东西吃吧。”格里麦斯一边说,一边交给姑娘一个硬币,“老子喝醉了,叫孩子们挨饿,真够呛,先生。”随后,他拿起那个匣子,盖上盖儿,我们就跟他一起走出大院。格里麦斯送我们和那个匣子登上一辆出租马车之后,说道:“我明天会派人来,或者亲自来看看他。”方才我们愚蠢地请求那个醉鬼坐起来,一点儿也没想到从此以后再也跟他说不上话了。

    我们坐马车回办事处,好把那个匣子存起来,等待明天的厄运,一路上心里只想着我们真不该得到这份苦难。我们纯粹出于善心,想为两个迥然不同的人————那位有学问的博士和那个红鼻头的酒鬼尽点力,结果却得到这样一个下场!帮助他俩其实我们什么好处也得不到。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是想把这两个彼此需要相助的人凑到一块儿————完全出自一片好心————到头来却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我们跪在地上,花了半小时工夫在麦肯齐太太的炉灰里耙来耙去,干那种近乎斯文扫地的活儿,现在还不得不面对博士的愤怒啦、沮丧啦、谴责啦————更糟的是他的悲痛。至于麦肯齐,我们下定决心,不能再为他出什么力了。他自作自受;唉!我们干吗————干吗试图管一个这样堕落的人的闲事呢?我们在自己的办事处门前下了车,一想到明天会见到博士那副脸子,心就沉了下来。我们心想,眼下已经如此狼狈,明天上午再来到这里,更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呵!

    第二天上午,我们还是硬着头皮来到办事处。读者诸君,想必有时也会有这种难以形容的、短暂忧虑而沉重的负担的感觉吧,它常常使人提心吊胆。这倒不是什么莫大的哀伤或者过分的恐惧所造成的,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出自这两种情绪的混合,也就是说等待着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而忐忑不安————我们但凡想得出办法,也许还可以逃脱这种灾难。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逃脱的办法。下午一点钟,那位博士就会到我们这儿来,而且会满面春风地来到,盼望遇到他那位学识渊博的同行。我们该怎样向他透露这个坏消息呢?我们确实也可以通知他暂行推迟这次会晤,可是这样做即使有什么好处,也是微乎其微。我们早晚得见到这位受到伤害的希腊古典文学研究者;所以,我们尽管忧心忡忡,还是决定不应该推迟这一不幸的时刻。我们费了一小时工夫把那些残简碎片整理一下。第一卷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给毁了;第二卷几乎每一页不是给烧焦了,就是给撕得破碎不堪;第三卷只有一小部分受损。麦肯齐自己写的成品在遭遇上要比博士的手稿好一些,可是这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安慰。经过这次浩劫,我想麦肯齐那些玩艺儿对博士来说也不大可能再有什么用场了。凡是还能按页码连接起来的手稿,我们都按卷的顺序放在桌子上————原本挺大的体积如今已经缩成几乎跟一本可怜巴巴的布道书那样大小了————剩下的一些焚毁的碎片,我们就都放进那个匣子。然后,我们照旧各自坐在办公桌前面假装干活儿。我们的耳朵挺尖,在约定的时间过后一两分钟就听见博士登上楼来的脚步声。我们心头七上八下,扑通扑通直跳。我们在椅子上晃来晃去,站起来,又坐下,心里明白经不住这种尴尬局面。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按照文学界适中的方式赞助那位博士————正像一位城里的文人会赞助一位乡下的文友那样————但是,如今我们却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惧怕老师那样怕他。可我们还得装出一点满不在乎的样儿呵!

    没多会儿,他就面带和蔼的微笑出现在我们面前,那种微笑我们虽已见惯,眼下却把我们几乎压垮了。我们早就摸准他会带着那种微笑,而且特别担心这一点。“啊,”他握住我们的手,说道,“我还以为迟到了。原来我们的朋友还没到呐。”

    “博士,”我们答道,“出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

    “非常不幸的事!难道麦肯齐先生故去了?”

    “不是————他没死。他要是早就死了,那倒好了。他把您的手稿毁了。”博士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两只手也同时耷拉下来,他愣在那儿呆视着我们。“用不着跟您说,博士,您也明白我的心情多么沉重,多么懊悔!”

    “把它毁了!”随后我们就把他搀扶到那张桌子前面。他先察看那部手稿诱人而相对来说损伤不大的第三卷,似乎认为我们在戏弄他。“没有给毁掉啊。”他微微一笑,说道。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解释,他的两只手已经伸进那个匣子里的碎纸片。“我还健在,居然就让人把它烧掉了,”他感叹道,“我————我————我。”他从我们身旁走开,在办公室里从这头到那头来回遛了两趟,我们默默站着,耐心等待他大发雷霆。“我的朋友,”他踱完步,说道,“历史上有位伟大的人物也经受过这种悲痛。牛顿的手稿就给烧掉了。我只好把它带回家去,今后别再提它了。”我们真没想到博士竟会如此宽宏大量,他可是我们所遇见过的一位最善良的基督徒啦。

    他说别再提它了,这倒有点办不到。我一心想把出事的经过情形跟他讲清楚,因为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他执意不想再听取任何细节;就在这当儿有人敲门,楼下那个仆役把格里麦斯太太领进来了。读者诸君都知道我们在这两个月里跟花狗酒馆老板娘相处得很熟,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在酒馆外面荣幸地遇见过她。“哦————先生。”她刚要往下说,一见那位博士就顿住了。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给她介绍一下好。“格里麦斯太太,”我们说,“这位就是那位先生,他那部价值连城的手稿让不幸的酒鬼毁了。”

    “哦,这————您就是那位博士吧,先生?”博士点点头,微微一笑。他想必心情十分沉重,却还能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和蔼地微笑。“哎呀,”她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才好!”

    “跟我们说什么?”博士问。

    “又出了什么事?”我们紧问道。那个女人站在我们面前浑身直发抖,接着一屁股坐进椅子。我们脑中顿时闪现出这样一种想法:那个醉娘们儿在狂怒之下又让花狗酒馆遭了殃————也许放火把它烧了,也许伤害了格里麦斯先生本人,也许捣毁了瓶瓶罐罐啦,窗户玻璃啦,煤气灯啦。反正干出了什么事,使得格里麦斯这家人要向我们或者博士索赔,眼下这个女人就是先来这儿抗议的。唉————我们好心好意想帮助朱利叶斯·麦肯齐这样一个人,这种轻率的举动所造成的后果,何时才会终了呵!“您要是有什么话要说,就赶紧说吧。”我们低沉地说。

    “他已经,他————”

    “难道把自己也毁了?”博士问。

    “唉,是啊,先生。他确实已经————抹了脖子啦————眼下正停尸在花狗酒馆里呐!”

    朱利叶斯·麦肯齐终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不用说,我们直到此时此刻那种对他十分仇恨的感情突然一下子消失了。这个负担过重而苦苦挣扎、深受虐待而被人遗弃的可怜虫呵!人世间苛待了他,苛待得几乎叫人抱怨上苍。这个可怜的人一直愿意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地干他那一行,也有干活儿的能力;同时他也曾经跟他的厄运做过英勇的斗争,认识到有责任抚养他的孩子和那个给他带来毁灭的贱女人,而且一心一意想那样做。依我们看,他那种酗酒的恶习倒像是她的邪恶反映,而不是他本人趋向堕落的后果。但是,仍然值得怀疑的是她是否跟他学会了那种恶癖呢。自从花狗酒馆的左邻右舍认识他俩那天起,他俩实实在在都是酒鬼;不过大伙儿说,除非她当众发酒疯,让他丢了脸,他才借酒浇愁,除此之外,大家都没见他喝醉过。就是这样一个人,如今竟得到了这样的下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大声疾呼,要求自由,独善其身,反对父亲和家庭的管束,反对他的学院导师的指责,反对所有的牧师、教师和导师的教导,反对人间传统的束缚,结果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残局!他齐耳割断了自己的脖颈,这当儿正停尸在花狗酒馆里,等待验尸官判定是不是自杀!

    格里麦斯太太是来告诉我们下午四点钟验尸官要到花狗酒馆去,说她丈夫希望我们也能到场。我们最近常见到麦肯齐,在他一生最后的岁月里那么关心他的工作,简直叫我们没法儿拒绝这一请求,尽管并无传票非叫我们去不可。接着,格里麦斯太太变得健谈起来,把她所知道的有关麦肯齐的生平一古脑儿都向我们倾吐出来。麦肯齐跟那个女人已经结婚十年,而且在结婚之前当然是个酒徒。“至于她嘛,几乎是靠杜松子酒哺养大的,”格里麦斯太太说,“尽管他并不知道此事,可怜的人。”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反正她结婚之后不久就酗酒了,于是他就时而灰心丧气,时而又竭力设法改善他和孩子的处境,一生就这样来回交替地度过去了。格里麦斯太太说他俩一旦兴致来了————女的先开始,男的便跟上————就会把可以过两周日子的钱全都在两天之内耗尽在酒费上。“他俩说过在四十八小时内能把价值四十先令的酒统统喝光,这对他俩来说就跟玩儿似的,一点儿事都没有。”那位博士惊恐地举起手来。格里麦斯太太又接着说:“那可决不是我们提供的酒。约翰确实不许我们这样供应他俩。”

    她坐了半个钟头光景,一直在给我们讲那人的生活经历;不过,这一切读者诸君已经听得够多的了。到底是什么恶魔唆使那个女人在自己家里把她丈夫接近完成的工作成果焚毁呢,我们却没听说。毫无疑问,必是两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那个男人想必再也没法忍受下去了。“他也有感情啊,先生,确实有,”格里麦斯太太说,“他明白一个女人应该正派体面,尤其是做妻子的更应该如此;我敢说约翰和我都同情他,为他难过。约翰有时会对他说句刺耳的话,可他会为了做一桩对麦肯齐有利的事而愿意跑遍全伦敦。约翰不会说自己受过教育,但是他确实尊敬学问。”

    格里麦斯太太讲完这些话就走了,撇下我们单独跟博士在一起。他当即同意陪我们一道去花狗酒馆;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可以耽搁,就议论起那个不幸的人。我们拿不准这当儿该不该提一下那部被焚毁的手稿。如果该提,当然不会是博士本人提出来。这场跟手稿有关联的悲剧使他觉得眼下甚至提一下自己的损失也不大恰当。博士谈论的话题是这样一个人,既无希望,又无信仰,又无恐惧,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该是咎由自取————正像达恩莱(4)对博斯威尔(5)这样说过,博斯威尔又反唇相讥那样。“上帝的宽恕是无限的。”他低下头,闭上眼,十指交叉着说。那人如果还活着,吓唬他两句还是合乎情理的,而眼下人都死了,还要百般责备,就几乎不近人情了。

    我们在指定的钟点来到花狗酒馆,发现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验尸官已经坐在格里麦斯太太那间小客厅里,人们告诉我们说那具尸体已经给安放在酒吧间里了。验尸手续很快就办完了。验明的结果是他喝醉了酒,身心痛苦,就在一阵低落的情绪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自杀那当儿,他的老婆正从拘留所给押上警车送往警察局。他并非一文不名,因为他给了孩子钱,让他们出去买早饭吃,还特别关照那个顶小的孩子,一个刚刚学步的三岁小不点儿,要多加小心————随后他就自杀了。大姑娘回到家里,发现他躺在地板上已经断气。我们给唤去作证,在博士陪同下进入酒吧间。唉!就是那张给抬到楼上老板娘卧室里去让麦肯齐干活儿的桌子————那张我们跟他围坐在一起共同研究过博士手稿的桌子,现在又给抬下楼来做别的用场。我们对这件事没说什么,只提出我们知道这人既勤勉又有才能;此外,唉!我们在他死亡前一天夜里见到他烂醉如泥,瘫倒在床,不省人事。

    这个场合最叫人难过的景象莫过于麦肯齐妻子的出现————我们以前从没见过她。她是由一名警察带来的,她是不是还处于监管之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她不是由于警察为了保持体面、就是邻居的照顾而穿上了一套显得太大太长的旧黑袍子,还戴上一顶几乎把脑袋都包起来的无边黑女帽。她是个瘦小女人,我们瞥见她脸色苍白,精疲力竭,脸上没有可怜的麦肯齐那类酒徒一向带有的标志。她给领到验尸官面前,在答话时声音低得根本传不到我们的耳中。那名跟我们交谈的警察说她并不太难过————眼下她麻木不仁,内心感觉不到什么痛苦。“此刻她只是有点害怕罢了,先生。”那名警察说。我们朝桌子那边瞥了一眼,只能看到前不久还是一个活人的身体轮廓。我们真想再瞧一次他的面容,似乎有一种病态的强烈好奇心想亲眼看一下那种可怖的景象。可是我们并不希望别人觉出我们有这种念头————尤其是不想让我们那位博士朋友觉察出来。于是我们就避免拥到桌子上首那边去。博士本人一直默默待在室内远离那个场合的一个旮旯里。这事一提交给陪审团审议,他们当即判定这人是由于酒醉,失去理智而自杀的。这就是学者朱利叶斯·麦肯齐的结局。

    第二天,博士带着我们那个黑匣子返回乡间,我们很欢迎他还能继续利用那个像一口小石棺似的玩艺儿。至于我们给他带来了这样一场大灾难,他一句谴责的话也没说,既没口头抱怨,也没书面斥责。当初那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曾经受过这样的痛苦,这种想法似乎抚慰了他。我们再次道歉,他却面带和蔼的微笑,说道:“如果连牛顿都能忍受,我当然也办得到。”我们之间又做了磋商,主要是我们提出来的,最好再找一位年轻学者到他的教区宅邸去,从那堆废纸堆当中把我们这位朋友的学术大厦重建起来。博士也给予我们些许鼓励,于是我们就开始四处寻访;可是就在这当口,我们收到下列一封信————

    “一八某某年某月某日写于某教区

    “敬爱的  先生:

    感谢你们竭力想为我另找一名助手,以便重新整理编排我那部研究古希腊戏剧家韵律的论著所剩下的残简碎片。你们的允诺可谓一种额外的好意。”真是一位可亲、彬彬有礼的老绅士!因为我们十分理解这些词句里并无一点讽刺的意味。“你们的允诺可谓一种额外的好意;但是经过一番仔细研究和慎重考虑之后,我决定放弃这项计划了。已经给毁掉的那部分不可能再复原,而且也许并不值得复原。我已经老了,再也没法儿重新提笔,也许我压根儿就不适合搞学术工作,不该指望得到什么顺利的成功。我从此不想再回顾我那没有诞生的婴儿的灰烬,却愿意回忆这场灾难给予的教训以安慰自己;我现在也极明白从那种苛刻而公正的批评所得到的安慰恐怕更难以找到啦。我一想到自己幻想成为一名学者的努力化为泡影,就会转念想到那个人可怕而致命的灾难;在学识上,他可比我完备成熟得多。

    你们无论何时有空来到乡间,都请记得我本人和小女竭诚欢迎你们光临我们这一教区。

    你们最忠诚的。

    ”

    我们后来一直没有时间接受博士盛情的邀请,也没再看到那个黑匣子,那里面盛着博士不愿再回顾的那个没诞生的婴儿的灰烬。我们想象得到他站在那里,思潮起伏,一只手按在匣盖儿上,却从不敢启锁。真格的,我们并不怀疑那把钥匙跟其他一些他珍藏的物品,诸如他夫人的一绺头发啦,那个没能活到站在他膝头上玩耍的男孩的小鞋啦,等等等等,都一起给收起来了,因为那位博士是个心肠软的人,是个靠回忆往事度日的人。

    我们常去花狗酒馆拜访格里麦斯夫妇,坐在那里谈论麦肯齐和他的家庭。他的老婆后来很快就从那个地段消失了。没人知道她和四个孩子的下落。随后不久,格里麦斯先生也带着老婆离开了。但是不能说他们也消失了。有一天,他一边搔着头皮,一边感叹地对我说他已经————发财了。“我们买了一幢挺舒适的房子,就在考尔契斯区以外两英里那儿,”格里麦斯太太得意洋洋地说,“连带三十亩地,只不过叫约翰高兴高兴罢了。至于花狗酒馆,我可腻味透了,再在那里待上一年,准保把我累成皮包骨头。”我们观察她,并没看出她会变成那个样儿。我们瞧瞧约翰,觉得他也并没有那种得意洋洋的劲儿。

    谁盘走了格里麦斯夫妇那家酒馆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可就压根儿也没再去酒池街打听。

    1870年

    * * *

    (1) 希腊文中的两个冠词,前者为第一格中性,后者为第二格中性或阳性。

    (2) 伦敦圣殿骑士团的圣殿,现为法学协会的两个会所,即内殿法学协会和中殿法学协会。它们是伦敦四所享有检定律师权力的法学协会中的两所。

    (3) 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四节,一位犹太学者和经学教师,后成为保罗使徒。此处指法官。

    (4) 亨利·斯图尔特·达恩莱伯爵(1545——1567),苏格兰贵族,玛丽女王的第二任丈夫,詹姆士一世的父亲。1566年,他暗杀了他夫人的秘书,不久他本人也被神秘地谋杀。

    (5) 詹姆士·海帕布恩·博斯威尔公爵(1535——1578),苏格兰贵族,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第三任丈夫,一般认为他是谋杀达恩莱伯爵一事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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