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毛利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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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量的原产品，所以全部制造品也将是如此。于是农场主的总产品价值，用工业品计量时将与以前相同，而制造业主的全部产品价值，当用谷物等来计量时则比从前为大。我想，看来已很明显，如果不存在资本的转移，两者的利润都会增加。

    首先就农场主来说，很大一部分生产所必需的各种要素，即我已把它们包括在固定资本这个一般概念中的各种要素，可以由农场主从自己农场的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供给。这一类东西就是他播种用的种子、耕作用的马匹和不管是否用来耕地的牛的饲料，以及至少有一部分用于制造工具的材料。无论总产量是多还是少，其中需要用来补偿以这些不同形式消费了的这部分资本量都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动。只要生产以同样规模进行，这个量就必须认为是不变的。因此，总产量愈大，农场主留作上述用途的这一部分产品在全部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就必然愈小。

    我已说过，留作更新固定资本用的数量应当认为是不变的。因为，在计算生产率增长时，可以有不同的假设：或者假设劳动与固定资本保持相同而产量增加了；或者假设组成生产成本诸要素的消耗下降了，而产量仍旧不变。既然已经采用了前一种计算方式，那么固定资本应该不变当然成了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之一。

    但是，让我们回到我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上来吧。我们发现，农场主的总产品的价值同制造品相比时保持相同。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只需要用这一总产量或它价值中一个比较小的部分来更新那些农场主自己可以提供的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其中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必然留作利润。

    这里，我没有提到，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总产量中归劳动者所得的那个部分的改变而引起的利润率方面的变动。只要注意到下面一点就足够了，即根据上面确立的原理，我们便可推断这一原因不会与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原因起相反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一致的。

    但还是接着讲下去吧。制造业主是怎样受到影响的呢？正如我们所知，他的产品在数量上还是一样，但是它的价值 在用农产品计算时却增加了。因此，价值中的一个较小的比例通过交换将足以使他从农场主那里获得后者所能供应他的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例如，工业的原材料以及必须用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其他物品。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价值中一个较大的比例必然留作利润了。

    由此可见，在没有劳动和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的情况下，两个行业中的利润都必然增加。因为农产品的总 价值仍保持不变，所以农场主利润的增加是由于他的产品在数量 上增加的结果；而制造业主则因他的产品具有更大的购买力而得到了好处。

    我们也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来证明：在生产组成固定资本的各种物品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总产量中须用于补偿固定资本的比例也跟着增加，从而这种困难便具有降低利润率的趋势。

    现在，我将进一步阐明，在那些生产不属固定资本范围内的商品的产业部门中，生产率的增长或下降，要不是通过影响维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就决不能影响利润率。

    我们就拿上面的例子来作说明，不过现在不是假设农场主的产品而是假设制造业主的产品，由于在机器和劳动分工方面的改善而产量增加了一倍，当然，成本仍保持相同。不管某些企业主的利润暂时可能有多大，这种制造品的价值最终必定按其数量增加的同一比例下降，结果当用农产品计量时，其总产量的价值还是同从前一样。因此，从农场主那里购买所费资本的各种组成部分（不管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所需的那部分制造品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必将保持不变。因此，这种方法绝不会对利润率产生影响。毫无疑问，正如上面已表明的那样，制造业主将可用全部产品中比较小的部分给他的工人衣服穿，从而提高了他的利润。除此以外，绝无别种方法可使他的利润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产量的巨大增长，农场主的谷物等必将支配数量上比过去大得多的制造品。因此，用制造品来计量时，他的总产值也将上升。但是他所垫付的劳动者的食品、牛马的饲料、种子等所有这一切的价值都完全按其产品价值的相同比例一起上升，因为实际上他的产品是由这些成分组成的。如果这些东西构成了他的全部费用，那么利润与全部费用之间的比例仍应与过去相同，因为两者的价值都已增加而且是以同等程度增加的。但是它们并不构成他的全部费用，劳动者除了给他们粮食吃之外，还得给他们衣服穿。正如已详细表明的那样，农场主用他的产品中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就能得到这种衣服。因此用这种方法，并且也只能用这种方法，他的利润才会受到与制造业主相同的影响。

    由此看来，不 参与构成固定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产量不管怎样增加，正是通过改变工资所占的比例，也只有通过这种改变，才能使任何一个行业中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利润率。所以，如果有任何既不构成固定资本又不构成流动资本的物品，可以推断，利润就决不会因生产这些东西的便利条件方面的任何改变而受到影响。这些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证明看来也许已经很充分了，可是我仍将不惮其烦地开始更为详尽地阐明这一情况。

    我们假设社会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生产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农场主，另一部分是一批园艺家，他们唯一的生产就是种植葡萄。现在让我们假设，通过种植、修整、剪枝等方法的改进，用同样的费用生产的葡萄以及由此制成的酒在数量上都增长了一倍。但是酒的价值随即按其数量增加的相同比例下降。另一方面，在同酒相比的情况下，谷物经营者的产品价值必将上升。但用这种饮料来计算他的开支时价值也以完全相同的比例上升，因为酒既不能构成他垫付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他用以维持劳动的垫付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总是以酒来计量的话，那么再生产的价值与费用的价值之间的比例仍将保持不变。当然，酒产量的增加必然使谷物农场主得到好处，因为他的利润可以买到更多的酒。但是他的利润率仍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倘若他要用他的资本来购买酒的话，那也不过使他得到比例上更大的一批酒罢了。

    同样明显的是，葡萄种植者的利润仍然一样。虽然他的产量已增长了一倍，但是用农场主的谷物来计量时，它的价值已经按相同的比例减少了。那么他总产品的总 价值仍旧与原先相同，因此就需要用总价值中与原先相同的一个比例向农场主购买他非常需要的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例如葡萄架等，以及他的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为我们假定酒并不构成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我们拿数量来同数量相比还是拿价值来同价值相比，都应当是相同的一个比例被留作利润。毫无疑问，葡萄种植者是会得到利益的，因为剩余部分的绝对量越大，他就能够在不侵占他习惯上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的那个份额的情况下，比从前更多地消费他自己的酒。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因为雇主——资本家的利润将支配数量上更多的奢侈品以供他们私人的消费，所以他们是依靠这种商品的丰富而得到利益的。但是他们的利润率并不因为这些商品数量的多少而受到丝毫影响。

    如果在某个国家，人们把酒看做是劳动者生活资料中的一个必要部分，那么生产葡萄的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或者下降，确实会影响利润，虽然在程度上决不会与谷物生产方面便利的增加或减少所带来的影响相同。

    现在，我已找到了在行业的划分已经确立之后调节各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原因。我们知道这些原因是：

    1．生产劳动者所需要的食物、被服等基本必需品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

    2．生产那些参与组成固定资本的物品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

    3．实际工资率。

    第一和第三个原因方面的变化是通过改变劳动者所得的部分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来影响利润的。第二个原因方面的变化则是通过改变直接用于或借助于交换来更新生产中消耗的固定资本所占的比例来影响利润的。因为，正如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表明的那样，利润实质上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在论述国民利润这一问题时，我们已经看到，一般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率是决定利润的两个原因，而且还谈到在行业的划分确立之前，单个生产单位中的情况大体上与整个国家相似。但是，现在在研究行业的划分确立之后调节各行业利润的原因时，我们已经发现在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中，生产率的提高或下降对利润有影响，而在另一些部门则对利润毫无影响。因为事实已经说明奢侈品生产率的提高对利润率就没有影响，经营这种产品的企业主像别人一样，只有在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好处，但至此为止。如果提高其他物品的生产率，那么他得到的是既作为消费者又作为雇主——资本家的双重利益。因此，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结论，在它充分证实了以前在论及国民利润中所作的那个结论的同时告诉我们：严格说来，并不是每一个产业部门生产率的变动对目前的问题都是重要的，从而更明确地指出了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个结论应受什么限制。而且我们已知道，某些产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之所以影响利润，是因为：不管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中包括的各种物品是多还是少，如果组成固定资本的一切物品的绝对量同原先相同，组成实际工资的一切物品在绝对量上也同过去一样，那么正是由于这两个部分在绝对量上的不变，才使生产率的任何增长或下降影响利润。如果前两个原因不变，当然最后一个原因就得变动。如果工资量一直保持不变，那么全部损失或者全部所得必定会落到雇主身上。但是，只要实际工资以某种程度上升或者下降，由此带来的损失或者利益就常常由雇主和劳动者共同分担或分享。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引导到了引起利润变动的另一个原因，即实际工资的增长或者下降。 [21]

    在知道了决定利润率的原因之后，现在我们便能回答几个已经提出来的问题，还要否定在这个问题上已为人们接受的某些错误观点。有人曾经问过，工资和利润是否能同时增长或同时降低，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它们二者是否都能比另一个国家高或者都比较低。

    只要注意一下上面提出的原理，回答这个问题就并不困难。

    我们假设，在一个新殖民的国家里，按领土面积的比例来说，资本和人口都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最肥沃的土地，或者那些沿海和在可以通航的河流附近的最有利的土地，才被占用和耕种。因而用于农业的劳动和资本的收获量是很大的。但因人手的缺乏，所以工资是高的。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利润必然会低呢？决不。由于总产量是那么大，因此尽管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即他对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支配，从绝对量上来说是多的，但是也许只占总产量中一小部分，甚至比实际工资低的国家还要小。因此，总产量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份额就会留给雇主。这样，利润和工资也许都比情况与此相反的国家为高。

    用一小部分总产量来付给劳动者大量工资的同一劳动生产率，也给种植业者提供了以比较小的份额来补偿他垫付的其他各种必要的费用。如果种子的数量、牛马的饲料量保持相同，那么产量越大，这些必要费用所需的数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当然就越小。正因为如此 ，无论什么样的工资率，利润也总是高的。

    根据一般原理的推论所得出的这些结论已为经验所充分证实。美利坚合众国就是像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国家。同它幅员辽阔的国土相比，人口和资本都是少的。从而在世界这一地区不但工资而且利润也都肯定比英国高。

    就工资而论，亚当·斯密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候，纽约州的普通劳动者一天赚3先令6便士，相当于英币的两先令，而像造船的木工这样一些地位比较优越的工人则不少于6先令6便士。正如他注意到的那样，在北美，粮食价格到处都比英国低得多。“因此，如果劳动的货币价格比祖国任何一个地方都高，那么它的实际价格，即转让给劳动者实际支配的各种必需品和便利品，在比例上必定比祖国更加高了。” [22]

    尽管如此，北美的利润一般地也高于英国。有两个情况特别有助于证实这一点：第一个情况是该国的利息率比英国高。正像我们在以后将要说明的那样，尽管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证明利润率必定也高；另一个情况则更具有决定意义，我的意思是指非常快的资本积累。如果美国的企业利润不大，那么这种积累的不断增长看来是不可能的。

    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工资与利润都可能高于另一个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国家中，工资与利润都可能高于它财富和人口发展的更高阶段。当然，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两者也都可能因此而降低。

    同样清楚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可能只影响利润，而实际工资还是像以前一样。如果还伴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这种损失的一部分就可能落到一种人的身上，而另一部分损失则落到另一种人的身上。由此可见，工资和利润既可能同时下降，也可能不是这样。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两者终于都受到了损失。

    这种想法，即工资和利润不可能同时上升或下降，从而在一国，它们两者不能同时比另一国高的想法，看来是由于李嘉图先生总是把某种奇特的意义同前一个词联系在一起而产生的。当他说工资有了变化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劳动者的实际报酬有了差别，而只是指他们在整个产品中获得较大或者较小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不仅工资在总产量中的比例，而且总产品中必须用做更新固定资本的那个比例都会影响利润。因此，甚至根据李嘉图先生给予上面这个词的含义来看，利润的增减也可以与工资的增减无关。但事实上，他所指的含义不仅和语言的通常用法不符，而且也没有任何好处。在我们说工资增长或者降低的时候，每个人自然认为劳动者的状况好转或者变坏了。如果不是指这种意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了解有关广大人民物质福利方面的状况呢？如上所述，如果一国的总产量很少，那么同生产力更高的国家相比，总产量中更大的一个部分也许使劳动者支配更少的必需品。如果用李嘉图先生的语言来说，前一个国家的工资就比后一个国家的工资高，而常人的理解也像所有别的作者的科学论文一样，工资实际上一定更低 了。虽然我们可以给通常使用的语言以更为明确的限定，但是也绝不容许改变它们的正确含义。如果这是可以容许的，那么要是我们不想放肆到要去建立另一座没有建成的通天塔，则必将陷入第二次语言上的混乱。 [23]

    因此，在本书中，或者在通常的或者科学的语言中，工资率并非 指归属劳动者的那部分产品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它的意思无疑是指某种关系，人们总是在付出的劳动量与同量劳动所得的报酬之间建立着比较，工人所关心的只是这一点。劳动量部分地是由它的强度、部分地由它的持续时间所组成。如果强度和持续时间保持不变，那么实际工资就随着一定量的劳动使他能够支配的必需品和舒适品数量上的增减而改变。

    另一方面，利润率总是指总产量中的利润部分与全部产值中其余部分之间的比例。

    现在，我必须提到在利润问题上的一种看法，它得到经济学权威亚当·斯密以及其他卓越的政治经济学作者的支持。这种看法也许在《国富论》作者的话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么同样的竞争必然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见《国富论》第1卷，第9章。）

    虽然乍看起来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我毫不犹豫地说，它根本上是错误的。如果在某个特定的行业中利润确曾偶尔上升到高于其他行业的利润以上，那么不难设想在自由制度下资本和劳动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向更加赢利的产业部门，直到它的产品积压到不得不通过降低它们的价值来把这些利润降低到一般水平为止。

    但这与雇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降低了一般利润水平本身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接着，我将阐明这种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

    假设一个国家有两种人，一种人从事农业，另一种人则从事制造业。我们还假设资本一直积累得很快，而且资本的所有者急于想把它投入某个有利可图的行业。于是我们很可能想到一部分过剩资本为农业所吸收，而另一部分则为制造业所吸收。由于急于要卖掉产品的农场主之间竞争剧烈，因此我们暂时假设农产品的价值下降了，他们的利润也按同一比例下降。但是根据这种假设在制造业中同时发生着完全相同的情况。按照我们目前正在考察的这种理论，我们也确信制造品的价值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下降，从而雇主——资本家的利润也跟着降低。同制造品相比，农产品的价值下降；与此同时，与农产品相比，制造品的价值降低。但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因为这就等于说：用农产品所要交换的制造品来计量时，在同一瞬间，农产品的价值不但上升了而且下降了。因此，导致如此荒谬结论的前提不可能不是错误的。

    虽然我们可以假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即不但原产品的而且制造品的价格都因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而下降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会影响利润。每个雇主——资本家都以低价销售他的产品，但在另一方面，他所耗费的无论是属于固定资本的还是属于流动资本的每件物品，必然相应地只花费他较小的一个数额，因此他的实际状况也应当完全相同。

    亚当·斯密在支持他的见解时曾提出了几个富国的例子。在这些国家里积累了大量资本，并且正像他注意到的一样，那里的利润比穷国的要低。于是他说：“荷兰就富裕的程度来说超过英国，而英国则富于法国与苏格兰。”他说：“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的利润像第一个国家那么低的了，而在第二个国家中的利润也比最后两个国家低。”我们可以同意这个事实，但是反对他的解释。他并没有忽略在那些利润最低的国家中工资是最高的。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去正确地说明这件事情。

    由于必须依靠劣等土地而引起农业收益的减少，或者由于从很远的地方运进粮食需要很大的费用而造成了相同的结果，因此在人口稠密的国家中，货币工资一向是高的。也就是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发现同它们的幅员相比，资本量是最大的。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总产量中一个很大的份额是属于劳动者的。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引起了利润的下降，而是由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产业生产率的下降，这才引起了货币工资的增加，而同时以相应的程度降低了利润。

    还有另一个错误，它与上述错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确，现在我们就要研究的这一错误可以被认为是前面那个错误的根源。这一错误见解是这样的：利润的存在必须取决于销售，即交换。例如，有一位曾写过一部政治经济学中最优秀、最全面的著作之一的作者， [24] 他一面承认雇主或企业家 从他产业的总产量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地主的地租和劳动的工资，然而另一面又认为他是依靠商品的销售来取得利润的。他说：利润是由消费者支付的。那么，在物物交换或货币交换和行业划分存在之前的社会状态中，是否就没有利润了呢？如果一个雇主——资本家生产了他个人使用和维持他的企业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如果他用他的产品来直接补偿了生产中消耗的每一种物品之后还有一个剩余，那么这难道不是利润吗？交换的引进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的性质。现在，他只限于生产一种商品而不让他自己致力于生产六种或者更多的商品，这时，他的剩余就由一定量的这一种物品来代表，而不是由许多不同的物品来代表。如果他愿意把它保留在自己的手里，它就构成他的利润；如果用它交换其他东西，它就以新的形式出现。这就是全部差别了。

    毫无疑问，消费者支付利润这一想法是非常荒谬的。谁是消费者呢？他们一定是地主、资本家、雇主、劳动者，要不就是因提供了不论哪一种劳务而从这些人中的某个或某些人那里领取薪金的人。各行各业的雇主——资本家互相支付他们的利润吗？根据这种想法，每个人被认为是在为他的邻人工作，而不是为了自己。那么，是劳动者支付利润吗？看来这也是徒劳的，因为工人认为在他领到工资的时候，全部工资都是为自己挣的。不，他至少得给回一部分工资以便构成雇主的利润。对地主来说也是这样。当他从农场主手里收到他的地租时，他自然认为这完全是他自己的，而且可以任意使用它。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可笑的了。实际情况是，竞争确定一切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没有人能够在公平交易中靠牺牲别人来获利。毫无疑问，所有人都从交换他们各自产品的便利中得到了利益，因为这种便利允许每一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一种职业上，经验证明这样一种体制最有利于每一种商品数量的增长。正因为全都得到了改善，所以也就不能靠牺牲任何人来获得利益。在通常情况下，当一个人用他自己的产品来交换别人的产品或交换货币的时候，他放弃的价值完全等于他得到的价值。因为谁会同意一直吃亏呢？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在通常的市场情况下，利润不是由交换来创造的。如果它在以前不存在，那么在交换以后它也不可能存在。

    在论述财富的源泉时，我们知道财富的创造取决于自然力与技能的结合，取决于无生命世界的动力、畜力与人的结合。根据当时所说的这些原理，我们便可推断，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必然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土地表层的天然肥沃程度或者取得各种金属和矿物的地下矿藏的丰富程度，也要取决于可以得到鱼类等水产品的丰富程度；第二，与资本和无生命的动力，如风力、水力和蒸汽力相结合的劳动技能的发展程度。

    农业与制造业、商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比较地说来，它更多地依赖于自然条件，而较少地取决于技艺。稍微好一点的土质也许足以抵得上从机械和耕作方法的改善中取得的很大效益。波兰和南俄用原始工具和不完善的作物轮作仍能生产出比英国更便宜的谷物。据推测，也许除比利时之外，英国的农业技术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改善不仅提供了更多、更便宜的谷物，而且也提高了利润率。

    在另一方面，制造业和商业则主要取决于人的技能。当国家还处在最初发展阶段时，谷物和其他原产品，至少可以说，也许像各个更为发展的时期一样便宜，而且谷物的质量也毫不逊色。但是在社会发展的早期，制造业产品则一律都很贵而且质量又差。同工业发展以后所生产的物品相比，那时制造出来的东西尽是些最粗糙的物品，而且价格也过于昂贵。 [25]

    长期以来，商业一点也不比工业先进。初期，从一地运往他地的大批货物，运费都极高。在运输设施大大改进之前，一直没有运河，除了用马来驮运之外，并且道路艰难，也许一年中有一半时间不能通行。在多山的国家西班牙至今仍有很多地区除了用骡子来驮运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把谷物从一省运往他省。运输问题，造成了在安达卢西亚人已经厌食谷物的时候，纳瓦拉的居民却死于饥饿。就国家本身来说当然要消除这些巨大的障碍以便利交通，但是如果人们把他们的技能用到这方面来，这些障碍也许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虽然俄国还处在很野蛮的状态，但在交通方面却有着更为发达的国家所没有的便利条件。然而这些都是无需利用人的智慧的天然的条件。俄国一年中有好几个月深雪覆盖着广阔的平原，满载着货物的雪橇就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滑行在这些无山的荒原上。 [26]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一年中有一半时间运河和铁路毫无用处，而代替它们的是四通八达的天然公路。可是，一般说来，为了改善交通设施仍然需要大量技术、劳动和资本。在那些早就有人定居的文明古国，也许在交通方面至今还有很多困难，尽管它们的农业和制造业都已取得很大进步。两个多世纪以来，法国织造的各种丝织品行销于欧洲所有市场，它的土地普遍得到耕种，而其首都则是艺术和科学、奢侈品和精制品的主要中心，每天发行上百种报纸，但直到最近整个王国还只有一两条运河，并且缺乏最起码的疏浚和治理，时至今日，大部分道路一年中倒有半年的时间仍处在可悲的状态。 [27]

    商业落后于农业和制造业有两个原因：第一，改善一个国家中的交通设施所需要的垫付资本比改进其他产业部门所需要的资本多得多。第二，承担费用的人不能那么快就得到收益。同足以建设一个锯木厂、打谷机厂等或开办织袜厂、动力纺织厂的投资相比，建设无论何种规模的运河、铁路或者甚至一般的公路都需要有很大的资本。此外，从长远来看，虽然通行费除了可以偿还全部垫付资本之外还能提供合理的利润，但是在通行费累积到可以满足这一目的之前，原先的发起人也许已经破产了。在谈到有关这一类计划时，常常听到人们说：它对公众非常有益，但对个人来说，却是一种不合算的事业。

    由于这些理由，长期以来，在多数国家中，这种工程是由政府单独承建的。直到国家不仅在财富方面而且在科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政府的一部分工程才由私人的联合企业来举办。但是，正像农业与制造业方面的情况一样，不管在什么时期，也不管用什么方法，在商用交通方面采用各种改进措施，不仅有助于商品的大量增加，而且会引起利润率的提高。 [28]

    综上所述，同工业、商业相比，农业更多地依赖于自然条件而较少地取决于技艺。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后者的生产率颇有下降的趋势，而另外两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却不断增长。随着人数的增加，必须不断地耕种新的土地以适应居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但正如我们设想到的一样，最初人们要种最肥沃的土地而不要种较贫瘠的土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前者都被占有且已被充分利用，因此不得不去依靠后者。由于这个缘故，农业收益必然有减少的趋势。无疑，这种趋势被耕作方面的改进多少抵消了一些，但这只能在一定程度内起作用。正如经验证明的那样，这种趋势只能被减轻而没有能受到阻止。有些国家人口稠密，没有播种、收割和打谷的灵巧机械，也不知道适当的作物轮作的好处，仍然能生产出比最文明的并有了最明显改进的国家更为便宜的谷物。我们已提出了波兰和英国作为这方面的例子。产生这一事实的原因只能是前者可以只种肥沃的土地，而这样一个有利条件足够抵得上后者的一切技术而有余。

    由于这个缘故 ，在财富和人口发展过程中，利润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但是，在另一方面，工商业劳动产品在质量上不断改进的同时，数量上也稳步增长。毫无疑问，在发展进程中，它们多少会受到一点农业原材料增长不足的阻碍，但是机器的大量发明，许多运河和铁路为交通提供的巨大便利，远远超越了对它们发展的这种障碍，它们目前的状况以及今后发展的前景使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些改进必然会不仅大大促进商品量的增加和价格的降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利润率的提高。

    我们由此更清楚地看到上述论点的正确，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利润受到两个不同方面的影响：生产原产品方面日益增长的困难有降低利润率的趋势；而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改进却有着正好相反的作用。

    根据农业比制造业和商业更依赖自然这一事实，还可以得到另一个推论，这就是，建立在农业上的财富比建立在工商业上的财富具有远为稳固的基础。一般说来，自然比技艺更为持久。如果埃及的金字塔至今仍避免了人类建筑物通常都会有的毁坏，只是因为它们建造得可以宣判为彻底无用。尽管缪斯久已不在他幽深的神殿中徘徊，可是帕那萨斯的双峰仍然直插云霄。当上帝的圣殿以其巨大的碎片撒落在希腊的崇山平川之上的时候，灵感的源泉却仍然在耳旁淙淙作响。

    “艺术、光荣、自由消失了，可是自然依旧是美好的。”

    制造业和商业不能避免人类通常的命运。它们并不附属于某种土壤，也不受气候条件的限制，但能以迅疾的双翅飞翔，从蒂雷的岩石和威尼斯的泻湖到泰晤士河或默西河，从默西河到赫德森河或波托马克河。不单是对外战争和内部革命可使它们的发展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别国的竞争至少也同样令人畏惧。哪一个国家能够自称：这里是技艺和产业的中心而它们将永远是没有匹敌的呢？凡是人所提供的一切利益，所有的人都希望去分享，人类技术的秘密是不能永远垄断的。

    另一方面，农业的繁荣则较少地为反复无常的命运所摆布。

    当迦太基只剩下一个名字而威尼斯的宫殿也已倒塌在沉睡的河底时，当只有庄严的大教堂和肃穆的墓地作为从前宏伟比萨的证明时，当杂草丛生在布鲁日的街头甚至荷兰也开始衰落的时候，伦巴第的平原尽管受到战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灾祸却仍不失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宜人的气候，天然的肥沃土壤，阿尔卑斯山脉提供的无穷无尽的水流，这些都是它财富的源泉，而一切风靡一时的人物都无法把它们毁掉。同样，制造业只有在自然提供了特殊有利条件的范围内才有希望取得持久的优势。同我们依靠劳动分工或机器建造方面的改进相比，依靠丰富的煤矿和大量的水流这样一些自然赐予的礼物更有把握得多。如果英国可以用它的商品长期不断地供给半个世界，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商业帝国有着这些地下宝藏的缘故，但愿这些宝藏将被证实是无穷无尽的。

    * * *

    [1] 参阅“生产”一章。也可查阅《国富论》第一篇第五章。这一点也同一般的看法和通常使用的语言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经常听到人们说：像这样的一件东西使我花费 了许多劳动或许多心血。

    [2] 看来没有必要详细论述在划分行业以前调节个别企业利润的原理。因为，根据这种假设，每个雇主——资本家生产他以后生产所需的一切物品，这种情况正好与整个国家的情况一样。他与他的劳动者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其他企业的小小共同体，或者说好像是一个国家。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组成了一个国家。

    [3] 即本书第十二章“论国民收入”。————译者

    [4] 李嘉图先生非常清楚地看到，利润的问题完全是比例上的问题。但不幸的是，看来他总是认为整个产品是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而忘记了必须有一部分用于补偿固定资本。他由此作出结论说，只有通过工资的增加或者降低才能影响利润。他所说的工资并不是指实际工资而是指货币工资。很明显，这种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会引起利润的变动。甚至至今还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至少没有指出货币工资方面变动和由此而产生的利润方面变动的最终原因，即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变动。

    [5] 在今年（1836），纽约港的工人不满足于他们每天 1元 2角 5分（至少相等于 5先令 3便士）的工资，要求 1元 5角一天并因此而起来反抗。

    [6] 我想，别人不会根据这些以及另外一些类似的意见，认为我要贬低李嘉图的功绩，更不用说否定我对这位卓越的作者的感激了。但是作者的名望愈高，他的错误就必然愈加惹人注意。上述的错误已使整个分配理论引起了混乱。

    在哲学方面，没有比通过改变一个词的含义来做出带新奇味儿的结论更为不适当的了，这在实际上，除了改变词的含义之外，并没有新东西。

    [7] 施托尔希先生。

    [8] 甚至像北美这样一个利用了欧洲技术知识的国家，工业品仍然很贵。一件料子好的外衣在美国要花8镑至10镑。

    [9] 请参阅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

    [10] 然而自“七月革命”以来，一直以很大的劲头在推进运河工程。

    [11] 一条新的道路确实相当于一台新的机器。毫无疑问，用陈旧机器也可以制造物品，但是要慢些、少些。虽然用旧时的道路商品也可以继续运输，但因道路曲折或难于通行，每次只能运送少量的商品，而且在路上的时间也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