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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与它相关的名词上去的单词，人们就只好满足于让这两个词紧挨着排列。montre terrible（可怕的怪物）的意思就是ce montre est terrible（这怪物是可怕的）；因为动作弥补了那个未曾通过声音表达出来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必须注意的是，名词时而置于形容词之前，时而又置于形容词之后，要看人们是侧重此一观念，抑或侧重彼一观念而定。有个人，在见到一棵大树的时候，出于对它的高大不胜惊愕，就会脱口而道： grand arbre（好高大的树），虽然在其他一切场合下他可能只会说： arbre grand（树高大得很），因为对他触动最深的观念，就是他自然而然地首先表达出来的观念。
在人们已经造出了一些动词之后，就能容易察觉到，加在那些动词上的，用以区分其人称、数、时态和语气的那个单词，还具有将动词和支配这些动词的名词联结起来的属性。因此，人们便用这同样一个单词，来把形容词同它的名词联结起来，或者至少构想出一个类似的单词来。于是就让être（是）这个词来起作用，除此之外，是没有办法能足以指明人称的。正如我在先前 [57] 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联结两个观念的方式即是人们所谓的肯定。因此，这个单词的特点就在于指明肯定性。
§95 当人们用être 这个单词来联结名词和形容词的时候，他们就把名词连接到形容词上去，就仿佛连接在这么一个单词上，使肯定性尤其特别地落在该词的身上。这样，就立即会发生人们在动词的情况中已经见到过的那种情况了；这就是，两个单词合二为一了。由于这样的情况，那些形容词也就变成能变位的了。而且，它们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动词，仅仅是因为它们所表达的那些质既非动作又非激情而已。于是，为了把那些名词全都置于同一类别中去，人们把动词仅仅看作这样的一个单词，它是能够变位的，并以主格来肯定一种不管什么样的质。这样就出现了三类动词，一类是些主动态的动词，或者说，是些表明动作的动词；另一类则是一些被动态的动词，或者说，是些指明激情状态的动词；而最后一类则是一些中性动词 [58] ，或者说，它们指明所有其他的质。语法学家后来改变了这种分类方法，或者说，他们设想出了一些新的分类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由补语来区分动词要比由意义来区分动词更为方便一些。
§96 形容词既已转变成为动词，语言的结构就少许有了些变化。那些新转变来的动词的位置也就变了，就和那些使它们得以派生出来的名词的位置一样；因此，它们有时被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又被放在充当它们的补语的名词之后。这种习惯用法后来也扩展到其他动词那儿去了。这就是为那个在我们看来极其自然的句子结构做了准备的时期。
§97 因此人们就不再屈从于总是按同样的顺序来排列他们的观念了。人们把那个已经加在若干形容词上的单词从形容词中分离出来；把它们另行变位，而且，在对它经过长期的相当固定的定位之后，正如拉丁语早已证明过的那样，人们就在我们的语言中把它固定于支配它的名词之后，而置于充当其补语的那个名词之前。
§98 这个单词并不是任何质的信号，本来就不能列入动词之中，人们更没有为了它而像对形容词所已做过的那样特地把动词的概念加以扩展。因而，这个名词就仅仅被看作为一个以人称、数、时态、语气的区别来说明肯定性的单词了。从此之后，动词être 就成了真正孑然独立的了。语法学家们由于未能发现这些变化的发展过程，所以就很难对这类名词所应具有的观念取得一致的意见 [59] 。
§99 用同拉丁语的动词变位法一样的方法来解释拉丁语的变格（la delinaison），那么变格的来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了，因为两者的起源不会有什么差别。为了表明数、格（le cas）和性（le genre），人们曾经设想出一些置于名词之后的单词， 而这些单词则使名词的词尾（ la terminaison）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指明，我们的变格的一部分是依照拉丁语的变格而形成的，因为这些变化采用不同的词尾变化，而另一部分则是根据我们今天给予我们观念的顺序而来的，因为那些冠词（l’article），既然是数、格和性的符号，便应放在名词之前。
依我看来，只须将我们的语言与拉丁语作一番比较，就能使我的推测变得相当可靠了，而且也有理由推想，要是能探溯到一种原始的语言上去的话，上述推测也不会同实际情况相去太远。
§100 拉丁语的变位和变格，若论其变化及其准确性，则胜于我们的语言。我们对助动词（le verbe auxiliaire）和冠词不得不频加使用，这就使文体冗长而累赘；这一点，从我们需要万分小心谨慎，乃至不断重复那些毫无必要的冠词便可更加明显地感觉得到。比如，我们不说：c’est le plus pieux et plus savant homme queje connoisse（这是我所认识的最虔诚而又博学的人），而说：c’est le plus pieux et le plus savant...（这是我所认识的最虔诚而最博学的人） [60] ，人们还可以注意到，由于我们的变格的性质，我们就缺乏语法学家们称之谓比较级（le comparatif）的名词，对于这一点，我们就只能用plus（比较、更）这个单词来作为弥补，而这个plus 也跟冠词一样，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复的。动词变位和名词变格既是语句中出现最频繁的词类，这就说明我们的语言在准确性方面不及拉丁语言。
§101 我们的动词变位和我们的名词变格都反过来又有胜过拉丁语的变位和变格之处，这是因为我们的变位和变格使我们能把某些在拉丁语里含混不清的意义区分得分毫不爽。我们有三种过去时（le prétrit）：je fis（我做过），j’ai fait（我已经做好了），j’eus fait（我早已做过了），而他们却只有一种：feci（我做过）。冠词的省略有时会改变句子的含义，比如：je suis père（我是父亲）和je suis le père（我是那人的父亲），这两句话的意义就并不相同，在拉丁语里，它们都用同一种说法sum pater（我是父亲）来表示，意义当然就含糊了。
第十章 同一论题的继续
§102 为每一个客体专门设想出一些名称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必须在很早就具有一些一般性的词语。可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形成同样的一些抽象观念，并且把那些同样的名称加诸同样的一些观念，难道不需要以如此巧妙的技巧才能抓住那些环境吗？只要人们阅读一些有关抽象题材的著作，就会看到，即使在今天，要在这一方面有所成功，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只要观察一下一般观念的顺序，就足以了解那些抽象的词语是按怎样的顺序下来构想出来的。这两者的起源及各自的发展都是同样的。我的意见是说，如果那些最一般的概念总是来自我们直接得自感官的观念的话，那么可以同样肯定的是，那些最抽象的词语也是从给明显易感的客体所取的那些最初的名称派生出来的。
人类总是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他们的最新的知识同他们所已获得的某些知识联系起来的。那些不太为人们所熟知的观念就是这样和人们比较熟悉的观念联结起来的，这对于记忆和想象都是一大助益。因此，当种种环境使我们注意到新的客体时，我们便立即会探求它们与我们所已熟悉的客体之间的共同之处；于是我们便将它们列入同一个类别中去，并以同样的名称来分别指明它们。就这样，一些信号的观念就变得更加一般化了。不过，这只能是逐渐形成的；人们只能逐步地上升到那些最抽象的概念，并且也只能在很晚的时候才获得诸如本质、实体和存在等术语。或许有这样一些民族，他们的语言至今还未臻丰富 [61] ，果真他们比我们更为无知的话，我不相信其原因确是在这个方面。
§103 抽象词语的使用愈是趋于巩固，就愈能令人认识到，发音的言语是多么适宜于一直能表达到那些同显而易见的事物仿佛关系极少的思想。想象便开始起作用了，以便在触动感官的一些客体中，找到在心灵深处所产生的那个东西的印象。人们既已在物质中不断察觉运动和静止；既已发现物体的变化趋势或运动倾向；既已看见空气在流动，在搅混又澄清着；看到植物在萌芽发育， 茁壮成长， 又枯萎凋零了； 他们就说起心灵的运动（le mouvement）、静止（ le repos）、倾向（l’inclination）和趋势（le penchant），说起精神在流动（s’agiter），在搅混乱（se troubler）、在澄清（s’éclaircir）、在萌芽发育（se développer）、在茁壮成长（se fortifier）、在枯萎凋零（s’affoiblir)。最后，人们就欣然满足起来，以为在心灵的一种行为和物体的一种行为之间找到了一种什么关系，可以分别给这两者起一个同样的名称 [62] 。精神这个术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肉眼无法看见的一种极其微妙的，如一缕青烟，一丝气息那样的物质的观念呢？那个许多哲学家所如此熟知惯识的观念，均被他们自己设想成了一个由无数细微的部分组成的，能够思想的实体。这种谬论已为我所批驳过了 [63] 。
人们可以显然地看到，所有这些名称，在它们起源的时候，都是如何图形化的。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术语当中，我们也许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在这些例子中，上述事实看来并非那么显著。比如，思想这个词就是这样的 [64] 。可是大家马上就会信服，这个单词也不应视为例外。
正是一些需要，绘人类提供了最初的机会，来觉察在他们自己身上所产生的那个东西，并且先通过动作，继而又通过名称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些观察唯有相对于那些需要方得以进行，而且，正是由于需要在促使人们去进行观察的时候，人们才能把若干事物区分开来。然而，那些需要均是与肉体唯一相关的。因此，我们给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所起的那些最早的名称，所指的只是一些可以感知的动作。到了后来，人们逐渐地熟悉了抽象的术语，这时就有能力把心灵和肉体区分开来了，并且能对这两个实体的活动加以考察。于是，比如，当人们说起我看的时候，他们不仅察知肉体的动作是什么，而且还特别地觉察到心灵中的知觉，并开始把看这个词语看作是既适用于指明肉体的，又适用于指心灵的活动的了。甚至这种用法仿佛如此自然地确定下来了，以致人们未曾察觉到，这个单词所指的意义已被大家延伸开来了。一个起先仅被规定来指肉体的某个动作的符号，就是这样逐渐地成为一种心灵活动的名称的。
人们越是对心灵活动进行思考，因为正是心灵活动这一途径提供了那些观念，就愈是觉得有必要将这些活动归属到不同的类别中去。为此，人们不必另行构想新的术语，因为这毕竟不是使大家相互理解的最方便的方法，而是逐渐地根据需要来延伸某几个业已成为心灵活动的符号的名称的意义；以致其中有某个名称最终被认为是极富概括性的，可以表达心灵的一切活动，这就是思想这个名词了。在我们想指出一个尚未经习惯用法确立的抽象观念时，连我们自己也别无他法来引导自己。所以，这一切全都证实了我在前面一节中所说过的话，即最抽象的术语也是从给可以感知的客体所起的一些名称中派生出来的。
§104 一经熟悉了这些符号的用法之后，人们就马上忘掉了它们的本源，而且陷入了这样的错误，即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精神方面的事物的最自然的名称了。人们甚至还妄自把它们设想为能完美地说明精神方面的事物的本质和本性的，尽管事实上它们所能说明的只不过是极不完备的一些与精神方面的事物类同的事物而已。这种弊病在古代哲学家们的著作中是俯拾皆是的，就是在现代最优秀的哲学家们的著作中，也仍然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在推理方法上的进步之所以缓慢，其主要原因盖在于此。
§105 人类，主要是在语言起源的时候，由于并不善于对其自身进行反省，或者由于只有一些直到当时还只能应用在截然不同的事物上的符号，来表达他们可以在自己身上觉察到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在给某些心灵活动赋予名称之前，须得克服重重的障碍。比如，那些连接语句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小品词（laparticule），只是到了很晚才被创造出来的。那些小品词精密细致地表达了客体触动我们的方式，以及我们对这些客体所作出的判断，而这种精密细致，长期以来一直是粗犷的精神所不具备的，这就使人类难以进行推理。所谓推理者，乃是把种种不同的命题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然而，很明显，只有连接词（la conjunction）才能为推理提供方法。而动作言语对这些小品词的缺乏只能略有所补，而且，人们要凭借名词来表达这些以小品词为符号的关系，这只有在关系经由已指明的环境，并经多次重复而被固定下来之后才行。我们往下便会看到，上述情况导致了寓意（l’apologue）的产生。
§106 人与人之间能相互更好地了解莫过于当他们给可以感知的客体起了名字的时候。可是一当他们想要达到典范概念的时候，由于他们通常缺乏样板的缘故，就会立即发现自己处于不断变化着的环境里了，并且在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妥加引导各自心灵活动的当儿，便在互相了解方面产生许多困难。于是人们便在同一个名词下把一些简单观念或多或少地聚集起来，而他们所聚集起来的又往往是些极其对立的观念，于是就发生了字面上的争执。关于这一题材，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很难找到彼此完全对应的词语。相反，在同一种语言里，要指出其意义不甚确定，又可以作出许多不同用法的词语，倒是不胜枚举的。这些缺陷也被带进了哲学家的著作之中，成了很多谬误的根源。
在讲到那些实体的名称时，我们已经看到，复合观念的名称早在简单观念的名称之前就被撰想出来了 [65] 。人们在给典范概念命名的时候，所遵循的顺序是完全不同的。这些概念只是我们有选择地聚集起来的若干简单观念的集合体，很明显，我们只能在通过一些特殊的名称而将我们想要使之进入这些集合体的每一个简单观念全都确定下来之后，方能形成这些概念。比如，我们要给勇敢这个名词赋予以该名词为符号的概念，那只有在通过其他一些词语，把危险，对危险的认识，奋不顾身面临危险的义务，以及完成这项义务的坚定性等这样一些观念全都固定下来之后方有可能做到。
§107 代词（le pronom）是人们最后创造出来的一些单词，因为人们对这些词的必要性最后才有所感觉。大概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们才逐渐习惯于使用代词的。精神已经习惯于每次以同一个单词来唤起同一个观念，要它习惯于以一个名称来取代另一个名称，有时甚至是整整一个句子，总是不太容易的事。
§108 为了减少这些困难，人们就在语句中把代词放在动词前面，因为这样的话，代词就更接近于所替代的名词了，而它们与动词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加明显了。我们的语言甚至为此而定出了一条规则，只有在动词处于命令式（l’impératif），即发出命令的情况下方能例外。我们说：faites-le（请做这件事）。之所以引入这种用法，或许仅仅是为了进一步突出现在时的命令式。但是，若命令式意味着不准做某事，代词就恢复了它原有的位置，所以我们说：ne le faites pas（请别做这件事）。在我看来，其理由是很显然的。动词表明的是一件事物的状态，而否定词则指出这一状态的取消；因此，为了更加明白起见，自然就用不到把否定词与动词分开来。然而，正是这后面的一个pas（不）是用来补充否定语气的，因此，它就比ne 更有必要紧挨动词 [66] 。我甚至觉得，pas 这一小品词也从来不想跟它的动词分开的。我不清楚，语法学家们对此是否作过评论。
§109 在人们想要把单词划分入不同的类别时，往往对它们的性质不加过问。这就是人们把那些并非代词的单词也列入代词之中的缘故。比如，当我们说：Voulez-vous me donner cela（请您把这给我）时，vous（您），me（我），cela（这）分别指说话的人、听话的人以及说话的人所要的那件东西，因此，这些词早在代词产生之前本来就都已是众所周知的名词了，并且按照其他名词的顺序，它们分别在语句中占有各自的位置；这就是说，在它们用作动词的补语时，放在动词之前；而在它们用来支配动词时，则置于动词之后。比如，人们可以说：cela vouloir moi（这个想要我）来代替：je veux cela（我想要这个）。
§110 我相信，留待我们去讨论的，只剩下性的区别了。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区别的起源不过是性别的不同罢了，而且人们把名词归为两种或三种性，其目的也只在于使言语显得更加井井有条，更加清楚明白而已。
§111 各类单词就按上述顺序，或者差不多是接近于上述顺序而相继创造出来了。只有在有了各种各样的名词，而且又为语句的结构定下了种种固定原则之后，各种语言才能算是真正开始有了其文体了。在此之前，文体只不过是一定数量的词语而已，它们还得借助于动作言语才能表达一系列的思想。不过，我们应当指出，要使文体更臻于准确，代词乃是必不可少的。
第十一章 论单词的意义
§112 只消留意考察一下名词是如何撰想出来的，就可以发现，那些简单观念的名称乃是最不易于染上模棱两可的，因为那些环境明显无误地规定了与它们相联系的那些知觉。只要我注意到，人家就是使用诸如白、黑这样一些单词来指明正是我此刻所感受到的某些知觉的，则就不可能对白、黑这些单词的意义产生怀疑。
§113 至于复合概念，情况就不同了。它们有时是那样的复杂，以致人们只有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把理应属于它们的那些简单观念聚集到一起。人们所易于观察到的某些显而易见的质首先构成了人们对一个实体所产生的概念，在此之后，随着人们更加善于抓住新的质，这个概念便被弄得愈益复杂起来。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比如，金子这一概念，在起初只不过是一种黄澄澄的、沉甸甸的物体的概念，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所得出的一条经验便在这个概念中补充了可锻性这一性质；接着，另一条经验又在这一概念中加入了可延展性或稳定不变性，而且如此继续不断地补充下去，直到把最高明的化学家用以构成金子这一实体的观念的全部性质全都补充进去为止。人人都可以觉察到，凡是人们在金子中所曾发现过的那些新的性质，无不与人们在这种物质中所发现的最初一些性质一样，都应当列入人们已经对它得出的概念里去。这就是为什么已不再有可能确定能构成一个实体的概念的简单观念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在某些人看来，这个数目是比较大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个数目又要小一些，这完全取决于经验，以及人们用以取得那些经验所需要的敏锐机智。这样看来，实体的名称的涵义势必是很不明确的，并且曾引起过大量字面上的争论。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倾向，即认为别人都具有和我们一样的观念，因为他们也在使用着同样的言语：从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尽管我们主张的是相同的意见，而我们却以为各自所持的看法是对立的。在这些场合里，只要说明术语的意义，就可以消除争执的根源，并使很多在我们看来是重大的问题成为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了。洛克对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很值得援引一下：
“有一天”，他说，“我参加了一次医术高明而才智敏遂的医生们所举行的集会，会上偶然探讨起某种体液（liqueur）是否能透过神经纤维。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由于各人固执己见，彼此援引互不相同的论据以支持各自的观点，故争论持续了很久。由于长期以来，我在自己的思想中存在着这样的见解，即很可能绝大多数的争论，与其说是由于对一些事物的理解方式存在着实际差别，毋宁说是对于单词的涵义存在着异见。我于是便冒昧地向那些先生们提出，请他们在进一步开展这项争论之前不妨先审查一下，并在他们之间确定体液这个词眼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他们起先对这个建议感到有点莫名其妙，而且，若不是出于礼貌，他们也许会把这个建议视为儿戏和荒唐之举而不屑理会，因为在这个会上，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自己对体液这个单词的涵义的理解是完全透彻的，加之这个单词，我认为，实际上也并非是最令人头痛的实体的名称之一。尽管如此，承蒙他们的盛情美意，他们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他们对这件事作了一番审查。通过审查，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单词的意义，既不是那么确定，也不像他们在此前所一致深信不疑的那样明确；恰恰相反，他们各自都把这个单词当成一个不同的复合观念的符号。至此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激烈争论的焦点正是关于这个术语的涵义，而他们差不多一致同意的乃是同一回事，即某种流动而易渗透的物质，是经由神经的微隙而透过的，虽说这种物质是否应当以液体这个名词相称，还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但经过他们各人的慎重考虑，才断定进行这番争论是毫无价值的 [67] 。”
§114 那些典范观念的名称的涵义，比起实体的名称的涵义来，还要更不明确，这或者是因为人们很少能找到它们所隶属的集合体的样板，或者是因为即使有了样板也往往不容易指出该样板的各个部分，因为那些最主要的部分，恰恰就是最容易为我们所疏漏的部分。比如，为了对一种犯罪行为得出一个概念，光靠观察犯罪行为的外表和看得见的部分是不够的，还必须抓住一些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必须深入弄清犯罪者的动机，揭示犯罪行为和法律的关系，甚至有时还必须认清犯罪之前的若干环境。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处处以细心，而疏忽大意和机敏不足通常使我们无法做到这些。
§115 奇怪的事情莫过于发觉，就在人们信心十足地运用言语的当儿，却正好是他们对言语滥用最甚的时候。尽管人们对于达到彼此了解从未处之以任何谨慎小心，可是他们却信以为是互相理解的。单词的习惯用法已经变得那么为人所熟知，以致我们并不怀疑，只要我们说出那些单词，人家就会马上抓住我们的思想，仿佛那些观念在言者那里和在听者那里只能完全是一般无异似的。而哲学家们却非但不去纠正那些滥用，反而让他们自己也沾染上晦涩暧昧了。每个派别都卷入了撰想一些意义模糊或空洞的术语的活动中去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竭力掩盖如许浮夸或者荒唐的学说的浅薄之处。而巧于掩饰，正如洛克所指出的那样 [68] ，反而被看作灼见和真知了。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些人，他们用各个派别专门的行话切口构成了他们的言语，来对各种题材提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有才能的人，曾备受过赏识，或许还将受到赏识。不过人们要是更好地对事物作一番鉴别，所谓的才能就只能招致极端的蔑视了。为了防止这类滥用，下面我就来论述一下单词的确切意义究竟应该是什么。
§116 只有在表达人们自己的精神中已具备了的观念时，才必须使用一些符号。如果所涉及的是实体的观念，则人们给它们起的那些名称，只应当被归之于人们在其中所指出的，并组成了一些集合体的实体的那些质。那些典范观念的名称，也只应当用来指定人们已经能够确定下来的一定数目的简单观念。尤其必须避免的是轻率地假设别人也同把和我们同样的一些观念附加到同样的一些单词上去。在我们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慎重考虑，和我们交谈的人们的那些复合概念，是否比我们的复合概念包含着为数更多的简单观念。假如我们怀疑其简单观念的为数更多，我们就应当晓得，这些观念究竟有多少，它们是属于何种类别的，假如在我们看来其简单观念为数较少，那么我们便应当说明，我们还得在里边再补充哪些简单观念。
至于一般名词，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区分种种我们用以归属我们观念的各种不同类别的符号；而且，当人们说出某个实体属于某一类别时，我们应当简单地认为，它所包含的那些质已经包括在某个复合概念之中了，而那个复合概念的符号就是某一单词。
除了那些实体的例证之外，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事物的本质和我们自己对事物所得出的概念自会混为一谈；因此，同一个名称，可以同样地作为两者的符号。一个由三条直线划定的空间，既是三角形的本质，也是它的概念。数学家们在大小这个一般性的词语下所混为一谈的所有事物，其情形也是如此。哲学家们，在数学中见到了事物的概念包含着对它本身的认识，便匆忙下结论说，在物理学中情况亦复如是，并且也自以为认识了实体本质的本身。
数学中的那些观念，既已用一种显然易觉的方式规定下来了，那么，把事物的概念与其本质混为一谈，便不致造成任何滥用；可是，在对典范观念来进行推理的那些科学中，就会出现人们对字眼的争论警惕不够的情况。比如，有人问起，所谓喜剧（la com-die）的戏剧诗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人们冠以这个名称的某些剧本是否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是喜剧，这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发现，第一个创造了喜剧的人是毫无样板可循的，因此，那种诗篇的本质，唯一地存在于他所得出的概念之中。继他之后的人们，随后又陆续给最初的那个概念添加了东西，从而便改变了喜剧的本质。我们蛮有权利可以照样办；可是，我们不去利用那份权利，而去参考我们今天所具有的样板，并且根据我们更加偏爱的那些样板来形成我们的观念。因此，在喜剧这个剧种中，我们就只能接受某几部戏，并且排斥所有其他的戏。倘若随后有人问起，这样的诗篇算不算是一出喜剧，我们每人都是根据自己所得出的概念来作出回答，而且，由于那些概念并非完全相同，我们就显得仿佛都是各执己见似的。假如我们想让那些观念替代那些名称，我们就会立即认识到，我们看法之差异仅在于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不必这样去限制一件事物的概念，随着人们发现可能从属于它的新的类别而逐渐去引申那个概念，那倒反要更合理些。随之而来的是审定优于其他类别的类别是哪一个，这也许是一项饶有兴趣而又颇费工夫的研究。
我刚才关于喜剧所说的内容也可以适用于叙事史诗，因为人民对于像《失乐园》 [69] 、《吕特亨》 [70] 等等是否属于叙事史诗，是作为重大问题来探讨的。
有时候，只要有些虽然并不完备，但却是确定的观念也就够用了：而在别的时候，那些观念就必须是不折不扣地完备的。这要取决于人们所考虑的是怎样的客体。人们尤其应当区别的是，他们所谈论的一些事物，目的是为了阐明其道理呢，还是仅仅为了增长见识。在第一种情况下，光有事物的某些观念还是不够的，必须对事物有深入的认识。可是相当普遍的缺点乃是人们主要靠为数甚少的观念来作出决断，而且往往连那些观念也是确定得不当的。
我将在论述方法的时候指出一些经常可以用于确定我们附加到不同符号上去的观念的方法。
第十二章 论倒装句
§117 法语的单词在语句中排列的顺序恰同观念本身在精神中的排列顺序一样，故我们扬扬自得，以为这是远胜于古代语言的优点。因为我们认为，最自然的语序，应当在指出人们所要肯定的事物之前，要求人们对所谈论的主题有所了解；那就是说，动词应当位于它的主语之后，而位于它的补语之前。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语言起源的时候，最自然的句子结构，却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语序。
这儿，人们所谓自然的东西，必须是按语言的特点而变化的，而且，在某几种语言里，自然的范围也会觉得比在其他几种语言里更为宽广。拉丁语就是一个明证，它是把完全相反的句子结构结合在一起的，虽然这样，它却同样显得与观念的排列顺序相一致。从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Alexander vicit Darium（亚历山大打败大流士），Darium vicit Alexander（大流士败于亚历山大）。倘若我们的语言仅仅采用前面一种说法， 即Alexandre a vaincu Darius（亚历山大战胜了大流士） [71] ，这并不是说，这个句子是唯一自然的，而是因为，想按另一种不同的语序来求得明晰性，那是我们语言的变格所不许可的 [72] 。
那些硬要把Alexandre a vaincu Darius 这个句子的法语结构说成是唯一自然的人，其观点的立足点是什么呢？无论他们是站在心灵活动这一边来考虑事情，或是站在观念那一边来考虑事情，他们都将承认，他们是陷入了偏见之中的。如果是站在心灵活动这一边来考虑这件事的话，那么可以假设，构成这个句子的三个观念，在说话者的精神中会自行唤起，或者会在他们的精神中相继地唤起。在第一种情况下，各观念之间是毫无顺序可言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观念的顺序是可以变化的。因为很自然，在想起Darius（大流士）这个观念时， Alexandre（亚历山大）和vaincu（战胜）这两个观念就会自行浮现出来，正如在想及其他两个观念的情况下，Darius这个观念也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一样。
当人们想在观念的一边来审视事物的时候，错误同样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些观念之间的从属关系， 同样允许拉丁语的这两种句子结构， 即Alexander vicit Darium 和Darium vicit Alexander，其证据即如下述：
按照此一观念解释彼一观念，使彼一观念延伸开来，或者对彼一观念加以某种限制，就会使观念在语句中发生变化。从而，这些观念自然是相互从属的了，然而，其从属的直接程度之或多或少，是根据它们之间的联结本身的直接程度之或多或少而决定的。主语是和动词相联结的，而动词又和它的补语相联结，形容词又和它的实体的名词相联结，等等。可是这种联结在动词的补语和动词的主语之间并不是同样紧密的，因为主语和补语这两个名词都只能通过动词的帮助方能发生变化。比如， Darius 这个观念是直接跟vainquit 这个观念相联结的，而vainquit 这个观念又是直接跟Alexander这个观念相联结的，这三个观念之间的从属关系便保持着同样的顺序。
经过上述观察，我们可以理解，为了丝毫不破坏这些观念的自然排列，只要服从它们之间的最主要的那个联结就行了。然而，这一点在拉丁语的两种句子结构，即Alexander vicit Darium 和Darium vicit Alexander中同样可以碰到，因此它们彼此都是同样自然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有所误解。只是因为人们把一种习惯的语序当成是最自然的语序了，而这种习惯又只不过是我们语言的特点使我们受到的约束而已。但是，即使在法语里，也具有一些早已能使之避免这种错误的句子结构，因为在那种结构中，把主语放在动词后面是更漂亮的说法，比如，我们说：Darius que vainquit Alexandre（大流士，他败于亚历山大）。
§118 观念之间的从属关系，在与它们之间的主要联结不太相适应的时候，就会有所变化；而且在那种时候，句子的结构就不再是自然的了。比如像下面的句子： vicit Darium Alexander（战胜大流士亚历山大）就不是自然的了，因为Alexander 这个观念已经和vicit 这个观念分开了，而照理说，Alexander 这个观念是理应和vicit 这个观念直接联结在一起的。
§119 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句子结构的例子，例如： Conferte hanc pacem cum illo bello（请比较这次媾和跟那次战争）；这个句子的结构和我们的语言是相类似的；又如： Hujus prætoris adventum， cum illius Imperatoris victoria（这位总督的来到和那位皇帝的胜利）； hujus cohortem impuram，cum illius expercitu invicto（这名不清洁的骑兵跟那支不可战胜的队伍）；hujus libidiues，cum illius continentia（这个人的荒淫无耻跟那个人的洁身自好）。这些句子和前面一个句子是同样自然的，因为在这些句子中，观念的联结是一点也没有变动过的；然而，我们的语言却并不允许这样一些说法。总之，和谐复合长句却是以一个不太自然的句子结构来结束的，比如：Ab illo， qui cepit conditas；ab hoc，qui constas accepit ，captas dicetis Syracucas（那个人开始建设，而这个人接受了建成的，也可以说是被占领的叙拉古城 [73] ）。这是因为Syracusas（叙拉古城）跟conditas（建设）相隔开了，而conditas 又跟ab illo（被那个人）隔开了，等等，这就违背了观念之间的从属关系的缘故。
§120 如果拉丁语没有通过词尾变化在一些自然不应被分开的单词之间所架设的联系来补救倒装句（l’inversion）的缺陷的话，那么，当倒装句不符合某些观念之间的主要联结时，就会产生许多不便之处。这种联系是这样的，即为了使观念按照它们的顺序来排列，精神可以轻而易举地向相隔最远的一些观念靠拢；假如这些句子结构对观念的联结有某些违背的话，那么除了这一缺点之外，它们却具有更多的优点，而重要的问题则在于对这些优点加以认识。
第一个优点乃是，这些联结能给语句增加更多的和声谐音。实际上，既然一种语言的谐音乃是由各种各样的声音以及它们的节奏和各声音之间相互接续的音程所混合而成的，所以人们便可以看出，以高尚的情趣所选择的倒装句理应产生出怎样的谐音来。西塞罗曾提供了一个和谐复合长句来作为例证，这一点我刚才已作了引证 [74] 。
§121 另一个优点乃是，这些结构可以增加文体的力量和鲜明生动性。这似乎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只要人们将每个单词安放在它自然应当产生最佳效果的位置上就行了。或许有人会问，一个单词放在某个地方会比放在另一个地方更加有力量，那是什么道理呢？
为了了解，只要把一种其词语遵循着观念联结的句子结构，同另一种其词语背离观念联结的句子结构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明白了。在前一种结构里，观念表现得那么自然，以致精神差不多不需要想象的运用，便可以把这些观念的系列整个儿地看个一清二楚。而在后一种结构里，理应直接地相继出现的一些观念，却由于过于分散而难以用同样的方式相互紧扣在一起；但是，如果这种句子结构是以纯熟的技巧来造出的话，则彼此相距最远的单词也能通过词尾变化在它们之间所架设的联系而毫不费劲地自行相互靠近。因此，由于观念相隔太远而产生的毫不足道的障碍，就显得只是为了刺激想象而设置的了；而一些观念的分散，也只是为了使精神不得不强迫着自己把这些观念聚集拢来，以便更鲜明地感到它们之间的联结，或者感到它们之间的对立。由于这种别具的匠心，一个句子的全部力量有时竟会集结在句末的那个单词上。比如：
…Nec quicquam tibi prodest
Aeries tentasse domos， animoque rotundum
Percurrisse polum， morituro [75]
这最后一个单词morituro（死去）结束得很有分量，因为若不自然地想起把morituro 与tibi（你）相分开的一切东西，精神就无法使tibi 与morituro 相靠拢，而morituro 却是和tibi 相互联系着的。试将morituro这个单词移动一个位置， 使之与这些观念的联结相称， 而这么说：Nec quicquam tibi morituro（这对你会要死去的）等等，它的效果将不复相同了。因为想象不再能得到同样的运用了。这一类倒装句带有动作言语的特点，在这种言语中，单独一个符号往往相当于整整一句句子。
§122 从倒装句的第二个优点产生了它的第三个优点，这就是它乃是一幅图画。我的意思是说，它们将一个动作的种种环境都集中到单独的一个单独的单词上去了，可以说是像一名画师把种种景象收罗在一块画布上相仿；如果倒装句能将这些环境依次呈现出来，那就会构成一篇简单的咏唱了。只需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把我的看法表明得一目了然了。
Nymphæ flebant Daphinim extinctum fudere crudeli（宁芙仙女们在为咽了气的达弗尼 [77] 举行的悲伤的葬礼上哭泣），这就是一种简单的叙述。我从这叙述中得知的是，宁芙仙女们哭泣，她们在为达弗尼而哭泣，而达弗尼已经死去，等等。因此，这些情景是一幕接着一幕而来的，它们只对我造成一种淡薄的印象。但是，如果将这些单词的词序变换一下，换成这么一种说法：
Extinctum Nymphæ crudeli funere Daphinim Flebant [78]
（咽了气的宁芙仙女们悲伤的葬礼达弗尼哭泣）效果便会全然不同了，因为我们在读完Extintum Nymphæ crudeli funere（咽了气的宁芙仙女们悲伤的葬礼）之后，对所讲的内容还是一无所知，一直要读到Daphine（达弗尼）时，我才看到这幅画的第一个笔触，而读到flebant（哭泣）时，我才看到它的第二个笔触，至此，这幅图画就算画成了：宁芙仙女们在哭泣，达弗尼奄奄一息，这种伴随着一切能够造成悲惨命运的死亡景象立即使我受到触动。这就是倒装句对想象所产生的威力。
§123 我在倒装句这种句子结构中所发现的最后一个优点就是使文体更为确切。在使精神习惯于把一个词语联系到同一个句子里相隔较远的那些词语上去的时候，这些句子结构也就使精神习惯了避免词语的重复。我们的语言是如此不利于使我们养成这个习惯，以致有人会说，我们只有当两个单词彼此直接相接续的时候才能见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124 假如我们将法语同拉丁语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双方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两种观念的排列方式是同样自然的。我们的语言通常只准采用一种排列法，所以，从这一点看来，它变化较少，而且也不太有利于声音的和谐。要使这种语言容忍观念的联结可以自行变化的倒装句的存在，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生动活泼方面就免不了要大为逊色；可是它在句型的简洁明了方面，也具有独到之处，可以弥补其不足。我们的语言喜欢使句子结构经常服从观念之间的主要联结，从而，它很早就使精神习惯于抓住这个联结，这就使精神自然而然地变得更为正确，并且逐渐地给它传递了这个简洁和明了的特点，由于这一特点，法语本身在很多种语言之中便成为极其优越的了。此外，我们还将见到 [79] ，这些优点多多有助于哲学思想的进步，而且我们是怎样补偿了古代语言的若干特殊美质的损失。为了使大家不致认为我是在这里以奇谈怪论来哗众取宠，我将要指出，我们会很自然地习惯于把我们的观念恰如其分地联结到我们赖以受教育的语言的天然禀质上去，而且还会随着语言本身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而获得准确性。
§125 我们的句子结构愈是简单，就愈是难于掌握语言的特点。在我看来，用拉丁语来写作，似乎要更加容易得多。它的动词变位和名词变格是这种语言可以预防很多弊病的一大特性；而对这些弊病，我们若不作出很大的努力是防不胜防的。在同一个和谐复合句中，人们可以有条不紊地集结起为数甚多的观念，这甚至往往是一种美质。而在法语中则恰恰相反，人们仅仅为了把那些可以最自然地在句中构筑起来的观念放进一个句子中去，就必须采取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为了避免代词的使用所引起的意义模糊，必须对此处以惊人的注意。最后，在人们为了防止自己去犯这些错误而不采取这些造成语句软弱无力的、隔离开来的句型之后，难道就不会具有丰富的表达手段了吗？但是，在一经克服这些障碍之后，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语言的结构来得更加优美的呢？
§126 此外，我不敢根据我在本章所论述的观点来自夸，说我能按众人之意来决定应当偏爱拉丁语还是偏爱法语的问题。有些人孜孜以求的只是井然有条的语序和尽可能的清晰明了；另一些人则偏爱语言的绚丽多彩和鲜明生动。很自然，在这些场合里，各人都是根据其本人的喜好来作判断的。就我而言，我似乎觉得这两种语言的优越性是如此迥然不同，以致根本无法对它们加以比较。
第十三章 论书写 [80]
§127 人类在通过声音来相互交流他们的思想的情况下，感觉到有必要设想出一些新的符号，以便于把这些思想永久保存下去，并且使不在场的人们也能知道这些思想 [81] 。在那个时候，想象向他们再现的，只不过是一些他们已经通过动作和单词来表达的相同的形象，而这些动作和单词，从一开始就成了图形化和暗喻化了的言语。因此，最自然的方法，乃是描绘出事物的形象。为了表达一个人或者一匹马的观念，人们曾用一个人或者一匹马的形状来进行表现，而最早的书面的文章，只不过是一幅简单的图画而已。
§128 因此，出于刻画我们思想的需要，图画理应作为书写的起源，这是极有可能的。而这种需要，无疑是曾有助于动作言语的保存的，因为这种言语是最能容易地描绘出来的。
§129 尽管这种方法产生了诸多不便，但连美洲最开化的民族都仍然不知道如何发明更好的办法 [82] 。埃及人的头脑比较机灵些，他们最早采取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人们给这种方法起了个名字，叫做“象形文字”（hiéroglyphes） [83] 。他们似乎是追随着书写的一系列的进步之后，通过他们所撰想出来的或多或少的方法上的技巧，才发明了文字的。
书卷体积的无比庞大带来了很多困难，这促使人们只用单独的一个图形来作为若干事物的符号。通过这个方法，从前只是幅简单的图画的书写就逐渐演变成图画和记号，这就完全构成了象形文字。这曾经是保存人类观念的那种粗糙的方法所迈出的趋于完美的第一步。人们于是就采用了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参照了事物的本性，看来是通过不同的阶段，在三个不同的时期逐一发现了的。第一种方式主要是用某一主体所处的基本环境来代替事物的全部意义。比如，用两只手，其一执盾，另一执弓，来表示一场战斗。第二种方式构思得更加富于艺术性，主要是以事物的实际的工具或暗喻的工具来代替事物的本身。比如，把一只眼睛画在一切东西的上方，用来表示上帝的无穷智慧，而用一把剑来表示一个暴君。最后，为了表示一件事物，人们便进而使用另一种可以在其中见到某种相似之处或某种类同之处的事物，这就是用于这种书写的第三种方式。比如，宇宙曾经是用一条蟒蛇来表示的，而它身上的一些斑驳的黑点则用来表示星辰。
§130 这些创制出象形文字的人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保存对种种重大事情的记忆，并使人们了解法律，规章制度和一切有关民事的材料。所以这些文字在初创的时候，人们曾小心翼翼只使用一些其类同之处最易于为所有的人都识别的图形。可是，随着哲学家们不断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思辨方面的题材，就使它变得精密细致了。一当他们信以为在事物中发现了最抽象难解的质，就有一些人，或者是出于标新立异，或者是为了对凡夫俗子们隐瞒他们的知识，便乐于选择这样的一些图形来作为记号之用，这些图形与他们所欲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尚未丝毫为众所周知。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便限于使用一些大自然为之给出了样板的图形；可是随后，对于他们的想象给他们所提供的大量观念来说，这些图形对他们显得既不足以应付，又不十分便利。因此，他们便以不同事物的神秘的结合，或者以各种不同的动物的部分躯体，来构成他们的象形文字，这就使这些文字彻头彻尾地变成隐语式的了。
§131 最后，通过类同图形来表达思想的做法，以及有时使用类同图形来传递一项机密和某种奥秘的企图，便促使人们经由显明易感的形象来表示与实体相同的形式。比如，他们通过一只野兔来表示坦率直爽，通过一头野山羊来表示放荡不羁，通过一只苍蝇来表示厚颜无耻，通过一只蚂蚁来表示博学多才，等等。一言以蔽之，他们创制出一些象征性的记号，用于表示一切毫无形状的事物。在这种场合，人们以能找到随便哪一种关系而自我满足。当人们给这些远离感官的观念赋予名称的时候，这就成了人们引导自己行为的方式了。
§132 “直到那时候，作为表象之用的动物和事物，是仿照其自然形状描绘下来的。可是，当哲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象征性的书写之后，便导致了埃及的学者们去记录许多关于不同题材的东西，由于这些精确的图形，使篇幅成倍地增加，令人望而生厌。因此，人们便逐步地使用了另一种记号，我们可以将这种记号称之为象形文字的通行书写体。这种字体的写法类似于汉字 [84] ，而且，在开始形成了图形的唯一轮廓之后，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一种记号。这种通行书写体所产生的自然效果，乃是大大减少了人们在象征上所付出的注意，并使这种书写体固定于所意味的事物。循着这条途径，象征性书写的研究就觉得是极其简单的了，在那个时候，除了使自己回想起象征性记号的能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的了，不像从前那样，必须彻底熟悉这个作为象征来使用的事物或者动物的属性。总而言之，这样便使这种书写体得到了简化，恰恰就和现今汉字所处的情况相仿。”
§133 这些记号早已抹去了所有的变化，因此就不容易使人认识，它们是怎么会来自一种原先只不过是一幅简单的图画的书写体的。某些学者之所以会陷入错误之中，信以为汉字的书写并非像埃及人的书写那样地开始的，其原因盖在于此。
§134 “这就是通过一种简单的逐渐演变而导致的从图画状态起直至字母状态止的书写的概史，因为字母是留在汉字式的记号之后尚需迈出的最后一步，这种汉字式的记号，一方面具有埃及的象形文字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兼备字母的性质，恰如象形文字同样地兼有墨西哥的图案文字和中国的方块单字的性质。这些记号同我们的书写是这样的接近，致使一张字母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减少它们的字数庞大的困难，而且可以把字数压缩得十分精简。”
§135 尽管字母有它种种的优点，然而埃及人在字母早已被发明之后，依然久久地保存着象形文字的使用习惯。这一民族的一切学识文明之所以仰赖这种书写体，原因正是这一点。出于对书籍的推崇，人们便进而推崇起学者们经常使用的文字起来。但是，那些对学术一无所知的人，却并未去试图继续使用这种书写体。学者们的权威对这些人所能施加的一切影响，只是使他们以崇敬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文字，并把它们看作是适用于美化公共纪念物的东西，在这些纪念物上，人们仍在继续不断地使用着这种文字。或许甚至埃及的一些祭司们也会以喜悦的心情看到，长此以往，唯有他们才能独自执有某种书写体的钥匙，作为保存宗教的奥秘之用。这就给那些人的错误找到了依据，他们以为一切象形文字都蕴藏着最虚玄的神秘奥妙。
§136 “从以上的详细叙述可以看出，这个理应起源于需要的东西，在后来怎么会发展成用于隐匿秘密并被培育来作为装饰造型之用的东西的。但是，由于事物继续不断地变革的结果，这同样的一些图形，起初是为了明晰而发明的，后来又转变成神秘奥妙的东西，久而久之，又重新恢复了它们原始的用法。在希腊和罗马的昌盛时代里，这些图形是被当作最适宜于使人了解思想的方法，而被用来装帧纪念物品和勋表奖章的，以致在埃及作为隐匿深奥玄秘的才智之用的同一种象征也能为希腊和罗马的普通老百姓所了解。”
§137 言语在其进步的过程中曾追随了书写的命运。自开初以来，图形以及暗喻，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为了使事物明晰起见，曾经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要探讨，它们是怎样变成神秘玄妙的东西的，随后又怎样用于装饰物品，最后又怎样发展为人们全都了解的东西的。
第十四章 论寓言、喻言和隐语的起源并对图形和暗喻的习惯使用作某些详细的叙述 [85]
§138 从以上所述的一切情况来看，显而易见，在语言起源的过程中，把动作言语与发音言语结合起来，并且只用明显可感的形象来作谈话，对于人类曾经是一种必不可少需要。除此而外，今天最寻常的知识，对于他们来说，曾经是那么难以认识，以致唯有让这些知识尽量与感官相接近，才能为他们的能力所接受。最后，连接词的使用尚未为人们所认识，人们仍然不可能进行推理。比如说，那些想要证明服从法律或者听从最有阅历的人的金玉良言是多么有益的人，没有什么比去想象某些详细的事实来得更为简单的办法了，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来描绘一桩事件之有利或不利、就使得这桩事件兼有启导和劝说的双重好处。那就是寓意（l’apo1ogue）或寓言（la fable）的起源。可以看出，它的最初目的是教育，因而它的题材就借用最熟悉的事物，这些事物的类似之处是比较显著的；它们首先是从人类中间借取的，随后又是从兽类中间借取的，而不久之后，又从植物中去借取，最后，在任何时代都拥有追随者的精神敏锐的文人便致力于从最遥远的事物中汲取源泉。人们于是探究了生物的一些最奇特的属性，以便从中取得深奥和巧妙的隐喻；这样，寓言便逐步演变成为喻言（la parabole），最后便变得神秘化了，终致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使它不再成为喻言，而变为隐语（l’énigme）了。这些隐语到处流传，甚至风靡一时，致使一些学识渊博之士，或者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深信应该对凡夫俗子们隐匿他们的一部分知识。这样，本来是为了说话的明晰起见而创造的言语就变成神秘的东西了。除了当初对文学还没有任何肤浅的认识的人们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更好地刻画出上古时代的趣尚。凡是一切图形化和暗喻化了的东西，尽管晦涩难解，都是他们所喜见乐闻的；他们并不怀疑，在这些场合下，是否还能作出什么旁的选择。
§139 还有另一种原因，更能有助于使文体越来越成为图形化的，这就是象形文字的使用。而这两种交流我们思想的方式，必然会彼此相互影响 [86] 。人们在说起一件事物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使用象形文字的名称，这种象形乃是事物的象征，因为在象形文字起源时，象征是用来描绘图形的，习常的使用又使这些图形在言语中广为流传。因此我们将发现：“一方面，在象形文字的书写中，太阳、月亮和星辰，是用来表示国家、帝王、君主、后妃以及文武百官等等的；日、月的亏蚀和星辰的殒落，则表示当时的一些灾难；水灾和火灾，意味着由于战争或饥馑而产生的祸患；而那些植物和动物，代表着个别人的特殊品质，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见到，那些先知者把特别明亮的星辰的名称、授予君主和帝王们，而他们的逢灾遭劫和颠危倾覆，都由与他们同名的那些星辰的暗蚀亏损和陨落熄灭来表示的；而一些星辰的自天而坠，就用来指示元老大臣们的死难丧亡；雷霆闪电和飓风狂飙，表示着来自敌人方面的侵略颠覆；狮、熊、豹、野山羊和参天古树等，则用来代表统领部队的将军们、远征者们和开创帝国基业的元勋功臣。一言以蔽之，先知者的文体仿佛是一种口说的象形文字。”
§140 随着书写逐步演变得更为简约，文体也同样演变得更为简明了。由于逐渐忘却了象形文字的意义，人们就逐渐失去了对很多图形和很多暗喻的使用习惯；可是必须经过好多世纪，才能使这种变化变得明显可见。古代亚洲的文体曾经是神奇而不可思议地图形化了的。在希腊和拉丁语言里，同样可以找到象形文字对言语的影响的痕迹 [87] ；而中国人，他们还使用着带有象形文字特色的方块单字，在他们的语句中充满着讽喻（l’allégorie）、比拟（la comparaison）和暗喻。
§141 终于，在这一切革新之后，图形全都曾作为语句的文藻装饰之用了，这时人类已经在艺术上和科学上获得相当精确而且相当广博的知识，用以从中取得种种形象，而永远不会损及清晰明朗，就像题材所要求的那样笑容可掬，同样的雍容华贵，同样的崇高卓绝。到了后来，语言只有在经历变革的过程中，其明晰性才会有所损失。人们甚至在这样的一些时代，即一切语言都似乎想拥有最大的美质的时代，也会找到语言衰落的时期。人们将会见到图形和暗喻的堆积并使文体装饰累累，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文章的基本意义显得只不过是件附属品罢了。当这种时代来临的时候，人们可以推迟，但却无法阻止一种语言的消亡。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事物中，犹之乎在物质方面的事物中一样，有一个最后的发展的过程，经过了这一阶段之后，这些东西就必然要衰落了。
图形和暗喻也同这个道理一样，起初是由于需要而发明的，随后把它选择来作为故弄玄虚之用，当人们都能以鉴别的眼光来使用图形和暗喻的时候，它们又都成为语句的装饰品了。在语言的衰落过程中，也是同一个道理，语言所遭受的最初打击，便是由于人们对之滥加使用而造成的。
第十五章 论语言的特征
§142 有助于形成民族性格的事物有二：气候和政府。气候能使民族的性格或是比较活泼开朗，或是比较麻木阴沉；从而便倾向于组织这种形式的政府，而不宜组织那种形式的政府。但是，这些安排又是根据千变万化的环境而起变化的。一个国家的贫困或富足，它的处境形势；人民间相互的利害关系，和邻国人民相互间的利害关系；政府尚未建立在稳定巩固的基础上时使国家局势动荡的不安的思想；以他们的想象力驾驭着他们同胞的想象力的稀世之才；这一切，加上若干其他因素，都会促使一个民族改变因其气候条件而养成的早先的趣尚，而且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了这些趣尚。故而，一个民族的性格同这一民族的政府，承受着差不多同样的变化；因此，除非政府采取一种恒定不变的形式，民族的性格是绝不会固定不变的。
§143 正如政府影响着人民的性格，人民的性格也会影响语言的特点。自然，人类总是受需要的驱使而经常忙碌，由于热情的激发而不断活动，在尚不了解可以从某些事物中获取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是绝不会谈论那些事物的。他们必然会把某些附属的观念，不知不觉地附加到单词上去，而这些观念指明了他们受到触动的方式，也指明了他们所作出的判断。这是一种很容易观察到的事情，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讲话能永远不暴露出他真正的性格的，即使在人们提醒他，要他极其小心谨慎地进行掩盖的时候也是如此。要熟悉一个人的言语，只须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研究即可。我这儿说一个人的言语，是因为按照各人激情的不同，各人都有他自己的言语；我只把那些冷若冰霜而淡漠无情的人不计在内，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附和其他人们的性格，而且由于这个道理，这种人都是比较难于为人们所捉摸透的。
民族的性格，较之于个别特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还要明显一些。人民大众是不会以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掩盖他们的激情的。此外，当一些趣尚为我们全国同胞所共同具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趣尚搞得神秘莫测。恰恰相反，我们将以此作为夸耀，而且令我们喜欢的是，这些趣尚能使人了解我们所降生的国家，我们总是受先入之见的影响而拥护这个国家的。因此，这一切全都证明了，各种语言都表现着操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性格。
§144 比如，在拉丁语里，农耕方面的一些术语都带有高贵的观念，而在我们的语言里，这些术语却丝毫也不带有这样的观念。其理由是很显然的。在罗马人为他们的帝国开创基业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还只不过是一些最为必需的技艺。他们对这些技艺极为尊重，正如共和国的每一成员都一般无异地必须亲身从事耕作一样，而人民在很早的时候就习惯于以一视同仁的眼光，来看待农业和从事耕耘劳作的将军。这样一来，这项技艺的术语就自然会拥有使这项技艺高贵化的种种附属观念了。直到罗马共和国处于极其富足的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们依然保存着这些术语的高贵观念，因为一种语言的特点，尤其如果它是由著名的作家们固定下来的，不是像一个民族的风尚那样能够轻而易举就改变的。在我们这里，自从君主政体创建以来，人民的精神倾向早就整个儿地不同了。法兰克人对于军事艺术极为尊重，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把一个强盛的帝国的建立归功于这种艺术，这种尊重只会使他们轻视那些耕作的技艺，他们也并非要亲自来从事耕作不可，于是他们就让一些奴隶去专门担任这些工作了。从那时起，人们在有关农耕的一些术语中所加入的附属观念，便变得大大地不同于它们在拉丁语中所带有的那些附属观念了。
§145 假如语言的特征是按照民族的性格来开始形成的话，那么语言特征自身的发展，只有经由伟大作家的帮助才能达成。为了发现语言的一些进步，必须解决两个过去往往争论不休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却一向是很明朗的。这就是弄清楚，第一，为什么艺术和科学，对于所有的国家和对于所有的时代来说，都不是等同划一的；第二，为什么所有各门科学艺术中的伟大人物，往往又都是同时代的人。
气候的差异对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民族，科学和艺术还不曾深入这些民族的人民心目之中，那么人们就可以认为，气候条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而且，如果有一些民族，那里的艺术和科学已经不再能成功地发展，人们可以承认，那里的气候已经变化了。可是，倘若人们把这些假设成跟艺术和科学的革新同样来势迅猛，同样明显可观，那是毫无根据的。气候只能影响身体的器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只能产生组织最完善的机体，而且，自古至今，气候所产生的器官的数目大概差不多是相等的。倘若气候到处都是相同的话，那么人们就不会在各民族之间看到同样的变化。有一些民族，如今好像已经开化了；而另一些民族，却依然停滞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因此需要有一些环境，可以使身心机构发展得很健全的人们去专心从事对他们相宜的事物，同时发展他们的才能。否则，他们将会同一部性能精良的机器一样，任其日渐损坏，而不知道如何去维护保养其机械性能，不知道如何去转动它的发条。所以，气候并不是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原因，它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中，仅仅是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而已。
§146 到了某一民族的语言开始具有固定的原则和一种确定的特征的时候，便自会在该民族中碰到发展语言特性的有利环境。因此，这样的时代就是伟大人物辈出的时代。这个看法可以由艺术史来加以证实；但是，我还想提供一个理由来说明这件事情，而这个理由是从事物性质的本身中提取出来的。
最初被引入某种语言的句型，既不是最明晰，又不是最准确，也不是最为文采风流的。只有经过长期摸索而积累的经验，才能使人类在句型的选择中逐渐地明朗起来。甚至有由若干种别的语言的残存部分拼凑而形成的那些语言，在它们的发展中也会碰到巨大的障碍。因为它们采用了每一种语言里的某些东西，于是这些语言便只能变成一种稀奇古怪的句型的堆积，这些句型一点也不能作为彼此之间的连贯之用。在这样的语言中丝毫也找不到那种类同的例子，可以启发作家们触类旁通，而且使言语的特征鲜明。我们的语言在形成的过程中就曾经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使用通俗的语言进行写作之前，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岁月，而那些最早用通俗的语言来写作文章的人，却不能赋予他们的文体以华贵高雅的格调。
§147 如果人们回想起，想象和记忆的运用，完全有赖于观念的联结，而观念的联结又是由符号的关联和符号的类同而形成的 [88] ，人们就会认识到，一种语言越是缺少类同的句型，也就越是不能给记忆和想象以帮助。因此，这种语言是不适宜于才能的发展的。而且人们之看待语言就好像几何学家之看待数字一样，随着这些语言更加完善，它就能给人以新的视野，并且扩充人们的精神。牛顿的成功，曾经是通过他的前人所已经完成了的对符号的选择以及通过人们所已经设想出来的计算方法而奠定了基础的。假使他出世得更早一些，他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中的一位伟大人物，然而他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时代所崇敬仰慕的人物。在其他各门科学里也是一样的。生理机能最为健全的天才们的成功，莫不有赖于他们生活的时代的言语的进步，因为那些单词已对几何学家们的符号提供了答案，而使用那些单词的方式又给计算方法提供了答案。因此，在某种单词贫乏的语言里，或者在没有相当方便的句子结构的语言里，人们必然会发现像在代数学发现之前在几何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障碍。在悠久的年代里，法语对于精神的发展，曾经是这样的不利，以致人们如果能够连续不断地在君主政体的各个不同朝代来想象高乃依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距离他所生活的时代越远，他的天才就越是贫乏，而且终于在某一个朝代会发现这么一个高乃依，他甚至会到达对自己的才能提供不出任何证据的地步。
§148 或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像这位伟大诗人那样的人，应当会在古代雅驯的语言中找到帮助，而这些帮助是通俗语言所不能给他们提供的。
我回答说，既然他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出生以来就已学会的语言来表达事物，那么他们也就习惯于以同一种方式来体会事物，于是他们的精神就不期而然地受到了局限。准确性和精确性方面的欠缺，不会使他们觉得抵触，因为他们早已养成习惯了。所以他们还不可能抓住古代雅驯语言的一切优越之处。实际上，我们要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追溯上去，那就会看到，我们的语言越是粗糙，则我们对拉丁语的认识就越是困难，而且只是到了当我们能够用法文来进行写作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能很好地用拉丁文来作写作。除此之外，如果设想人们能够在最为粗糙的语言里，一下子获得最完美的优点，这是很不认识语言的性质的人所说的话，这件工作只能由时间来完成。为什么并非不懂拉丁文的马洛却没有一种可以和卢梭相提并论的文体，而卢梭却是以马洛作为楷模的呢？唯一的原因，是当时法语还不曾取得相当的进步。卢梭或许不是很有才能的，但他对马洛派的风格倒是搞出了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因为他是在更为优越的环境下出世的，就是说，如果他出世得早一个世纪的话，他就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了。人们对雷尼埃和德斯泼来欧所作的比较，就能进一步证实这个推理。
§149 必须指出，在一种并不是由若干种其他语言的残存部分拼凑而成的语言中，其发展理应更为迅速得多，因为这种语言从它起源的时候起就具备了某种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不少卓越的作家的缘故。
§150 让一个生理机能十分健全的人出生在尚未开化的民族之中，虽然他生活在一种十分有利于艺术和科学的气候条件之下，我可以设想，他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灵感，可以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位天才；但是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不可能同路易十四时代的某几位超凡卓绝的人物并驾齐驱的。这件事可由上述观点阐述得这样显而易见，使人们不会有所怀疑。
假如这些野蛮民族的语言对精神的进步是个障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给它以第一个完善级，然后再给它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但障碍依然会存在下去的，而这个障碍只能在完善的级逐渐递增时，才会相应地消减下去。所以，只有当这一语言获得了和我们的语言约摸同样多的完善级时，这个障碍才得以整个儿地消除殆尽，而我们的语言只是在它开始造就优秀的作家的时候，方才达到完美的境地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各民族只能在他们的语言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之后，才能产生出类拔萃的天才。
§151 下面我将依次说明有助于才能发展的种种原因：首先，气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其次，政府必须采取一种经常稳定的形式，并且因此使这个民族的性格得以固定下来；第三，就是赋予言语以这样的一个特点，使它丰富其句型，以表现一个民族的普遍趣尚；第四，在以其他若干种语言的残余部分拼凑而成的语言中，要达到这样的情况是很缓慢的；可是，一旦当那些障碍被克服以后，类似的规则自会建立起来，言语便会取得种种进步，而种种才能也会得到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伟大作家们并不是在一切时代里都能同样地产生的；而且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在某些民族里，伟大作家们出世得比较早些，而在另一些民族里，却又出世得比较晚些。余下需要我们考察的是，在各门学科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差不多都是同时代的，这又是什么原因。
§152 当一位天才发现了一门语言的特点时，他便在他所有的著作里把这个特点鲜明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并把它保存下去。凭着这种帮助，其余一些有才之士，以前没有办法由他们自己来识透这个特点，如今都把它看得清楚明白了，各人就在他自己的专门科目中按照着这位天才的榜样来表现这个特点。于是语言就从大量新的句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了。这些句型通过与语言特点的联系，便越来越使这一特点逐渐发展起来；而类同的句型就好像变成了一把火炬，其光芒不断地增加，照亮着为数更众的作家们。在那时候，所有的人便不期而然地把眼睛转过来，对这些崭露头角的人物刮目相看；他们的趣尚便变成了民族的普遍趣尚；人人都在他所孜孜攻求的那些题材中，提出了从他们身上所吸取的识别问题的方法；各种才能都萌发滋长起来了，各门艺术都采取了对它们相宜合适的特点，而人们就可以在各门学科中见到杰出卓越的人物。因此，那些才华出众的伟大人物，不管他们专攻哪一门学科，也只有言语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进步之后，才能使自己脱颖而出。事情确实如此，即使对军事艺术和政府的有利环境层出不穷，然而第一流的将军和内阁大臣总之属于伟大作家辈出的时代的。这就是文人学士对国家的影响；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还丝毫没有认识到其影响所及的全部范围。
§153 假如那些具有伟大才能的人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言语在他们之前早已完成了的显著进步，则从言语的本身方面来说，便应当把使它达到登峰造极的最新进步归功于才华卓绝的人们，这就是我所要解释的事情。
虽然一些伟大人物从某些方面坚持了他们民族的性格，可是他们总有某种东西可以使他们有别于他们的民族。他们是以自己独有的一种方式来观察和感觉事物的；并且，为了把他们观察和感觉事物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不得不从类同的规则中创造出新颖的句型来，或者至少尽可能地不使它和类同的规则相距得太远。从而，他们便使自己符合于他们语言的特性，并且同时以自己的天才灌注于语言之中。高乃依以他所独具的高尚的格调和雄浑的笔力，阐发了显贵要人们所关心的种种利益，野心家们雄心勃勃的政见策略，以及心灵的种种动态。拉辛以一种适宜于刻画温情脉脉的性格的柔情蜜意和风流潇洒的笔调来表现爱情，以及爱情的种种恐惧和种种狂热。基诺以其温馨柔绵的笔触，来描绘出喜娱欢乐和闲情逸致。而另一些已经不再在世的，或者在现代作家中别树一帜的人物，各自都具有一种我们的语言逐渐使之独具的特点。正是对于诗人们，我们首先应当具有感恩之情，或许也是最大的感恩之情。由于屈从于束缚着他们的一些格律、规则，他们的想象力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从而必然产生出新颖的句型来。因此，言语的突飞猛进总是发生在某一伟大诗人的时代。哲学家们只是在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才能使言语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的贡献是给我们的言语以精确和明了，这种精确和明了便成了我们言语的主要特点，给我们提供了最便利的符号，作为分析我们的观念之用，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每一客体中所具有的最为精细的东西。
§154 哲学家对事物的原理追流溯源，给艺术定出了种种规则，对艺术中所涵有的最为含蓄的意义进行解释，并且，通过他们的教导，增加了优秀的评论者的数目。可是，倘若人们在需要更多想象力的那些局部来衡量艺术的话，哲学家们便不能夸耀自己促进了艺术的进步，就像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一样。恰恰相反，他们在这方面只会显得对之有所损害。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认识这些规则给予了过分的注意，加之他们有唯恐流露出忽视这些规则的心理，这样便减少了想象的光焰，因为想象这种活动宁可由感性和使想象受到客体的触动而产生的鲜明生动的印象来引导，而不愿由综合并深思熟虑一切问题的反省来引导。
的确，了解这些规则或许对有些人是十分有用的，他们在构思文章的时候，为了不致遗忘而往往让他们的天才作了过多的飞跃，而他们把这些规则回想起来，目的仅在于对他们的作品加以润饰修改而已。但是，要那些自己感觉到有某起弱点的人不经常寻求对某些规则的依赖，则是很难做到的事。然而，如果人们对这样的帮助无法加以拒绝的话，难道他们能在那些全凭想象的著作中有所成就吗？人们难道不应该对他们的一些作品至少存在着一些戒备之心吗？一般说来，哲学家们给艺术定下种种清规戒律的时代，也就是使著作通常能完成得更好和撰写得更美的时代；但是，在这种时代里，天才的艺术巨匠往往也显得更为罕见。
§155 因为语言的特征是逐渐地形成的，而且与民族的性格相符合，所以这种特点也必然应当具有某种普遍的品质。故在若干种不同的语言里，同样的优点不可能共同地达到同等的水平。最为完美的语言是这么一种语言，它能在一定的阶段上集一切语言优点之大成，而这个阶段，又允许这些优点兼容并蓄于一体。因为这种语言，倘若在撰写某一体裁的文章时显得精美绝伦，而在撰写另一些体裁的文章时却一无完美性可言，那无疑是一个缺点。或许在基诺和拉·封丹的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我们语言的特点，证明我们将永远不会有在笔力上足以和弥尔顿相提并论的诗人，而在《失乐园》中所流露出来的笔力刚健的特点，也证明了英国将永远不会有能够同基诺和拉·封丹相媲美的诗人 [89] 。
§156 分析和想象这两个活动是这样地不同，以致它们各自在发展中通常是互为障碍的。只有在某种气质中，它们才可以相辅相成而各不相损，而这种气质就是我在前面已乘机会之便而谈及过的这种折中之道 [90] 。因此，要使同一种语言等同地有利于这两种活动的运用，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语言，由于它的句子结构的简洁和明了，在很早的时候就给精神灌注了一种精确性，而精神对这种精确性便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对于分析的进步，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然而它对于想象却不是十分有利的。古代语言的倒装句恰恰相反，它对于分析是个障碍，但相对说来却有助于想象的运用，这些倒装句能使想象的运用比心灵的其他活动的运用更为自然一些。我想，这就是现代哲学优越于古代哲学的原因之一。一种在用词和句型的选择方面像我们的语言一样审慎周密的语言，应当更有理由在推理方式上也同我们的语言一样审慎周密。
为了固定我们的观念，必须设想出两种语言来：一种是给想象提供尽可能多的运用的语言，使得讲这种语言的人，可以随口乱说而不至于不入情理；另一种语言恰恰相反，它可以使分析得到如此有力的运用，致使那些讲这种语言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引导到自己的乐趣之中，就像几何学家们努力寻求问题的答案一样。介乎这两种极端之间，我们可以给自己展示一切可能的语言，看清它们按照各自接近于哪一个极端而带有不同的特点，以及它们怎样通过在某一方面所获得的优点，来各自补偿所失去的另一方面的优点。那些最为完美无缺的语言，就是处于居中位置的语言，而讲这种中间语言的民族，往往是伟人辈出的民族。
或许有人会对我说：假如现代哲学家胜于古代哲学家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语言的特点，那么，难道不能得出结论说，古代诗人应该比现代诗人更卓绝吗？我回答说，不能。因为分析只能从言语那里得到帮助，故分析只能在语言对它有利的时候，才能有实现的机会；相反，我们已经看到，那种促使想象进步的原因是远为广泛得多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有利于使想象这种活动的运用变得方便的。如果在某些体裁中，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拥有胜于我们的诗人，那么，我们在其他一些体裁中，也拥有胜于他们的诗人。试问，古代有哪一位诗人可以与高乃依或者莫里哀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的呢？
§157 要判断哪种语言能在为数较多的体裁中显示出其优越性，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统计各种语言里独树一帜的作家的人数。从这方面来看，我不信我们的语言有什么缺陷。
§158 在说明了言语的最新进步的原因之后，也应当及时探究一下语言衰落的原因，而这两件事的原因全都是相同的，而且只是由于环境性质的不同，这些原因便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在这里，情况约略有些像在生理方面一样，在生理上，曾经作为生命起源的原理之一的同一个运动，有时却会变成生命毁灭的原因之一。
当一种语言在各种体裁上都有了独创一格的作家的时候，一个越是具有天才的人，就越是信以为自己窥见了需加逾越的重重障碍了。与那些作家们并驾齐驱是不能满足他的勃勃雄心的，他像他们一样，想在他的体裁中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因此他便试图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可是，因为跟语言的特点以及他的性格相类同的文体早已全给他的前人们掌握了，所留下给他的，只能是与这类体裁远离的体裁。因此，为了达到另树一帜的目的，他就不得不准备去破坏一种语言，而要是在一个世纪之前，他原是想促使这种语言进步的。
§159 假如像他那样的作家全都是应受批评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的才华过于横溢，以致不会不获得巨大的成就。重犯他们的错误毫不费力，不久便使那班平庸的人物相信，只需仿效他们的办法，就能取得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声誉。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微妙细致而隐晦曲折的思潮产生了，矫揉造作的反衬对照，文采辉映的似是而非之谈，华而不实的文句辞藻，鲜见罕有遣词命意，毫无必要地故意生造的字眼词语俯拾皆是。可以说，随着一种拙劣的形而上学的言语的兴起，思想健全者们的全都变了质的廋言隐语便相继产生。于是公众便拍手叫好，于是那些哗众取宠的、荒唐可笑的、昙花一现的作品，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到处蔓延滋长开来，庸俗低级的趣味在艺术科学中通行无阻，而真才实学却变得越来越罕闻稀见了。
§160 在我已阐述过的有关语言的特点方面的内容，我并不怀疑自己没有说过什么自相矛盾的话。我时常遇见一些人，他们认为所有的语言对于一切的体裁都是同等适用的，而且他们强调说，一个生理机能和高乃依一样的人，不管他生活在哪一个世纪，不管他用哪一种方言土语来从事写作，他的才能总是可以得到同样的证实的。
在人们开始使用符号的时候，符号全都是随意制定的，这或许就是人们认为这些符号不能具有特征的缘故了。可是我要请问，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按适合于该民族的性格特征来组合他们的观念，并根据该民族的感受的不同，将种种不同的附属观念和一些主要观念在一定的基础上连接起来，是否就不自然了呢？可是，这些组合是根据其长期的使用习惯而形成的，它们恰恰就是构成一种语言的特性的东西。这种特性可能或多或少地被延伸开来，这就取决于语言所已接受的句型的数量和变化情况，以及类同句型的多寡；这些类同句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为创造新句型提供方法。这种特点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彻头彻尾地加以改变的。一旦离开了这种特点，人们所说的言语就会变成一种陌生的外国语，从而也就不再能为别人所理解了。导致如此可观变化的乃是时间，时间将一个民族整个儿地置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而这些环境促使该民族以不同于它过去所使用过的方法来观察事物。
§161 在所有作家中，语言的特点表现得最为鲜明生动的人莫如诗人了。翻译诗人的作品之所以颇感费劲，其原因即在于此。困难是这样的，如果译者才气焕发，就往往使译文更容易超过原作，而不容易做到总是和原作铢两相称。严格地说，甚至可以认为要把诗篇翻译成优秀的译文，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业已证明，两种语言是不可能具有同样特点的，这个理由也足以证明，要把同样的思想在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中以同样的美感表达出来，是难乎其难的事。
在述及音律及倒装句的时候，我已经阐明了可能与本章题材有关的一切内容，因此我不拟在此对这些内容再作重复了。
§162 通过这部言语发展史，人人都可以看出，对于某一深知谙熟语言的人来说，语言就是每一民族的性格和特点的一幅真实写照。在这幅写照里，人们可以看到想象是怎样按照偏见和热情来把观念组合起来的；在这幅写照里，人们也可以看到，在每一民族中，自会形成一种各不相同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差异随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的愈少而相应地愈多。但是，假如风俗习惯对于言语曾有所影响的话，那么，当那些著名的作家们一旦把语言的规则固定下来的时候，语言也就会反过来影响风俗习惯，并且会把它的特点在每一民族中长久地保存下去。
§163 或许有人会把这整部历史当作一部小说来看待；但是， 人们至少不能否认它的真实性。我很难相信我所遵循的方法会使我常常陷入错误之中，因为我给自己定下来的目标是按这样的假设，即一种言语往往是直接先于它的语言为样板而被创制出来的，来进行阐述的，除此而外我便什么也不阐述了。我已在动作言语中见到了语言的萌芽，见到了可以用来表达我们思想的一切艺术的萌芽；我已观察到一些有利于使这种萌芽发育的环境，而且，我不单是见到了这些艺术萌芽的绽青，还曾探讨了它们的发育成长，并说明了它们的种种不同的特点。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我是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来揭示这些对我们显得是最奇特的，而在当时又曾经是最自然的事物的，而这些事物也只有在临到它们应当出现的时候方才出现。
* * *
[1] 《圣经》上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用泥巴捏出了一男，取名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女，为亚当妻，即夏娃，这二人即为人类的始祖，于是便有了人类。
[2] 天降洪水是基督教《旧约全书》的《创世记》第六、七、八章中所述的故事：上帝为了惩罚世人，使洪水泛滥四十天，把地下的生物全都淹死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和他们所携的一些生物因乘方舟而幸免于难。
[3] 沃伯顿先生在《论象形文字》一书的第48页中说道：“若仅仅通过事物的本性，而不依赖于天启（这乃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指导）来下论断的话，我们就会承认西西里的狄奥道尔和维特鲁威的论点，即原始的人类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同兽类一样过着一种穴居巢处的生活。他们只能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意义不确的声音，直到他们为了互相帮助而共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才通过信号的方法，或者通过他们之间约定的人为记号的方法来逐步形成分明的声音，使得那个想讲话的人能够把他所需要向别人传达的一些观念表达出来。这就促使了各种不同语言的产生，因为大家都同意，语言并非天生就有的。”
“言语的这种起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以致教会的一位神父（尼斯 [4] 的格雷戈里）和奥拉都怀尔教堂的司铎理查·西蒙都曾先后致力于确定言语起源的研究工作。可是，他们本来是能够更好地掌握论据的，因为，从圣书上看，言语早就有了一种与此不同的起源，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圣书告诉我们，上帝以宗教启示了初民，这就不容怀疑上帝会不同时教会他们说话。”（事实上，宗教知识本身就需要有很多的观念以及心灵活动的大量运用，而这又是在信号的帮助下才能做到的，我在本书的第一卷已对此作了论证）……沃伯顿先生往下又说道：“虽然上帝曾以言语启导了人类，然而，若既假定这种言语会自行扩展到人类当时的实际需要之外，又假定人类本身却并不具备使这种言语渐趋完美和日臻丰富的能力，这就不是合情合理的了。因此，这原始的言语必定是贫乏而狭隘的”。以上这番话在我看来是极其正确的。如果我假设这两个孩子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设想出言语的最初一些信号来，这是因为我认为，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把一件事情说成是通过一些异乎寻常的途径而造成的，那是不行的。哲学家的责任，乃是在于说明事物是怎样通过合于自然规律的途径而造成的。
[4] 尼斯，小亚细亚的古城。
[5] 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两个孩子的心灵活动，根据这部《人类知识起源论》第一卷中所已证明了的内容，是不可能再有所怀疑的了。请参阅第二篇和第四篇。
[6] 这就回答了我在本书第一卷第二篇第五章中所提出的那个难题。
[7] 见《论象形文字》，§8 和§9。
[8] 见《列王纪上》第22 章，11节。
[9] 见《耶利米书》第13 章。
[10] 同上，第19 章。
[11] 同上，第27 章。
[12] 同上，第51 章。
[13] 见《以西结书》，第4章。
[14] 同上，第5章。
[15] 同上，第12章。
[16] 同上，第37章。
[17] 见《论象形文字》，§9。
[18] 德尔斐城，希腊旧都名，以阿波罗（希腊的太阳、诗歌、音乐、健康的守护神）的神庙而出名。
[19] 见《论象形文字》，§10。
[20] 约柜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下》。
[21] 作者此处所述内容未经注明出处，恐系传闻失实。汉语中共有单音字约400至500个，每个单音字的发音又分平、上、去、入四声。
[22] 我不准备在这一点上引经据典了，大家可以在《关于诗歌和绘画的批判性意见》一书的第三卷中找到这样的证据。我就是参阅了那部著作来证明我所要引证的大部分事实的。该书的作者杜波斯教士原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学者，其学识之渊博乃是举世所公认的。
[23] 请参阅《演说家专论》。
[24] 请参阅达西埃所著《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的第82页。
[25] 白色音符，即二分音符，等于半个圆音符（即全音符），或两个黑色音符（即四分音符）；黑色音符等于两个单尾音符（即八分音符）；单尾音符等于四分之一个白色音符。时值，即发音的长度，多用以上各种音符来记写的。
[26] 大钢丝琴（clavecin），也有译成“古钢琴”的，指的是三百年前巴赫·拉莫时代的钢琴。但本文译“古钢琴”就不妥当，因为作者同拉莫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那种琴在他们的口中当然是不会称为“古”的。
[27] 在巴赫发明十二平均律之前，根据弦长与音高的物理关系，各半音间的音程确是不相等的，有大半音和小半音的区别，小半音的音程约比大半音窄四分之一度音。由于这个原因，在调式转换时就会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在巴赫发明十二平均律，把一个八度音之间的音程平均等分为十二个半音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存在了。
[28] 请参阅《和声的发生》，第十四章，第一节：嗓音是由何种技巧转调为小半音的。
[29] 他引证了一些古人把他们平常的发音说成是简单的，而且具有一种连贯的声音的内容。可是应当注意的是，当时他们所读的发音，只是限于与他们的音乐相比较而言的。所以，那种发音就并非真正是简单的了。实际上，当古人就发音的本身来进行考察的时候，他们就在其中指出过音律上的重音，而我们的发音却根本没有这种重音。一个全然不知道还有比他的发音更为简单的发音的加斯高涅人 [30] ，当他把发音与音乐中的歌唱相比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发音中只会看出一种连贯的声音来。古人也是处于同样情况的。
西塞罗曾对克拉苏斯说过，当他听见刘丽亚的声音时，就以为听到的是朗读蒲劳德和诺维于斯的剧本，因为她的发音纯正，不带外国口音。但是，杜波斯教士却说，刘丽亚却一直不在她本国歌唱的。这倒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在普鲁图斯和诺维于斯的时代，拉丁语的发音已经带有歌唱的特点了，因为这些诗人的剧本中的说白早已被标上音符了。看来，刘丽亚的发音之所以纯正，只是因为她并未使用当时风行的那些新的重音而已。
昆体良曾说过，凡演喜剧的艺人，发起音来绝不会脱离其自然状态，至少不会到达忽视自然的程度的；可是，通过艺术上所容许的装饰音（l’agrément）他们便恢复到他们寻常的发音方式上去了。那样一来，是否能认为那就是歌唱了呢？杜波斯教士说。不错，只需假定昆体良称之为自然的发音确是带有这样多的重音，以致相当接近于歌唱，而不用作什么明显的改动就可以标注音符，这就行了。这情况在这位雄辩家写作的时代尤其是真实的，因为拉丁文的重音本来是极其繁多的。
这里有一件事实，乍看起来，这件事实似乎更有利于杜波斯教士的观点。那就是，在雅典，法律条文是写成演说来宣讲的，并用一件乐器来给宣读法律的人作伴奏。然而，难道雅典人仿佛真的是把他们的法律条文拿来歌唱的吗？我的回答是，倘若他们的发音同我们的发音原是一样的话，他们就从来也不会想到要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因为连最简单的歌唱和发音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可是，我们应当设身处地来考虑问题。他们的语言的重音比罗马人语言的重音还要多得多，因此，一篇稍微带有些歌唱性的演说就可以使人听出嗓音音调的抑扬变化，而看起来也不会显得与正常的发音相距过远。
因此，很显然，杜波斯教士归结说，古人在舞台上所咏唱的戏剧中的歌曲，一是不分段落，二是不带节奏性的嗓音，三是没有拖腔的颤音，四是全无我们音乐性的歌唱中的其他特点的。
若不是我自己弄错了，那就是这位作家对构成歌唱的东西并无十分清楚的观念。他似乎只是根据我们歌剧里的歌唱来作论断的。他引证说，昆体良曾埋怨过，有些演说家出席答辩时就像是在剧场里朗诵台词一样。他接着又说，真有人以为，那些演说家们是在歌唱，简直就像是在我们的歌剧里歌唱一样！我回答说，这种构成歌唱的声调的前后接续也许比我们歌剧里的声调更加简单得多，而且，它也毫无必要使声调的接续具有同样的过门，吐出同样具有节奏性的嗓音，发出同样的拖腔的颤音。
再说，在古人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章节来证明他们的发音并非一个连续的声音。西塞罗在他的《演说家专论》一书中说：“这就是嗓音的美妙的功用：它以高音（l’aigu）、低音（le grave）和中音（le moyen）三种声调构成了歌唱的一切变化，一切柔和以及和谐；因为，人们应当知道，语音包含着一种歌唱，它并非音乐性的歌唱，或是像弗里吉亚人和加利人 [31] 的演说家们的演说词的结束语中所用的那种歌唱，而是一种不很明显的歌唱，如同狄莫斯泰纳和埃显纳相互指责对方的嗓音的音调变化时尽力想讲到的那种歌唱，也就是狄莫斯泰纳为了尽情讽刺挖苦而直言他的对手在谈吐中声调柔和、清楚而又有节制的时候尽力想讲到的那种歌唱。”（录自教士高兰先生的译文）
昆体良指出，既然争论说明，狄莫斯泰纳和埃显纳两人谁都是使用了嗓音的音调变化的，那么他们的这种非难便不应当去归咎那些音调的变化。
杜波斯教士说（第三卷，第260 页）：“可以这么说，那些大演员们，每天早上在他们按规矩逐步放开嗓子，再逐渐使之引吭而出，并按照音级由低而高发出嗓音之前，是连一个单词也不愿说出口的，其目的是避免骤然地、猛力地放开喉咙，以免损伤发音器官。他们在这种训练中甚至留意自己的睡卧姿势。每次卸场下来，他们就坐定，并保持着这种姿势，可以这么说，按他们在说白中所上升到的最高的那个声调开始运用气息，随后挨次地按所有其他的音高逐一地运用气息，最后逐渐地递降到可能降到的最低的那个音高上来舒展歌喉”。如果说白不是一曲各种音高都出现的歌唱，难道喜剧演员用得到小心谨慎地天天按嗓音所能发出的一切音高的顺序去练嗓子吗？
最后，诚如杜波斯教士所继续往下说的（同一卷第262 页）那样，“古代的记载都是满篇事实的，这些事实证明，他们对一切有益于强化或美化嗓音的东西极为注意，直到了迷信的地步。在《昆体良全集》第十一卷、第三章中可以看出，古人联系到各类雄辩，就人类嗓音的天然性质和训练中一切有益于嗓音补养的实践，都曾作过深刻的思考。教授如何增强和保养嗓音的技巧甚至成了一门特殊的行业了。”这样一种演说，既是这般处之以谨慎，这般加以悉心思考的结果，难道会同我们今天的演说一样简单的吗？
[30] 加斯高涅，法国西南部一古省名，在靠近西班牙的地方。
[31] 弗里吉亚，小亚细亚中部古国名。加利，小亚细亚古国名。
[32] 宣叙调，歌剧中附有伴奏的朗诵说白式的歌唱。
[33] 在法语中，一些音节里的元音常不发音，称为“哑音”（muette）。
[34] 指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执政的时代：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
[35] 请见《批判性的思考》，第三卷第十六篇第284 页。
[36] 第三卷，第十五篇。
[37] 共和时代，指古代罗马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奥古斯都建立帝制的一段历史时期。
[38] 西塞罗在《演说家专论》一书中说：“人们难道没有常常看到，这些平平庸庸的演说家们，仅仅是凭借了动作的威力，就获得了雄辩的一切荣誉和嘉奖，倒是有些演说家，在其他方面也是极其渊博的，却反而被评判为平平庸庸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发音上都缺乏风采的缘故，以致狄莫斯泰纳很有道理地把动作分为第一流的、第二流的和第三流的。因为，要是雄辩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话，那就丝毫也不成其为雄辩术了，而如果动作富于表现力的话，纵然缺乏惊人的高见宏论，也会产生如许的力量和功效，难道不应当认为它在公开的演说中是极其重要的么？”古人的演说方式必定比我们的演说要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才能使其他各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狄莫斯泰纳和西塞罗早就下断语说：没有动作，雄辩术就不成其为雄辩术了。我们今日的演说家是不会承认这个论断的。因此，教士高兰先生说，在狄莫斯泰纳的思想中是有些言过其实的东西的。倘若事情确是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西塞罗也赞同这样的说法，而不对之提出保留的意见呢？
[39] 原文为ut（于），即全音阶序列的第一个音，按我国的习惯唱法改译为do（多）。————译注
[40] 请参阅拉莫先生所著《和声的发生》一书。
[41] 见《法国文艺学院史》，第5 卷。
[42] 见第一卷，§21。
[43] 埃福尔（Ephore/??φοροs/о??φορο落，为了平衡国王的权力而设立的斯巴达五名选任的大法官。
[44] 蒂慕德生活于公元前约450-前357 年，曾发明过一种竖琴。此处作者说他生活于公元前六百多年，疑误。
[45] 见第三卷第十篇。
[46] 蛮族入侵，指从公元3世纪起，北方日耳曼部落联盟对罗马帝国边境的武装侵略和渗透。这种入侵到6世纪才基本结束，它对罗马帝国的覆灭起了重要的作用。
[47] 见《批判性的思考》，第三卷，第十八篇。
[48] 参阅《演说家专论》。
[49] 此处原文为composer，意即“作文，写作”。但此处既指文字发明之前，则这种“作文”只能是口头传诵，故不译“写作”而改译“创作”。
[50] 斯西罗思岛（是爱琴海中一岛屿。————译注）的费顿西特是迄今所知的第一个以散文来写作的人。
[51] 尼格罗人（Négroes），即非洲黑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西、中、南非一带；加勒比人（Caraïbes）和依洛瓜人（Iroquois）为当时美洲的土著居民，分别分布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一带和美国的伊利湖、安大略湖一带，由于殖民分子的残酷屠杀，现在差不多都已绝了种。在作者写作的时代，这些民族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故被称为未开化的野蛮民族。
[52] 例如，有人这样说，戴尔邦达尔曾用音乐平息过一次叛乱。可是那种音乐并不单纯是一支歌曲，而是由这位诗人自己宣讲的韵文。
[53] 见本篇第十三章。
[54] 在欧洲各语言中，动词要按主语的人称、单复数及动作发生的时间和说话的语气（或式）来变化，未经变化的动词原形称为“动词不定式”，即此处所说的“不定式动词”。
[55] 在法语中，助动词être加上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可以构成被动语态（如下面第一个例句），加上代词或动词或某些不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又可构成复合过去时态（如下面第二、三个例句），此时它都不再含有“是”的意义了。
[56] 这些都是être的不同变化形式，表示动词的不同时态、语气和数。
[57] 见第一卷，第二篇。
[58] 中性动词（le verbe neutre），即通常所说的不及物动词。
[59] 雷尼埃教士说：“在各种词类中，没有哪一种词类能有我们对动词所具有的那么多的定义。”见《法语语法》，第325 页。
[60] 在这两句中，冠词是le。在法语中，第二种是正确的说法，其中冠词le 在每个形容词的最高级前均需重复出现，而意义却没有增加，故作者认为这种重复是没有必要的，它造成了文体的冗长拖沓。
[61] 这可以从德·拉·贡达米纳先生的记述中得到证实。
[62] 洛克说（第三卷第一章，§5）：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对一切单词都能追溯到它们的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只会发现，在各种语言里，人们用来表示一些并非感官所能感知的事物的那些单词都是源出于可以感知的观念的。从而，我们可以揣测，最早操那些语言的人所具有的是些什么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从何而来到他们的精神之中的，而自然又是如何通过人们给事物所起的名称本身，不期而至地向人们提示其一切知识的本源和原理的。
[63] 见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64] 我认为，这是人们所能选取的最难的例子了，从笛卡尔学派所提出的一个难题就可以肯定这一点，他们相信，凭这个难题就可以把那些主张我们的一切知识无不来自感官的人逼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他们问道：“那些纯然是精神方面的观念，比如说，思想的观念和存在的观念，它们能通过什么感官来进入理解的呢？它们难道是明亮的或者彩色的，可以进入视觉的吗？难道是一种低沉的或者是高亢的声音，可以进入听觉的吗？难道是一种芳香的或者是腐臭的气味，可以进入嗅觉的吗？难道是一种鲜美的或者苦涩的滋味，可以进入味觉的吗？难道是寒冷的或者是温暖的，是坚硬的或者是柔软的，可以进入触觉的吗？要是大家根本不能回答这个并非没有道理的问题，那么就得承认，那些属于精神方面的观念，比如存在和思想这样一些观念，其来源无论如何也不是来自感官的，而是我们的心灵本身，即具有自行形成那些观念的机能。”（见《思想的艺术》，第一卷，第一章。以上这番议论引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种议论，在洛克的著作问世之前，曾颇能迷惑人们；可是在今天，如果其中有什么站不住脚的东西的话，那恰恰就是这种议论的本身了。
[65] 请参阅前章，§82。
[66] 根据法语语法，代词一般放在动词后面，但在命令式中，否定句遵照上述规则，而肯定句则把代词放在动词后面。此处句中动词为faites（做），代词是le（这件事），ne＋动词＋pas 是否定结构。
[67] 见第三卷第九章§16。
[68] 见第三卷第十章。
[69] 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名作。
[70] 法国诗人兼批评家布瓦洛的喜剧诗。
[71] 这句话是法语，而前两句是拉丁语。此处作者以法语的语序与拉丁语来作对比。
[72] 在法语中，若将该句中的Darius与Alexandre的位置互换，则动词要发生变化，否则将发生意义上的混淆，故云。
[73] 叙拉古城，西西里岛上的古城。
[74] 见《演说家专论》。
[75] 见《贺拉斯》，第一卷《抒情短诗》第28 章 [76] 。
[76] 这段拉丁文的大意如下：你想遨游太空，这对你又会有什么好处呢？你神游了圆形的两极，就会死去的。
[77] 达弗尼的故事出自希腊神话：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宁芙仙女之一达弗尼，后者为了拒绝阿波罗的求爱而化作了月桂树。
[78] 见维尔吉尔所著《牧歌》，第五卷，第三章，第20 节。
[79] 请见本篇最后一章。
[80] 在我行将完成本篇的论述时，我手头正巧弄到了一本沃伯顿先生所著的《古代象形文字论》，该书系从英文版译来。这部著作从头至尾充满看哲学思想，同时又充满了丰富的资料。我以喜悦的心情看到了我所早已想到过的事情：正如该书的著作者说的一样，言语在其起源之后，应当是极为图形化和暗喻化的。我自己的想法曾经同样使我注意到，书写起初只不过是一幅简单的图画而已，但我还丝毫未曾想到要去发现，人们是通过怎样的进步过程才达到了文字的发明的，而在这一方面，我似乎是难以有所成就的。但这件事情现在已经由华皮尔登先生完美地付诸实现了。我所叙述的，全都是，或者差不多都是从他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
[81] 其理由已在本篇第七章中叙述过了。
[82] 加拿大的野蛮民族尚无其他的办法。
[83] 象形文字，分为本义文字和象征文字两种。本义文字（les propres）又分为“近东多角体”（les curiologiques）和“热带体”（les tropiques）两种。近东多角体以部分代替整体，热带体则以另一事物来说明原来的事物，而这另一事物与原来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或众所周知的类同之处。这两种文字都是作为传递信息之用的。象征的象形文字（les symboliques）作为寓意之用。人们同样将这种文字分为两类：热带体和隐语体（L’énigmatiques）。为了形成热带体的象征文字，总是采用事物的一些不十分为人们所熟知的属性，而隐语体则总是由不同事物的神秘集合，以及各种不同牲畜的各部分躯体所组合而成的。请参阅《古代象形文字论》，第20 节，以及其下一节。
[84] 埃及象形文字，也称楔形文字，其写法为一个个独立的符号，与汉字的独立方块象形符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故作者作此比方。
[85] 本章所述内容，其绝大部分依然是录自《象形文字论》一书的。
[86] 请参阅沃伯顿先生下列两个方面之间所作的巧妙的对照：其一是含有教育意义的寓意、喻言、隐语、图形和暗喻，其二是不同类型的书写体。
[87] 比如：Annus（年）这个词，就是从Annulus（环）这个词来的，因为年份是指自行往复循环的。
[88] 见第一卷第二篇第四及第五章。
[89] 这个推测是我偶然在听到人家谈及弥尔顿的诗之后冒昧地作出的，因为我是不懂英语的。
[90] 见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