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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将某一时代的“集合意识”作为断面,并分为三种,且做了形质上的说明。本章的目的,是要论述某一时代的集合意识朝怎样的方向变化,为怎样的法则所支配。

    (一) 某一时代的集合意识之传播,是为“暗示”的法则所支配的。暗示,无论是感觉,无论是观念,是意志,还是复杂的情操,都是指甲传播于乙而使之踏袭的一种方式。暗示法的最明显的证明,可以见之于被催眠者。对他们说“水热极了”,他们即便是抱着冰罐,也像抱着热锅一样感到发烫。把羽毛置于手掌上者,若暗示其分量很重,也会产生九鼎不堪其重的感觉。这种现象是人所共知的,这方面有专门的书,举例甚详,在此不必多说。处于常态的人,也往往容易接受这样的暗示,这似乎也是事实。据某医生的报告,曾经有一次要对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做手术,为准备施以麻醉剂,而为其戴上假面,尚未用药,她却已陷于睡眠状态,失去知觉了。常人是最易接受暗示的。特殊的人不说,儿童最易,而女子次之。普通的男子,虽要好一些,但无疑也存在这种情形。帕斯卡尔说过,倘若我们每次都叫一个人为傻子,仅因“每次”,便足以使他把自己当作傻子。仅仅是他人说我是傻子,便足以使我相信自己是傻子。人就是这样被造就的。

    以上所说的,虽然只不过是依靠暗示的方法,在想象世界中制造事实的特殊场合,但是我们要将暗示的意义加以扩展,那也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人,也是不断地受着暗示,并在改变自己的意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回到“焦点波动”的问题上来,考察F向F′推移的情况。我并非这方面的专门家,竟要谈这个问题真是勉为其难,正好比是离开河流而困于辙下水坑的鲋鱼。但因这个问题与全章的主旨有关,作为门外汉,也有必要略陈卑见。

    我们可以假定,当把F作为意识的焦点时,与其相应的脑的状态在C。而F向F′推移时,C也必然随之而推移到C′。不言而喻,意识,无论区别得如何细致入微,也终不能变成脑里的物质状态。但是两者的关系,在任何精细的变化中,都发生相应作用,并相互说明。这与其说是当然,不如说是必然的假定。若是这样的话,那么C就是产生C′的一个条件,而C′是相应于F′的脑的状态,所以C又是产生F′的一个条件。而C没有不受任何刺激(内、外)而推移到C′的理由,所以产生F′的必要条件,便要归到C和S之间的相互刺激了(若说“刺激”一词不恰当,无妨改用其他词。)此S的性质虽是未定,但如将它限定为一种是不合理的,故而推定为多种。在强弱的程度上,性质不同的S冒犯C时,在任何时候,C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难易程度逆S而动。对某种S反应快而且强,而对另一种S,反应则是迟而弱。在此,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C自身有着显而易见的特殊指向。这种具有显见的特殊指向的C,拥有选择两个以上的S的自由时,最先便选择最符合其指向的S,与之抱合,而构成C′。而构成C′的结果,便必然意识到F′。而我们既然住在这个现象世界,支持身体脏器的活动,那么此S,便明显地要从外部和内部,时时刻刻试图侵犯C。因而C之推移到C′,便不得不排除许多S的阻拦。许多S被推开时,最适于C之倾向的幸运的S,便抱着C而生出C′了。试将这一过程,翻译成有关意识的语言,便可以表述为:F推移到F′时,都不得不经过与S的斗争。而此S,也可以从具有意识内容的方面去看,所以上面的命题,也可以改为:F推移到F′时,都不得不经过与[1]的许多斗争。不是指存在于焦点者,而是存在于“识末”或“识域”以下。如此,当F移到F′时,接到许多的请求,而采用其中之最优势者,或最适合于F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意识焦点的推移,似乎可以说是受暗示法之支配了。原因是,F′不是突然追上F而跑入焦点的,在我们明确地意识到它之前,已经在无形中被暗示了。

    (二) 我们已经假定了C的指向,又假定了S的强弱。而且假定S的性质是有差异的。假定C的指向的同时不得不假定F的指向。假定S的性质差异和强弱程度,同时于F′也不得不做同样的假定。从这些假定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两三个演绎推论,而这种演绎推论不但要征之日常的经验事实,而且要将其范围限定于文学。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饶有兴趣的结论 ————

    (甲)不加以强有力的S时,F便随着自己自然的指向,而移至F′。而所谓自然的指向,不过是说,按照自己多次重复的经验之次序,而移到了多次经验的F′。换言之,我们的意识推移,常常是习惯累积的结果,是由习惯所造成的秩序而反复进行的。例如一辆人力车进入我们的焦点时,我们便按习惯的结果,把车夫置于焦点。而普通人的意识常态中,是不接受特别之S的,所以大多只是按照这种倾向而推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识可以说是从模拟出发,有约束地向前进步的。所谓“模拟的意识”和“约束的意识”,其内容与次序大体是一致的,所以无妨相互替代。将其应用之于文学而加以说明时,其例证举不胜举。例如看到“鸟鸣”之后,便非想起“东方之天空”不可;说到“今日”,似乎一定随带“天朗气清”。对此,后文还将涉及这个问题。

    (乙) F按自己的指向,在上述的场合最容易到达F′。否则,一般都是选择抵抗力最少的F′而移过去。也就是说,在许多的暗示中,选择对自己损害最轻微的F′而置之于焦点。对自己损害最轻微的,在某些方面也应该是与自己有所接触的,所以也可以推想,F所要移至的F′,总是在某些方面与F有类似之处(“能才的意识”和“模拟的意识”之关系,类似这里说的甲条与乙条的关系,这是读者可以理解的)。既然明白了F和F′因有类似性而便于推移,那么,上述的所谓“文学的手法”,何以有必要、何以进入作家脑中、何以给读者以快感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解释了。我们在前面将四种联想法作为文学的手法,而考察其特性,也不过是借助一种F′来说明相关性的F。所谓“说明”,究竟对F的部分做怎样的说明呢?这个虽不得而知,但既然能说明之,那么作为F′的材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F,那是毫无疑问的了。既然是类似,那它对于F的指向的抗拒一定很小,而成为F的最容易转移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手段之所以有意义,不仅仅是把F′加在F之上以扩大效果,而且是因为便于推移,才将其按次序加以排列的(如上所述,第四种联想法只是按音序而排列,其效果在性质上与前三者大不相同;然而若从一定意义上便于推移这个角度来说,也不必将其作为例外)。在四种联想法中,调和法、假对法,只要多少加以变动,也照样可以应用,故略而不论。至此,我们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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