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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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的英国文学讲师。我并非以此目的留洋，也并非以此目的回国。我自觉得并不具备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学力，我的目标是继续进行研究，完成《文学论》的写作，不愿因为授课而妨碍自己实现夙愿，因而意欲推辞。但由于我在留学期间曾在书信中向友人（大塚保治氏）流露出想到东京工作的意愿，在我回国之前友人已将此事安排妥当。我只好不顾自己才疏学浅而任教职。

    开课前，我曾为选择授课内容而煞费苦心，我认为对今天研究文学的学生来说，把我的《文学论》讲给他们听，是很有意思的，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我从前在乡下当教师，从那里踏上留学之路，再从海外回到东京，对当时我国文坛的主流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能将自己辛勤研究的成果呈现于接受高等教育、并会左右未来文学走向的青年学子面前，在我是不胜荣幸的。故而决定以此作为授课内容，并期待学生的批评指正。

    遗憾的是，我的《文学论》原本是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的大课题，重点是从社会心理学切入，从根本上论述文学的活动力，但还不具备向学生讲授的体系规模。不仅如此，感觉作为文学课的讲义，又有些侧重于理论，偏离了纯文学的领域。这样我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已经搜集尚未来得及整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某种程度的组织框架；二是将略已成系统的理论论述，尽可能联系纯文学作品加以讲解。

    在身心健康及可用时间皆不许可的条件下，我认为两者兼顾绝无可能。然而计划如何加以实现呢？书中的内容本身将回答这个问题。授课时间是每星期三个小时，从明治三十六年九月至明治三十八年六月，前后持续两个学年。当时的授课，似乎没有像我所预期的那样吸引学生。

    我原计划第三学年继续教授这门课程，但受种种事情妨碍未能实现。本打算将讲述中发现的不足之处加以重写，竟也未能实现。此后将此书稿弃之箱底约有两年，此次应书肆之邀，公之于世。

    应允出版之后，为身边琐事所困，连亲自誊清旧稿的时间都没有。不得已，委托友人中川芳太郎氏代为编辑目录、区分章节以及其他的整理工作。中川具有广博的学识和笃实的品质，也曾听过本书部分内容的讲述，是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我非常感激他的帮助，只要此书还存在于世上，他的名字就不会被忘记。如果没有他的真诚帮助，这本书的出版就不可能如此顺利。有朝一日，中川若成名于文坛，这本书或许会因他的名字而加深在世人中的印象。

    如上所述，此书是我辛勤研究、精心结撰的成果。但因十年的写作计划缩短为两年（说是两年，除去出版前修订所花费的时间，实际上仅仅用了两个夏天），又未能像喜欢纯文学的学生所期待的那样调整原来的结构，至今仍不免是个未定稿或未成品。然而学界事务繁忙，我本人又比别人更忙。本应在弥补不足、纠正差错、扩充内容之后再付梓出版，但是我的生存状况若不彻底改变，即使穷尽一生的岁月也难以看到此书问世，这就是我之所以将这个未定稿交付出版的缘由。

    将未定稿出版，并非为了用于现在学生的授课，也不是要让人知道文学为何物，而是希望本书的读者在掩卷之余，能够思考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疑问。若有人能在本书所提问题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进两步，探得文学径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学问的殿堂的建造绝非一朝之事，也绝非一人之事，我愿为此奉献微薄之力，尽一份义务。

    在伦敦居住、生活的两年是极为不愉快的两年。我在英国绅士之间，犹如一匹与狼群为伍的尨犬，终日郁郁寡欢。据说伦敦人口有五百多万，自己当时的状态犹如掺和进五百万滴油珠中的一滴水，勉勉强强苟且维系着朝不保夕的生命。假若一滴墨汁掉落在洗得十分干净的白衬衫上面，衬衫主人的心情定然不会愉快。我就如同那滴招人厌烦的墨汁，犹如乞丐一般徘徊在伦敦的西斯敏斯特大街上，两年间吞吐了这个大都会几千立方尺人工造成的充满煤烟污染的浑浊空气，为此而感到深深愧欠于英国的绅士们。我在此敬告一向被自己视为绅士模范的英国人：我并非是怀着个人的好奇心进入伦敦的，而是受到比个人意志更大意志的支配，不得不在你们面包的恩泽之下度过那段岁月。两年后留学期满回国，我的心情犹如春天到来、大雁北归一般。遗憾的是，不仅客居留学期间我没能做到以你们为楷模，万事顺应你们之意，而且时至今日作为“东洋的竖子”仍然未能成为你们所期望的那种模范人物。然而，我是奉官命前往的，并非是自己要求前去的。若依我自己的主观意志而言，我当终生一步也不踏上英国的土地。因此，承蒙尔等关照的我，绝不会期许再次得到尔等的关照了。我对不能再有感谢尔等厚意的机会，而甚感遗憾。

    回国已逾三年，这又是不愉快的三年岁月。然而，我是日本的臣民，不能以不愉快为由而离去。拥有日本臣民的荣耀和权利的我，生存在五千万人之中，至少有着能够支配五千万分之一的荣耀和权利。当这份荣耀和权利被消减到五千万分之一以下时，我也无法否定自己的存在，也不能采取离开本国的行动，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努力使其恢复至五千万分之一。这并非我的意志，这是我意志之上的意志。我意志之上的意志令我的意志无可奈何。我意志之上的意志命令我，为支持作为日本臣民的荣耀和权利，必须避免一切不愉快。

    将著作者的心情毫不掩饰地写在学术著作的自序中，似乎有欠妥当。然而，若想一想这本学术著作是在何等不愉快中萌芽，在何等不愉快中成形，又在何等不愉快之中讲授，最后又是在何等不愉快之中出版的，那么，即便与其他学者的著作相比，拙作也许不足为重，但对我个人而言，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已经深感满足，读者多少也会感到理解同情了。

    英国人把我视为神经衰弱。当时有位日本人曾给国内写信，声言我已发疯。贤士所言，当无虚假。余不敏，未能对这些人等表达谢意，深感遗憾。

    回国后，我依然被说成是神经衰弱兼狂人，似乎连一些亲属也都认同了上述说法。既然连亲属都表示认同，我本人也自知没有辩解的余地。正是因为神经衰弱与狂人，我写出了《我是猫》，出版了《漾虚集》，《鹑笼》也得以面世。这么一想，我坚信我应该感谢这神经衰弱症和我的癫狂。

    只要我的生存状况不发生变化，我的神经衰弱和癫狂将与生命永存。既然永远存在，就有出版更多《我是猫》、更多《漾虚集》、更多《鹑笼》的希望。我祈求这神经衰弱与癫狂永远伴随我。

    这神经衰弱和癫狂不容置疑地驱动我进入创作状态，不知今后是否还会有摆弄《文学论》这种有闲文字的余裕。惟其如此，就应写一篇文章作为我曾染指这类著作的一个纪念。即便此书没什么价值，但对作者而言，毕竟是给印刷厂添了麻烦。

    特记此书由来如上，是为序。

    夏目金之助[2]

    明治三十九年[3]十一月

    附：中川芳太郎的整理说明

    本书本来预定于去年年内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年三月才得以问世，延迟的主要原因如下：

    接到整理原稿的委托后，我因手头另外的事情，所以不能投入全部时间。

    原稿整理完毕后，我请先生校阅，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以至最后一编是请先生全部重写的，而此间先生忙于创作，在此稿上用精力，殊为难得。

    在交付印刷的时候，不能将原稿全部一次交清，几经催促无效，也造成了出版延迟。

    本书各编内容，本来是作者大规模研究的一部分。先生曾多次接到书肆的请求，希望能够容许出版，但不可能指望先生都写完，于是，最初只对第一、第二编加以字句上的修改订正。接下来，在整理时发现许多地方过于简略，论旨未能贯彻，于是请先生添笔处渐多。到了第四编的最后两章及第五编的全部，不得不请先生全部撰写新稿，故而全书的前后两部分比较起来，繁简的程度有所不一。另，请先生修改的原稿及增补的部分，也因为先生身边事情的变化，在章节上有明显的精粗之差。在不甚精细的章节中，也不是没有论述不畅的痕迹。全部整理结束后，我本想再返给先生，请他对简略之处再加增改，但应该参考对照的前半部分已经排印出来，所以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这就造成了各编许多地方文体不尽一致。

    我不才浅学，未能恪尽职责，辜负、烦劳先生之处甚多，更造成了出版延迟，甚为遗憾。

    中川芳太郎

    明治四十年三月[4]

    * * *

    [1]明治三十三年：公元1900年。

    [2]夏目金之助：夏目漱石的原名。

    [3]明治三十九年：公元1906年。

    [4]明治四十年：公元19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