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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过程，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被用作大学文学课讲义，现在又缘何公开出版。
我于明治三十三年[1]奉派赴英国留学，当时我正在第五高等学校担任教授职务。得到留学通知时，我并不特别希望出国，同时觉得应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就向校长及教头说出了我的想法。校长和教头答复说：是否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不是由你来说的，本校已向文部省推荐你，文部省接受推荐予以批准，决定选派你为留学生，若无异议，你最好从命。我虽然没有特别想去留洋的意愿，但也没有固辞的理由，所以只好答应了。
留学通知中要求我去英国研究的科目是英语而非英国文学。为了弄清研究的具体方向和范围，我特意去了文部省，向时任教务局长的上田万年先生请示。先生的答复是：对于学什么并无特别的严格要求，只是希望学习一些回国后可在高中或大学里教授的学科。听到这话，我想虽然要求学习英语，但多少还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变更的余地。就这样，我在同年九月踏上了西行的旅途，于十一月到达了目的地伦敦。
到英国后，首先需要确定留学的学校。留学地点有好几处可供选择，牛津、剑桥均是学术重镇，早有耳闻，正在犹豫时，得到了身在剑桥的友人邀请，于是我前往剑桥观光。
剑桥之行，除拜访友人之外，还邂逅了几名日本青年，他们都是为取得绅士资格，每年花费高达数千元之巨的绅商子弟。我每年从政府得到的学费只有一千八百元，这点钱在这个金钱万能的地方是根本不够用的，没条件像那些绅商子弟那样挥洒自如。不过，在和那些富有的绅商子弟的接触中，我倒没有看见所谓的绅士风度。而我这点钱，即便谢绝一切交际，只是旁听一些必要的课程也很难应付。即便万事小心节俭，努力渡过难关，对于我想要购买的书籍，在归国前恐怕连一卷也买不了。我又想，自己的留学和优哉游哉的绅商之子的留学是不同的。须知英国的绅士是性情优秀的模范人物的集合体，像我这样在东洋度过青年时期的人，若要模仿英国年少绅士的言行举止，就如同骨骼生长已经定型的成年人再想练习舞狮技艺一样，无论怎样佩服，如何崇拜，如何艳羡，即使甘愿忍饿而将三餐缩减为两顿，也依旧无济于事。据说他们上午去听一两个小时的课，午餐后户外运动两三个小时，下午茶的时间相互拜访，晚餐则去学校与众人聚餐。我深知自己无论在金钱、时间还是秉性方面，都没有条件效仿他们绅士的举止，于是就断了长期驻留那里的念头。
我想牛津与剑桥应该是一样的，故而无意前往。我甚至考虑去北方的苏格兰或渡海前往爱尔兰，但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宜练习英语，于是只好作罢。同时，我意识到只有伦敦是最适宜学习语言的地方，于是就决定在此学习。
伦敦是最适宜学习语言的地方，其理由不言而喻。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至今仍然这么认为。然而，我来英国的目的并不单单为了提高语言水平。官命是官命，个人意志是个人意志，在不违背上田局长要求的范围内，我有满足自己意志的自由。在熟练掌握英语的同时从事文学研究，不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时有一半也是为了服从上田局长的指示。
为避免误解，我还想说一句。我所说的不愿用两年时间只学语言，绝无轻视语言之意，反倒是由于对此极其重视的缘故。学习语言，无论发音、会话也罢，还有写文章也罢，即便只练习其中的一个方面，两年时间也并不算长。更何况学习的内容涉及语言学的各个方面，能够把全部的本事都学到吗？我屈指计算自己的留学时间，考虑如何以自己的菲薄才学在限期内学有所成。再三考虑，最终确信自己难以在预定的期限内如愿以偿。我的研究有一半已经超出了文部省的规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诚属迫不得已。
研究文学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学习何种科目呢？这是接下来我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可悲的是，由于浅薄，我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最终都未能解决。我所采取的方法难免是机械的。我首先到大学，听了现代文学史的课程，另外还私下找了一位老师，以方便随时请教问题。
因为未能产生预想的兴趣和效果，记得大学的课程只听了三个来月就作罢了，但到私塾听课请教问题却延续了一年有余。这期间，我阅读了手头有的与英国文学有关的所有书籍。当然，开始时并没着手搜集论文资料或为回国授课做准备，只不过是尽可能多地随意看了一些书。实际上，我虽然是因英国文学学士的缘故而获选留洋，但却从来不敢自诩精通。毕业后又有几年东西奔波，离文坛的中心越来越远了，忙于个人家事而少有读书机会，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往往只是大略听到过名字，十有六七未曾阅读。对此，在我心中时常引为憾事。利用留学这个机会读尽所有的书是我当时的愿望，此外别无其他想法。如此过了一年之后，再去查看读过哪些书籍，发现没有阅读过的书籍已经很少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意识到，在剩下的一年时间里，若重复以前那样的做法，未免太愚蠢了，于是，我对听课的态度至此不得不发生了变化。
（在此敬告诸位，作为青年学生，风华正茂之际就要立志在某专门领域做出贡献，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广泛涉猎，尽可能多地浏览阅读古今上下数千年的典籍。即便如此，直到白发苍苍之际，恐怕也不能遍览群书。以我为例，至今尚未能够大致了解英国文学的整体，发展的基本情况，也许再过二三十年之后仍然无法做到。）
时日迫近，这种漫无边际的读书方法，除了使当时的我感到茫然自失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促使我脱离以往轨道。我少时好读汉籍，学时虽短，但于冥冥之中也从“左国史汉”里隐约感悟出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曾以为英国文学亦应如此。若果真如此，我将义无反顾地终生学习文学。我只身投入非流行的英国文学，完全是出于这种幼稚、单纯的理解。读大学的三年时间里，不但为那怎么也学不好的拉丁语和德语所苦，连法语也学得稀里糊涂，重要的专业书籍却几乎挤不出时间来读。就这样，我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获此光荣头衔之时，心中却升起了寂寥之感。
转眼就过了十个春秋，不能说没有学习的时间，唯以学而不透彻为憾。毕业之后，我头脑中不时会有一种被英国文学所欺骗了的不安之念。我怀着这份不安之念，西赴松山，翌年又再往西走到了熊本。在熊本住了几年，此不安之念仍然未释怀时，就来到了伦敦。若在伦敦仍不能消解此种不安之念，那么奉官命远涉重洋，就没有意义了。虽然如此，若希求将过去十年始终未能解开的疑团，在未来一年中解开，即使不能说全无可能，但毕竟希望十分渺茫。
天资愚钝的我，虽专修外国文学，但因学习能力不逮，未能登堂入室，实在遗憾至极。可是，我的学力过去是那样，今后恐怕也再难有所提高。既然学力再难提高，就需要在学力之外涵养品味文学的能力，但最终没能发现解决的办法。回过头来看，我在汉学方面虽然并没有那么深厚的根底，但自信能够充分玩味。我在英语知识方面虽然不能够说深厚，但自认为不劣于汉学。学习用功的程度大致同等，而好恶的差别却如此之大，不能不归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换言之，汉学中的所谓文学与英语中的所谓文学，最终是不能划归为同一定义之下的不同种类的东西。
大学毕业数年后，在遥远的伦敦的孤灯之下，我的思考开始转到文学这个问题上了。也许别人视我为幼稚，我自己也觉得幼稚。远渡重洋来到伦敦却想着如此浅显的问题，对于留学生来说应该引以为耻。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我从这一开始就关心这个问题了，我所关注的事情虽是耻辱，但也是事实。我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何谓文学的问题，同时决定利用剩余的一年时间，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阶段。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将所有的文学书籍都收入箱底。我相信，试图用阅读文学书籍去解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如同用血液去清洗血迹一样。我决心从心理方面，搞清文学如何被需要，缘何得以生存、发达和衰落。我还要从社会学的方面探明文学如何是必要的，研究文学的存在、兴盛和衰灭。
因为我提出的问题既大又新，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在一两年间将其解决。因此，我拿出自己的所有时间，尽力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并将可以支配的全部费用购置参考书籍。自从产生这一念想并着手投入这项工作开始，到留学期满为止的六七个月间，是我一生中最为专心致志持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时期，也是汇报书写得不够详尽，而遭到文部省批评的时期。
当时，我尽自己的全部精力阅读所购之书，在认真阅读中详加批注，重要的内容则仔细笔记摘录。开始时的感觉是茫然不着边际，似乎有所领悟之时已是五六个月之后了。我原本不是大学教授，所以没有认识到将此用作讲稿资料的必要性，也就没有急于将其整理成书。当时我的预想是回国后再用十年进行这项研究，待充分完善后再将成果公之于世。
在英国留学期间，我用蝇头小楷手书的笔记本已有五六寸之厚，回国时这些笔记本是我唯一的财产。回国不久，我被委托担任东京大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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